大眾日報 記者 王健
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座橋梁，連接著死亡與新生，絕望與希望，讓即將凋謝的生命之花再次綻放——
生死擺渡人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生命無法挽回，我們是否能以另一種方式存在？」在人間，這個問題會有什麼樣的答案呢？
「我們的孩子沒救了，要能救別人也是好事兒。」當孩子的父親含淚說出這句話時，詹亞男（右圖）頓覺心好像被針扎了一下，瞬間紅了眼眶。
那是2018年的夏天，正值農忙時節，奶奶把農藥放在桌子上，8歲男孩放學回家誤服。雖緊急就醫，但醫生拼盡全力也沒能留住孩子。
這個小天使捐獻的肝臟、腎臟以及角膜，挽救了三個人的生命，使兩人重見光明。
自2017年5月成為濟南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以來，詹亞男共見證246例人體器官捐獻，曾榮獲「全國優秀人體器官協調員」榮譽稱號。3年多來，她看到了太多命運的無常和生命的脆弱，也遭受過捐獻者家屬的誤解、拒絕，甚至謾罵、推搡，但她從來沒後悔過自己當初的選擇：「我要為更多的生命之花絢爛綻放而執著堅守！」
換一種方式存在
2020年11月的一天，一家三甲醫院的談話室內，一名20多歲的女孩主動提出，父親去世後，捐獻他的肝臟、腎臟和角膜。
女孩眼圈通紅，語氣卻頗為平淡。父親幾年前就因為自發性腦出血癱瘓，這次又是重度腦出血。
「我爸生病之前很隨和，樂於助人，臥床的這幾年，我們也得到了很多幫助。」女孩說，把父親的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既能回報社會，挽救更多人，同時，這也是父親生命的延續。
完成器官捐獻見證，詹亞男邁著沉重的步子走出醫院，陽光打在臉上，她仿佛看到生的希望。
詹亞男2003年畢業於護理專業，隨後做了十多年護士。2015年7月，她成為濟南市紅十字會「三獻」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三獻」，是指遺體角膜捐獻、器官捐獻以及造血幹細胞捐獻。2016年5月，她考取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證；一年之後，正式成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擺渡」在生死之間。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生命無法挽回，我們是否能以另一種方式存在？」12年前，她因先天性心臟病經歷了一次大手術。甦醒時，她的第一感覺就是：「活著真好！」
經歷過生死之後，她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成為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在那時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其實剛開始我對這項工作也並不是特別了解，後來因為崗位需要，正好我又是護理專業畢業，我才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詹亞男還記得當時考試的情形，要把兩本厚厚的書背下來，內容涉及臨床、民俗以及法律法規等知識。那幾天，她幾乎凌晨兩點之前沒睡過覺。
發表於《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3期的《生命的禮物——器官捐贈中的身體讓渡、分配與回饋》中寫道，這必然是一個處理身體與人格、個人與家庭、自我與他者、生與死，乃至醫學與文化之間關係的過程。
詹亞男說，人體器官捐獻涉及傳統倫理問題，事關人的生死，要求具備嚴謹的工作態度、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強大的心理素質，同時，還要及時了解行業動態，嚴格依照器官捐獻協調員法律法規履行工作職責，準確掌握捐獻中的各種數據指徵，正確把握捐獻的各個環節。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指南》《醫療法律法規全書》《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賠償》等書籍都在她的辦公桌上放著，她還會閱讀一些民俗、心理學的書籍。詹亞男想把自己的所學、所悟都運用到實際工作當中，更好地服務捐獻者及家屬。
5歲男孩說爸爸是英雄
「尊敬的家屬，感謝你們在家庭承受巨大痛苦的時候，願意代表你們的家人作出身故後人體器官捐獻的決定。」自2017年5月以來，詹亞男共協助完成246例人體器官捐獻。同樣的話，她說了一遍又一遍，而這背後是一個個讓人動容的故事。
激勵她在這條路上堅定走下去的，除了責任，還有一次次的感動。「捐獻者是偉大的，捐獻者家屬同樣偉大，他們用行動彰顯了人性的光輝，用愛心演繹了生命的延續。他們就像一盞盞明燈，照亮了前方的路。」詹亞男說。
2018年5月，一男子因突發性腦幹出血，緊急就醫，院方搶救三天無效離世。他的妻子決定捐獻丈夫的可用器官。當時，她哭著說：「我想給孩子留個念想，讓他知道爸爸是個無私奉獻的人，即便走到生命盡頭也要幫助他人。」
「我的爸爸是英雄，因為他去救別人了！」5歲男孩的話，她現在想起來，仍會心疼。
有位剛畢業的研究生，下夜班騎電動車摔倒，凌晨被發現時，醫生已無力回天。「小夥子特別優秀，還特別孝順，為了更好地照顧父母，畢業後就回了老家。」小夥子最終捐獻了心臟、肝臟、腎臟以及角膜。
那幾天，詹亞男覺得特別壓抑，好像整個世界都是灰暗的。
其實，儘管做過多年護士，剛開始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工作時，她還是會經常悲傷落淚，甚至內分泌失調，尤其是看到那些捐獻者家屬的煎熬。後來，她慢慢學會了隱藏和克制，「我們要為捐獻者及家屬提供最好的服務，這就要求我們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現在遇到特別揪心的案例，我還是會失眠。」情緒低落的時候，她會去看場電影，或者聽聽音樂。「無論如何，都要以最好的狀態去面對下一個捐獻者。」這是她對自己的要求。
在家屬沉浸在親人去世的巨大傷痛中時，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出現，可能招致對方的誤解、謾罵。「我特別能理解，因為畢竟是讓他們拿自己親人的器官去救助一些可能毫不相干的人。」詹亞男還記得第一次面對捐獻者家屬時的情況。
那次，她在醫院的走廊裡猶豫了很久，想到了各種可能出現的狀況。雖然之前已經練習了很多遍，但真正面對捐獻者家屬時，她仍緊張到使勁兒握著雙手，說話的聲音明顯有些顫抖。
「如果我放棄了，等待救治的人就更沒有希望了。」每一次，她都這樣給自己打氣。
好在公眾對器官捐獻的認知度越來越高，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籤署器官捐獻志願書。自2014年濟南市紅十字會開展器官捐獻工作以來，全市已成功實現公民去世後人體器官捐獻351例，挽救千餘名器官衰竭終末期患者的生命，僅2020年就已完成捐獻131例。
與時間賽跑
「我們是跟時間賽跑的人。」詹亞男說，器官捐獻最強調時效，時間久了，影響器官活性。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愛的釐米》中就有這樣的劇情：醫生護送捐獻者的心臟回醫院手術，機長協調救援直升機從無錫飛到上海，抓住了心臟的最佳移植時間。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山東航空就曾多次完成器官運輸保障任務。
無償自願捐獻原則和「雙盲」原則是器官捐獻的基本原則，器官捐獻必須首先建立在無償自願的基礎上，任何人不得勉強；「雙盲」是指為了保護個人隱私，捐獻者和受捐者信息不能互通，捐獻者家屬不知道親人的器官用在了誰的身上，受捐者也不知道器官來自哪裡。
「一般醫生先了解患者家屬的捐獻意願，然後我們再去協調、見證。儘管經過了初步溝通，但白跑的情況還是特別多。」詹亞男說，有時候家屬打電話找他們過去，但籤字的時候卻猶豫了。
2018年冬天，一位60多歲的男子因病去世，女兒同意器官捐獻，妻子最初也不反對。但到了真正籤字的時候，男子的親戚表達了反對意見。後來他的妻子動搖了，到最後甚至強烈反對。
「我去了三次，最後錯過了最佳捐獻時間。」詹亞男特別沮喪，畢竟努力了很長時間。但她尊重捐獻者家屬的意願。
當然，也有些時候，捐獻者家屬好不容易籤了字，卻錯過了器官移植的最佳時間。但即使這樣，他們依然偉大，畢竟，作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據統計，我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自2010年試點啟動，10年間，全國累計器官捐獻志願登記已達251萬人，完成公民去世後器官捐獻3萬餘人，他們捐獻的器官挽救了9萬餘人的生命。然而，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仍存在較大缺口。
由於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職業特性，詹亞男的手機就沒關過，無論何種天氣，深夜還是凌晨，亦或是節假日，只要有捐獻需要，她都會第一時間到達捐獻者所在醫院，全力以赴完成捐獻見證工作。有時為了一個案例，可能會耗費一兩天甚至更多時間，最忙的時候兩天3個案例，每天平均睡眠時間不超過5小時。
「不能耽誤白天手術室的時間，90%以上的人體器官捐獻發生在凌晨，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工作太辛苦了。」甚至今年春節假期疫情最為嚴峻的時候，他們也要往醫院趕，而遇上雨雪天氣更是常有的事兒。有一次凌晨大暴雨，車上的雨刷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她也得咬著牙向前開，她必須儘快趕到醫院。
她的包裡常年備著餅乾等零食，有時凌晨到醫院，一直到下午工作才能結束，早飯和午飯就指望這些零食。
「這項工作特別重要，我們付出再多都值得！」詹亞男說，「當捐獻者遭遇不幸，治療無望時，他們的家人反覆斟酌，有太多的不願和不舍，我們正是陪伴他們走過這段痛苦絕望的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人生，給家屬以念想和希望，陪伴他們從悲痛中走出來，重新面對生活，這何嘗不是一種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