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學的眾山頭中，對於「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這句話，領悟很痛者，一定有宋詩。
《全唐詩》在清朝就問世了，而《全宋詩》的編纂，起於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1998年才出版。隨著宋詩研究擁有愈發堅實的文獻基礎，同時點燃公眾興致的，還是和唐詩的「千古PK懸案」。
清人蔣士銓有一首著名的《辯詩》，以犀利毒辣的語氣戳穿了真相：「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復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
提起詩之經典，很多世人包括古典文學研究者，仿佛把大部分寵愛都自動給了唐詩，宋詩永遠略遜一籌，地位難與唐詩相提並論。
但在一些宋文學研究者心中，這是「千年門戶偏見」，宋詩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評價和應有的地位。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就在《全宋詩》序中如是寫：「自明人執其一偏之說，尊唐黜宋，而宋詩幾廢。清人雖嘗稍悟其失，而思所以匡正之，然宋之於唐，猶或未能並肩詩衢，甚非欲窺見詩學之全者所取也。」
如果在詩學經典競技臺上和唐詩battle（較量），宋詩的整體功力到底有幾斤幾兩？而深究其「成長基因」，又與唐詩之間有何血脈關聯？
「宋詩的文化高度是遠遠高於唐詩的。唐詩的產生、傳播更多是在大眾文化氛圍裡面，在唐代，大眾文化跟精英文化不那麼分得開。宋朝雖說大多也是一些布衣詩人，但宋代科舉非常繁榮，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有功名的，所以相對來說宋詩的文化門檻更高。」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永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篤定地表示，從創作主體身份角度來看，相較於唐詩，宋詩的文化水準更高，文化含量更豐富。
王永指出，宋代以文治國的大背景，教育體系發達，知識分子擁有較高的地位，再加上宋代印刷術的發展，國內大都市的城市經濟總體上繁榮，增強了宋人接觸文化典籍的便捷度，因而抬升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素養高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文人的『主人翁意識』又很強，相互交友、切磋的機會場合多，所以宋代詩歌在技法、格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
可以說，宋詩的發展擁有良好的社會基礎，但就詩歌創作層面而言，宋詩的地基卻是唐詩奠定的，且唐詩極大框定了宋詩早期的發揮空間。錢鍾書評論宋詩時曾說：「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
王永說，宋詩註定擺脫不了唐詩的影響，畢竟唐人為其提供了格律。「嚴格的格律是從南朝時開始慢慢發展的，而唐人讓格律充分成熟起來了，宋人在格律上是傳承，雖然從各方面去探索，但是也並沒有超越唐人。」
你是否想起當年王安石的感嘆？「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
「後人一直讀的都是唐詩，你腦子裡面的意象、意境被它籠罩了，很難超脫出它的範圍。」王永覺得，這種「掙脫感」，既是宋代相對於唐代的掙脫，也體現了相對於前代的掙脫，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南宋時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莫礪鋒在《宋詩三論》中寫到，當唐代詩人登上詩壇時，所面臨的形勢是詩歌已經歷了長期的積累而尚未達到高峰，詩歌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呼喚著巨人的出現。「從曹植、陸機到沈約、謝朓，詩人們花費了巨大的努力，暗中摸索，篳路藍縷，等到南朝後期及隋代，五七言詩距離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遙了。同時，詩人們在題材內容方面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開拓」。
宋初的詩人王禹偁，在春日清晨發現園中花枝被春風吹折，提筆寫出「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蔡寬夫詩話》記載，王禹偁作此詩後，他的兒子立馬耿直地提出，該詩的後半部分與杜甫詩「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似，建議改寫。
王禹偁聽後自我調侃了一番：「我詩的命意竟能與杜子美暗合嗎？」不但沒改，又詠一詩道：「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
莫礪鋒指出，宋朝詩人對唐詩的最初態度是學習和模仿。「從宋初到北宋中葉，詩人們先後選擇白居易、賈島、李商隱、韓愈、李白、杜甫作為典範，表現出對於唐詩的崇拜心理。即使當元祐年間宋詩特色形成之後，唐詩也仍然是宋人的主要借鑑對象。當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創新精神。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宋人就試圖擺脫唐詩的藩籬。」
「三唐氣壯脫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王永借啟功先生的詩來闡釋唐詩和宋詩的氣質差異。「不像李白喝得高興了信筆揮灑出來，宋詩往往是想出來的，是非常苦心架構出來的。唐人和宋人的性格也不一樣，唐代的人有點像年輕人，有青春浪漫的氣息和情懷；宋人相對來說像一個中年人，因為儒、釋、道思想的浸潤，宋代的人心態比較成熟、平淡。」
他指出，從唐到宋宗教一直在發展，給宋人提供了一個更高的思想平臺去思考問題；同時崇文抑武國策的貫徹執行，使宋代詩人「主人翁意識」日益增強。
王永認為，宋人對待功名和富貴，流露出一份更加淡泊的心態。「宋人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即我並不會依存於你這個政權而存在。」例如詩人楊萬裡，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履，隨時準備唾棄。擔任京官時，楊萬裡竟做著隨時離開朝堂的打算，比如預先備好了回家盤纏，鎖置箱中，藏在臥室，又戒家人不許置物，以免離職回鄉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者。
起步不免會活在唐詩的「陰影」裡，然而宋詩終究認真走出了自己的另一番天地。屬於宋詩的「宋人氣味」到底是什麼？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曉明總結，宋人喜讀書生活，重視「少年書」，如「紙帳鐵檠風雪夜，夢中猶誦少時書」（劉克莊《記夢》）；「老不任作務，讀我少時書」（劉跂《學易堂作》）；「卻尋少時書，開卷有慚色」（陸遊《懷舊用昔人蜀道詩韻》）。
另外，胡曉明覺得宋詩是「從對於人生否定的智慧中，翻上來再肯定生命」，以蘇舜欽的《夏意》為例，「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只有洞悟生命而又喜悅生命的宋人，才會有對於『清』與『影』的美學肯定。」胡曉明說。
理趣，歷來被認為是宋詩美學裡一抹奇異、美麗的光彩。王永舉例，蘇軾的詩就始終理趣盎然，例如大家熟知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又如《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琴聲，是主客觀的統一，是主觀意識和客觀事物相互作用發生的感應與交流。
王永認為：「宋人從萬物中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包括一些生活的哲理。唐人情感講得多一些，宋人哲理講得多一些。」
唐詩的意象趨向籠統，奔走於那豪邁的青天白日長河；而宋詩則注重細節，去細緻入微地訴說「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胡曉明此前在解讀楊萬裡的《閒居初夏午睡起》之時，深入剖析道：「梅子酸，用身體感覺寫出夏天的節令，也是宋詩的日常意味；而芭蕉之綠被陽光反射到窗紗上，則是宋人的影之美學與清之美學合一。」
在胡曉明看來，既能認識到人生是夢幻光影，又懂得熱愛生命、珍惜美好；既不過於沉溺人生，也不誇張超越的體驗，即為宋人達到的高度，而後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宋詩學的文化高度。
關於宋詩的氣質精神和細膩技法，王永認為王安石的詩令人嘆為觀止。根據《石林詩話》記載，「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王安石有一聯叫「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
「大家都覺得這一聯好，王安石自己出來解釋說你們說好，但是你們可能還沒有看到味。你看我這個裡面是上下兩聯都是對仗的，我上聯是安五柳，五柳先生陶淵明，下面和它對的地方是庚桑，庚桑是庚桑楚的簡稱，是莊子筆下的一個人物，所以五柳和庚桑這都是兩個古代人物作為典故進行對仗的。但是王安石說，你們沒看出來的是五和庚之間我也用了對仗了！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其實隱含著一個『七』，切合上句五柳的『五』來對仗的，所以說王安石的詩歌筆力是一般人達不到的。」
王永感覺，若說唐詩包含直抒胸臆的濃重色彩，那麼宋詩，則是精心構築的靈巧天地，在細密的結構脈絡裡包含諸多值得玩味、富有創造性的東西。
關於唐宋詩之爭，歷史學家、文學家繆鉞講過一段經典的話：「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穠華繁採；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為廣闊；就技巧論，宋詩較唐詩更為精細。然此中實各有利弊，故宋詩非能勝於唐詩，僅異於唐詩而已。」
把唐詩和宋詩擺在一起「較量」，人們或許始終會為地位孰高孰低喋喋不休。但此間排序又有何要緊呢？宋詩異於唐詩，自有風採神韻，能與唐詩「並肩詩衢」。更重要的是，宋詩，能讓我們靠近一種文人風骨，重新定義一個或許被低估許久的文化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