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佛山「老人被狗繩絆倒摔地身亡事件」，因身亡老人的家屬「暫不追責」，整個事件的輿論走勢便瞬間轉向「牽狗女孩」的周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身亡老人的家屬之所以「暫不追責」，很大程度上在於「牽狗女孩」和「狗主」的家庭經濟條件都不太好。這種情況下，老人家屬最為理智的做法就是：「先讓老人入土為安，然後再考慮索賠的事情」。
當然，身亡老人的家屬也是這樣去做的。於此，輿論聲浪中所浮現出的「老人家屬明事理」，顯然就是輿論在「強加戲」。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老人被狗繩絆倒摔地身亡事件」被定性為「意外事件」後，就意味著「牽狗女孩」及「狗主」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但是民事責任終究是無法迴避的。
很多人強調「牽狗女孩」和「狗主」的經濟條件差，言外之意「窮就可以免責」。可事實上，這又將法理的問題道德化。很多時候，對於責任事實的認定是一回事兒，能否賠得起又是一回事兒，這總要分開看才好。要不然，「窮就得理，富就虧理」，這很不符合法理秩序。
要知道，在處理「命案」的問題上，無論是「兇殺」，還是「意外」，只有藉助法理尺度去看待，才能更好地完成人性救贖。對於老人的身亡，這肯定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但是，回到12歲「牽狗女孩」的立場上，就算她的家庭經濟條件不錯，這無疑也算無妄之災。
正如媒體輿論所擔憂的問題，撇開對身亡老人的賠償問題，善後事宜中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女孩的心理陰影如何消除？雖然，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不在乎別人怎麼評價」。但是，對於她來講，「老人被狗繩絆倒摔地身亡事件」卻會長久籠罩在她的生活中。
從某種層面上而言，「不在乎別人評價」的言語，如果是一個人格獨立的成年人講出來，可能我們會認為這是活出自己的表現。但是，對於一個12歲的女孩，她父母離異，所跟父親還是「爛仔」一個，常年酗酒，這種情況下，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是卑弱的。就如她的父親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他也管不了女兒，她敢跟他對著幹，甚至直接拿起家中的刀砍他，或稱要跳樓、跳河。
事實上，依照阿德勒的理論，不管孩子有無器官缺陷，兒童的自卑感是普遍存在的。因為他（她）們身體弱小，必須依賴大人才能生活，其一舉一動都要受大人的控制。當兒童利用自卑感作為藉口逃避任務時，他（她）們便會出現神經方面的問題。
雖然「牽狗女孩」並沒有表現出「神經方面的問題」。但是，基於媒體視角的解構，還是讓人看到些許異常的特徵。在一定層面上，她是個缺愛缺溫暖的孩子，才12歲就要獨自面對生活的很多事情。她喜歡學校，卻不喜歡同學和老師。因為，她在既定的生活範疇內，被認為是「問題少女」。
就如其父親所言，她「愛偷」，也被抓到很多次。只是，所謂的「愛偷」可能更多是缺乏管教的結果。說實話，要不是這起「無妄之災」的撞破，可能「牽狗女孩」的生活依然被摺疊在小鎮的犄角裡。並且，就她的處境來講，即便不被捲入這場「意外」，她的未來仍然不那麼樂觀。
不過，我們之所以會去考慮「牽狗女孩」面臨的困境，就在於這場「意外」具備很大的分層屬性。其一，「牽狗女孩」才12歲，即便追究責任，也需要家長來承擔；其二，確實是狗失控後亂跑造成的「意外」，所以不應該存在道德層面的拷問；其三，社會整體的「養狗規範」始終比較鬆散，這就讓「意外」更容易被輿論消費。
在一定程度上，媒體輿論最初的聲浪裡，主要是聲討「遛狗的問題」。但是，隨著事件的逐步釐清，才發現在「遛狗的問題」之外，有更隱秘的世間無奈。身亡的88歲老人，可能怎麼也不會知道，自己竟然會命喪狗繩一端。而「牽狗女孩」也絕不會明白，為何她的命運如此弔詭。
「牽狗女孩」算熊孩子嗎？貌似在這樣的事件中，沒有體現的很明確。雖然，事後媒體扯出「問題少女」的底色，但更多是為實證「牽狗女孩」悲苦的命運，和所謂的「熊孩子作惡」扯不上任何勾連。於此，即便她有責任，更多也是原生家庭的責任，起碼現階段，她承擔不起這麼大的責任。
不得不說，回到「老人被狗繩絆倒摔地身亡事件」上，在責任的劃分上應該無差別對待才好。「牽狗女孩」和「狗主」的家庭經濟差，但是出面給老人的家屬致歉，這應該是可以的。與此同時，力所能及地去補償老人家屬這應該也是可以的。至於補償多少，程序上必須給出標準，而老人家屬要賠多少，又是另外一回事兒。
因為，在認知的形成中，偏見一旦紮根，若想把它們加以革除，基本上就是徒勞的，這就如同愚蠢和缺乏勇氣的病人一看見醫生就發抖一樣。於此，在典型的案例中，更應該強調所謂的「普法作用」。只有如此，「規範養狗」才能逐步走進現實。
至於，強調「放過女孩」和強調「嚴懲女孩」的人們來講，請各自都退讓半步可好。我們可以理解感性的「寬恕」和「憤怒」。但是，站在更為公平的法理秩序上，我們更需要看到程序性的處置。只有如此，88歲的老人才不至於「白死」，12歲的女孩才不至於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