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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情侶相差六年後，幾乎在同一時刻去世，法國都為兩個人舉行了國葬。他們一生相伴五十多年，卻從未結婚，並且兩個人都情人不斷，甚至還共享過一個情人。他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倡導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存在主義運動，他們的名字早就被供奉在神壇上，他們是中國八九十年代的知識青年的男神女神。
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波伏娃與薩特在一起慶賀薩特74歲生日
如果你今天有機會前往那座留下他們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存在主義者最重要的思想爆發之地的花神咖啡廳，你也許仍然會看到波伏娃讀寫的倩影以及她身邊為薩特保留的座位。
薩特是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他一生獲獎無數，卻拒絕領取任何獎項，包括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在戰後每一次的社會動蕩中都能站在正義的一方，對被剝削者表示同情。
波伏娃的《第二性》早已成為世界級的重要作品，開創了女性解放的濫觴，她曾提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一跨時代的女性覺醒言論。
這兩個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有著自己過分獨立的思想和人格，而往往這樣的人是很難和另一個人締造長久的關係的。
花神咖啡廳
就拿我們現代的平凡人來說，和另一半能攜手半個世紀都是鳳毛麟角，更何況他們處在那樣一個動蕩的時代與自由思想泛濫的年代呢？
他們二人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更是人們談論的焦點。其中最有爭議、也最有獨創性的就是二人終生生活在一起，但絕不去履行結婚手續。
然而，儘管如此，誰也不能否定他們兩人比好多夫妻更像夫妻，他們是戀人、是朋友、是戰友，當然也是同志。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樣的故事？他們究竟給我們的時代帶來了什麼影響？
這背後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他們感情的圓滿和世上所有感情的圓滿的原因卻是具有相通性，就像另一位存在主義作者託爾斯泰說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契約式的關係，定了兩年用了一生
這一點放在現在也十分超前，但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人選擇如此。
對於愛情，普遍人的觀念就是要走進婚姻，結婚生子，相伴到老，這聽起來真的美好，但是婚姻真的是愛情的保護傘嗎？我覺得不盡然，反而婚姻扼殺愛情的例子比比皆是。
現在的人也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婚不育以及多邊性關係，這本身就是一種存在主義的生活方式，倡導絕對的自由。
反觀薩特和波伏娃他們也是如此，他們雖然相伴半個多世紀卻從未結婚，他們在認識之初就被對方的才情深深迷戀。
他們的相遇故事不為大眾所知，卻充滿了盪氣迴腸的引人入勝。
電影《花神咖啡館裡的情人》中的薩特和波伏娃
1929年21歲的波伏娃參加教師資格會考並與薩特相識，而湊巧當時考試的題目就是「自由與偶然」完全就是為兩人的相遇量身打造的。
薩特在考試等待的間隙與波伏娃交談，並迅速被波伏娃的智慧與才情所捕獲。
他給她起了一個外號「海狸」，一直到薩特的臨終之際他仍緊緊擁抱波伏娃叫她這個外號。
薩特後來回憶了第一次見波伏娃時所留下的印象：「我認為她很美，我一直認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議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後來也同樣說過：「我和薩特的關係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來，我們只有一次在就寢時是不和諧的。」
這兩個智慧的新星在碰撞之後就迸發出了無盡的絢爛火花，他們談論自由、宗教、哲學、藝術，並越發被對方身上的才情與智慧所吸引，按照常理他們也許該進入婚姻的殿堂了。
但是他們卻都厭惡婚姻，於是在一個夜晚他們在杜樂麗宮花園的石凳上擬定了一個兩年的契約。
這一點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中有所披露：
他們考慮過結婚，但兩人都不想要一場中產階級的婚姻或者孩子，因為波伏娃決心不再重演她和母親不愉快的關係。……接下來，他們做兩年的情侶，之後再決定是否續約，分手，或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關係。
而這兩年的契約到期之後，他們決定續約，然後就在一起一輩子。作者猜測如果他們真的結婚了，可能兩個人早就各奔東西了，會在相對專一的性愛挫敗中耗盡愛情。
他們都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們都渴望世界上美好的事物，而不能被婚姻束縛在一組絕對固定的關係之中。因此他們都各有自己的情人，但是將對方當做絕對第一。
用他們的話說，他們之間是「必然的」，而其他關係則只能是「偶然的」。
——《存在主義咖啡館》
這一點可能放到現在大家都很難接受，因為性的保守專一仍舊是大眾的倫理道德，但是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感情的維持需要的不是束縛而是相對的自由與新鮮感。這一點極有啟發性。
2、靈魂的尊重與交流，愛是為了讓彼此更好
有人把愛情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激情之愛，這種愛基本上出於性，它會隨時間消失並且不再產生。
第二層是精神之愛，人生來是孤獨的，如果在這個蒼茫的人世間有人能感受到你的孤獨，懂你、疼愛你、珍惜你，這種感情足以超越激情設定的時間界限，直至抵達死亡的終點。
第三層是靈魂之愛，這是一種近乎宗教的愛情，從愛情中人們可以悟得大道，求得靈魂的皈依。
這一點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中作者為世人揭開了一點端倪：
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們的關係是一種作家間的關係。薩特和波伏娃都無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們寫日記，他們寫信，他們告訴彼此每天的每一個細節。在 20 世紀的 50年間，他們之間流轉的書面和口頭文字的數量，就連想想都會令人不知所措。薩特總是第一個閱讀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評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會督促她寫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會斥責她：「但是，河狸，你為什麼要停止思考，你為什麼不工作？我以為你是想寫作的呀？你不想變成一個家庭主婦吧，你想嗎？
薩特和波伏娃共同寫作
薩特和波伏娃他們在精神上是相對稱的，可以進行深入的交流，而且薩特作為一個男人從沒打算將波伏娃綁定在家庭中成為他們的生活的附庸，反而是支持她、督促她成為她想成為的樣子。
波伏娃以為自己得到了薩特的精神之愛，其實不然，她得到的是薩特的靈魂之愛。
這是極難得的，不用說那個年代，就是放到現在，多少男人或者女人都覺得「女人」應該附庸男人，附庸於家庭。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魯迅的妻子許廣平曾經是極具才情的，後來也變成了料理日常瑣事的婦女，列夫託爾斯泰的妻子索菲亞曾經是在音樂和文學上具有相當造詣的，卻為託爾斯泰生過13個孩子，在家務勞動中不堪重負。
兩個人在一起並不是為了遷就對方而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樣子，反而對方應該給予自己的愛人足夠的尊重，兩人在良性的互動中向著更美好的方向前進。
3、尋找共同的目標，愛得再深也是為自己而活
人是目標性很強的生物，有了同一個目標的兩個人往往能將感情維繫的更為長久。
薩特和波伏娃共同將寫作與倡導他們的思想理念作為人生的目標，他們的作品往往都是共同完成，交給對方嚴厲批判與討論修改，所以他們的作品不是屬於某一個個體，而是屬他們共同的產物。
找到共同目標也成為了他們戰勝彼此嫉妒心的法寶，他們的感情是開放的，在熱戀之中的男女難道不會因此產生嫉妒嗎？
薩特和波伏娃在中國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波伏娃是聰慧的，她明白如果將愛情束縛成唯一，一個人因為愛情而放棄自己的事業與人生目標，將對方也裹挾到這種自私中就會讓愛情迅速淪亡。
在波伏娃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名士風流》中的主人公，波爾就因為愛著一個人所以放棄了歌唱事業，可是這份厚重的愛卻將對方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他們的感情走向了終結。
波伏娃選擇了薩特是正確的，他們把自由選擇和獨立承擔責任給了彼此，他們相約把精力投射於事業和創作，而不是維護愛情的專一與性的倫理。
也在這份愛情中，波伏娃明白了女性真正的獨立是什麼。
真正的女性主義，其實就是女性的個人主義，是女性擺脫依賴、獨立自主，達到自我實現的主義！
波伏娃和《第二性》
這不僅僅是女性的獨立，更是每個獨立的人格與靈魂應該尋求的獨立。
唯有獲得獨立的人格，跳脫出糾纏於愛情的細枝末節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我想這才是薩特和波伏娃的愛情給世人最大的啟發。
在這裡引用《存在主義咖啡館》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他們一生的感情：
這也是一段極其長久的關係，從 1929 年一直持續到 1980年薩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這段關係是存在主義在現實中的哲學演繹，由自由和友誼兩個原則定義而成。雖然這麼說聽起來過於鄭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場長久的婚姻中那樣，他們共同的記憶、觀察和玩笑，將他們綁在了一起。
波伏娃與薩特和波伏娃的養女西爾維·勒·蓬在一起
薩特去世六年後，波伏娃也去世了，成千上萬的人為她送行，前面是靈柩，載在車上，緩緩駛向蒙巴納斯墓地。
而我們又是誰？我們該怎麼做？
而這些問題也恰恰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場思想運動——存在主義運動所思考的最本質的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很大，像是兩個巨大的框，框住了每一代人的追求思索。
也許每個時代的人各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是通過這兩個問題，走上了去探究人類終極智慧與終極答案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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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2016 年度最佳書籍值得一讀！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裡面不僅講了薩特和波伏娃的故事，
海德格爾、胡塞爾、克爾凱郭爾、雅思貝爾斯
等等熠熠生輝的存在主義者的故事也輪番上演。
| 莎拉·貝克韋爾
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1963年出生於英國的伯恩茅斯，後隨父母在亞洲旅行多年，最終在澳大利亞雪梨定居、長大。返回英國後，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學，攻讀哲學專業，畢業後在倫敦的一家圖書館做了十年圖書管理員。2002年，貝克韋爾辭去工作，開始專職寫作，除本書外，她的作品還包括How to Live（2010）、The English Dane（2005）、The Smart（2002）。她目前生活在倫敦，並在倫敦城市大學和開放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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