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拿破崙率領的法軍在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郊外，組織要塞地基的挖掘，士兵們意外地挖到一塊黑色的大石頭，指揮官決定把這塊大石頭運到開羅的埃及研究所，由於石碑發現的地點在羅塞塔，這塊石碑就被命名為羅塞塔石碑。
在發現石碑時，專家們就都清楚，石碑上刻有三種不同的文字，最下面是希臘文、最上面是帶有明顯王名框的埃及象形文字，但損毀非常嚴重，兩者之間則是一種草寫的象形文字，現在簡稱世俗體，但在發現時還沒人能認識這種文字。
通過希臘文的解讀，得知石碑上文字的內容是公元196年3月27日，埃及王託勒密五世加冕周年當天，來自埃及各地的教士齊聚孟菲斯城召開總理事會所通過的一道教令。之所以用希臘文書寫是因為當時埃及的統治者，是亞歷山大大帝一名將領的後裔，馬其頓希臘人。從最下面的希臘文的一段聲明得知，三部分的碑文雖然並不是一一對應，但意思大體上相仿，於是他們希望能夠破譯中間的文字。
他們寄希望於希臘文中重複出現的王名「託勒密」，在世俗體碑和希臘碑出現位置大致相同的位置，找到託勒密的符號，希望能夠破解其他埃及象形文，可惜失敗了。最初的學者由於背負文藝復興以來對埃及象形文字的傳統觀念，執著於象形文字是表意而非表音的，沒能走出這個定勢思維。
首先走出困境的是英國學者湯瑪士楊格，他發現世俗體是混合了字母符號和其他象形類符號的文字，他的突破口還是在王名「託勒密」上，假設託勒密混雜了表音和表意符號，從而找出不同象形文字的聲符，其中許多是正確的，為破解埃及文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他的這一理解仍停留在「託勒密」這一外國人名上，他仍深信其他象形文字是表意的。
最終成功破解羅塞塔石碑的，是楊格的競爭對手商博良，商博良突破的關鍵，是1822年前後獲得的菲萊方尖碑，方尖碑上也有希臘文和象形文兩種文字，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有兩個王名框，其中一個王名框幾乎與羅塞塔石碑上的一模一樣。由此推測出另一個王名框是帝王頭銜，從而推測出方尖碑上的另一個王名框的文字讀音，最終發展出一套語音符號表。
但即便在成功破譯王名框裡的法老名字讀音幾個月後，商博良仍不肯接受整個象形文字系統都有語音元素的概念，直到他偶然從一個法國漢學家得知，中國數千個文字最原始的拼寫中，也有表音的成分。從而接受了象形文字是混雜了表音和表意符號的概念，最終完全破解了象形文字之謎。
象形文字系統是表意符號和表音符號的結合，前者是代表詞語和概念的符號，後者代表了一種或多種聲音。有些象形文字是可辨識的物體圖畫，例如一隻鳥或一條蛇，它們是圖形符號，但符號不見得代表畫中的意義。例如在王名框中，「手」的符號跟其本身意義無關，代表了t的音標符號。因此，一個圖形符號既可能表音，也可能表意，視語境而定。
為什麼商博良能成功破解象形文字之謎呢？一方面他非常熟悉埃及和埃及語，比起他的競爭對手楊格有很大的優勢，他在學校期間就接觸到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傅立葉，正是曾獲拿破崙委派任埃及都督的傅立葉帶領商博良走上埃及學之路。另一方面，菲萊方尖碑的獲得，也是商博良成功破解象形文字的關鍵，正是羅塞塔石碑和菲萊方尖碑同一王名框的對比，才為商博良找到了突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