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編輯/楊溪
出品 | 原子智庫·騰訊新聞小滿工作室
2020年年中以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成為中國持續探討的熱點政經議題。常見觀點將雙循環視為中國對疫情、中美經貿關係調適等一系列當前問題的應對之策。不過，在12月18日由騰訊·原子智庫聯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請回答2021——2020騰訊風雲演講年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表示，國內大循環的提出，除了這些短期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收入更高、服務業比重更大，則其經濟當中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會越低，國內循環的比重就越高。
基於此，林毅夫教授認為，要通過三方面的結構性改革提高收入水平、從而提高內循環的比重，形成新發展格局：第一，要利用好在傳統產業上的後來者優勢，以及在新經濟上換道超車的優勢，把長板拉長、短板補足，有卡脖子的，利用舉國體制的優勢把它克服；其次，要深化改革，把經濟當中在流通上面的堵點、瘀點消除，目前瘀點和堵點主要是在要素市場——金融、人才、戶籍、土地和產權；第三，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來補足國內資源不足。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到風雲演講，跟各位談談結構性改革和新發展格局。
新發展格局是2020年我國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方向，在國內、國外都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呢？因為新發展格局提到：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過去，我們講的都是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現在為什麼要提出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各位談談怎麼用供給側、需求側的結構性改革來加速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更重要的是反映經濟基本規律
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有短期的原因——新冠疫情，造成了國際貿易受挫。當然，在這種狀況下，依靠國內的經濟循環，就至關重要。同時，中美關係的原因，我們的出口會受到限制，並且也有一些「卡脖子」的技術需要國內來發展。
但除了這些短期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以我國為例，出口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5.4%；但到去年、2019年，出口比重只有17.4%，減少了50%。在2019年，我們的國內生產已經是82.6%。為什麼出口佔比從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有兩個根本原因：一個是經濟規模，一個是服務業的比重。
現代經濟、尤其在製造業方面，規模經濟很大。如果要充分利用這種規模經濟，對應的小經濟體，國內能消化的部分就少，那麼就要更多地依靠國外市場；而對於大經濟體，國內自己能消化的就多、出口的比例就減少。
拿一個具體的例子做比較，新加坡2019年出口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104.9%——它出口是靠進口原材料加工以後出口的；而我們國家，出口佔比最高的年份也不過只有35.4%。我想這就反映了經濟規模的差異。
同樣是大型經濟體，2019年美國的出口比重是7.6%，日本出口比重是13.4%，都比我們低。原因是什麼？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美國是80%，日本是70%。服務業當中很多是不可貿易的，所以服務業比重越高，其經濟當中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會越低。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2006年，我們的人均GDP是2099美元，中國的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比重是5.3%，當年我們的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41.8%；到了2019年，人均GDP達到10098美元，我們的經濟佔全世界比重從2006年的5.3%增加到2019年的16.4%,而服務業則從41.8%增加到2019年的53.6%。我想正是這兩個原因，讓我們出口的比重從35.4%降到17.4%，國內循環的比重提高到82.6%。
展望未來，我們收入當然會增加，我們的經濟佔世界的比重也會增加，服務業的比重也會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會從2019年的17.4%降到15%、13%、12%，國內循環的比重就會從2019年的82.6%，逐漸變成85%、變成90%。
所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我想更重要的是反映這樣一個經濟的基本規律。把這個規律講清楚了以後有一個好處，可以增強我們的信心。
過去我們認為是出口導向型，出口受了影響，老百姓心裡就慌；現在知道我們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在這種狀況下，國外發生風吹草動，不會影響到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
需要推行三方面結構性改革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怎麼樣結構性改革來更進一步提高國內循環的比重呢？
從前面的分析，我想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們的收入水平。如果我們收入水平提高了，那我們的經濟佔世界的比重就會進一步提高，那服務業的比重也會進一步提高。這兩個提高就一定會讓我們國內循環的比重再進一步提高。
怎麼樣來提高我們的收入水平？這就牽扯到結構性的改革。我想在這邊主要談三點。
第一，要利用好我們在傳統產業上的後來者優勢，以及我們在新經濟上換道超車的優勢，把我們的長板拉長、短板補足，有卡脖子的，利用舉國體制的優勢把它克服。能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就能不斷發展，收入水平就能不斷提高。
第二，要深化改革，把我們經濟當中在流通上的所謂堵點、瘀點消除。在產品上面、商品上面，國內流通基本都放開的，沒有多少所謂的瘀點、堵點，如果說有瘀點和堵點的話，主要是在要素市場方面。比如，金融應該服務實體經濟，但我們的金融是以大銀行、股票市場、公司債為主。而我們現在的實體經濟當中，稅收50%來自於微型、小型、中型的民營企業，國內生產總值70%是來自於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跟服務業，就業80%以上是來自於微型、小型、中型的服務製造業，他們在現代金融當中基本得不到服務。所以，我們要在金融體系方面進行結構性改革，多發展能夠給前面所談到的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安排，包括地區性的中小金融機構。
在人才市場上面，戶籍制度是人才流動的一個障礙，再者，高房價也是一個阻礙人才流動的障礙。所以，要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流動，那就應該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並且讓住房回歸到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那麼，在土地市場方面，最重要的是必須落實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政策，讓土地能夠更好的流通。
在產權改革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政策：毫不動搖的鞏固、加強國有經濟，同時要毫不動搖地鼓勵、引導、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不能有產權的歧視。
第三，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好地利用國際的資源來補足國內資源不足。這方面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擴大自貿區的試點，另一方面在自貿區試點方面比如說降低關稅，負面清單能否取得實際成效，應該在全國推廣，那我們就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的資源——國際的技術、國際的資本，來加強國內經濟的發展，提高國內經濟發展的質量、人民的收入水平。
我想如果能夠進行我前面講的這三方面的改革，那我們的經濟不管外國經濟是風和日麗，還是風雨縹緲，中國經濟靠國內的大循環也一定能夠不斷地乘風破浪地前進——不僅是在2021年，會從2021年開始的——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當中不斷地乘風破浪、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