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多年的國學一級學科舊議未平，設立儒學一級學科的新議又起。
據鳳凰國學，6月11日，在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復性書院舉行的「中國儒學學科建設暨儒學教材編纂」座談會上，與會學者聯合倡議在中國高等院校設立儒學一級學科，並發表《關於設置和建設儒學學科的倡議》（以下簡稱《倡議》），申論儒學應設一級學科的理由，認為關係民德優劣、文化興亡、國家治亂、民族盛衰，「是迎接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制度保障和學術支撐，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重要表現」。可謂言簡意賅，義正辭嚴。
其中關於儒學與國學的關係有這樣一段話：「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之大全，儒學是中國傳統學術之主幹。設立儒學一級學科，可以極大地推動國學門類建設。」這話玄機暗藏，卻又呼之欲出：作為國學主幹的儒學如設為一級學科，那麼涵攝儒學而為「傳統學術之大全」的國學又豈是區區一級學科所能安置？必要高於一級學科才行。比一級學科還要高的是什麼呢？只能是大學科門類。
2011版《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共劃定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等13個學科門類，《倡議》之於國學，其志或在令其躋於其中，而使學科門類13＋1=14乎？若然，則真可謂一箭雙鵰，格局大變矣！
之前國學一級學科之提法，遭遇最多的批評即內容太多、太不確定，申立者自己也難以有足以服人的合理解釋。而《倡議》則改變策略，一方面將各方麵條件更合乎標準的儒學別立出來，單獨申立一級學科；另一方面則徑將「內涵豐富，包羅廣泛，涵蓋諸科，體系複雜」等原先妨害國學一級學科的因素，作為國學固有特徵從正面加以肯定。其氣魄之宏，格局之大，令人稱嘆！但稱嘆之餘，也還有幾個困惑，陳之於下，質諸高明，幸有以教焉。
第一，
「國學」名號之惑。清末以來，國學思潮幾度興衰起伏，都有特殊的時代因緣，其中無不是「國」之色彩濃而「學」之色彩淡。有人說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雖然難聽，卻也反映幾分事實，照見特定時代人們某種尷尬處境和複雜心理。
所謂國學，其實常常是「國」之偏執超過「學」之考量，這也是國學長期以來所以備受詬病的原因。這裡不想全面考察國學之由來是非，只是由《倡議》中的「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之大全」想到「國將不國」，忽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荒誕。
「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之大全」中的「國學」，「國」自然是「中國」，「學」自然是「傳統學術」。
既然「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那麼「中國現代學術」就肯定不是「國學」。說「中國現代學術」不是「中國傳統學術」，這沒什麼問題，可一旦將「國」字名號專屬於「中國傳統學術」，則荒誕卻又合乎邏輯的事情就發生了：「中國現代學術」被「勢不可擋」地淪為「不國」之物！而更荒誕卻也同樣合乎邏輯的事情是，
獨稱「國」號的「中國傳統學術」之「中國」，與無緣「國」號的「中國現代學術」之「中國」不可避免地發生分裂！「國學」竟引發出「兩個中國」的奇觀，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卻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固執地獨霸「國」號的「中國傳統學術」衛道士們不知曾否料到這一結果？
第二，
儒學與傳統學術關係之惑。從《倡議》所給出的論證看，倡設儒學一級學科的理由比之前倡設國學一級學科的理由要充足得多，其中強調「儒學已具有自足圓滿的經典體系、悠久綿長的發展歷史、內涵豐富的思想學術、數量龐大的文獻積累、系統完整的信仰體系、日用常行的道德倫理、淑世濟人的實踐功能、成果豐碩的教育經驗等等，構建了儒學特有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也基本合乎傳統儒學實際情況。但這並不能完全解決國學一級學科爭議中提出的諸多問題。
若儒學設為一級學科後，傳統學術其他內容構成與儒學的關係及其在學科體制中的地位，即是非常麻煩的問題。特別是，儒學不論是歸入現有人文學科門類中，還是歸入《倡議》所暗示未來可能成立的「國學」門類中，都難免與人文學科現有門類間無休無止地糾纏，一些學科內容如何切割重組，將是令人十分頭痛的事情。目前還看不到倡議者對這方面很好的論證。
《倡議》第三條提到「構建完善的儒學學科，應編撰含括儒學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如經學、義理、考據、辭章、政事等）在內的系列教材」，其中一、二級學科的配置並不合理。如「考據」，其實是貫穿傳統學術各個部類研究的方法，並非一門專門學問；而「經學」則在傳統學術分類中本是高於儒學的一大部類，卻被置於儒學之下，與本是學問方法的「考據」並列為二級學科，這不古不今的分類不知是「與時俱進」的結果呢，還是情急之下的迷亂？令人費解。
的確，儒學本諸六經，但六經之學並非儘是儒學。在傳統學術分類中，六經之所以高踞四部之首，並非因為其出自後來擁有獨尊地位的儒家，乃因其出自王官，而為先秦諸子所同享共本。馬一浮所謂「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是有道理的。
有學者說「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這樣說並非不可；但如果反過來，說經學就是儒學，或只是儒學，那就決然不可。實際上，這一說法多少有以經學盡歸儒學的導向，將經學設為儒學下的二級學科，即可能與這一導向有關。
這無疑遮蔽了六經出自王官且是先秦諸子共同源頭的真相，割裂了諸子與六經的關聯，將六經之學完全變成儒門一家之學，這是違背學術史實際的。總之，
設立儒學一級學科所引起的傳統學術內部不同部類間及其與現有學科體制間的矛盾衝突，將比國學一級學科更加紛繁激烈。不過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既然號稱以傳統學術為本，就要了解並且理順傳統學術不同部類間內在關係脈絡，令其在各得其所的基礎上並育共進，並能實現轉型，與其他現代學術門類協調相融。但《倡議》及其他相關論證看，設立儒學一級學科極有可能是志在解紛，而適成新擾。
第三，
「三段論」歷史觀之惑。《倡議》說：「經濟不興則無以聚民心，文化不興則無以定民志。建國後第一個30年階級鬥爭鞏固政權，第二個30年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現在應是進行文化強國建設的第三個階段，中國人民將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上達到和樂盛美的狀態！」「和樂盛美」四字充滿古典儒家韻致，令人不禁神往遐想，但也禁不住困惑：這一「階級鬥爭鞏固政權」、「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和「文化強國建設」的三段論歷史觀，是否缺失了相當重要的一塊？執政黨在「第二個30年」就提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在「第三個30年」又被作為「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重申，強調「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
而「三段論」對此似乎不甚措意，仿佛「發展經濟」已可窮盡「改革開放」全部意義，下一步只要堅定不移以儒興「文」、「化成」天下，即可躋人民於「和樂盛美」之境了。然而，如此真的可以嗎？
儒學在「第一個30年」何以遭遇滅頂之災？倡議諸公當能體察。那麼，「三段論」對此是大而化之化而不見了呢？還是認為只要有「權」（政權鞏固）、有「錢」（經濟發展）即可「斯文在茲」，一切就OK了呢？第四，
「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之惑。《倡議》稱：「近百年來，由於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在學科建設中，西方有的我們必有，而西方沒有的學科我們不敢有，導致中國傳統學科在制度設計上幾乎完全被西方學科體系所取代。進入21世紀，中國文化復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勢在必行。」毋庸否認，當下中國學科體制確是近代以來西學影響下長期積澱的產物，說「中國傳統學科在制度設計上幾乎完全被西方學科體系所取代」，也大體成立，但說「西方有的我們必有，而西方沒有的學科我們不敢有」，卻與事實不合。
首先，西方有的我們必有嗎？只要拿我們的學科門類去和西方加以比較，不僅比較名目，也比較其內涵，相信「西方有的我們必有」這句話決不至於說得如此理直氣壯。譬如「神學」，我們有嗎？又譬如曾被一些學者拿來作為申立國學一級學科參照標杆的「古典學」我們有嗎？
其次，「西方沒有的學科我們不敢有」嗎？答案也顯而易見：否也！試問西方有全國普遍公設的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嗎？有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嗎？事實是，從學科建設到學科內涵，在追求和彰顯中國特色上，「我們」似乎從來不憚與西方立異；在貫穿學科體系的核心價值觀上，「我們」更是一向敢於挑戰「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
《倡議》把「我們」說得像是一直唯西方是從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小腳女人。由今上溯六十多年，更繼續上溯至於晚清，學科史文獻俱在，徵諸其實，豈其然也？長期以來，儒學/國學界很多人提到「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莫不痛加詆責，將其視為造成傳統學術系統解構和地位淪落的罪魁禍首。這類話語被一傳十十傳百演繹重複的結果，是似是而非的謬誤儼然成了毋庸置疑的真理。
話語的發明者及蒙受蠱惑的信從者，似乎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
「國學」這一概念本身就並非中國固有，而是從日本舶來的。最早引進「國學」概念並倡導研究中國「國學」的章炳麟、梁啓超、王國維、劉師培等，也正如餘英時所鄭重指出的，「雖然以『國學』(或『國粹』)與西方學術系統做鮮明的對比，卻並沒有抗拒『西學』的意思」，「事實上，他們是最先在『國學』與『西學』之間尋求會通的人」。其後又有胡適一輩倡導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與章、梁一輩比較，其方法不盡相同，但宗旨基本一致，即都是為了尋求能把「西學」會通接引融入中國的契合點。
因此，
援引「西學」並與「國學」會而合之，實際上是他們共同的自覺追求。在他們看來，引進「西學」乃是「使吾國學別添活氣」（梁啓超語）的好事。之所以如此，實在是因為僅憑中國固有學術已經難以應對世界巨大變遷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固有學術系統的解散和重構實際上源自中國社會自身內在需求，正當要衝的「西學」不過因天時地利被借為切磋參照的工具而已，非由任何外部力量強加於中國也。不過，正如餘英時所言，晚清以來中國學術轉型進程中，當中國學術和教育界已完全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系統而將自家原有的一套拋棄的時候，人文研究卻依然上承源遠流長的原有學術系統，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二水分流」，即使「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已深入中國學術和教育體制之內」後，這一特殊景象也沒有實質性變化。他舉例說：「一個在西方受過哲學史專業訓練的人絕不可能把他學習西方哲學史的心得和經驗原封不動地全部搬到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面，甚至也不可能立即在中國哲學文本中展開工作。他必須另外接受一套中國傳統學術的訓練，特別是經學和子學，否則他將面對著大量的中國資料而手足無措。」晚清以來中國學術轉型進程因此呈現出「很明顯的一個趨勢」，即「中西二學」相助俱盛。餘英時還說：「如果上述趨勢能延續下去，『中西二學，盛則俱盛』的局面或將有新的發展，也未可知。」
但令人遺憾的是，恰在進入《倡議》所稱「第一個30年」時，「『中西二學』竟同時進入『衰則俱衰』的階段。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和國故學同時從中國大陸上消失了。一切有關中國歷史、文學、思想之類的研究，以前屬於『國故』範圍的，此時則全部收進了蘇式的分科系統之中」。
由上可見，
「西學」儘管「強勢」，但中國原有學術系統的解散和重構卻另有因緣，而「西學」不僅不是摧毀傳統的「罪魁」，反而與「國學」一道淪為真正「罪魁」滅殺的對象。如此一段痛史，《倡議》卻以「階級鬥爭鞏固政權」八字輕鬆帶過，「中西二學」因此蒙受三十年「衰則俱衰」的悲劇卻反而歸咎於早被隔絕的「西方文化」，其中緣故究竟何在？第五，
「大一統」學科體制規劃必要性之惑。說到中國文化傳統，其大之最者莫過於「禮樂徵伐自天子出」。任憑「西化」如潮洶湧，也難改變這種「大一統」積習對人們心理和思維模式的頑固支配，可謂已植入血液，演成基因，根深而蒂固。雖然「大一統」計劃經濟在理論上已被市場經濟所取代，但實踐中仍底蘊猶存。其他公私生活各個方面，特別是學術教育領域，「大一統」模式依然如故。
就學術而論，一切學術皆須納入王官體制，正定名分而後合理合法，否則不是被視為異端，就是被放逐邊緣。體制外學術猶如「妾身未名」惶惶然若無所歸的怨婦，望「名分」如大旱之望雲霓。對某些所謂「大陸新儒家」來說，譬如最近力主「中國必須再儒化」的幾位，其自我定位也許還可能是一度被休卻始終不離不棄悲情苦守渴望破鏡重圓的棄婦，如今眼見當年的負心漢貌若回心轉意似乎青眼又加時，那種夙願得償喜極以泣搔首弄姿趨前感恩媚態百出醜態千露的樣子，及一副趁勢找回「名分」志在重主正宮的冀求，已是如此昭然若揭於地球人之前。「大一統」體制下奴性人格之扭曲，莫此為甚。
事實上，學科門類一直以來由國家行政機關統一規劃且別以等級的做法很不合理。國學/儒學中人常拿西方學科體制擠對傳統學術說事兒，殊不知西方學科及相關課程配置並不由國家行政機關統一規劃，其學科由各不同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自主調整，分合重構均習以為常，並不像中國這樣成為阻塞學術發展的障礙。
劉澤華等先生批評國學列為一級學科不妥時曾言：「
我們對把國學列為一級獨立學科持有異議，並不等於反對開展國學研究。學術之發展，植根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誰也無法去強行規定人們去研究什麼，或不研究什麼。國學研究更是如此。在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組建國學研究平臺或試驗班，組建國學學術團體和召開學術會議等，對深化國學研究，頗有裨益，值得提倡。無論是研究機構或大學應該都有這樣的學術配置權，這是內部事務，『戶口自主』。」此論甚是！
由國家行政部門主持的「大一統」學科體制規劃是否必要及在何種意義上必要，是值得重審的問題。有關國學/儒學一級學科爭議的一大好處，就是將重審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逼到人們眼前。學術貴能獨立，研究什麼不研究什麼理當由學者個人自己選擇；什麼應該設科什麼不應設科則當由學術群體和高等院校自己決定。學術本以問題而發生，世間問題紛紜複雜，廣袤宇宙奧秘無限，學者若不爭取打破天下一統的學科體制，爭取學術獨立、研究自由、教育自主，而一味只盯著學科體制中的「名分」，「名分」有限，則無名無分之學難道都死在「名分」之外嗎？
筆者支持國學/儒學研究，也不反對國學/儒學教育，甚至對國學/儒學復興也樂見其成。但以國學/儒學之大，汲汲於僵化教條的大一統體制夾縫裡求「名分」，蝸牛角上爭雌雄，究竟能有多大出息呢？
更何況，《倡議》中提及意欲「推動儒學教材、儒學知識早日進入國民教育系統」。無論儒學有多好，這種總想藉助權力去硬性推廣的訴求，都是一種讓人心生恐懼之事，也恰恰彰顯出倡議者對儒學自身魅力的不自信。此文撰寫之際，曾檢索新舊各版《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適見某儒家中人歡呼儒學一級學科倡設之議，以「扶正」儒學媲美之。再看眼前《目錄》，頓時幻為一疊後宮妃嬪花名冊，正不知幾家歡笑幾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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