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林梅村，生於1956年4月，1994年5月，經季羨林和宿白兩教授推薦，受聘於北京大學考古系（今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歷任副教授、教授，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性著作：《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合著)；《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西域文明——考古、語言、民族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樓蘭》，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等。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溝通唐都長安與印度名寺那蘭陀寺之間的唐蕃古道沿線的考古發現。全文共分四部分：一是藏族的形成及其與外界的交往；二、唐蕃古道的開闢；三、唐蕃會盟碑與《大唐天竺使出銘》；四、吐谷渾與青海都蘭吐蕃大墓。
關鍵詞：唐蕃古道 藏族形成 石刻 吐蕃墓葬
一、藏族的形成及其與外界的交往
唐蕃古道的「蕃」指吐蕃，也就是分布於青藏高原的藏族。現代藏族由中國西南四大部族一一吐蕃、蘇毗、羊同和吐谷渾相互融合而成。
吐蕃人以邏些（Lha-sa，今拉薩）為中心，這裡是吐蕃文明發源地和政治文化中心。2世紀，古羅馬推羅城作家馬林諾斯《地理學導論》提到中國西部有bauta（或 bhautai）人，挪威印度學家拉森認為其名就是印度梵語bhota，唐禮言《梵語雜名》作「吐蕃」。吐蕃之名在犍陀羅語書中寫作bhoti，可知吐蕃人與塔裡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很早就開始交往。犍陀羅語文書兩次提到吐蕃：其一見斯坦因收集品第69號文書，寫作bhoti nagara（吐蕃城）；其二見斯坦因收集品第84號文書，寫作bhotici manu? a（吐蕃人），也即馬林諾斯《地理學導論》提到的bhautai人。這是目前所知有關藏族人最早的文字記錄之一。
蘇毗人本在藏北與新疆崑崙山和阿爾金山之間遊牧，驍勇善戰，吐蕃軍隊主要從蘇毗人當中招募。新疆出土犍陀羅語文書和于闐塞語文書多次提到Supiya人。這是一個強悍的遊牧部落，經常從崑崙山南下塔裡木盆地，與于闐、鄯善等綠洲王國的古代居民不斷發生衝突。這個族名起初被誤釋為「鮮卑」。英國藏學家託馬斯（F. W. Thomas）根據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 Pelliot）的研究指出，Supiya當釋「蘇毗人」。蘇毗人在史籍出現較晚，始見於《隋書 西域傳》。文中說：「女國在蔥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徵伐為務。"金聚譯自梵語suvara gotra，後一成分gotra有「家族」之意。所以《大唐西域記》卷四譯作「金氏」，並說：「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孥瞿咀羅國（本註：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徵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列，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
蘇毗人在鼎盛時領有西藏高原中部和西北部，7世紀被吐蕃贊普（國王）朗日論贊兼併。吐蕃名臣祿東贊就是蘇毗人。吐蕃贊普松贊幹布於貞觀八年（634年）派出第一批使臣出訪長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招待，並於同年遣唐使回訪。宮廷畫師閻立本為這個吐蕃使團畫了一幅《職貢圖》，也即傳世書畫中的《步輦圖》。畫中描繪了吐蕃使團首領祿東贊，身穿連珠對鳥紋織錦長袍，為松贊幹布向唐太宗請婚的盛大場景。（圖1）
圖1 閻立本《步輦圖》
羊同人（或稱「象雄」）在今天西藏西南吉隆、阿里和克什米爾的拉達克之間繁衍生息，這個地方從古至今都是宗教聖地，吐蕃人原始宗教——本教就起源於象雄地區。
3世紀末至4世紀初，單于涉歸庶長子吐谷渾率所部從慕容鮮卑中分離出來，西遷至今內蒙陰山。西晉永嘉末，又從陰山南下，至隴西（今甘肅臨夏）西北，然後子孫相繼向南、北、西三面開拓疆域，統治今甘肅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民族。吐谷渾孫葉延時，仿效漢族帝王傳統，以其祖之名為氏，亦為「國號」，並初步形成了一套簡單的管理國家的政治機構。從此，吐谷渾亦由人名而發展為姓氏、族名乃至國名。今天青海、甘肅的藏族，絕大部分是吐谷渾人後裔，從遼東遷入青海的慕容鮮卑人的後裔，或稱「安多人」，當今達賴喇嘛實際上是青海安多人。此外，青海還是青藏高原著名產糧區，素有吐蕃糧倉之稱。
吐谷渾西與于闐交界，樓蘭鄯善王國滅亡後，吐谷渾人進入塔裡木盆地東部，而樓蘭古文明則被吐谷渾人傳承。新疆米蘭吐蕃古戍堡本來是吐谷渾戍堡，從敦煌陽關出發，西南行可達米蘭。這條絲綢古道便是中國俗語所說「陽關大道」。
米蘭古戍堡位於今天甘肅新疆公路要道，呈不規則正方形，南北寬約56米，東西長約70米。城垣用夯土築造，夯土層中夾有紅柳枝，夯土層上用土坯砌成，西牆有兩段寬達5米 6米的缺口，估計是戍堡城門。北部為一階梯形大土坡，自低凹處至戍堡北牆依坡蓋屋，屋為平頂，不見門洞，其構造形式類似西藏布達拉宮。堡東部為一大型房屋，南部為一高近13米的土臺，土臺上立有杆，似為烽火臺。（圖2）
圖2 米蘭吐蕃戍堡
米蘭古堡東西兩側，排列眾多佛塔和規模宏大的寺院遺址，俗稱東、西兩大寺。西大寺屬於鄯善王國時期，年代在公元2世紀至3世紀，寺內壁畫帶有犍陀羅藝術風格；東大寺則進入吐谷渾時代，所以《梁書 西北諸戎傳》說吐谷渾，「國中有佛法」。東大寺現存建築高約6米，分上下兩層，外面圍以較高的院牆，寺內建有一個巨大的佛龕（12米X0.6米X2.4米），佛教塑像帶有印度笈多藝術風格。佛龕內尚存半浮塑的菩薩和天王像，下面四周還存有羅馬式柱頭浮塑。佛殿廢墟東側建築物之下，尚存大型坐佛塑像和大佛頭。其中一件佛頭被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 A. Stein）帶回英國，現藏大英博物館。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藏語文獻，都是在吐谷渾人分布區發現的。斯坦因在米蘭吐蕃戍堡收集了大批古藏文木簡、殘紙，而青海都蘭唐代吐蕃大墓發現許多吐蕃文碑銘和簡牘。這些古藏文材料以及敦煌藏經洞發現古藏文佛經，大都用藏語安多方言書寫。唐景龍四年（710年），金城公主進藏，與吐蕃贊普棄隸縮贊完婚。她入藏後資助于闐等地佛教僧人入藏建寺譯經，並向唐朝求得《毛詩》、《禮記》、《左傳》、《文選》等漢文典籍。所以有學者認為，古藏文很可能是根據古代于闐文創建的。總之，唐蕃古道的研究主要圍繞吐蕃上述四大部族與外界的交往展開的。（圖3）
圖3 敦煌藏經洞的古藏語文書
二、唐蕃古道的開闢
從長安，經甘肅、青海、西藏到印度之路可能很早就存在。西漢使臣張騫從大夏返回長安「並南山，欲自羌中歸」，經過這條絲綢古道的東段。北涼僧人曇無竭、劉宋僧人法獻、北魏僧人宋雲、惠生途經此路東段到塔裡木盆地南緣鄯善和于闐王國，然後再去中亞和印度。吐蕃贊普松贊幹布於貞觀八年（634年）派出第一批使臣出訪長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招待。639年，尼泊爾的赤負公主（白利古蒂）下嫁松贊幹布；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與松贊幹布成婚。景龍四年（710年）金城公主進藏，與棄隸縮贊完婚；顯慶二年至龍朔元年（657—661）唐朝使臣王玄策先後四次岀使吐蕃和北印度。唐貞觀年間，玄照、道生等僧人從西藏去印度取經，遂使這條絲綢之路古道空前繁榮起來。有唐一代，唐蕃雙方使者往來多達200餘次，所以這條中外交通古路又被稱作「唐蕃古道」。
儘管自古以來從青海或塔裡木盆地入藏之路就被開闢，但是從邏些到長安或從長安取道西藏去印度之路最早見於唐代文獻。據《釋迦方志 遺蹟篇》記載：「自漢至唐往印度者，其道眾多，未可言盡，如後所紀，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則有三道。依道所經， 且都遺蹟，即所序之。」
《釋迦方志》把長安通往印度之路分為東道、中道和北道。前人對中道和北道均有記述，唯有東道，即從吐蕃，經尼婆羅到印度之路不見前人著作，甚至不見《大唐西域記》、《舊唐書》和《新唐書》等同時代著作。雖然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介紹玄照等六僧人從吐蕃到印度，但是該書沒有這條路的具體行程，所以《釋迦方志 遺蹟篇》對 這條古道的記錄十分重要。文中說：「其東道者，從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嶺，減四百裡至鄯州。又西減百裡至鄯城鎮，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裡至故承風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裡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餘裡。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由西南至敢國。由南少東至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坦倉法關，吐蕃南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三鼻關，東南入谷，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餘日，至北印度尼波羅國（此國去吐蕃約為九千裡）。」
《釋迦方志》為唐代僧人道宣所撰，成書於650年，那麼唐蕃古道的開闢大約在公元7世紀中葉。道宣的記述失於簡略，而且夾雜許多陌生的藏漢古地名，僅憑這段文字仍然無法確切知道唐蕃古道的具體旅程。今天，我們能知道這條古道的具體路線，歸功於現代考古學的興起。
據《新唐書 地理志》鄯州鄯城縣下注，長安與邏些間的唐蕃古道具體行程是：東起長安（陝西西安），歷秦州（甘肅天水）、狄道（甘肅臨洮）、河州（甘肅臨夏）進入今青海境內，經龍支（青海民和）、鄯州（青海樂都）、鄯城（青海西寧）、赤嶺（日月山）等地，至悉諾羅驛，出今青海境，過閣川驛（藏北那曲），農歌驛（藏北羊八井 北），然後到邏些（西藏拉薩），全長3000公裡。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至開元十九年（731年），吐蕃使臣名悉臘和唐使者皇甫惟明、崔琳等在長安和邏些進行外交活動，為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赤嶺（青海日月山）劃界樹碑和設市貿易鋪平了道路。1963年，北大教授閻文儒帶研究生在甘肅炳靈寺實習，他們在第148窟發現開元十九年和蕃副使魏季隨出使吐蕃時所刻《靈巖寺記》。自和蕃大使御史大夫崔琳以下題名者凡七十一人，皆各部、臺、寺與內侍省官員及諸道將吏。靈巖寺是唐人對炳靈寺的稱謂。後來，吐蕃僧人入居此寺，故更名為「炳靈寺」。其名源於古藏語bum Rgyal-ba （億萬佛）。
炳林寺所在地唐代屬於河州，也即《釋迦方志》所說唐蕃古道第一站「河州」。凡從長安去吐蕃都要在這裡渡黃河，有渡口晉稱「風林津」，唐稱「風林關」（《太平寰宇記》）。炳靈寺石窟相對的黃河南岸橋灘有築橋遺址，河邊巨石上刻有「天下第一橋」五 個大字，現在被劉家峽水庫所淹沒，或以為風林津便在此地。
唐蕃古道甘青路段的另一重要考古發現在青海境內。1983年，青海文物普查隊在青海湖東岸日月山大牙豁的草叢中發現一塊唐碑，因久經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碑文剝落無存，但是碑額、碑座皆為唐代石碑形制。日月山即《釋迦方志》所說唐蕃古道上的赤嶺。《舊唐書 李蒿傳》記載：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矽、李行煒與吐蕃莽布支同往觀焉」。另據《新唐書 吐蕃傳》記載，入蕃會盟的唐使臣劉元鼎於長慶二年（822年）使蕃經赤嶺時，見到「信安王瑋、張守矽所定封石皆僕，獨虜所立猶存」。在日月山發現的這塊唐碑當即開元中所立唐蕃分界碑。（圖4）
圖4 青海日月山的唐蕃分界碑
三、唐蕃會盟碑與《大唐天竺使出銘》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吐蕃使臣納羅和唐使劉元鼎分別在長安同宰相崔植以及在邏些和贊普赤熱巴巾的會盟，重申「甥舅之好」並發展唐蕃「同為一家」的友好關係。長慶三年（823年）又在邏些大昭寺前立碑，記述唐穆宗與吐蕃贊普可黎可足有舅甥之誼，「漢蕃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患難相血」等。故此碑被學界稱為「唐蕃會盟碑」或「長慶舅甥會盟碑」。藏族同胞稱其為「祖拉康多仁"，意為「大昭寺前之碑」。（圖5）
圖5 唐蕃會盟碑
唐蕃會盟碑一共3塊。一塊立於拉薩大昭寺前，碑高4.78米，寬0.95米，厚0.50米，上有盈頂石蓋。碑身四面刻字。正面刻漢藏文雙語對照盟約。漢文在右，正書6行，現存464字；藏文在左，橫書77行。盟約規定彼此不為敵仇，不兵戎相見。不相侵封疆，不相掠人口。碑兩側為唐朝和吐蕃參加此次會盟的官員的名單。唐官在碑左側，共18人；蕃官17人，在碑右側，亦漢藏雙語對照。此碑背面刻藏文78行，內容敘述唐蕃舅甥二主結約會盟之始末。唐蕃會盟碑對研究漢藏古音、唐代中原與吐蕃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重視。英國藏學家黎吉生（H. E. Richardson）、日本藏學家佐藤長、我國學者陳寅恪都對唐蕃會盟碑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目前研究唐蕃會盟碑的力作，首推美籍華裔學者李方桂與美國學者柯布林（W. South Coblin）合著的力作——《古代吐蕃碑銘研究》，1987年在臺北出版發行。
1990年，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在靠近尼泊爾邊境一個山口發現摩崖碑刻——《大唐天竺使出銘》（圖6）。此碑系唐顯慶三年（658年）所刻，碑文記載了唐代使節王玄策率隨從劉嘉賓、賀守一等人歷盡艱難險阻，出使天竺，經小楊童（同）等，路過吉隆，於此地勒石紀功的情形。吉隆在吐蕃時代稱Mang-yul（茫域），清代文獻作「濟嚨」。1994年，霍巍在日本《東方學報》和《中國藏學》發表了更為詳細的研究報告。碑刻所在位置北面為宗喀山口，系昔日進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東西兩側為群山環抱，南面為通往縣城的現代公路。
圖6 西藏吉隆縣的《大唐天竺使出銘》
《大唐天竺使出銘》刻在山嘴一個西北至東南走向的崖壁上，銘文上方有突出的崖簷可遮風擋雨，下方有一小溪，此地海拔4130米。碑銘寬81.5釐米，殘高53釐米，其下端已損毀殘缺。碑額篆刻陽文一行七字「大唐天竺使出銘」；碑文陰刻楷書24行，滿行原來估計約30字 40字左右。現殘存共約222字。碑文相當一部分字跡漫渙，行、字之間陰刻4釐米X365釐米細線方格。每字約2釐米見方。這通唐碑首次以考古實物補證了吐蕃—尼婆羅道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團的組成等若干史實，是研究吐蕃王朝時期唐蕃交通的重要石刻文字材料。
王玄策的目的地是印度佛教聖地那蘭託寺，玄奘西行印度就在這所寺院學習梵語和佛學。敦煌壁畫中就有許多表現玄奘和王玄策在印度求法的壁畫。王玄策還從西域帶回一幅佛足跡圖像。敦煌壁畫中有些佛足跡壁畫，就是模仿王玄策從印度帶回的範本繪製的。王玄策不僅對印度和中亞諸國頗具影響，對日本佛學也產生影響。奈良藥師寺至今寶藏一塊唐代佛足跡石。上面有太平勝寶五年（753年）銘文，記載此佛跡是根據日本遣唐使從中國帶回的王玄策摹本而造。（圖7）
圖7 敦煌壁畫上的佛足跡圖
王玄策不僅對他出使過的印度和中亞諸國頗具影響，還對日本佛學產生了影響。《全唐文 拾遺》卷72缺名《佛跡石臺刻字二首》載：「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丘茲國中轉法輪，回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黃書本實向大唐國，於普 光寺得轉寫搭，是第二本。日本在右京四行坊禪陀，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轉寫搭，是第三本……」此為日本奈良藥師寺佛足跡石及石旁的銘文，《全唐文》錄文多有錯誤。
奈良佛足跡石東面銘文為：「釋迦牟尼足跡圖。案《西域記》云：今摩揭陀國者，阿育王方精舍中，有一大石，有佛足跡。今丘茲國城北四十裡寺佛堂中至石之上，亦有佛足跡，齋日放光。道俗至時，同往慶修。」其旁有太平勝寶五年（753年）銘文記載此佛跡據日本遣唐使從中國帶回的王玄策摹本而造，即《全唐文》那段錄文。其銘曰：「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轉法輪處因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黃文本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吾京四條一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轉寫，搭是第三本」云云。據此王玄策從中天竺鹿野苑摹回佛足跡。日本遣唐使黃文本又根據王玄策摹本摹寫回日本，再經智努王根據黃文本的摹本轉寫、刻畫到奈良藥師寺。這個工程於唐天寶五（746年）年間由藥師寺的畫師、書寫者、石刻手多人完成。（圖8）
圖8 日本奈良藥師寺
四、吐谷渾與青海都蘭吐蕃大墓
《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僧人宋雲、惠生在吐谷渾王伏連籌時代（518年）去西域取經，取道吐谷渾，他們描述當時吐谷渾語言文字同於北魏，流行漢語，但「風俗政治，多為夷法」。I960年和1981年青海考古工作者曾兩次對位於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 渾晚期都城伏俟城進行了調查研究，探明伏俟城由內城和郭城組成。郭城呈長方形，東西寬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衝毀，長度不明，城垣有礫石壘砌。（圖9）
圖9 青海湖畔的伏俟城
內城在郭城西部，方形，邊長約200米。牆無雉堞，僅東牆正中開門。宮殿遺址可能建在位於城內偏西北處發現的邊長為70米方形臺基處。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鮮卑「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的舊俗。地面遺蹟稀少，反映了吐谷渾後期仍然過著遊牧為主的生活。
公元7世紀，吐谷渾被吐蕃帝國兼併。吐蕃人強盛之時，一度統治西域乃至中亞。吐蕃人採用以夷制夷的方法，繼續讓吐谷渾王公貴族實施統治，並與吐谷渾王互為婚嫁。在青海都蘭一座吐蕃大墓中發現了吐蕃贊蒙（皇后）與吐谷渾王的通信的簡牘，今稱血渭一號大墓。（圖10）
圖10 血渭一號大墓
血渭一號大墓位於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察汗烏蘇鎮東南約10公裡的熱水鄉，屬唐代早期吐蕃墓葬，也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吐蕃墓葬，從中發掘出波斯織錦、粟特系統鍍金銀器、波斯、拜佔庭織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產的大食錦等珍貴文物，生動反映了唐蕃古道國際貿易的盛況。這座墓坐北向南，高33米，東西長55米，南北寬37米的大墓，從正面看像一個「金」字，故有「東方金字塔」之美稱。大墓背後的兩條山脈從東西綿延過來，如同兩條巨龍，大墓則像一顆寶珠，構成「二龍戲珠"之勢。墓堆下有3層用泥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圍牆。墓冢從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層排列整齊橫穿冢丘的穿木，共有9層之多，一律為粗細一般的柏木，當地農牧民群眾因此也稱它為「九層妖樓」。據推算，營造這樣的大墓需一萬人修建一年以上。目前血渭一號大墓僅發掘了墓葬一、二層，出土了大量陪葬物品和陪葬的馬、牛、羊等動物遺骸700餘具。在眾多的隨葬品中，有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古蒙古族文木牘、彩繪木片及金飾、木碟、木鳥獸、糧食和大量絲綢。考古人員還在墓葬前發現了5條葬馬溝和 13個環形牛、狗等動物陪葬坑，出土了87匹馬的完整骨架及大量其他動物骨骸。此外，大墓周圍還分布有數十座小型墓葬。（圖11）
圖11 拜佔庭織錦
公元7世紀，薩珊波斯王朝覆亡。許多波斯王室成員流亡唐朝，血渭一號大墓出土波斯織錦，寫有波斯王的名字，本為波斯王室所有。這件波斯王室用品之所以流入中國，顯然與這些流寓中國的波斯難民相關。（圖12）
圖12 織有婆羅缽文的波斯織錦
公元7世紀，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崛起，伊斯蘭文明迅速取代拜佔庭、波斯和粟特文明，成為美索不達米亞和中亞的主流文化。阿拉伯人本為遊牧人，長期生活在貧瘠的荒漠地帶，文明程度不高。因此，伊斯蘭文化興起之初，不得不依賴於阿拉伯帝國各地被統治民族的文化藝術。例如，白衣大食一一麥葉王朝定都大馬士革，頗受拜佔庭文化影響；黑衣大食一一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達，得益於古老的波斯文化。薩曼王朝定都布哈拉，實際上傳承了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粟特文化。在青海都蘭吐蕃墓中發現了具有伊斯蘭藝術風格的大食錦。（圖13）
圖13 青海都蘭出土伊斯蘭織錦（右）
青海都蘭唐代吐蕃墓葬群發現後，盜墓賊不斷來此大肆盜掘，許多珍貴文物流散到歐洲和美國。例如，美國克裡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粟特絲綢上衣，就是來自都蘭唐代吐蕃墓。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粟特絲綢馬甲以及敦煌博物院和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唐代絲綢殘片，皆出自青海都蘭吐蕃墓葬群。（圖14）
圖14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新澤西州紐瓦克博物館藏品
為了搶救青海都蘭吐蕃墓群的珍貴文物，1999年夏，北京大學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考古隊發掘都蘭熱水溝南岸吐蕃大墓。工作重點在都蘭縣熱水鄉血渭草場, 以前曾譯作「斜外草場」，音近而譯法不同。他們在熱水溝南岸一共發掘了四座大型和中型吐蕃時期的墓葬，從中發現大批織物、木器、金銀器、彩繪木板畫和古藏文碑銘、木簡等珍貴文物。（圖15）
圖15 都蘭吐蕃墓出土彩繪木雞
這次發掘在墓中發現了一塊吐蕃大相（blon）墓石，字跡十分清晰，從殘留的金箔痕跡看，陰刻文字內原來貼有金箔。所謂blon，漢字譯為「論」。《新唐書 吐蕃傳》云：「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為大論、小論。總號曰尚論掣逋空瞿。"吐蕃官吏「論」，相當於部長一級的長官，可譯為「相」；「論茝」就是「大論」，也就是大相、首相。吐蕃職官還設有內大相、外大相、小相等。所謂「總號曰尚論掣逋空瞿」，意思是「所有大尚論」。「尚」是與王室通婚的外戚家族，出任官員稱為 「尚論」，更握有一定實權。這方墓石標明墓主人的身份是blon（論），屬於政府高級官員無疑，否則也不可能有如此豪華的陪葬品，更不可能有此墓石的樹立。（圖16）
圖16 吐蕃大相（blon）墓石
這次發掘出土木簡中，還有一簡編號為RB115. Ki22（99DRNM1：36）,今稱 「尚思結木簡」。簡文寫有vdzong/zhang-skyes一詞，似乎這就是墓主人的名字，可譯作「為尚思結送葬」。前文說過，「尚」是與王室通婚的家族。在吐蕃時期，和王室通婚的有四大家族：一是vbro氏，漢文譯作「沒廬氏」；二是sna-nam氏，漢文譯作「南東氏」；三是mtshims氏，漢文譯作「綝氏」；四是tshe-spom氏，漢文譯作「蔡邦 氏」。這四大家族成員往往以後黨身份，由外戚入主大政，專任「尚論」 一職，左右吐蕃政教事務。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名曰「尚思結」。中央民族大學的王堯教授懷疑，此人就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提到的「結桑」，按照古代發音，應讀作「思結桑」。這位尚論思結桑，名叫「甲貢」，一直參與並主持會盟重典，權力很大，在公元757年死於任上。這個發現提示我們，是否因為那時吐蕃已經攻陷一系列青海、河西一帶城池，軍事攻略的軍帳就設在吐谷渾舊地，而都蘭一帶屬於吐蕃後方，故葬於此地。
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所與海西州民族學博物館聯合考古隊對德令哈市郭裡木鄉的兩座古墓進行發掘，從中發現三具唐代彩繪木棺，上面有四神圖案和鶯歌燕舞圖等，十分精美，發掘者認為屬於唐代吐蕃墓。（圖17）
圖17 郭裡木吐蕃墓彩棺的玄武和朱雀
在棺木外繪製彩色圖案，是東漢以來河西走廊西部和羅布泊一帶興起的葬俗。例如：甘肅酒泉出土東漢魏晉時代的彩棺；新疆尉梨縣營盤墓地出土東漢至魏晉彩棺以及新疆若羌縣北境LE古城附近魏晉壁畫墓出土彩繪木棺。這個文化傳統在塔裡木盆地一直傳承到晚唐五代時期。在新疆和田發現了晚唐五代時期的彩繪木棺，上面繪有四神圖案，與香日德唐代彩繪木棺如岀一轍。吐谷渾西與于闐（今新疆和田）接壤，于闐四神彩繪木棺很可能肇源於吐谷渾文化。（圖18）
圖18 于闐王公貴族墓四神彩棺的青龍和白虎
吐谷渾是個遊牧民族，西遷青海後，一直保留著這個古老的文化傳統。在郭裡木吐蕃彩棺上繪製的狩獵圖相當有趣，其中一幅是狩獵青海地方特產犛牛的場景。（圖19、圖20）
圖19 郭裡木吐蕃彩棺的帳居及宴飲圖
圖20 郭裡木吐蕃彩棺的狩獵及商旅圖
原文載於《藏學學刊》2007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