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臺輝
本文原題為《四種絕對主權形態的時空架構——評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
來源=《社會》
託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可謂是戰後歷史社會學復興以來的第四代傳人，是上世紀末嶄露頭角的新銳。西達·斯考切波是埃特曼攻讀博士學位的指導老師，也是影響其學術生涯最早和最大的社會學家。「她有關革命的課程——我1977年主修該課程——喚起了我對歷史和政治問題的最初興趣，而她的著作則是此後我源源不斷的靈感之源。」(Ertman，1997)《利維坦的誕生》是埃特曼在題為「現代早期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建設」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經過多年修改的成果。此書在1997年甫一出版就受到社會學、政治學和史學界同仁們的廣泛關注，在1998年獲得以其師爺名字命名的巴林頓·摩爾獎，此後一直成為歷史社會學專業學生的必讀書。本書究竟為何受到重視呢？或許書名比內容更吸引人，書名為「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但書中對「利維坦」這個概念卻惜墨如金。那麼，主副標題之間的關係何在，作者為何把時間跨度限定在中世紀及現代早期，又為何把國家建設與政權建設分開來討論呢？筆者試從解讀標題作為切入點，揭示作者的問題來由、理論模型與基本結論，同時結合相關議題揭示本書的特色和不足。
利維坦：從神話、哲學到歷史社會學
在基督教信仰體系中，上帝是創造並主宰宇宙的全知全能的神，是我們理性不可知、但卻是一切權力和秩序的根源和基礎，是裁決善惡的最高法庭。為了展示上帝的權能和智慧，耶和華描述了兩個怪獸，比希莫斯「吃草與牛一樣。……在它防備的時候，誰能捉拿它？誰能牢籠它、穿它的鼻子呢」1；利維坦「使深淵開滾如鍋，使洋海如鍋中的膏油。……它在驕傲的水族上作王」2。顯然，作為上帝神的造物，利維坦代表塵世中水上一切危險力量的恐怖形象，比希莫斯則是陸地行走的惡魔化身。然而，在《聖經》的語境中，耶和華試圖通過這兩個威力無比的猛獸來反證上帝的至上權力，因為上帝可以「用他剛硬有力的巨劍」來捍衛宇宙的秩序與價值標準。那麼兩個怪獸之間有何關聯呢？如果上帝死了，誰來控制這兩個在俗世間所向披靡的巨獸呢？對於虔誠的基督徒來說，前一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後一個問題是匪夷所思的。但當上帝在「理性的法庭」上被判死刑之後，哲學家必須對這兩個問題給予合理的交代。
霍布斯是最早承擔這個歷史使命的哲學家之一，他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是以惡制惡，用水上的利維坦來控制陸地的比希莫斯。他不僅在1651年出版了《利維坦》，而且在1670年發表了有關英國長期國會史的《比希莫斯》。在霍布斯那裡，比希莫斯象徵著由宗教狂熱和宗派主義引起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在清教革命期間葬送了英國；利維坦則象徵著締造和平秩序的國家，只有強力推行內部和平的國家秩序，才能抑制自然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反叛力量。所以，霍布斯形象地用利維坦指代最強大的世俗王權，以國家強權來控制其他所有的弱小勢力。利維坦是如何刻畫出來的呢？我們可以從《利維坦》一書扉頁的圖畫中得到答案：一個碩大無比的巨人，全身是由數不清的小人集結而成，象徵世俗的右手握著一把劍，象徵神靈的左手握著一條主教權杖，護衛著身下的高山與和平之城。在每隻手的下方各有一排組圖，在右邊的劍的下方依次是城堡、王冠、火炮、步槍長矛和軍旗、戰場；在左邊權杖的下方依次是教堂、主教法冕、雷電、尖峰標記、三段論和兩難、宗教會議。這幅圖景描述了世俗與神靈的權力衝突及其鬥爭武器，而這種鬥爭充斥了霍布斯時代所有的社會領域。顯然，《聖經》中的海獸開始以巨人的形象出現在領土的上空。換言之，取代上帝位置的利維坦是人造的，超脫並監控在陸地上進行的一切世俗與宗教事務，以捍衛內部的安全與和平，雖然它無法看到身後同樣的高山與城市。這幅插圖是《利維坦》之精華濃縮，也是霍布斯在哲學層面上建構現代國家的核心要義。然而，書中對此圖沒有任何文字說明，而且只有三次提到「利維坦」
正如神話不接受哲學的檢驗將無法使已被啟蒙的現代人信服一樣，哲學的邏輯推演經不起歷史和社會的時空驗證也難以自圓其說。歷史社會學「是對過去進行研究，目的在於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時空坐標系，而歷史社會學立足於這個坐標系，不僅可以克服社會學家沒有「歷史意識」、歷史學家沒有「社會意識」的缺憾，還可以證偽邏輯嚴密的哲學建模和實證科學建模。在這個意義上，埃特曼以「利維坦的誕生」為主標題，其用意似乎想檢驗霍布斯建構的哲學建模，考察這個把上帝、巨人、巨獸與機器繫於一身的絕對主權是如何產生的。但是，或許會讓讀者失望的是，即使耐心讀完這本幾十萬字的巨著，也難以在文中發現作者對「利維坦」這個概念的解釋。此託馬斯是否受彼託馬斯(埃特曼和霍布斯的名皆為Thomas)的影響？我們從該書的副標題「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可以看出，作者把「利維坦」這種絕對中央權威分解為國家機構的組織方式與政權體制的結構形式，而且限定其誕生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標題可以傳遞出本書的主題、時間與空間三個信息，即主題是國家機構的組織與政權體制的結構1這兩個相關但又相異的建設，時間維度是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空間維度是整個歐洲版圖。顯然，作者力圖把霍布斯在哲學意義上的利維坦國家置於長時間與大空間構成的歷史社會學坐標系中來定位，由此得出絕對主權在歐洲各國家的誕生方式及其表現形式。
解釋模型：利維坦、時間與空間
一方面，埃特曼把標題折射出的三個信息轉換成扉頁上提出的基本問題，即「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那段時期出現的歐洲國家，為什麼會沿著如此不同的路徑發展；為什麼有些國家走上絕對主義的道路，而另一些則走上憲政主義的道路；是什麼因素使得有些國家發展出官僚制的管理體系，而另一些國家在實踐中卻仍然依附於一種世襲制」。另一方面，作者由此得出屬於他自己的普世性理論，即通過把歐洲國家分為四種類型來回答上述問題。
首先，作者把利維坦國家分解為體制結構和機構組織。歷史社會學界在歐洲現代國家建設理論上已達成的共識包括，特殊政體形式與市場經濟動力相結合使西方文明模式脫穎而出；戰爭是國家機器理性化的主要動因；領土國家成為唯一勝出的政治形態；多元競爭的政治主體受制於同質化的宗教力量。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更多從結果而非原因來解釋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更多從現代官僚制和憲政主義這種理性化進程來考察，較少考察理性化進程是如何遭遇傳統世襲制和專制的非理性化抵制的，故無法解釋不同國家在各種地緣軍事壓力下的結果，無法理解18世紀後期歐洲版圖上呈現出的不同的現代國家類型。因此，在作者看來，一個利維坦國家的基本形態，應該取決於政權體制的結構形式和國家機構的組織方式兩個因素的不同組合。
在體制結構形式上，作者遵循絕對主義與憲政主義這種普遍認可的二分法，「在一種絕對主義政權中，統治者以他或她個人的意志整合了行政權和立法權，而在一種憲政主義政權中，立法的特權是由統治者和一個代議機構共同掌管」。作者進一步指出，出現專制與憲政的分野，關鍵在於地方政府模式和代議制度兩方面的差異。參與式的地方政府模式和以領土為基礎選出代表的議會機構，更有能力抵制統治者的誘惑與打擊，而作為中央派出機構的地方政府模式和以社會等級為基礎選出代表的議會機構，更能助長王權專制。在機構組織方式上，作者遵循M.韋伯的世襲制與官僚制二分法。在M.韋伯看來，統治者無力通過家族成員進行直接治理時，只能依賴於社會各團體之間的合作，並要求團體的社會資源有利於中央的統治權威、財政汲取和軍事擴張，但地方精英團體在世襲君主專斷時也試圖擴展自身的特權和利益，從而把行政管理職務佔為己有，壟斷地方政府職務和轄區所有資源，並使之成為私人的繼承財產，由此出現世襲制。不僅如此，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人還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果統治者有能力隨時更換地方官員，抵制這種地方精英集團私有化趨勢，並且讓具備治理素質和技能且效忠王權的人擔任公共職務，使之服從於一種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行政法規，那麼，這將為一種現代的理性官僚制奠定基礎。在吸收O.欣茨(Otto Hintze)、安德森(Perry Anderson)、C.蒂利(Charles Tilly)和M.曼(Michael Mann)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者指出，在機構組織方式上是世襲制還是官僚制，在體制結構形式上是絕對主義還是憲政主義，其博弈和組合的結果在18世紀的歐洲國家最終呈現為四種形態，即官僚絕對主義、世襲絕對主義、官僚憲政主義和世襲憲政主義。
其次，作者把上述四種國家形態的誕生置於15世紀前後，即中世紀(從公元5世紀的西羅馬帝國解體到1450年代)至現代早期(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宏大歷史背景中來考察。作者特別重視把時間安排視為影響國家形成的重要變量，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路徑依賴。在西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在拉丁歐洲和日耳曼地區建立了許多隸屬於日耳曼帝國和教皇的地方政權。隨著帝國的衰亡，佔有土地的地方領主把公共職務佔為己有並獨霸一方，從而形成碎片化的政治景觀。在千禧年之後，新一代統治者開始抵制這種去中心化的地方勢力，藉助羅馬教皇發展的三段論和社會等級論作為意識形態武器，並取得了重建中央權威的成功。但這些努力對原羅馬帝國的邊緣地區影響較少，使之有機會發展出參與式的地方政府模式和以領土為基礎選出代表的代議模式。這種差異以及由此開創的行政管理和財政體制形成了後來進行國家建設的路徑依賴。(2)路徑替代。在1450年之後新興的國家建設者面臨新的機會，主要表現在：採用更先進的行政管理和財政手段，大學在中世紀後期的興起推進了一種專職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人口增加推動了軍事技術的發展，商業與財政市場的壯大擴展了統治者的財政來源。這不僅使統治者更有能力抵制地方精英的私有化傾向，而且還把職務與官員相分離從而建立起一種現代早期的官僚制。此外，歷史社會學的許多相關研究都強調了戰爭對國家建設的作用，但作者創造性地指出，地緣政治競爭開端的時間，其先後順序是影響國家建設進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路徑完成。作者把本書討論的截止時間放在18世紀後期，其原因在於，歐洲版圖此時完全發展出利維坦國家的四種形態，而且法國大革命使世襲絕對主義徹底解體，整個歐洲大陸的國家與政權建設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哲學上肯定了這一點，「18世紀國家的發展終結了君主主權的思想，也終結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國家絕對王權論的古典形式」。利維坦作為國家的象徵開始喪失理性神話的力量，蛻變為沒有生命力的、人民視之為阻礙自由的暴力機器，因此「被19世紀資產階級法治國家所替代」。同樣，吉登斯從歷史社會學角度指出，19世紀之後，軍隊首次不是維護內部秩序的基石，而作為監控模式的內部綏靖同時成為經濟組織和國家自身的關鍵特徵，這標誌著絕對主義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變。據悉，作者目前正在撰寫該書的姊妹篇：《馴服利維坦：19世紀和20世紀西歐民主的民族—國家建設》。
作者運用「宏觀社會研究中的比較史」的歷史社會學方法，把中世紀及現代早期的國家與政權建設放到整個歐洲的「基督教王國」來考察。在埃特曼看來，基督教王國是指從中世紀開始一直信奉基督教的地區，西至不列顛，東至波蘭和匈牙利，北至瑞典和丹麥，南至義大利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其原因是，在這段時期，教會組織一直影響國家與政權建設的全過程，由此可以在一個同質的基督教文化和社會中進行比較。同時，為了比較相類似的政體，即領土國家中的政治和制度的歷史走勢，作者既不考慮18世紀之前已衰竭的特殊政體，如義大利的城市共和國，以及瑞士和荷蘭這兩個主權不在中央政府的邦聯國家，也不討論一直動蕩不安的巴爾幹半島。這樣，作者把歐洲的領土國家歸為四類：第一類，世襲絕對主義，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薩沃、託斯卡納和那不勒斯之類，這些國家不僅屬於原羅馬帝國核心地區的拉丁歐洲，也是在1450年之前進入地緣政治競爭的國家；第二類，官僚絕對主義，如日耳曼諸公國和丹麥，前者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心臟地帶，但卻在1450年之後才面臨地緣政治壓力，丹麥雖然在早期有著強勢議會，但後來為日耳曼的入侵所破壞；第三類，世襲憲政主義，如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到15世紀之後才面臨地緣政治壓力，基本上是按照地方貴族世襲制的邏輯來組織行政管理體系；第四類，官僚憲政主義，如英國和瑞典，作者特別強調，英國雖然早期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使公共權力機構有導向世襲制的可能，但強勁的代議機構與之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鬥爭，到17世紀之後才最終走上現代官僚制的軌道。
在二至六章中，作者用詳盡的史料證實和發展了上述解釋模型，並在第七章總結道：歐洲國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對當代政治發展有著幾點重要的啟示，表現在：(1)統治者在「歷史拐點」作出的制度選擇，為既定國家的未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鋪陳了一種發展道路，而早期形成的路徑依賴限制了未來統治者的制度選擇範圍，使之被迫在有功能障礙的制度框架內發揮作用；(2)第一批進入「先進」行列的國家不但影響其自身的未來走向，而且所產生的實踐和制度讓「後發」國家因受經濟和軍事競爭的驅動而不得不「跨國學習」，但在一個由開拓者完全控制並結構化的世界裡，後來者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裡作出制度選擇，而另闢蹊徑則要付出不可意料的代價；(3)世襲制具有非常可怕的持續性，不僅歐洲大陸至今仍殘留世襲制的慣例，由此導致低效、專斷和腐敗問題，而且，亞非拉不少國家雖然自主進行國家建設半個多世紀，但仍出現大量與國家政權相關的腐敗或尋租行為，因此仍處於原宗主國的陋習陰影下。尋租群體吞噬著公共資源，而且一旦鞏固其利益就抵制國家的進一步改革；(4)如何抵制尋租行為對國家制度的侵蝕呢？主要有德國的威權主義和英國的憲政主義兩種模式。前者依賴於行政部門對官員的嚴密監控，但行政的低效或無能會導致很大的偶然性，後者訴諸代議機關的高度警惕性，議員通過法律程序對開放的公共領域進行全方位調查；(5)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與一個充滿活力的參與式地方政府相結合，最能讓國家政權均衡組織結構擴展、政治參與、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多元需求。
評價及辯護
發軔於歐洲的現代國家成為一種支配性的政治單位，歐洲文明藉助國家意識和制度的輸出在短短幾百年裡稱霸全球，那麼，歐洲近代史上的現代國家是如何展開的呢？戰後復興的歷史社會學非常注重其發生學的研究，並已取得相當成就。本書作為該領域邁向新世紀的標杆，有著許多特色但也不乏不足；同時，從西方學術界的一些書評來看，本書也存在一些被誤讀之處，在這裡有必要為作者作一申辯。
特色
把相關概念置於時空關係中來辨析
歷史社會學界在研究國家建設時一直遇到概念混亂的問題，在state、nation、modern state、national state、nation state、nation-state之間，以及state-building、nation-building、nation-state building之間難以作出區分，更不用說這些概念進入漢語語境之後的混亂局面。埃特曼運用的territorial state (領土國家)概念是指現代歐洲早期已經走向成熟的新型政權，旨在建立一個領土主權的中央政府，相當於C.蒂利的national state和斯柏伊特的Sovereign State(Spruyt，1994)。他指出，「現代國家」是16世紀在歐陸成熟起來的新型政權，「民族—國家」是歐洲在19、20世紀定型的、最典型的現代國家形態。我們由此可以理解「民族—國家只是國家建設幾種可能的結果中的一種而已」。因此，明確時空條件是概念運用的前提。作者以法國大革命為界，把此前的現代國家建設視為不包括民族觀念和民族建設的體制結構和機構組織建設，之後由於主權國家蛻變成施密特所說的「機器裝置」和「法治國家」，唯有借用法國式的人民性民族主義或德國式的種族性民族主義才能進行社會政治總動員，才能稱為民族—國家建設。當然，對於在19、20世紀之後才發展出國家意識和主權觀念的亞非拉地區，民族—國家建設者往往把兩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扭結在一起，使得這些概念可以互用，但也各有側重。
創造性地運用「中心—邊緣」理論
以沃勒斯坦為代表的世界體系論者認為，16世紀之後的世界進入了一個相互聯繫的統一體系，有著單一的勞動分工、多元文化和多重權力，包括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多重國家體系和文明體系。每個體系都存在一種「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不平等交換關係。雖然埃特曼沒有提到這種理論，但卻是以此來建構其解釋模型的。他認為，在羅馬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衰落之後，其中心區(包括拉丁歐洲和日耳曼諸公國)出現絕對主義，而在原帝國的邊緣區(北歐、東歐、不列顛)出現憲政主義，其原因是，帝國是一個從中心到邊緣的擴張過程，而其衰落則是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收縮過程，而中央權威的殘喘與重建都進一步強化了王權和教權，使地方政府成為中央自上而下的非參與式單位，代議機構也是以等級身份為基礎的，軟弱而鬆散的；相反，在邊緣地區，帝國的擴張過程激起地方保護主義和自治，使之形成警惕中央權力下滲的慣例。帝國雖希望維持其統治地位，但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承認地方精英集團的自治，結果，一旦帝國衰落並收縮權力時，地方精英在制衡王權方面必然佔上風。這樣，強大而獨立的代議機構都是由以領土為基礎選出的代表組成的，而且很早就出現在英國(Parliament)、瑞典(Riksdag)、波蘭(Sejm)和匈牙利(congregatio generalis)，從而出現憲政主義的政權形式。
把體制結構與機構組織視為系統工程
在戰爭與國家建設的關係上，作者與其他歷史社會學家一樣，也認為戰爭頻繁度與世俗王權的力量增強成正比。但本書的一個特色是，戰爭與地緣政治壓力因出現的時間順序不同，對體制結構和機構組織的影響也不同。比如，在憲政主義一組中，由於英國最早面臨地緣政治壓力，議會與王權在千禧年之後的幾百年裡都處於緊張衝突的關係中，所以，王權限制了傾向世襲制的地方貴族，而貴族限制傾向專制的王權。相反，波蘭和匈牙利因更晚地面臨戰爭威脅，其結果是，議會權力過大導致世襲制，而君主權力的軟弱導致無力阻止外敵入侵。在市場經濟與國家建設關係上，D.諾斯等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史學家們認為，經濟增長模式與政治變遷存在正相關關係，歐洲國家建設由此形成不同的性質和動力。埃特曼雖然贊同利維坦誕生的經濟因素，但反對單純的經濟史解釋，而是把經濟因素置換成稅源和財政，以此考察地方政府和代議機構與王權的博弈過程。同樣，在財政與國家建設方面，他贊同財政制度改革對國家建設的影響，書中大篇幅地運用豐富的史料討論國家稅收問題(尤其是英國，足足有80多頁)，而且基本上通過財政制度體系和行政管理體系來考察憲政與專制的分野。然而，埃特曼緊緊抓住體制結構和機構組織這兩根主線，更合理地把財政制度改革置於歐洲整個國家建設譜系中來考察，由此顯得更為豐滿、更有說服力。換言之，雖然從戰爭、經濟或財政這些單向度來考察國家建設，可以更顯著地理解單方面的重要性，但國家建設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並沒有什麼最重要或決定性的因素。正如C.蒂利所說的那樣，「各國的發展路徑與邏輯是必然性(利益、資本與權力)與偶然性(戰爭後果、地緣政治壓力)相結合的一種意外後果」。
總之，正如有西方學者正確評價的那樣，「毫無疑問，至今為止，在探討現代早期歐洲國家形成方面，這是最好的一本書，在歷史跨度、經驗深度和理論提煉方面都超越了所有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它有兩個明顯的突破，一是明確區分政權體制結構和國家機構組織，可以理解絕對主義在某些國家更強或更弱，某些憲政國家可以或不可以抵制地緣政治的威脅；二是通過集中於代議機構，可以啟迪於專制政府為何能或不能成功」。
不足之處
仍未擺脫西歐中心主義的陰影
在歐洲國家建設的主題上，此前的學者喜歡把西歐，尤其是英法作為分析對象，視之為西方近代文明的發祥地和現代制度體系的母體，由此擴展到歐洲和全世界，是一種典型的西歐中心主義。本書雖然把視野擴大到整個歐洲，試圖突破西歐中心主義的禁錮，但其主體仍是兩強相爭的英國(官僚憲政主義)和法國(世襲絕對主義)。在討論的所有國家中，專論英國和拉丁歐洲的篇幅近60%(二至四章共189頁)，在此基礎上，補充有關其他國家的內容僅131頁(第五章專論德國，把北歐和東歐四國濃縮為第六章)。顯然，這與其類型學的劃分極不相稱，頗有些虎頭蛇尾之感。同時，作者在討論拉丁歐洲的世襲絕對主義時，大多選取有關法國的史料，而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國的史料則較少涉及。西歐中心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強調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內生性，把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歸因於歐洲內部而不是外部因素，現代文明是以西歐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展和傳播的結果。顯然，該書仍未走出西歐中心主義的陰影。
忽視了文明體系間的相互作用和殖民地的反哺作用
西歐近代社會變革的起因和過程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內部，與西方以外的文明和海外的資源掠奪有著密切聯繫。在文明體系的衝突方面，V.L.伯克於同年出版的《文明衝突、戰爭與歐洲的國家形成》一書或許更具說服力，他更強調宗教戰爭、王國內部及其之間的結構性衝突、諸文明間的衝突對國家形成的作用，「應該承認其他文明對歐洲國家形成的巨大歷史作用」(伯克，2006)。1但埃特曼很少提到殖民地的反哺作用。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到1878年達到掠奪頂峰的柏林條約近4個世紀裡，歐洲的知識、權力與資本緊緊結合在一起，西歐諸國對海外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強化了王權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殖民地的反哺作用減少了王權與地方政府的和議會因稅收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之更多共同協作以如何推進戰爭與海外擴張，從而使整個歐洲的現代國家建設進入到一個黃金時代。當然，殖民地的反哺作用並沒有改變而是強化了各國的路徑依賴。
屏蔽了基督教在不同時空的影響
該書把歐洲範圍局限於「基督教王國」的理由是，在1500年之前，這個地區表現出一種同質性很高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甚至在宗教改革摧毀教皇的統一教權之後也依然持續著這種同質性。這說明，作者沒有把教會作為一個獨立變量，而是作為一種前提，也沒有區分基督教內部的差異，不重視這種差異對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產生不同的結構性影響。但相反的是，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在整個國家建設中都無法繞過宗教對行政管理具體領域的滲透性影響。正如有評論認為，他「忽視了宗教改革對官職的影響，尤其是新教國家，加爾文教貴族和蘇格蘭平民推動憲政政府的影響」。雖然他自稱是從O.欣茨那裡獲得的靈感，但後者首先承認，宗教改革與現代早期國家之間，以及宗教與政治發展之間有著緊密的普遍聯繫。顯然，埃特曼不應該忽視從新教對英國與天主教對歐陸方面進行時空比較，而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M.曼在這方面明顯處理得更好些。
為作者辯護
撇開熟悉的中世紀城市與荷蘭是合理的
本書沒有涉及中世紀後期像米蘭、熱那亞、威尼斯等商業城市，也不考慮僅僅以資本強國的近代荷蘭。很多評論者對此進行了批評，認為這些地方在當時盛極一時，對歐洲文明的現代轉型和資本主義的興盛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無法理解作者這種有意拋棄的做法，「把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地方視為是不合理的」。這種批評並沒有把握作者的問題意識。這是因為，從長時段的經濟社會變遷和現代國家建設來看，原本發達的商業地區沒有對延續到18世紀後期的四種主權國家形態留下多少歷史痕跡，在權力邏輯及實踐上也未影響國家建設的性質和歷史進程。恰恰相反，荷蘭的資本主義在英法兩國的戰爭威脅或系列軍事夾擊中迅速衰落，世界的經濟中心很快轉移到英國。所以，在歐洲現代早期，不僅中央政權持久崛起需要強有力的資本財富，而且經濟的持續繁榮發展更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作後盾。另外，歐洲近代經驗的一個普遍特徵是主權國家而不是商品經濟的興起。一方面，在歐洲大陸內部的許多地區仍舊以土地貴族為主的農業經濟、封建領主制和採邑制，市場經濟並未惠澤整個歐洲；另一方面，在中世紀後期所形成的商業中心從未產生過主權國家形態，反而抑制了現代國家的形成。其原因是，經濟的商品化程度越低，汲取稅收的財政機構和人員越完備，國家結構和能力由此也愈發膨脹。相反，商品化程度越高，新型商業階層越有能力擺布政府權力，其主權並非集中在中央政府，而是散落於地方新興的商人階層。
沒有探討巴爾幹半島和土耳其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說，撇開荷蘭等地是由於其不具備領土國家的主權特徵，那麼，不考慮歐洲東南部則是由於宗教和文化的同質化程度較低。與歐洲其他地區相比較，這個地區長期成為拜佔庭帝國統治與斯拉夫人反抗的戰場，「拜佔庭歷史充滿了動蕩不安和多災多難」，迥異於西羅馬帝國的擴張史，也極少受到西歐基督教文明的影響，長期處於多元文化、民族、宗教、亞洲遊牧部落入侵的衝突和鬥爭中，從而在近代走出一條完全不同於其他地區的道路，至今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埃特曼所遵行的「共性最大化」原則與C.蒂利的觀點是一致的，即「歐洲文化同質化程度低或基督教王國的邊陲地區容易出現紛爭和衝突」。西歐之所以最早出現絕對主義的國家形態，很大程度上是以前西羅馬帝國統一陰影下的結果，文化—歷史—社會結構一開始就具有較高的同質性：世界觀、語言、血緣體系、宇宙論、宗教、審美，甚至政治傳統。這有利於國家權力的擴展、意識形態的滲透、技術和行政人員的統一，人們更可能保持對本土政權的忠誠和反抗外敵的叛亂。
民族—國家形態並非目的論假設，而是一種事實
有批評家認為，本書「存在一個形成民族—國家的假設，好像現代國家是歷史的終結和目標；運用國家建設的大廈來解釋歷史，把一個目的論的框架強加給一個演變過程」。歷史社會學對來自歷史學的這類批評一般保持沉默，因為它更強調從歷史研究中得出在相當大時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何況，民族—國家並不是理論家的一種假設，而是現代國家在19世紀之後的一種典型形態，也不是一種目的論的框架，而是歐洲文明史發展到19世紀的結果。作者只是尋求歷史演變之結果的真實原因。在這一點上，C.蒂利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歷史社會學家之一。他認為，「從1600年左右來看，國家的發展是十分偶然的，很多雄心勃勃的國家在中途就瓦解和崩潰了」。因此，有必要探究到18世紀後期仍具有強勁生命力的主權國家的歷史變遷路徑。
作為一部跨越大空間和長時段的歷史社會學著作，本書不僅向我們展示出四種絕對主權的利維坦國家是如何鑄造出來的，也暗示此後各國馴化利維坦的不同方式。作為一種完全人為的結果，絕對主義的國家形態不僅是歐洲現代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也是完成傳統秩序向現代秩序轉向的過渡形態。在每一個利維坦國家都面臨或強盛或衰敗這種不確定性的幾個世紀裡，沒有哪一個主權者不出現制度和政策的反覆無常，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改革有著長遠的目標和既定藍圖，也沒有可以完全複製的既有發展模式。相反，主權者都是據於各自沉重的歷史遺產與前輩已確定的路徑，在有限範圍內作出制度選擇，以緩解當下的重重危機。國家機構的組織方式與政權體制的結構形式都是在結構化與反結構化、舊新結構交替、理性化與非理性化過程中逐漸固化而成的，是在各種現實力量的對比和博弈中不斷調適的結果。在這個舊結構解體而新結構尚未形成的歷史過渡期，處於任何政治共同體的社會群體和個人都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尋求自身的利益、認同和價值。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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