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載灃執政期間，發生了兩起影響巨大的「搶米風潮」，即「1910年湖南長沙搶米風潮」和「1911年浙江搶米風潮」。
湖南自1901年至1909年間不斷地荒災，最終引起了1910年湖南長沙搶米風潮的發生，該事件對清末民變產生重要的影響，當時的湖南巡撫岑春蓂將此事上報朝廷，於宣統二年（1910）三月五號、六號《湖南巡撫岑春蓂為省城饑民拆毀教堂警柵事致郵傳部等電》《湖南巡撫岑春蓂為長沙饑民燒毀撫署教堂事致東三省等督撫電》二份電文中寫道：「萬急，郵傳部堂憲鈞鑑……初四日因饑民在南門外排食聚眾，巡警道出城彈壓被毆傷，蜂擁數千人至撫署滋鬧，竟多未散」，「並膽用洋油焚燒撫署堂屋，教堂、學堂亦被焚毀數處，當經官兵協力彈壓解散。」
當時湖廣總督瑞澂也發電文《為長沙饑民聚眾焚署事致川督》告知事態緊急，亟待密協防御之措。而當時任湖南布政使的莊賡良也採取措施，與當地紳士出面開導民眾，民變雖未立刻散去，但也沒有十分抗拒。並派人了解情況，查明此次民眾鬧事屬非法情形，而民眾針對的對象指向巡撫，遂致電軍機處。電文中提到：「上籌國計，下顧民生，不能不暫從權變，藉資補救……該司見事機急迫，不能不暫為擔任，示諭一出，痞等始漸退散。」為應對長沙搶米風潮，當時還擬定了一份詳細的賑災救災計劃。該計劃主要包括工賑、修復潰堤、冬賑、春賑、工賑、儲谷補種。
湖南水災頻發，對於衝毀潰堤進行修繕。考慮到工程巨大，對民眾難以修復的潰堤給予補助。而對於老弱病殘者，借不能力作，沒有生計來源，轉眼至冬季，災民衣物多被洪水衝走，故朝廷決定在冬季發放冬賑。以當時的澧州、安鄉來說，該地方連年水災成禍，民眾衣食俱無，饑寒交迫，對於來年的春種，缺乏充足的種子，非賑濟不可。
當時湖南省已將秋谷撥出14萬石來賑災，縣儲藏倉糧嚴重不足，不得不利用新谷登場之時，還擬另外採買30萬石稻穀或雜糧，就近分儲縣倉。並提出各堤壩應趕緊興辦，儘早完工，借用資金加以保衛。考慮到護堤之事，湖北、湖南二省緊密相連，於是請求陳夔龍籌借公款，將湖北公安縣陡護堤潰口修復，以免荊江之水從潰口灌入，殃及湖南。並指出此次搶米風潮「如不能撫輯災黎，饑民流而為匪……借災搶劫，滋擾閭閻，則會前景堪憂」。而此上奏措施，後在清朝政府應對湖南搶米風潮中得以實施。
當時任湖南新紳士代表的諮議局議長譚延闓致電朝廷，對於此次民變中，官紳關係的對立，進行曲解性的解釋，遭到了清朝政府諭旨嚴詞申飭。電文中說：「諮議局權限載在章程，不容逾越，乃於朝廷處分官紳、督臣查辦奏案，亦欲藉端幹預，希圖翻異，措詞謬妄，殊屬不安本分。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該署撫隨時查察。該局議長譚延闓等，如借諮議局之名，於不應與聞之地方公事，藉詞抗阻，即著從嚴參撤」。
從以上的湖南省布政使及諮議局上報朝廷的電文中，以及清廷回復電文中可以知道，在湖南搶米風潮發生之後，清朝政府採取的善後工作有：一是賑濟受災民眾，二是嚴懲在此次民變風潮中不作為的湖南官紳。可見，當時清朝政府已認清弊端之所在，而此項措施也在後續工作中得以部分解決。然湖南搶米風潮未平，緊接著1911年，浙江因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國內天災人禍及新政因素的影響，再次將搶米風潮引向高峰。
早在1906年，長江流域就洪澇成災，因糧食欠缺，米價暴漲，此次搶米風潮至1907年已波及7個府，人心浮動，民怨四起。1911年，浙江發生搶米風潮21起，奸商運糧出境，米價暴漲，由糧食短缺進而引發出一系列的問題，最終將矛頭指向當時的清朝政府。為了應對此次事件，對於浙江的搶米風潮，清政府採取了一些減災調節措施，除了賑谷、賑銀之外，還實行了臨災緩徵和平抑糧價等措施，來緩解荒災。
清朝政府對浙江搶米風潮應對之策，主要採取緩徵糧稅和平抑市場物價這兩種辦法來解決危機。相比較之前的湖南搶米風潮政府措施，在制定政策上顯得不足。加之1911年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清朝政府面臨著辛亥革命的狂風暴雨。以載灃為首的「少年新貴」雖採取一系列措施來解決，一定程度上對民變起到控制作用，但從辛亥革命前十年及載灃執政三年期間來說，所取得的成效不是很大，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斷湧現的民變，它使得政府的預防與調控措施最終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