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除了京師、湖廣、山東等地的水旱饑荒，雲貴、河套、東北邊疆的小騷亂，在中國歷史上， 實在是平淡無奇的一年。這一年，40多歲的萬曆皇帝，與230多歲的大明王朝，都已經走過了他們生命三分之二的時光，還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滿洲各部正在努爾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統一，更不用說遠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陸上，英國人剛剛建立了一塊名為「處女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時，已經離開家鄉快30年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沒有放棄有一天能夠面見中國皇帝的夢想。這個博學的義大利人， 在中國學會了流利的官話，能熟練書寫文言書面語。就在這年春天，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終於付印出版，此時的他們還不知道，這本書，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裡，將成為中國人學習數學最重要的啟蒙讀物，正如此時剛中進士的徐光啟無法預知他日後將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此時的利瑪竇也無從知曉，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中國傳教事業，將要交付到與他同樣踏上遠東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後繼者手中。其中，一個名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時人，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亞歐兩大洲的兇險航程，將沉甸甸的行李帶到中國，史稱西洋圖書「七千卷」。
魯本斯繪金尼閣著儒服素描（左）和油畫（右），1616-1617年，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法國杜埃沙特爾博物館。
還是這一年初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閣，踏上了與前輩利瑪竇29年前相同的海上航線。今人也許很難想像，當時選擇這樣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險。16、17世紀時，東西方交通的條件非常惡劣，海上風暴是家常便飯，就算躲過了狂風暗礁， 還要面對各個海域裡海盜不時的出沒。據統計，僅1552年，從馬六甲向東北航行的船隻，就有三分之一遇險。即便僥倖躲過這些外部威脅，在船艙裡，因水土不服、瘟疫患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損耗多半。面對前途未卜的航行，幾乎每艘航船上都載有傳教士，他們既是船員的心靈告慰者，幫助船員渡過一段段生死未知的航程，同時也肩負著拓展基督教海外世界，抗衡日漸壯大的異教世界的重任。須知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傳教士們往往又是博學的學者，他們一面享受著受教育的特權， 一面壟斷著知識的闡釋權，是當時歐洲先進文化的傳承者、探索者和傳播者，金尼閣就是其中之一。他17歲進入耶穌會初修院學習，成為文學學士，又順應當時西方的時代潮流，加入遠東傳教的受訓隊伍。終於，在而立之年，搭乘「我主耶穌」號 船，航向東方。
金尼閣的這次首航歷時兩年，從裡斯本港出發，經大西洋繞道好望角，在中轉站印度果阿短暫停留，繼而經印度洋，穿過馬六甲海峽，終於在1610年抵達澳門，並於同年底進入中國大陸。緊接著，金尼閣從廣東肇慶經南京、杭州一路北上，一年後（1611年）到達北京。此時利瑪竇已逝，中國教區交由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主持。僅在中國停留兩年後，在龍華民的安排下，1613年2月，金尼閣再度踏上艱苦的海上航程。這次他從澳門啟程，一年零十個月之後，經由印度、波斯和埃及，抵達羅馬，此行目的除了向教皇匯報利瑪竇時代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成果，還有一項就是從基督教世界籌資購書，運回中國，建立中國的西文圖書館。
1618年4月，金尼閣再次從裡斯本出發，攜帶「七千卷」藏書，航向中國。這次航程與11年前航線相同，也同樣充滿了兇險。包括金尼閣在內，此次同行共有22位耶穌會傳教士，他們是由羅馬教廷在權衡各國利弊後，精挑細選派往中國的各國傳教士精英代表，其中有葡萄牙人10名，比利時人5名，義大利人3名，德國人4名。經兩年多的航程，他們絕大多數都死於航程中的瘟疫、海上風暴和海盜的襲擊，抵達中國後，只8人倖存，其中就包括再度被幸運之神眷顧的金尼閣，和後來被清初順治帝尊為瑪法的德國人湯若望。在當時惡劣的交通條件下，除了追求商業利益的商人外，大概也就只有滿懷宗教熱情的傳教士，能夠克服艱難險阻，以超人毅力，漂洋過海來到東方。然而，在這兩類人中，商人以牟利為目的，不會願意將有限的行李和交通空間獻給沉重的精裝插圖書。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有當時集學者與宗教篤信者為一身的傳教士，接過這一重任， 成為那個時代向東方傳播西洋文化的拓荒者，這是中外交通史和「西畫東漸」歷史上值得書寫的篇章。
終於，1620年7月，經兩年零三個月的海上航行，攜帶著沉重而精美的「七千卷」西文書籍，金尼閣再度回到了闊別五年的中國。從此，直到10年後逝於杭州，金尼閣再也沒有離開這片土地。
序曲 ：印刷術革命與西畫東漸
從15世紀中期開始，隨著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書籍製作成本大幅降低，出版印刷業在歐洲發展起來。到16世紀初， 印刷廠已遍布整個歐洲，印刷物的大量出現和傳播，挑戰了教廷控制《聖經》的絕對權威，對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新的傳播媒介不僅為宗教改革運動中的新教徒所用，也成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的傳教工具。在歐洲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初，就有重視書籍並隨身攜帶的傳統。利瑪竇曾在其中文著作中道出書籍在傳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一人言之，或萬人聽之，多則聲不暨已；書者能令無量數人同聞之，其遠也，且異方無疑也。」
1575年，明朝政府與駐守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在共同搜捕海盜的行動中，一度達成和解，包括拉達（Martin de Rada,1533-1578）在內的兩名西班牙奧古斯丁修士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在福建停留約3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拉達不僅隨身攜帶了書籍，還向中國官員展示了裝飾有十字架、耶穌、聖母和使徒圖像的書籤。對於書籍的重視還體現在拉達從福建帶回的大量中國書籍上，這些書籍涉及造船、宗教、歷史、法 律、中醫、天文等各個領域。1579年包括阿爾法羅（Pedro de Alfaro）在內的4名方濟各會士悄悄潛入廣州城，他們攜帶的行李中也有書籍和聖像的記載。
16世紀，當文藝復興運動已遍及西歐諸國，中國正值明朝中後期。晚明出版業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在尚奇風潮下，出版商紛紛在圖書題材和藝術手法上求新求異，以提升商業競爭力。此時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西洋書籍和插圖不斷進入中國，新奇的西洋圖像成為抓人眼球的視覺元素，受到出版商的歡迎，改編後收錄在民間出版物中，對晚明以來中國視覺文化的轉型產生著直接的影響。然而，在17世紀以前，西文書籍輸入中國民間，還遠沒能形成規模，這種情況直到耶穌會士金尼閣攜「七千卷」西洋圖書入華，才得到了大的改觀。這一次東西交通的繁榮，一直持續到清初雍正朝的全面禁教。期間西洋圖書的大規模入華，帶來了明清之際的西洋視覺啟蒙。
先聲：利瑪竇與西洋圖書入華
16世紀歐洲天主教會中，新興的耶穌會更注重書籍裝幀的精美和插圖的豐富程度，在創始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帶領下，耶穌會形成了重視教育、重視書籍出版、重視繪製聖像和印刷插圖的傳統。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1579-1582年期間曾多次進出廣州城，隨身攜帶的物品中就有裝幀精美的插圖本聖經故事書。羅明堅和利瑪竇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羅馬教廷寄來插圖書籍，因為「中國人是甚喜愛看圖畫的…… 這樣很容易解釋介紹給他們」。在信中，他們反覆強調寄來的書籍要「精印」，且「裝訂必須精美」，以便通過這些書籍，向中國人展示傳教士也來自詩書禮儀之邦，從而與中國人印象中野蠻的西班牙商人劃清界限。
早在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抵達肇慶時，他們就攜帶了幾箱包括宗教、天文、數學、地理、建築在內的西文書籍，這些書籍各種開本大小兼備，絲絨封套、鍍金鑲邊、銀勾裝飾， 裝幀印刷皆十分精美。17世紀初，利瑪竇在書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書，後來建於北京的南堂圖書館此時已初具規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圖本。書籍中印有插圖，這在歐洲被認為是對該書神聖地位的肯定，插圖本自然就成了傳教士從歐洲出發、準備攜帶圖書時的首選。
晚明文人顧起元在南京出版的《客座贅語》中，就有對其所見西文圖書的描述：「（利瑪竇）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覆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為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可見，傳教士所攜圖書不僅紙質上乘、印刷精美、裝幀華麗， 而且，其中不乏「細若絲髮」的描繪人物、建築的插圖，這些 都給當時中國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利瑪竇逝世後，耶穌會士金尼閣在歐洲為中國籌備圖書館藏書時，也傾向於選擇裝幀豪華的大開本，其中自當不乏精緻的銅板插圖。然而，1616-1623年的「南京教難」期間，內地教堂被關閉、搗毀者無數，傳教士被驅逐到澳門。當時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說，「我們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書籍，都被洗劫一空」，這裡提供給我們兩方面信息：首先，在教難之前，南京教堂就已經擁有一批西文書籍了，很可能就是顧起元在南京所見之西文插圖書；但是，這些書籍在17世紀初期的教難中遭到了毀壞，未能留存下來。那麼，明清之際除傳教士隨身攜帶、或由教廷和教會不斷向內地寄送的書籍外，有記載的西文書籍大規模入華就是金尼閣攜來的「七千卷」圖書。
華章 ：金尼閣攜「七千卷」始末
1613年，接替利瑪竇擔任耶穌會中國教區會長的龍華民， 派金尼閣返回羅馬，向教廷匯報耶穌會在華傳教的進展，其主要目的是請求教廷準許耶穌會內部建制、將中文作為一種傳教語言、增派傳教士、尋求經濟資助、收集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以及申請在中國建立「堪與歐洲第一流圖書館相媲美的中央圖書館」，此外，還準備在南京等地建立規模較小的圖書館。經過長途跋涉，金尼閣於1614年底回到羅馬。
實際上，在金尼閣從中國啟程之前，龍華民就給他制定了一個詳細的申請在中國設立圖書館的計劃，其中第一步就是說服教皇同意設立並資助北京圖書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金尼閣將利瑪竇遺著《基督教遠徵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進呈教皇， 並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Augsburg）出版。鑑於耶穌會在華傳教取得的巨大成就，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設立圖書館的建議，並捐贈了約500捲圖書，此外，教皇和其他的耶穌會會長每人還捐贈了1000枚金幣用於購書，顯赫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達官顯貴們也都紛紛獻上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在這筆捐款的資助下，從1616年5月開始，金尼閣離開羅馬，先後到達當時歐洲的圖書出版中心裡昂、法蘭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購置了大量圖書，還由裡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將教皇贈予的500捲圖書加以「豪華裝幀」，一律採用大紅封面，加印教皇紋章和燙金書名。期間，金尼閣還收到了許多作家和出版商贈送的書籍。在裡昂，金尼閣和後來一起到達中國的耶穌會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參加了法蘭克福一年一度的圖書展銷會，然後經由科隆到達布魯塞爾。此時，教廷終於批准傳教士可用中文譯寫聖經，這為日後中文聖教圖書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據。
金尼閣1615年在德國出版的利瑪竇遺作《基督教遠徵中國史》拉丁文初版題名頁。圖中人物為「遠東傳教之父」沙勿略（左）和著儒服的利瑪竇（右）。紫光軒藏。
1617年1月2日，在布魯塞爾，金尼閣曾給中國耶穌會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明他這次歐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書籍，這些書籍和天文、數學儀器的總價值高達1萬金幣。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繪製的兩幅穿中國服裝的耶穌會士畫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閣遊歷弗蘭德斯（Flanders）期間，以金尼閣為模特創作的。金尼閣的「購書之旅」止於布魯塞爾，沒有繼續進入當時因宗教戰爭而貧困的低地國家，為了避免傳教遭到當時已經兼併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權的幹預，金尼閣也沒有進入伊比利亞半島，因此，這批由耶穌會士後來帶進中國的圖書中，並沒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書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閣從裡斯本出發，1620年7月22日到達澳門，我們在開篇就提到了這段航程的艱辛和生死未卜，整個船上的傳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倖存，金尼閣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時，歷經千辛萬難終於攜書回到中國的金尼閣卻發現， 中國正值激烈的「南京教難」期間，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穌會北京住所已被關閉，包括大量書籍在內的耶穌會在南京的財產也被沒收。直到1623年以後，耶穌會士才再次進入北京，這批書可能就在這之後運到了北京。
關於這批圖書的數量，金尼閣並沒有留下記錄，一般採用與金尼閣同時代的李之藻、楊廷筠等中國學者、教友的記述，稱其為「七千餘部」。1623年，李之藻為耶穌會士艾儒略所著《職方外紀》一書作序，其中提到「金子者賚彼國書籍七千餘部，欲貢之蘭臺麟室，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並對此舉稱讚道，「異國異書梯航九萬裡而來，蓋曠古於今為烈」。在1628年刊行的亞里斯多德《宇宙學》中譯本《寰有詮》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開景運……時則有利公瑪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有金公尼閣載書，逾萬部之富……文明之盛，蓋千古所未有者」。對於李之藻前後所記金尼閣攜來「七千餘部」還是「萬部之富」這一數量上的矛盾，楊廷筠早在成書於1621年的《代疑篇》中就給出了解答：「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外物，有裝璜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若然並國中所有即萬部不啻矣，此非可飾說也。書籍現頓香山澳，已經數年，為疑 議未息，貢使難通，俾一朝得獻明廷。」可見，楊廷筠也認為金尼閣攜來「裝潢圖書」應為「七千餘部」，如果再加上重複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總數應當不下萬部。此外，從楊廷筠的記載中可知，1621年金尼閣仍受到1616年由沈榷發起的「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攜其書滯留澳門；雖則如此，內地教友如楊廷筠等人早已聞聽此事，正翹首以盼朝廷為傳教士翻案，以便將這批圖書獻於明廷。可見，即便是禁教和教難期間，內地和海外 的信徒們仍保持著某種聯繫，互相傳遞著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據原北京北堂圖書館館長惠澤霖神父的考證，到1949年，金尼閣攜來圖書仍有757種629冊藏於北京北堂圖書館中， 考慮到這批圖書經年的遷徙、出借和損毀，惠澤霖和鐘鳴旦都認為，金尼閣所攜圖書應當比629卷要多一些。那麼，如何解釋中國學者對這批圖書所謂「七千卷」的「誇張」描述呢？惠澤霖神父認為，這種描述可能基於中西文書籍的大小比例來估算的。金尼閣所攜圖書多為大開本，不僅每頁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頁數也往往是中文圖書的10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國人眼中，金尼閣所攜來的一卷西文大部頭圖書，就相當於十卷中文圖書。為了向不能親眼見到這些圖書的中國人更直觀地介紹， 金尼閣本來的近700冊書籍就被描述成「七千卷」了。
餘音：晚明西洋插圖書的影響
那麼，這些書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圖書籍呢？根據晚明學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記載，這七千捲圖書中，僅「奇器之圖之說者」 就有「不下百餘種……閱其圖繪，精工無比，然有物有像，猶可覽而想像之」，可見金尼閣攜來的插圖書籍不在少數，且繪製精美、寫實，使人通過圖像即可想像到描繪的器物和場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圖說》就是根據金尼閣所攜「奇器之圖之說者」選譯，由傳教士鄧玉函口授，王徽筆述並摹繪而成，1627年發行。這本書被稱為「我國第一部機械工程」著作，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中，也給予這本書高度評價，稱作者王徽為「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工程師，是類似文藝復興時之第一人」。書中保留了西文原書中用「ABCD」 作為標識的習慣，這種新奇的圖示方法，「在當時誠一詫異」，《四庫總目提要》對其批語為「荒誕恣肆不足究詰，然其制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時人稱之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可見此書繪圖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給時人帶來的震驚。而在王徽看來，這本被後人譽為「中國第一部機械工程學」的著作， 也不過是西儒攜來圖書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鐘鳴旦認為，金尼閣的「七千卷」圖書對17世紀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影響深遠。
斯卡莫奇著《建築理念綜述》1615年版題名頁（左）和插圖「維特魯威人」之像（右）。
1623年以後，金尼閣所攜圖書終於輾轉運到北京，存放在利瑪竇創建的圖書館中。到18世紀初，南堂圖書館的歷史、聖經詮釋、神學、數學等方面書籍齊全，已經是一座相當完備的圖書館了。後來，南堂藏書與其他存於北京的基督教藏書合併， 構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北堂藏書」的雛形。在這批藏書中， 有許多西文建築書籍，其中應當不乏各種精美的插圖，比如，1615年出版的斯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的《建築理念綜述》（L』 idea della architettura universale）、1590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的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1590年出版的喬萬尼 · 魯斯科尼（Giovanni Rusconi）的《論建築》（Della architechitettura）、1570年出版的帕拉迪奧（Andrea Palladio）的《建築四書》（I Quattro libri dell』 architettura）、1562年出版的維尼奧拉（Vignola）的《建築五大柱式的規則》（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 architettur）等。除了關於西方「奇器」的插圖書和建築圖書外，介紹世界風光的圖書也為數不少，這些書都極受中國人喜愛。其中，布勞恩和霍根伯格（Braun and Hogemberg）六卷本《世界的都市》（Civitates Orbis Terrarum）一書中還有對開大小的銅版畫插圖， 這部介紹世界各地城市和國家的多卷本叢書，於1572-1616年在德國科隆陸續出版。這部歐洲新出版的暢銷世界風光圖冊， 約於1608年開始，就已運達南京。
銅版畫插圖本《世界的都市》（1572-161德國科隆）之「堪本西斯城景觀」（上）與張宏（1577-1652以後）《越中十景》冊頁（下）。
這些裝幀精美的西文插圖書籍有助於傳教士彰顯其文化水平、贏得知識階層的尊重、提高社會地位、建立與中國人的友誼，從而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鋪平道路。與託缽修會不同， 耶穌會士在赴華前，大多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具備深厚的人 文科學素養，當這些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後，他們認識到，在中國「無論大小事件無不由上司決定」（利瑪竇書信），因此，他們比較注重與士紳貴族、皇親國戚交好，與其他入華修會相比，更傾向於走上層路線。耶穌會 士與中國上層人士的「關係」也被認為是明清之際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保障，而書籍則成為耶穌會士打通上層「關係」 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書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徵，有形的書籍所承載的無形文化吸引力，為傳教士進入中國文化圈提供了敲門磚；另一方面，書籍作為有形的物質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寶石等「西洋方物」那樣顯得過於昂貴，因此，書籍和圖畫等紙質媒材往往是傳遞「友誼」的絕佳「禮品」，而不至於使接受方有被「賄賂」 的壓力，有位肇慶知府王泮就曾將一幅聖母畫像搬回家讓家眷觀看，但拒絕接受作為禮物的歐洲花邊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潔。利瑪竇1595年在南昌送給建安王朱多節的禮物中，最為建安王喜愛的就是兩本書。這兩本書「以歐洲樣式裝訂、用日本紙張印刷……紙很薄，但極堅韌」，其中一本就是關於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圖書作，書中附有世界地圖和九大行星圖等「圖畫」。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瑪竇還特意為這本書標註了中文解釋，這與後來湯若望向萬曆皇帝進呈有中文說明的羊皮卷畫冊如出一轍，都推動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轉譯進程。
17世紀初「南京教難」期間，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衝擊， 但由於各地開始反教的時間不同，南京教堂及圖書被毀的消息， 可能很快傳遍了其他教區，為此，各地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西文書籍等物品的損失。北京傳教士可能在教堂關閉之前就已經著手轉移藏書，惠澤霖神父認為，有一部分書可能由看管利瑪竇柵欄墓地的兩名中國教徒藏匿起來， 但這些書的具體數量和種類，都沒有記錄下來。17世紀中期以後，法國耶穌會士紛紛進入中國，南京成為他們入華的「培訓中心」，在這裡，傳教士們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書館。
早在書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傳世的中世紀，歐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圖書館就有向公眾開放閱讀的傳統。希冀在中國社會產生影響並最終促使中國人改宗的傳教士們，也將這一中世紀圖書館的傳統帶到了中國，書籍不僅成為贈予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禮物」，不僅在傳教士內部傳閱，還向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開放，因此，其產生的影響就絕不僅限於宗教領域。
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教士就已經數次向中國人展示過西洋「建築透視圖」和「人體解剖圖」。根據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等人的研究，利瑪竇等人初到肇慶之 時，曾多次在「茶話會」上向中國官員和學者展示西文書籍，其中，西方建築插圖特別吸引中國人的注意，他們「覺得很是危險，因為一所一所的都是層層的高樓」，但同時，也有人大為 稱奇，表示「願意學習西洋的遠景畫法」，因為「它是和中國的畫法絲毫不相同的」。而中國學者、兵備僉事畢拱辰則記述了 傳教士鄧玉函向其展示西洋解剖圖的一次經過，「時先生出西洋 人身圖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詳、剞劂工絕，實中土得未曾有」，後來在傳教士的幫助下，畢拱辰將這部西洋解剖學著作譯成中 文《泰西人身說概》，與《人身圖說》合訂，是中國最早的西方 解剖學譯著。畢拱辰作序稱，宋慶曆年間，也曾有人解剖犯人， 「 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事與泰西頗類」，然其「精思研究」不及西士，可見此種解剖圖不僅施用於醫者，也為中 國的「畫人」所用。
展示「西國之畫」往往成為傳教士吸引中國人入教的一種有效方式，甚至關於西洋繪畫的理論，最早也是由傳教士向中國人講述並形成專著的。162年，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ois Sambiasi，1582-1649）出版中文《畫答》一書，就被認為是 利瑪竇之後講授西畫理論的第一篇專論。書中開篇就講到，中國人對傳教士的興趣始於西方人物畫：「中士問於西先生曰：西國之畫人也，靈氣燁然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聞乎？」畢方濟答道，畫的作用乃抑惡揚善，「畫惡鑑也，畫善法也，師善省惡，畫一得二，踐形省貌，人可合道」，此外，在具體構圖上，畫要上寬下窄，「上寬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於世間事僅存一點」，最終目的是向上通達至無形之靈，而向下摒棄肉慾俗世之貪念。實際上，《畫答》通篇是借解釋如何畫好人物畫之名， 講述基督教的宗教哲理。最後「聞者服先生之畫之神」，被畢方濟所講宗教哲理吸引，「以為身律」，不再研究「西國之畫」，而一心向教了。
結語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認為，在中國，傳教士從歐洲帶來的版畫和插圖書，比油畫和教堂壁畫產生了更為重要、更為廣泛的影響。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也贊同這一觀點，認為17世紀中國山水畫明顯地受到了西洋插圖版畫的影響。正如利瑪竇所說，「讓中國人直觀地看到事物，遠比單純的語言有說服力」，生動而豐富的插圖，往往比單純的文字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這些西文圖書中的插圖，與中國傳統視覺方式不甚相同，更能激起深受晚明「尚奇」風潮影響的中國讀者的好奇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歷經千險萬難到達中國的珍貴孤本插圖書，只有被轉印成能夠較大規模複製的中文譯本時，才有可能大範圍影響當時的下層知識分子以及普通人的文化生活。畢竟，帶入中國的西文原本不多，傳播方式和範圍都十分受限； 另外，解說圖片的西文往往不能有效引導中國人按照傳教士希望的方式「正確」解讀圖片內涵。鑑於此，在接下來的大半個世紀中，經由中國藝人和工匠的刻印，多個版本的中文插圖本《福音故事圖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在不同的時間、不同歷史背景下被大量印製出來，成為晚明基督教圖像出版物尤其是基督教教義插圖書的母本，在不同派別的中國信徒、文人學者及社會底層民眾中傳播。這些中文轉譯圖像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視覺建構功能，無論是在受眾的人數上，還是在對日後東西方文化藝術的交流和誤讀中，都是不容忽視的。
《福音故事圖像》（1593年安特衛普出版）銅版畫插圖（左）與《誦念珠規程》（1616-1624年南京出版）木版插圖（右）比較。
到17世紀末，僅耶穌會在中國就已有教徒30萬人，即便宗教故事圖冊不像今天的《聖經》一樣在教徒中人手一本，至少，在各地區的小型教會中應當都存有一本或幾本這樣的書籍， 以供禱告、彌撒和默想之用。尤其對耶穌會成員而言，其創始人羅耀拉在類似於會規的指導手冊《神操》中特別強調了「默想聖經」的修行方式，其中對聖像和插圖的「觀看」，是「默想」 得以進行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在下層民眾中，通過書中的插圖理解教義，也往往比文字更為直觀便捷。在這個意義上，經由中國畫工的再創造，在西文插圖本的基礎上，中國出版的基督教插圖書以其不同於傳統的圖像表達方式，參與著明末清初中國視覺現代性的進程，構成了中國文化藝術發展史中無法抹去、卻往往被忽視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