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畫家朱之蕃《臨李公麟畫蘇軾像軸》（部分），畫中的蘇軾儼然一位農夫，與我們平時見到的大儒形象頗為不同。
近期，故宮博物院推出「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其實，蘇東坡不僅有瀟灑風流的一面，也有努力公事、為民解憂的一面，自他初入仕途時便是如此。
蘇軾在虛歲26歲時踏入仕途，在此後的四十年人生裡，他的社會角色其實都是宋朝的一名官員。
在蘇軾詩詞裡，對於官員身份的自我認同，也是屢屢形諸筆墨，比如在詞中自稱「太守」，「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江城子·密州出獵》），這是他在密州任知州時記錄自己親率屬下會獵山林的場景；在詩中自稱「使君」，「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這是回憶自己在徐州知州任上奔赴田間、勸課農桑的往事。「太守」也罷，「使君」也罷，都是地方州郡長官的古雅稱號。
在成為太守和使君之前，蘇軾的仕途正式開啟的第一站是在陝西鳳翔。他的職務名稱很長，足足有21個字——「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籤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前面兩個官名都是虛的，分別代表級別和待遇，級別是從九品下，享受正九品待遇，只有最後一個是實際職務，也就是鳳翔府籤判。宋代的籤判「掌諸案文移事務」，主要掌管機關日常公文，也分管一部分案件、稅務等工作，從地位而言，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地級市市政府秘書長。
鳳翔是北宋王朝的西北重鎮，地位遠超一般州郡，所以蘇軾的仕途起點不可謂不高，這也是因為韓琦、歐陽修等重臣的獎掖推薦，朝廷才對其破格重用。他到了鳳翔，下車伊始，便加班加點投入工作，「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鳳翔到任謝執政啟》）。
然而他不是一個只會加班的官員，剛到鳳翔不久便深入基層調研，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讓當地老百姓最痛恨和畏懼的問題。
那就是「衙前之役」，這是宋朝的一種徭役，顧名思義，就是差遣百姓幫著衙門辦事。辦事的範圍很寬泛，比如給衙門做飯、泡茶、煮鹽等等，但主要職責是看管倉庫、運送公物。這些活兒都不是容易的活兒。看倉庫，倉庫失火了、進水了、被盜了，都得照價賠償甚至治罪。運送公物則更苦了，當時治安很差，路上萬一被「梁山好漢」打劫，那就得賠上身家性命了。因此史書對此評價說，「役之重者，自裡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
蘇軾所在的鳳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災區，這裡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終南山砍伐無數木材，編成木筏，裝載著西北諸州縣的官物，沿著渭水進入滔滔黃河，一路漂流而下，經過三門峽等險峻之地，運抵位於黃河下遊的首都開封，交割完畢，才算任務完成。真可謂九死一生！更讓蘇軾感到氣憤的是，當地部分官員毫無悲憫之心，很多公物明明無須緊急運送，卻還強迫服役的百姓趕在黃河汛期出發，這不是驅民入淵嗎？
《宋史》記載，「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針對調研發現的問題，蘇軾抓住了問題要害，果斷修改了制度規定，讓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選擇運輸時間，避開黃河汛期，這樣衙前之役的危害減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韓琦任「山陵使」，負責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韓琦就把這個任務壓到了森林密布的鳳翔府。而蘇軾作為鳳翔籤判，負責具體落實運輸巨木的任務，需要組織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運送巨木。
韓琦是當年提攜蘇軾的伯樂，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蘇軾都得盡心盡力，甚至超額完成任務，方能報答知遇之恩。可是，蘇軾卻毅然給韓琦寫了一封信。在這篇《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中，蘇軾直言「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洋洋灑灑、直抒胸臆，把自己見到的真相寫了下來，論述了鳳翔衙前之役對百姓的危害。在信的末尾，蘇軾懇求「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勸說韓琦裁減數量，儘量紓解民困。
在運送這批巨木時，恰逢渭水乾涸，民夫只能變身縴夫，用萬千血肉之軀挽木而行。蘇軾看到「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場景，不禁感慨「民勞吏宜羞」（《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即使他為這一方百姓做了這麼多好事，他依然感到羞愧。「民勞吏宜羞」這五個字，應該送給那些勞民傷財的庸吏，該感到羞愧的絕不應該是蘇軾。
在那些欺壓百姓的惡吏面前，蘇軾則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一面。他很快又發現了一個「潛規則」。
當時鳳翔府的監獄裡關押了不少良民，很多是因為服衙前之役獲罪的，「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上蔡省主論放欠書》），有的是因為運送的竹木漂走了，有的是因為看管的糧倉裡的糧食時間長了變質，便被抓了起來。
其實，朝廷對這類事已經下了詔書，要求赦免有關人員。鳳翔府負責此事的官吏卻把朝廷明詔秘而不宣，「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大量「囚犯」被關在牢中，以追討他們所「欠」的財物，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繼續關押的，導致朝廷詔書成了一紙空文。等到這批人把家底兒全都吐出來之後，當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詔書，可是人也關了，錢也罰了，詔書還有什麼意義呢？
蘇軾得知內情之後，親自到監牢裡面詢問。「問其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蘇軾通過親自「詢囚」，敏銳洞察了一切，果斷釋放了這些百姓，讓他們回去安居樂業，又嚴厲懲罰了惡吏，並把這個「潛規則」如實上報上司。
蘇軾以民之憂為憂，同樣也是以民之樂為樂。在剛到鳳翔的第一個冬天，他冒著寒風四處走訪，在鳳翔城東看到一個荒廢的池塘，池水已然乾涸，淤泥都露了出來，唯有幾株枯柳呆立池邊，一派悽涼景象。下屬告訴他這就是古老的「古飲鳳池」，相傳周朝有鳳凰路過岐山，在此飲水，故而得名，年久失修，現已毀敗，周邊農田也無法得到灌溉。
於是，蘇軾決心予以修治，按照「澇則閉之以蓄水，旱則瀉之以灌田」的目標，在公務之暇親自設計了修治工程，帶領幾百工匠，引鳳凰泉水入池，解決了池水乾涸的問題，且匯聚成一大湖，「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東湖》）。蘇軾親自將「古飲鳳池」改名「東湖」，廣種垂柳，綠樹成蔭，這裡成為鳳翔百姓休閒觀光的勝地，也成為周邊農民防治旱災的「水庫」，可謂一舉兩得。至今，鳳翔東湖依然有兩個亭子保留了蘇軾當年的命名，一個叫君子亭，一個叫宛在亭。千年之後，當地百姓還在東湖修建瞭望蘇亭，寄託對蘇軾的懷念。
當然，蘇軾留給鳳翔最有名的亭子還是喜雨亭。
那篇《喜雨亭記》，既被收錄進清人編寫的《古文觀止》，也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因此成為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文章。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蘇軾到鳳翔的第二年，才開始修建官舍，順便建造一個小亭子。那個春天「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又過了三個月還是沒有下雨，老百姓的憂愁達到頂點。因為「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終於等到下了一場大雨，瀰漫在鳳翔城鄉的所有憂愁才煙消雲散，「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筆者相信，在鳳翔沒有雨的那些日子，不只是民以為憂，蘇軾也是憂傷的。而當大雨瓢潑的時候，他也跟鳳翔的百姓一樣欣喜若狂，所以才把自己的小亭子命名為喜雨亭，「亭以雨名，誌喜也。」這種發自肺腑的與民同憂同喜，激蕩在蘇軾的胸懷之中，於是才有了千古傳誦的《喜雨亭記》。
蘇軾曾在上報朝廷的《策別》中直言「民者天下之本」。從其仕途的第一站開始，他便踐行著這一理念。正是因為蘇軾在鳳翔踏踏實實做的幾件實事，以及那種天然質樸的為民情懷，鳳翔百姓才給他起了一個「蘇賢良」的外號。
這三個字，字字千鈞。
在故宮推出的蘇軾主題書畫特展中，有一件藏品據說是近年來從未展出的，即明代畫家朱之蕃的《臨李公麟畫蘇軾像軸》。畫中的蘇軾，頭戴竹笠，腳踏木屐，身著布衣，體態壯碩，一副農人打扮，滿臉欣喜之色。
這也是筆者最喜歡的一幅蘇東坡畫像。比起其他畫像裡或是瘦骨嶙峋的落魄姿態，或是正襟危坐的大儒形象，這種自然活潑的民間樣子，或許才是東坡本來面目。（徐佳）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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