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做愛之後，餘虹在與周偉關係最為甜蜜（身體的高潮與兩人戀愛關係的高潮雙重重疊）之時，對他說：「我們分手吧，因為我離不開你了。」
八十年代末，學潮失敗的時刻，年輕而美好的女大學生餘虹在與戀人周偉的愛情關係同時間受挫。在此之後，她轉向用肉體來作為對抗現實與獲得存在感的唯一途徑。這是影片《頤和園》給我們講述的故事。
餘虹作為一名優秀獨特的女性而對周偉這樣一個懦弱平庸的男人產生無理由的激情唯一的理由是：他因懦弱而來的退縮正是餘虹唯一不可控制的地方，因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周偉因為其退縮在兩人的關係掌握了某種權力。而餘虹所耿耿於懷的並不是周偉這一個人，而是兩人兩性關係中的這種不對等，自己的熱情漸長和對方的日漸冷淡的不對等，周偉主動拋棄自己和並不受這段關係掌控來去自如的狀態與自己受控於情感關係無法自由的狀態的不對等。在她和周偉的關係中，一方面是對權力一方的崇拜與依賴，一方面又是取而代之的強烈願望。餘虹的家人只有父親，這不能作為其是否有戀父情結或弒父心理的猜測的充分依據，但毋庸置疑的是餘虹對周偉的關係與文本中的另一組相對照呼應的關係：即，廣場事件中餘虹一代與政府的關係，具有明顯的父子關係的特徵。
在經歷了毛時代的統治之後，整個年輕一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對父親角色的糾結。對權力和秩序，他們試圖做出過激的反抗，但在影片中，年輕的反抗者正是唱著「團結就是力量」這類帶有強烈父輩的意識形態色彩的歌曲坐卡車去廣場的。這種場景看似矛盾荒誕卻真實反映了父代與子代之間的繼承和反抗的悖反關係。
餘虹賴在周偉的宿舍不走，揚言「我就不走除非你打我」，於是周偉抬手打了她。在創作者的自我表述中，這一段被視作是整部影片的「文眼」。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的一記耳光被表述為對整個政治事件的隱喻：一場因暴力介入而未遂的愛情。的確，一切情感關係都是權力關係。「我就不走除非你打我」與「我們分手吧因為我離不開你了」正好用推、拉兩個動作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了這種關係。被動者主動，而對手卻巋然不動，因為不動而強大不可阻擋，主宰著關係的發展。作為弱小一方被傷害與高強度依賴心理的對立統一，在另一個層面上再次複述了帶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色彩的父子關係。
這種關係更類似於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心理的概念。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根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述，被傷害的一方會對施虐方產生心理依賴。
在被傷害與依賴傷害的雙重心理之下，人物必然走向主動追求傷害的道路。《頤和園》以疼痛經驗與追逐疼痛經驗的過程作為貫穿全片的敘事線索，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和另一部文藝片《愛情的牙齒》進行比對。
《愛情的牙齒》的女主角三段愛情都與肉身的疼痛有關：砸在背上的板磚，人工流產，老虎鉗拔牙。《頤和園》裡的女性則一直在主動追求某種侵害：無論是性還是情感，她都只有在被傷害的過程中才能獲得滿足。表面上看，《愛情的牙齒》只關注了個人的成長曆程，而《頤和園》則將之與更廣闊的時代背景相聯繫，但兩部影片不約而同的對疼痛經驗和對主動受虐心理的敘述則恰恰反映出時代的某種特徵：受傷的人群無法忘記疼痛的記憶，撫平傷口的方式卻是重複傷痛的經驗，在重複的過程中獲得自身感知的確認和對熟悉經驗的安全感。疼痛仿佛聯繫著某種快感或安全感，只有在不斷受傷不斷獲得新鮮的疼痛的過程之中，人物才能找到自己活著的證據。
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理論換置到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下，個體在肉身與精神層面被1949-1978年間強大而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傷害之後，對疼痛經驗的習慣促使他們選擇繼續用疼痛感來明確自身存在。作為曾經被劫持的人質，在劫持解除之後，僅有兩個途徑：尋找新的劫持者使自己成為新的順民，或劫持他人。
我們看到年輕的反抗者走上街頭，仿佛與愛情中的偶然與衝動無異，釀成89年初夏的悲劇。應當說影片對這一政治背景的處理是準確的，事件本身僅作為背景出現，而造成這一事件的原因卻經由余虹的愛情關係得以探討。在狂熱的學生唱著流行歌曲揮舞著標語走上街頭的時刻，餘虹和她的室友卻帶了兩個隨便認識的男孩子回到宿舍發生性行為。身體的無序、狂歡與政治事件的無序、狂歡被並列放置，對於年輕的反抗者而言，這兩者之間具有某種神秘與悲哀的聯繫，他們為此體驗到自由的美妙滋味，也有些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早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的西方，類似的景象也曾經上演過。年輕人的性解放與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注相結合，對過剩的熱情唯一的安置方式便是找到多種可能的燃燒材質，遊行與性愛同樣地需要吶喊、汗水和淚水，「要做愛不要戰爭」的口號美好而誘人。而促使他們走上街頭的表層原因卻同樣是盲目和隨機無序的。集體無意識的狂熱席捲了年輕的幼稚的自由愛好者，對政治的參與更多的出於無法忍受日常平庸的衝動，身體的高潮與廣場前人群的狂歡看上去仿佛只是是力比多的發洩，然而，在集體無意識的街頭狂歡的表象之下，是1949-1989四十年間個體肉身在集體主義的社會體制中輾轉的遍體鱗傷的疼痛傷口，狂歡是力比多的發洩，更是在思想鉗制多年之後一種對自由的追求而生的精神苦悶的排遣方式。幼子在強父面前的無力反抗以槍聲告終。
而在革命失敗之後，餘虹一代只能變成順民接受既定的命運。此刻，身體更被當做對抗日常生活平庸狀態的武器，也是僅剩的武器。正如餘虹日記中所敘：「為什麼我總是急於同你們——我的男孩子們——做那件事呢？這是因為：只有在那件事的進行中，你們才懂得『我是善良的』！我試過多少種辦法啊，可最後還是確定了這個極為特殊極為直截了當的方式。我已經一勞永逸地使兩個或三個異性理解了我，理解了善良和仁慈。」藉由不停地與不同男性發生關係，餘虹在他們身上繼續著自己在周偉身上未能獲得的權力關係，藉由這種界於肉體的傷害與被傷害之間關係，她努力在完成自己由權力的受迫者向權力的擁有者的角色的轉換。作為一名女性，這是她唯一擁有的能力。
對受傷的疼痛的迷戀和反覆表述表現出一種弱者心態，因此《頤和園》和《愛情的牙齒》這兩部由男性導演拍攝的影片主旨的承擔者不約而同都是女性。女性由於其生理構造在一生中要忍受比男性更多的生理疼痛，因此也具有更強大的忍受痛苦的能力，並在長期的與痛苦共存的關係中造成對疼痛的上癮現象。此外，從女性生理構造角度來說，「女性生為傷口」也是一個具有一定可能性的表述。
《頤和園》的文本提供了兩層關係：餘虹與周偉的愛情關係以及學生與政府的對抗關係。這兩層關係是互為表裡互相解釋的，並且存在著一個交集：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交集，也就是餘虹的人生經歷。《頤和園》一片提供了一個包含著多層次權力關係、多種解讀可能性的豐富文本。但對女主角餘虹而言，作為一個愛情權力關係中的被動者，與政治權力關係中的被動者，作為一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愛情與時代的命運都是唯一的選擇，清晰無疑。
浦敏楓｜編劇，導演 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 在豆瓣閱讀專欄以「南方阿姨」的筆名進行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