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是箭垛,《滿江紅》是偽作?

以下文章來源於敘拉古之惑 ，作者朱志遠敘拉古之惑

土木堡之變後——嶽飛《滿江紅》詞再辨偽

文/ 敘拉古之惑 朱志遠

提起曹操，人們難免想起「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曠世名言，一個白臉奸臣的形象躍然紙上。可是，正史裡的曹操從沒說過這句話，它其實出自小說《三國演義》，而白臉曹操的視覺印象則來自民間戲曲大花臉的腳色設定。（編按：《三國志》裴注引東晉孫盛《雜記》有曹操語「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或是《三國演義》這一名言的原型出處，不過，孫盛關於此言的記載並不可靠，更可能是段子。）由此可見，正史人物的形象，隨著時代不同、闡釋者身份的不同，被不斷重構，從而反映某一時代的風神。對大部分人而言，冤枉「壞人」似乎並沒有什麼情感包袱，但嶽飛就不同了。對嶽飛這樣一個已成為民族英雄、軍神的經典人文形象來說，除了相關史實辯證之外，還涉及到文本接受時讀者閱讀心理、主觀情感層面的考量。人文經典的確立，究竟是具備人類共通審美的本質存在，還是後天政治因素、歷史因素建構的形成【1】，向來各執一端，對於嶽飛形象而言，同樣面臨著這兩種情況的辨析。

引言：嶽飛形象的重構

一直以來，普通老百姓都對嶽飛壯志未酬、身陷囹圄，成為皇權政治下一犧牲品的結局抱以深切同情，體現在戲曲、小說作品裡的情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有人不惜徹底改寫歷史，故事結局一變而為嶽飛父子未曾蒙難，最後竟收復汴梁，攻破黃龍府【2】，最終將其上升為「還我河山」式的文本政治符號。在南宋孝宗和寧宗二帝對金政策從和談轉趨強硬的政策轉向中，朝廷就追諡嶽飛「武穆」、追封其「鄂王」為之平反，代表著官方意志與下層意願的悄然合流。可見在歷史人物演變為文學形象不斷經典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受到人們美好願望與政治訴求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堂之上所主導的意識形態的幹預，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就被重構成為一件藝術典型，一個胡適說的「箭垛式的人物」【3】。

據《歷代神仙通鑑》敘，宋徽宗時，相州湯陰嶽和妻姚氏有娠晝寢，夢見一鐵甲丈夫入曰：「漢翼德，當住此。」【4】即是說嶽飛乃是張飛轉世。而關於嶽武穆為張飛或神人轉世的說法，一直廣有流傳。在明人小說《列仙全傳》中說到，宋政和年間呂洞賓幫助皇帝捉鬼，特召金甲丈夫現身，竟為真君關羽，皇帝問及張飛何在，羽遂言張飛如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嶽家矣」【5】。在清代短篇小說集《西湖佳話》中也說到嶽母分娩時，夢見一金甲紅袍身長丈餘的將軍走進門來，大聲道：「我是漢朝張翼德也，今暫到汝家。」【6】更如流傳廣泛的清人說部《說嶽全傳》中，因為佛祖身邊的大鵬鳥啄死了女星官，被如來罰入凡塵轉世輪迴，後轉世投胎到了河南相州一戶員外家庭，其人正是嶽飛【7】。這些神話傳說在民間口口相傳，風行不已，凡此種種，皆為嶽飛形象在民間文化「小傳統」中的真實反映。

除了民間神話傳說之外，正史與雅文學的作者文士也參與到了嶽飛的形象建構中，表明代表精英敘事的「大傳統」同樣顯示出這一情感趨向。相傳嶽飛手書「還我河山」石刻，根據張政烺在《嶽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一文中的精審考證，其實此四字出自民國八年（1919）童世亨的《中國形勢一覽圖》增修十四版。張政烺說：「我曾見過古往今來著錄石刻文字的書無數，和碑帖鋪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見拓本成千上萬，內中曾見偽造的嶽飛書《前後出師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沒有嶽飛『還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說，『還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紀以前不曾有過。」【8】確定了這是一個建構過程。又如「嶽母刺字」這一在《說嶽全傳》中大肆渲染的刻畫，同樣地史源堪憂，縱觀有宋一代史籍，此說並無切實出處。惟見嶽飛子嶽霖、孫嶽珂兩代人「畢其心力」搜集父祖遺文事狀撰成《金佗粹編》、《鄂王行實編年》等書彰功辯冤的正面記載中，只是在《鄂王行實編年》中看到：「紹興三年(1133)九月，嶽飛因剿寇有功，高宗賜宸翰於旗上，曰『精忠嶽飛』，令先師行之次建之」【9】。直到元朝脫脫修纂《宋史》，其中《何鑄傳》和《嶽飛傳》多依《鄂王行實編年》，才有「盡忠報國」刺字的記載【10】，其說流行，正在小說通行之後。又如世傳南陽臥龍崗嶽飛手書武侯《出師表》石刻，上有「紹興戊午年秋、嶽飛識」草書跋語，筆法飛騰，蒼勁峻拔，堪稱臥龍一景，可最早出現卻在明代，聯繫到嶽飛本出身行伍，忙於行軍打仗，並不以書法聞名，所以歷來備受爭議【11】。而嶽珂當年也並沒有提及與此有關的任何信息。即便是嶽飛生平最為人傳頌的大戰兀朮的朱仙鎮大捷，其實亦為嶽珂在《金佗粹編》和《續編》中精心編造、子虛烏有之事，此後更為小說家敷衍流傳，宋史泰鬥鄧廣銘早有專文揭之【12】。實際上，嶽飛距朱仙鎮尚有四十五裡時已班師南旋。李裕民亦有專文指出嶽珂在《金佗粹編》和《續編》中加工、誇大之處甚多，包括參戰金兵人數、死傷人數、嶽家軍人數（並非10萬）、嶽飛由未參戰到參戰（郾城之戰）、潁昌之戰的戰績等等【13】，為了使嶽飛形象高大完美，嶽珂在記述中肆意拔高，前後矛盾之處不勝枚舉。

由上可知，不管是民間「小傳統」還是精英「大傳統」，對事件的書寫都未逃過主觀情感因素的左右，有關嶽飛形象的演變隨著闡釋與建構的介入已成為一個層累的文化符碼。因此，關於世傳《滿江紅》一詞是否是嶽飛所作也就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必要用實證精神繼續叩問之。對於《滿江紅》來說，三百多年的文獻斷層始終是最大的疑點。三百餘年間，撰詩話、詞話者罕言其文採，金石學家們則不願考校其碑文（此詞較早見於碑刻）拓本，按照梁啓超古書辨偽法第六法：「後人說某書出現於某時，而那時人並未看見那書，從這上可斷定那書是偽。」【14】以此觀之，此詞自當在懷疑之中。由於「求真」始終是學術範疇內最重要的考量，考察嶽飛形象在後世被「重構」「經典化」的過程，進一步體會其背後文學闡釋、閱讀經歷的發生機制、歷史成因，在文學史上亦頗具重要意義。

一、證偽：《滿江紅》作者非為嶽飛的內證與外證

關於《滿江紅》詞（怒髮衝冠，後略）作者之真偽的辯爭，歷時漫長。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餘嘉錫率先提出《滿江紅》真偽問題【15】，為何此作三百多年來不見流傳？之後半個世紀以來，詞作真偽就成了文史學界爭論不休的一段公案。概言之，所有論爭要皆分為「證真派」和「辨偽派」兩大陣營。「證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鄧廣銘、王曾瑜、王瑞來、繆鉞、周汝昌等。「辨偽派」的代表人物：餘嘉錫、夏承燾、錢鍾書、饒宗頤、劉子健、張政烺、楊鐮等。對陣雙方可謂旗鼓相當，詞學宗師、文史巨匠都一一出手，孰是孰非？從情感上來說，嶽飛作為一個經典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求真」始終是考證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餘嘉錫所說：「考證之學之於古書也，但欲考其文之真偽，不必問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詞不因我而廢，聽其流行可矣。」【16】其言自是。

早在1964年，饒宗頤就撰《賀蘭山與滿江紅》【17】一文對這首詞在明代出現的時間軌跡作過梳理，《滿江紅》首次出現於載籍並以嶽飛署名，是從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純《精忠錄》開始——這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文獻來源。袁純，典湯陰教諭，編輯此書的年代大概在1451、1452年，書成則在1455年。如這個時間軌跡沒有問題，那麼《滿江紅》詞之撰作至少應在景泰六年（1455）或者二年（1451）之前。這就與繼餘嘉錫之後扛起證偽大旗的夏承燾所力主的明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後「明人發憤而作說」時間上正好接榫，二者相距僅三、五年，換言之，這當是一首應時而作的時政詞、悲憤詩。

關於「辨偽派」的主張，目前現有的主要思路及觀點有三：

一、此詞宋、元三百年不見載籍，突然在「土木堡之變」後的明代中葉出現（餘嘉錫、夏承燾等）。

二、此詞受到元雜劇《東窗記》的影響，在明初經元雜劇唱詞「怒髮衝冠」等改編而成（王霞等）。

三、此詞雜糅了前人詞作如宋詞、元曲等相關詞作句法，在明代中葉另行創作而成（錢鍾書等）。

第一種看法，夏承燾認為作者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已被後人推翻，不須論矣【18】。

第二種看法，王霞等人提出，尤具代表意義。王霞在其《嶽飛作〈滿江紅〉詞「新證」辨析》一文中指出《滿江紅》詞是借鑑、改寫了【女冠子】的唱詞創作完成。傳統文學經典的成型其實一直是這樣一個漫長的層累過程，此詞亦應作如是觀，且看出自元雜劇《嶽飛破虜東窗記》（簡稱《東窗記》）的【女冠子】唱詞為：「怒髮衝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功成汗馬，枕戈眠月，殺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言愁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19】這就是《滿江紅》詞所本來源之一。《東窗記》明顯帶有明人的風格，系明人改編本【20】，故而王曾瑜所論《東窗詞》抄襲《滿江紅》的說法【21】確如王霞所論是「本末倒置」【22】。唱詞本身與世傳版本如此不同，很大可能只是草創，而後出者轉精。由於始終不能確定《東窗記》誕生的年代，在沒有更多證據證明此詞與元雜劇之確鑿關係的前提下，本文更傾向於認同並補正第三種說法：它雜糅宋詞、元曲、明初傳奇而成句，至明代中期特定的時代下最終誕生【23】。

關於「辨偽派」主張的真正作者的身份，目前討論的基本結果也有三：

一、夏承燾說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否，已被實證推翻。

二、惠康祐說是于謙，此說證據不足，但尤具啟發意義。

三、張政烺、劉子健認為詞作內容與嶽飛身份不合，或出於明代下層文士之手。

對於真正作者的身份的看法，本文亦傾向於接受第三種說法，並進一步補正。綜上，本文力求對此詞進行一次全面證偽，其中質疑要皆為目前「證真派」所無法繞開的諸多「癥結」，有關文獻及傳播上的辨疑歸諸外證，有關詞作內容與風格等文本論析歸諸內證，要從這兩個方面入手，主要觀點如下：

一、從外證看，無論從史實，還是時間背景上，詞作內容皆無法與嶽飛其人生平吻合，當為託名嶽飛之製作。

二、從內證看，依《滿江紅》詞作內容、風格分析，此詞絕非出自下層文士之手，觀其流露出的胸襟抱負與政治識見，應是身當明代「土木堡之變」的動蕩時局下某一未受重用的上層官員所作。詞人借古諷今，影射時事，並對大力發展戰車用於寧夏邊防戰、靖邊強國的軍事決策寄以無限希望。因此，他在當時的身份應是一個「謫臣」。詳考如下：

關於外證，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進一步伸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文獻流傳上看，宋人或載嶽飛其他詩詞或錄其生平事跡，卻獨不錄此詞

諸多學者指出，宋人對嶽飛《小重山》詞、《滿江紅》（遙望中原）詞、《池州翠微亭》詩、《題青泥市蕭寺壁》詩等等都有記述提及，卻獨不涉這首《滿江紅》。比如南宋人陳鬱在《話腴》中提到了《小重山》而未及《滿江紅》【24】，在這裡，「證真派」則提出清代沈雄在《古今詞話》中引用南宋陳鬱《話腴》時就有「（嶽飛）又作〔滿江紅〕，忠憤可見……」的記載，可補不見於宋元載籍之憾【25】。然而王霞等人在其文中已對其在版本、文獻上作了全面反駁，事實是《話腴》的舊本、善本皆無這句話，只有後來的幾種清刊本才有，問題出現在引錄《話腴》的清人沈雄這裡【26】。《話腴》本由其好友嶽珂作序，若陳鬱見過《滿江紅》，作為陳好友的嶽珂又怎麼可能聞所未聞？鍾振振師曾在《〈古今詞話〉批評》一文裡詳細論述了沈雄《古今詞話》的種種謬誤，明確指出其中不乏張冠李戴、人我雜糅之語，並諄諄告誡我們「對這部書中的資料，在未經核查無誤之前，切不可貿然使用」！【27】證明這句後加的文獻確不可信。王霞一文實是對「證真派」的一次集中反駁，對目前「證真派」提到的所謂新證：或言南宋陳鬱《話腴》有載，或言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載，或言元雜劇《東窗記》改編此詞等各方面一一辯駁，指出其在文獻上的疏漏，要麼是斷句的問題，要麼是版本的問題，撥開迷霧，辨清齟齬，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從文獻「禁毀」上看，論者雲蒙元時代文禁森嚴，並非實情

「證真派」學人林玫儀認為嶽飛作品在宋代被禁「故時人亦不敢錄之於冊」，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許『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言流傳」【28】。考諸史實，實犯了以今視古的直覺錯誤。元代可謂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文字獄的王朝，由於蒙元統治者出身遊牧，漢化不深，對讀書人的「春秋筆法」體會不切，對意識形態管控鬆懈，反而造就了元代社會相對自由開放的風氣。即便風行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其文獻來源也僅有兩處：一是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為戲」【29】，二是鄭所南在《心史》中說：「韃法：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30】一個是開玩笑的口吻，一個說的是十種戶籍，並無特別涵義，反是二人宋遺民的身份令人遐想。明人王世貞嘗慨嘆：「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31】，言下之意明代比元代才更為專制。蒙古鐵木真時期大肆殺戮，落下了被後人妖魔化的口實，但元代統一天下後，情形已然發生了變化。元曲被王國維譽為一代之文學，莫不與當時活躍的時代精神息息相關。同樣地，宋史泰鬥劉子健在《嶽飛》一文第二節「嶽飛在歷史上地位的升降」時也說到嶽飛在元代並不是被壓抑，相反是被頌揚的，原因有四：「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來的道學思想的宋代遺老，和受他們影響的史家。……第三，元代並不太注意去統治民間的思想。因此祭祀嶽墳嶽廟，有增無減。」【32】其中就指出元代社會意識形態控制比較鬆弛的特點。一方面，理學在元代成為國學，修史的大多是理學家、遺民，情感上自然一面倒的偏向嶽飛。另一方面，民間講唱文學對嶽飛事跡的推波助瀾並沒有停止，戲曲的影響直接延續到明初，出現了許多跟嶽飛有關的作品。所以，從意識形態上看元代對嶽飛作品的所謂「封禁」並不符合事實，嶽飛在元代是被普遍揄揚的。

（三）、從「文史互證」來看，揆其作詞時間，難與嶽飛生平軌跡吻合

按常理，最有可能見到《滿江紅》的出處理應是嶽霖、嶽珂兩代人「畢其心力」撰成的《金佗粹編》及《鄂王行實編年》，然二書偏偏都未收錄。由於嶽飛生前常有嶽霖等親人伴其左右，即使入獄後陪侍候在旁的還有另一個兒子嶽雷——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嶽飛賜死於大理寺」條下「小帖子」載，據《帖黃》稱：

契勘嶽飛次男嶽雷系同嶽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嶽雷別無幹涉罪犯，緣為嶽飛故節飲食成病，合依條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嶽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日，所有嶽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33】

記載並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小帖子，指當時的公文名稱，系當時主審嶽飛謀反案卷宗的諸多上級的「批示」，這個上級自然應是主審官万俟卨和授權他的秦檜。故而王曾瑜道，當時秦檜和万俟卨以「入侍看覷」為名，將與案情無關的嶽雷也投入囹圄，直至飛死【34】。試想，若嶽飛果有此作，無論秦檜一黨如何毀滅文獻、掩蓋真相，也很難繞過事後嶽雷對家人的口頭追述。而嶽雷出獄之後，卻未對家人包括嶽霖、嶽珂留下任何相關信息，豈非怪事？反之，既然「證真派」堅持為嶽飛正名，那麼其作於何時？王曾瑜認為在紹興四年（1134）嶽飛第一次北伐時期，時年32歲【35】。鄧廣銘則認為在嶽飛第二次北伐時期紹興六年（1136），嶽飛34歲【36】。這是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試來與嶽飛生平作一印證。

按第一個時間，紹興四年（1134）嶽飛32歲，被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嶽飛年紀輕輕成為軍區大司令，自然是意氣風發的，況且據張政烺考察，此時秦檜尚未用事，嶽飛「如果想練兵殺敵，收復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負」【37】。既如此嶽飛又如何會寫出「三十功名塵與土」的無限低沉之句？平心而論，這個七字句其實是對功名最終化為烏有的悲嘆，這與當時嶽飛意氣風發的心境實難相副。再看第二個時間，紹興六年（1136）嶽飛34歲，同理，並無太大差別。揆乎嶽飛心態，能讓其志消神惰的不外乎兩件事：北伐受阻（上層和議談成）、兵權被奪（己身有志難申）。事實上和議漸成，嶽飛公開面斥秦檜，反對高宗，乃是在紹興八年（1138）以後的事，此時更無此等憂慮，故而兩個時間點都有天然的硬傷。或說作於下獄後，也不太可能，緣由一是下獄後嶽飛備受折磨，他已沒有機會舞文弄墨；二是嶽飛在備受折磨之際，根本無法再有寫出「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樣句子的壯志豪情，因此又有人提出作於「下獄前不久」的折衷說法。回到文學創作本身，其中「自己用自己事跡的典故」【38】，尤不符合一般填詞習慣，它更像一個後來者對照嶽飛一生事跡創作完成的酣暢淋漓的書憤、懷古之作。

以上是從詞作背景外部文獻考察，力圖掃清作品外部環境上文獻中的癥結。下面復從詞作內容、風格等文本內證來進一步辨析。關於文本內證，主要有兩句核心爭議，辨析如下：

（一）、「靖康恥，猶未雪」句是用典而非實寫，不然於禮、法不合

其一：「靖康恥，猶未雪」句太過實寫犯忌。揆諸嶽飛生平及詩詞作品，皆以遵循儒家思想為圭臬，表現忠君憂國之思想。而《滿江紅》詞毫無顧忌，就在於「靖康恥」中「恥」字使用令人驚詫，它將矛頭直指趙宋朝廷，可以說欺君犯上，於禮、法皆不合。縱觀宋代人記錄靖康之變的，並無人敢用「恥」字，前引馮鐵金文對此已有詳細梳理，南宋時人對靖康二年（1127）徽、欽二帝被虜的記述與評價的詞彙有：「靖康之禍」「靖康之亂」「靖康之難」，用詞皆能注意分寸。記載這些文字的作者包括洪邁、周密、陳鵠、曹彥約等人比嶽飛生活的年代已晚，用語尚且紓緩的多，更不用說「靖康之變」「二帝播遷」這些更為尊者諱的說法了。退一步說，秦檜一黨在沒有鐵證的狀況下反而可以據此「憤詞」誣陷嶽飛欺君、心有怨恨治其罪，擁有這麼好的「文證」，何須用「莫須有」的託辭欺瞞天下？

（二）、「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句是對明代「戰車」用兵於「寧夏鎮」的實寫

其二：「賀蘭山」與「駕長車」有著現實語境的聯繫。前人已論，由於賀蘭山在宋代位於西夏境內，與宋、金地理上皆無關涉，故而「證真派」認為與「陰山」「玉門關」等詞同類，皆為泛指匈奴犯境。夏承燾等人則堅執實指，寧夏鎮作為明代邊防，正是明軍與瓦剌作戰關口，當時瓦剌就在寧夏一帶，賀蘭山正是該地的主要山脈。本文亦採此說，又見明代魏煥《九邊考》卷八「寧夏鎮」曰：「九年,復設寧夏等伍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39】可見，明邊境與北虜的分界嶺正是賀蘭山。不過，真正坐實「賀蘭山」詞意還在於深刻理解「駕長車」這一關鍵句，可惜前人誤解多多，就連證偽主將張政烺雖一邊認為此詞為明代文人杜撰，一邊卻又指「中國自戰國以下久無車戰」，況且駕長車登山作戰十分危險並不符軍事常情，「真是文人不切實際，想入非非」【40】。事實果真如此嗎？

考古代戰爭史，詞中所云「長車」即「長轂」，指古代的兵車、戰車【41】，早在西周時就已是戰爭決勝的法寶。據歷史和考古發現，武王伐紂即投入了三百輛戰車，並因此取勝。《史記》載：「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42】但是到了戰國時代，由於井田制的破壞，宜於平原車戰的戰車逐漸被以快速機動而著稱的騎兵所取代，之後自秦漢至明一千多年，很少再有使用戰車的記載。沈克尼遂因此質疑宋人使用戰車的可能【43】，林玫儀則就「長車」問題引用了《史記》《漢書》《晉書》及《宋史》中四則記載「戰車」的文獻如宋神宗熙寧間「詔試車法」「造戰車以進」等提出「宋代亦非全不用戰車」【44】，試圖證真，不過，這裡犯了一個太過執信文字證據忽視了實際操作性的問題。宋熙寧間雖有「造戰車以進」的提議，可並未見有何實際舉措用於軍中。相反，從漢、晉直至宋，面對北方異族騎兵的襲擾，中原漢族始終都沒有拾起這唯一對騎兵有致命威脅的車戰之法。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除非戰車在作者身處時代特別強盛並廣泛用於實戰，不然詞人很難有這種強烈的代入感對這一非詩詞常用語產生青睞。王曾瑜在考察「嶽家軍的兵力和編制」時指出嶽家軍的兵種包括騎兵、步兵、弓箭手還有水師，唯獨沒有車兵，嶽飛最主要的親兵主要還是八千「騎兵」【45】。那麼宋代既無什麼戰車發展史可言，嶽家軍又無車兵與車營的兵種配置，有關創作語境的缺乏自不待言。而一旦將「駕長車」放在明代大背景下的「賀蘭山」軍師要地，二句連用，那麼所有的疑問與不和諧都將得到冰釋。有明一代「邊無寧歲」，古代戰爭史到這時發生了徹底改變，契機就是火器在明代出現並大規模使用，而裝備火器的戰車又重新回到了暌違千年的戰場，所謂「用車在用火（火器）」。車兵也在明代成為明軍一個正式兵種，有車兵也就有了車營（戚繼光）。據《明史》載：「中原用車戰，而東南利舟楫，二者於兵事為最要。自騎兵起，車制漸廢。洪武五年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輛，山西、河南八百輛。永樂八年北徵，用武剛車三萬輛，皆惟以供饋運。至正統十二年，始從總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自是言車戰者相繼。」【46】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一戰，五十萬明軍慘敗，明英宗被俘，面對也先的勁捷虜騎，舉朝文武一致認為惟造戰車之法應對，這是明代邊境危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朝堂之上發出的時代強音【47】。「土木堡之變」遂成為明代軍事史的轉捩點，擅用車戰的明主將們的不朽軍功永遠被載入史冊：一、明成化年間（1465—1487），延綏巡撫都御史餘子俊上書言邊務談到在寧夏車戰的情況：「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48】二、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和巡撫李文進一起造戰車、建車營，據《明史·俞大猷傳》載：「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49】。三、一代名將戚繼光統車兵大捷，隆慶二年(1568)十二月，青山口大捷：長昂與董狐狸犯邊，戚繼光「聞警即統車兵策應。於歲除日督兵馳青山口，用磕石、弓矢、槍炮將前哨賊擊退，遂引兵出口，擒斬大獲全勝」【50】。清樵子在《萬勝車營·序》中評說：「戚南塘備兵北平，制『偏廂車』以禦敵，一戰而擒朵顏長禿，孫高陽用其制而拓地數百裡。」【51】戚繼光造「偏廂車」禦敵，正是防禦戰中使用「重車」的一個明確記載。由於北方多山，地勢險峻，戰車笨重難以推挽，防守易進攻難，論者遂懷疑戰車行軍的可行性。但是明軍因地制宜，為了適應衝鋒陷陣，相比於前代進行了改良【52】，製造了幾種小車，用於山地行軍的「長轂」（長車）又有「輕車」「重車」之分，有評價說「明代的戰車及其車營可謂初期的坦克及裝甲兵團」【53】。長於突擊的「輕車」即為衝鋒陷陣的古代版輕坦克。明軍憑藉「輕車」衝鋒陷陣，叱吒疆場，寫詞者自然能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的軍旅書寫與豪情想像，詞作背後是一出明人關於寧夏邊防戰的「冰與火之歌」【54】。

當明白這首詞誕生的背景之後，那麼此詞作者極有可能參加過寧夏邊防戰或是密切關注時局的朝堂大臣，甚至曾在寧夏一帶任過職，正因此故，以惠康祐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詞作者很有可能是于謙【55】。既然作者不是嶽飛，有關語境上的矛盾也將迎刃而解，比如填詞創作中不該有對自己蓋棺定論般的「後知五百年」，使事用典「靖康恥」不應使用今典等等。

（三）、詞意主旨：借「古典」影「時事」，抒發羈旅貶謫之情

在對相關史實梳理清晰後，重新體會詞意就會有新的發現，再讀「踏破賀蘭山闕」句就會有強烈的現實語境之默會。整首詞上片寫實：寫詞人在坎坷的旅途中，於大雨中登高遠眺、憑欄抒憤的場景。詞作情感契機首先來自於「功名」的消歇，司空圖《榜下》詩「三十功名志未伸」，最早以「三十功名」約數連用指代落榜。功名消歇不外乎兩種情況：革職或貶謫。韓愈被貶時有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可知《滿江紅》詞裡「三十」「八千」實受前人詩句影響，其底蘊主要則在貶謫之情。下片展開想像：聯想到時局動蕩不堪，皇帝北狩、被異族俘虜的事再次發生，詞人不由義憤填膺、怒髮衝冠，「靖康恥、猶未雪」句則轟然出籠。無論怎麼看這首詞，都更像是一位「謫臣」寫下的鬱郁愴懷的「貶謫詩」。詞作者身當朝堂黨爭失利而被貶，通過此詞抒發個人愛國情懷與內心憤慨。前有惠康祐認為是于謙，雖不能中矢，但已近乎真相。作者真實姓名自難詳考，但詞人創作大致應是借鑑了宋詞、元曲裡的相關詞句。錢鍾書《容安館札記》第七一七則「嶽飛《滿江紅》」條，對全詞各句的借鑑出處作了詳細爬梳：

按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三謂此詞來歷不明，疑是明人偽託，是也。竊謂偽撰者亦是高手。「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本之《漢書·王莽傳》中韓威曰：「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不齎鬥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他語亦撏撦宋人長短句，而渾成無跡。如「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乃胡世將《酹江月》之「神州沉陸，問誰是、一範一韓人物。……空指衝冠發。闌幹拍遍，獨對中天明月」（《全宋詞》卷八十三）。「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乃朱敦儒《相見歡》之「瀧州幾番清秋，許多愁。嘆我等閒白了、少年頭」（《全宋詞》卷一百二十五，又汪晫《瑞鷓鴣》云：「只是鷓鴣三兩曲，等閒白了幾人頭」，見卷一百八十八）。「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乃朱敦儒《蘇武慢》之「除奉天威，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全宋詞》卷一百二十三），李綱《蘇武令》之「調鼎為霖，登壇作將，燕然即須平掃。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全宋詞》卷九十二），又姚嗣宗詩「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窮鱗」（《邵氏聞見錄》卷十六載；《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四又《容齋三筆》卷十一引《田晝集》記張元、吳昊、姚嗣宗事，姚句同《聞見錄》；《類說》卷五十九引《西清詩話》作「踏碎」、「布衣能辦此」；《續湘山野錄》作：「踏碎、「布衣能效死」）。【56】

除此，「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也有借鑑關漢卿《單刀會》、無名氏《嶽飛破虜東窗記》的可能；「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應是借鑑南宋僧人晦庵《滿江紅》詞「漫教人，白了少年頭」，詞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四【57】，等等。詞人懷著悲憤的感情，上闋寫實，下闋用嶽飛典，氣勢磅礴，把對自身的坎坷和對時局的憤慨傾瀉無餘。由於它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共同意願與時代呼聲，所以詞一出世即引起文人注意並漸漸流傳。

二、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文學經典地位的變遷

一般來說，「經典」是經過淘澤具有永恆性的、超越時空的優秀作品，在藝術審美、道德價值上成為典則。討論文學經典化的人又會問：「誰的經典？」於是，有關文學經典化的討論遂從本質的抑或建構的兩個角度予以辯難，誠如調和二者的學者所認為，文學經典既是可以變動的，又是相對穩定的；既是建構的，又是客觀的【58】。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經典」的概念在西方理論界同樣發生爭執，他們認為「經典」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審美建構，「審美只不過是政治之無意識的代名詞」【59】，「文化不能免於政治的內容，而是政治的一種表達」【60】，可見「經典」裹雜著複雜的意識形態，也是文化權力博弈的結果。故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文學作品「經典化」與「被經典化」的歷程，正是受到權力話語的掌控，即受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力支配。那麼，再來理解嶽飛以及《滿江紅》二者「經典化」的過程，可知不但有作品內在的本質規定性原因，更有一個文化權力博弈的背景存在。南宋時人對嶽飛的評價並不那麼崇高，其後的元明清三代，文人筆記所載也褒貶不一。隨著政府（朝廷）主導的意識形態介入，文史批評標準也隨之發生變換，與此相關嶽飛漸漸由人成為神，成為文本符號與政治偶像。其人如此，《滿江紅》詞作更是如此。茲從文學經典所處的歷史場域，深入考察意識形態對經典生成的支配，提出嶽飛形象被重構、《滿江紅》作品價值被不斷拔高的背後，要皆暗合著文化權力話語的變動。

（一）嶽飛形象從邊緣到中心的地位變遷

南宋時期，時人對嶽飛的評價毀譽參半。紹興十一年十二月（1142），嶽飛死後，秦檜對交好嶽飛以及為嶽飛說好話的人大肆迫害，時人一時皆莫敢談論嶽飛，嶽飛成為罪人的身份被坐實，當時記載其事跡的文獻也大多湮沒不彰。一直到他死去二十年後，金兵又來進攻，高宗下令親徵，才開始追赦嶽飛，但在詔書中卻將他與人人痛恨的奸臣蔡京、童貫並列【61】，可知嶽飛罪人的身份依然還在。到了紹興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情況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復祖宗基業，收復被金人擄掠的北方領土，欲借推揚嶽飛、韓世忠等人的聲望來鼓勵諸將，反攻金國，才決定為嶽飛正名。乾道六年（1170），孝宗答應鄂州地方人民的請求立嶽飛廟紀念，詔給忠烈廟額。淳熙五年（1178），追諡嶽飛為「武穆」。按照後人的理解，時人大多都該是推崇主戰派的言論的，對於嶽飛被冤殺也應持同情態度【62】，似乎這也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可其實不然，在當時人的一些筆記之中卻還有一些別的看法，對於秦檜是否冤殺嶽飛，以及和戰的是非對錯等問題都持有一些相反的意見。

洪邁《夷堅志》是最早收錄嶽飛傳說的文言小說集，洪邁撰作《甲志》的時間恰好在高宗時期，代表了當時人對嶽飛的看法。《甲志》中有兩則寫嶽飛故事的，一是《辛忠中丞》，一是《豬精》【63】。其中《辛忠中丞》言嶽飛夢中得知將有牢獄之災,「辛中丞被旨推勘」，遂幾次三番求見赴任湖南提刑的辛企李，以望日後下獄時辛能救護之，辛拒絕了幾次不得已方得見之；及後於大理獄時才知是「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是「新中丞」而非「辛中丞」。細諳這則故事，作品幾乎是在揶揄嶽飛，並不無挖苦之態，意在譏諷嶽飛拉攏關係，卻又沒派上用場。另一則《豬精》，言善相人說嶽飛乃豬精託世，他日「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這個傳說更加說明一個問題，即當時人應該對嶽飛的印象不是很好，不然也不會將一代大將污衊為「豬精」。這與後來明清兩代小說裡說嶽飛是大鵬轉世完全不同。

宋末周密《齊東野語》卷七《洪端明入冥》，記載了對久患兵災及對擅開邊界戰爭者的厭惡：

洪燾仲魯……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厲聲答雲:「此開邊喜殺之人也。」……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暈仲,乾淳間從官。」﹝64﹞

商飛卿，字翬仲，淳熙二年（1175）進士，乾淳間，即孝宗時期。商飛卿不滿韓侂胄興兵開邊被罷，則此故事顯露當時人對武將「好殺」的憎噁心理不言自明，對嶽飛的態度也好不到哪去。夏承燾曾即此發表看法：「談宋代和戰事，今所傳之文獻，十九皆主戰派言論。然觀《齊東野語》內地域巨蟒為主戰者之業報一事，亦可見民間反戰心理之一斑矣！」【65】

再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中明確指出，高宗念天下百姓久厭兵戰，起用秦檜，遂得安定天下二十餘年：

（檜）投閒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前後為相,皆主戰者也。……思陵興念疆場生靈,久罹鋒鏑,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為己任焉。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嶽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迴鑾,臥鼓滅烽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66】

言之鑿鑿，是說南宋能偏安一隅實與秦檜定鼎之功不無關係。卷五還記載，秦檜雖然殺嶽飛，但對於嶽飛後人並沒有趕盡殺絕，還供給錢米，相反一些欲阿附秦檜的官員建議「叛逆之後不應存留」，卻遭到秦檜拒絕，可見嶽飛「逆臣」的身份在當時是十分明確的了【67】。細察王明清祖上實與秦檜一黨相左，本不會偏袒秦檜，可見秦檜並非如《宋史·嶽飛傳》裡講的那麼壞，一無可取。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這裡這樣解釋道：「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尚未論定……非好詆正人。」【68】

其實不論王明清還是洪邁，當時文人有這種識見並不足怪。宋朝素來嚴守「祖宗家法」，以文人立國。作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宋朝文人士大夫，對於武人擁兵自重本就持一種天然的警惕心。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官僚士大夫們對此交口稱讚。王船山在《宋論》卷十「高宗」卷論及宋代立國之本「祖宗家法」，即是指此：

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閒者，趙普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雖逞，而天子不為之移。【69】

王船山將宋亡的根本原因推究到宋代立國的「祖宗家法」，始作俑者即是趙普。因為如何保證長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終是縈繞在宋初統治者心間的重大問題，鄧小南即說「兩宋對於『祖宗之法』的重視與強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0】，在此背景下，王船山《宋論》卷八《徽宗》引胡安國氏嘗主張「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其實是宋代君臣一致的看法，故而狄青、嶽飛、韓世忠這些大將才會相繼被猜疑而最終兵權被收、身死囹圄：

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為藏身之固也，久矣。……夫豈知疑在嶽、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為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71】

劉子健論及嶽飛被殺時亦說這是「君主專政，官僚輔佐，共享權利的制度下，必然的結果」【72】。君臣上下都有這樣一個對「祖宗家法」默契的遵守，這即是王明清為何對嶽飛頗有微詞對秦檜有幾分回護的真正原因。因此，秦檜之所以殺嶽飛，跟宋仁宗時期歐陽修、文彥博請罷大將狄青一樣，都是為了避免武人擁兵自重，採取防微杜漸的尊崇「祖宗家法」的措施。

隨著朝堂政治風頭的轉向，文人筆下對嶽飛的讚揚慢慢出現。中興四名臣之一的胡銓就有《吊嶽飛》詩：「匹馬吳江誰著鞭，惟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以及陸遊《書憤》詩：「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羶實未聞。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嶽家軍。」陸遊《感事》詩：「堂堂韓嶽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廟謀尚出王導下，顧用金陵為北門。」到了南宋後期，文人寫詩追敘嶽飛、讚揚嶽飛抗金事跡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一個高潮。總的來說，嶽飛在南宋的地位因毀譽參半，地位由不顯漸漸得到肯定，但總體還停留在歷史人物的層面上。元代是中國第一次被異族統治，元代統一中國後，對嶽飛的評價不但絲毫未減，反而第一次在正史中得到崇高的地位。儒學正是在元代第一次被定為「國學」，加上編撰《宋史》的大多是尊崇朱子儒家思想的宋代遺老，他們根據嶽珂的《金佗粹編》、《續編》撰成正史，由於嶽珂對親人的有意回護與誇張，到了《嶽飛傳》中嶽飛的地位自然被無限拔高。

若說嶽飛形象在宋末、元代的戲曲話本裡有了虛構的跡象，那麼到了明代開始，已經慢慢被拔高乃至神化。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將嶽飛列為歷代三十七名臣之一，「從祀歷代王廟，配宋太祖享」。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之變被俘，不少人開始以嶽飛為題，寫了許多《滿江紅》詞。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貞創嶽飛廟於湯陰故土，景泰帝御題為「精忠之廟」，明代對嶽飛的「造神運動」由此拉開序幕。明代中後期政府肆力推揚嶽飛，最終在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將嶽飛置於神的地位，加封其為「三界靖魔大帝」，完成與關帝同一規格的社會影響力【73】。這種情形對當時的戲曲、小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到了清代，嶽飛的形象開始漸漸從明代的頂點回落。滿清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一方面希望繼續借嶽飛來宣揚忠順，感化漢人；一方面又因自身本來屬於金國（後金），不願意看到嶽飛這個抗金名將被頂禮膜拜，於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下令將嶽飛移出供奉了幾百年的武廟，不再祀享，同時追封漢將關羽三代，在全國普建關帝廟，想借關羽之名將漢人對嶽飛的尊崇全部轉移出去。這樣一來，嶽飛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廟多為關羽獨佔。而在此後清朝的官方評價體系裡，嶽飛則被僅僅定型在一個「精忠」的框架裡，成了「精忠嶽飛」。而「精忠嶽飛」的官方概念，又體現在當時影響廣泛的小說《說嶽全傳》。正是錢彩、金豐《說嶽全傳》實現了史傳原型向章回小說的徹底轉變，使嶽飛故事更為深入廣泛地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於1928年將嶽飛與伏羲、神農、黃帝、孔子、孟子、關羽等十二位歷代名人列為「先哲類神祀饗祭」，並列入法典。20世紀以來，國家受到外來入侵，嶽飛更被抬出來歌頌，成為當時人的精神圖騰。準此，嶽飛形象隨著時代的變遷「經典化」的過程，背後始終有一個文化權力博弈的背景存在。

（二）《滿江紅》詞由不顯到經典的地位變遷

其實，《滿江紅》在南宋、元、明一直至清代都不怎麼被人關注，它成為人們一致認可的經典之作並廣泛流傳，同樣有一個在時代審美意識影響下漸漸成型的過程。

前文已考《滿江紅》詞作的傳播接受史，它初面世的時間，乃是從明代中期才開始發軔（袁純《精忠錄》）【74】。除了一些詩詞選本，明代文獻收有此詞的還有田汝成《西湖遊蘭志》，以及後人增補《桯史》附錄。這與自明代開始嶽飛形象從正史人物變成虛構英雄走向神壇有密切關係。令人注意的是，元明戲曲裡出現的《滿江紅》詞與今傳版本字句出入較大（如《精忠旗》、《香囊記》）【75】，可知當時流傳版本不同，流傳度也很有限。

至清代康熙間刊行的《西湖佳話》，其中收有《嶽墳忠跡》一篇引《滿江紅》詞句為「壯志飢餐仇寇肉，笑談渴飲刀頭血」，亦是異文，可見在清代受文字獄影響而不敢使用「胡虜肉」「匈奴血」這樣的字眼。同時也說明，此詞通行版本直到清康熙年間也未能完整流行，影響反而不如明代。到了民國時期，隨著嶽飛形象被鼓吹，此詞因入選朱祖謀《宋詞三百首》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宋詞」經典流傳至今，張政烺即道：「朱祖謀用一首嶽飛《滿江紅》來教育青年愛國，補自己不足，總算鼓了最大的勇氣，但是，從詞學發展史看，中間卻怎麼放得下嶽飛《滿江紅》？」【76】對詞作的精神意義表示認同，但對詞作的真偽及質量提出質疑。

為了精確考察此詞的流行度，可藉助「E考據」的方法用數據說話。王兆鵬長期致力於用「文學定量分析」法研究唐宋文學，著《宋詞排行榜》綜合考察出千百年來流傳至今的宋詞經典一百首，設定科學考察5項標準，較大限度排除個人主觀印象。在此設定之下，北宋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詞當仁不讓地登上冠軍的榜首，而被認為系嶽飛所作的《滿江紅·怒髮衝冠》則赫然排名第二。這與與一般讀者的感知大致相吻合。但王兆鵬同時指出，與蘇詞在「五項指標」中有三項指標如歷代詞選入選數、唱和次數、20世紀研究皆排名第一不同的是，《滿江紅》「則主要因為在20世紀備受關注而地位飆升」【77】。換句話說，《滿江紅》詞主要是在20世紀以來才備受推崇，而在宋、元時代並不見流傳，明清之後才有所記載：收錄此詞的明代選本有2、清代選本有3，僅此而已。因此，它真正的深入人心，正是始自20世紀以後的中國近現代文學語境中。20世紀以來近代中國多災多難，飽受列強的欺凌，類似於嶽飛這樣的民族英雄被喚出，背後正迎合著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張政烺在論及此詞由不顯到彰著時又道：「時至近代，始多熱情稱道者，推測其原因不外幾點：一是清末興起的革命，有些參與者只是排滿，借嶽飛《滿江紅》詞作宣傳，抒發民族主義思想感情。二是鴉片戰爭之後，外國侵略者日多，因此懷念古代的民族英雄，珍惜其作品，嶽飛《滿江紅》詞氣壯義明為歷史所罕有，正符合大家的要求，足以鼓勵人心。這是一個時代的需要，政治性很強，一唱百和，無可非議，所以作品之真偽，藝術質量之高低，都不是重要的問題了」【78】。由此可見，由於時代的變遷，文學作品的閱讀、傳播乃至經典化，始終寄託著人們強烈的主觀願望與特定的情感希冀，對於真實歷史的「改編」與「重構」倒是常態了。

結語

由於傳統的忠君、節義觀在上層儒家經典和下層通俗文學小說、戲曲裡的傳布，嶽飛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傳播越來越廣，最終成為一個忠君報國形象的集大成者，一個政治偶像，一個文本符號；又由於明代特定背景下出現的《滿江紅》詞藝術品質最能表達出嶽飛「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一往無前的悲劇英雄氣概，所以成為精忠嶽飛的附著體、一部分，一個藝術典型。就文本意蘊來說，詞作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後期人們積極備戰、保家衛國的共同意願與時代呼聲，加之文本的不斷被修葺、提煉，其在流傳中終成文學經典。綜上，通過文學的、歷史的考察，可以見出嶽飛形象被重構、《滿江紅》作品價值被不斷拔高這一過程的背後始終暗合著文化權力的變動，以至於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小傳統」與精英「大傳統」不期然合流，出於對詞作不同的審美標準，裹挾著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的介入，在隨後的文學經典化價值評判中，文史書寫者與一般讀者共同創造並見證了這一經典的變遷與成型。

注釋：

【1】【58】童慶炳，陶東風主編《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和重構》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頁。

【2】嶽飛題材的戲曲在晚明至清代出現了很多翻案劇，如明末祁麟佳《救精忠》，清張彝宣《如是觀》（又名《翻精忠》、《倒精忠》），周樂清《碎金碑》（又名《嶽元戎凱宴黃龍府》）等等。

【3】胡適《〈三俠五義〉序》，見《胡適文存》三集卷六，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42頁。

【4】徐有期、張繼宗《歷代神仙通鑑》卷十九，臺北中華世界資料供應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頁。

【5】王世貞《列仙全傳》卷六，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版，第218頁。

【6】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7】錢彩編次，金豐增訂《說嶽全傳》，齊魯書社1995年版。

【8】【37】【38】【40】【76】【78】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32—740頁。

【9】嶽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粹編續編校注》卷五之《鄂王行實編年》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17頁。

【10】脫脫《宋史》卷三百六十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

【11】早有《光緒南陽縣誌·藝文》云：「考宋史本傳，紹興十年，飛授少保，此帖稱戊午，實紹興八年飛未授此階，不應有此印章，殆淺人膺為之歟。」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又鄧拓《燕山夜話》：「歷來相傳的嶽飛字跡，如『還我河山、前後出師表』等，現在也已經證明並非嶽飛真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484頁。

【12】【36】鄧廣銘《〈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嶽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文史》8輯，1980年；鄧廣銘《嶽飛傳》之《後記》，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李裕民《嶽家軍三大問題考辨》，《浙江學刊》2016年第1期。

【14】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見《飲冰室合集》第73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

【15】【16】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47頁。

【17】饒宗頤《賀蘭山與滿江紅》文，原名《論嶽武穆滿江紅詞》，屬稿於1959年，1964年春改定，發表於《斑苔學報》第2期，馬來西亞大學華文學會主編，1964—1965。

【18】夏承燾在《浙江日報》1962年9月16日發表《嶽飛滿江紅詞考辨》一文，指出「賀蘭山闕」的問題不應出現在宋代，而應在明代，但對於作者系王越之說有失偏頗。鄧廣銘在《再論嶽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文中根據線索把王越排除，見《文史哲》1982年第1期，第29—36頁。

【19】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卷十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19頁。

【20】康保成曾著文考證能證明《東窗記》時間點的《精忠記》的誕生時間，最終也未果。見康保成《從〈東窗事犯〉到〈東窗記〉、〈精忠記〉》，《藝術百家》1990年第1期。

【21】王曾瑜《嶽飛滿江紅詞真偽之爭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識》2007年第1期，第33—37頁。

【22】【26】【57】王霞《嶽飛作〈滿江紅〉詞「新證」辨析》，《古典文獻研究》第2009年期，第190—191頁。另，早有梁志成在《〈滿江紅〉詞非嶽飛作又證》一文中就指出沈雄《古今詞話》徑添「故作《小重山》……又作《滿江紅》」的問題（《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

【23】【56】《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七一七則，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24】詳細梳理見馮鐵金《也談〈滿江紅〉（怒髮衝冠）詞的作者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第24—26頁。

【25】郭光《嶽飛的〈滿江紅〉是贗品嗎？》，郭光《嶽飛集輯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頁。王曾瑜採信其說並進一步護辨。

【27】鍾振振《〈古今詞話〉批評》，《文學遺產》1996年第6期，第88—89頁。

【28】【44】林玫儀《詞學考詮》，臺北聯經1993年第2版，第312、279頁。

【29】曾棗莊等主編《全宋文》第355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頁。

【30】鄭思肖《心史》，《四庫存目叢書》本。

【31】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齊魯書社1992年版，第292頁。

【32】【72】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87年，第188—189、200頁。

【33】【61】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296、3352頁。另，同樣的記載還見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2《嶽少保誣證斷案》條，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90頁。

【34】王曾瑜對此條材料的釋讀見《嶽飛新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頁。

【35】王曾瑜《嶽飛〈滿江紅〉詞真偽之爭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識》2007年第1期，第33—37頁。

【39】引魏煥書見薄音胡，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1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頁。

【41】據《周禮》中《考工記·車人》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亦即，在沼澤之地行軍打仗用「短轂」，比較便利；在山地行軍打仗則用「長轂」，比較安全。

【42】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嶽麓書社2011年版。另，相關考古發現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3頁。

【43】沈克尼《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也談滿江紅不是嶽飛所寫》，《寧夏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45】王曾瑜《嶽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頁。

【46】【49】清張廷玉等《明史》卷92、卷100，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66頁、第5605頁。

【47】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三二「兵考」也說：「自騎兵興，而車戰漸廢。」「夫自正統以來，言車戰者多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48】《明代筆記小說大觀1》所收黃瑜《雙槐歲鈔》，其中「車戰器械」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頁。

【50】戚祚國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七，隆慶二年十二月青山口大捷，《續修四庫全書》本。

【51】引自範中義著《戚繼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頁。

【52】重日《略述明代的火器和戰車》，《歷史教學》1959年第8期，第31頁。

【53】陳剛俊《明代的戰車與車營》，《文史知識》2007年第7期。

【54】要補充的是，明人面對北方民族騎兵的侵擾發明的「車戰」應對之法一直用到明末。明末抗遼督師熊廷弼在分析後金騎兵作戰特點時曾說：「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被重甲、騎雙馬衝前……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御之。」（《明神宗實錄》卷五八〇）只不過由於後來後金掌握了明朝這一「長技」，反過來成為制勝明朝的軍事武器，致使明朝在軍事上節節敗退，最終覆亡。

【55】惠康祐《〈滿江紅〉作者應為于謙》，《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54—56頁。

【59】伊格爾頓著，王傑、傅德根、麥永雄譯《美學意識形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

【60】斯沃茨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62】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728—738頁。

【63】洪邁《夷堅志》，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1—133頁。

【64】周密《齊東野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6—129頁。

【65】夏承燾《夏承燾集》第6冊，1938年10月20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頁。

【66】【67】王明清著，朱菊如、汪新森校點《投轄錄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頁。

【68】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9】【71】清王夫之《宋論》卷十，中華書局1964年版。

【70】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85頁。

【73】李漢魂《嶽武穆年譜》，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337頁。

【74】明嘉靖十五年（1536），焦煜編《嶽王集》，由徐階刪定，集中收入此詞。明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徐階所編著的《嶽武穆遺文》，才出現了這首詞。

【75】康保成《嶽飛〈滿江紅〉詞在元明戲曲中的衍變》，《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

【77】王兆鵬鬱玉英《宋詞經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學評論》2008年第6期，第79—86頁，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