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朗瑟蘭、瑪麗·勒莫尼耶 著，鄭萬玲、陳雪喬 譯
選自《哲學家與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
社會上有這麼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哲學與愛情，水火不容。至少自近代以來，哲學和愛情被要求必須分開。愛情，縱使讓人歡喜愉悅，也無法抵擋世人對它的絕望。愛神丘比特，單純天真又心懷不軌，翅膀下藏著讓人喪命的弓箭，與其他諸神一樣淪為了古老的笑話，被永久地埋葬。在這場與愛情抗衡的戰役裡，最終是法國道德家們的悲觀主義傳統獲勝。在呆滯的浪漫主義裡，最真實的性愛、心機和意志力都被深深隱藏。於是，哪怕一兩個小時的愛情思考也會被認為不值得。當人們談論生活中尤為重要的話題——愛情時，竟然驚訝地發現它幾乎淪為無人關心的荒蕪之地，被扔到了在兩性關係中信奉虛無主義的小說家、研究新型「愛情困惑」的社會學家，抑或弄虛作假的宗教狂的手中。沒有人真正願意研究關於愛情的各種哲學觀點，以至於我們幾乎更願意在流行音樂中，而非在當代思想家的作品裡領悟深刻的愛情意義。
早在1818年《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中，叔本華就對此表示驚愕不已。「我們或許應該很驚訝，在人類生活中扮演著如此不一般角色的事物，可以說時至今日都未曾被哲學家正視，於現在的我們而言，它幾乎還是一塊從未加工過的原材料。」當然，這樣的說法有些誇張。當這位性情暴躁的德國哲學家將柏拉圖的理念直接貶低為一樁希臘同性戀風波時，上述說法甚至有些自我諷刺。但這的確也指出了一個真實存在的謎團。真正的矛盾之處則是，在希臘誕生於愛情問題的哲學，就像波提切利畫中誕生於貝殼的裸體維納斯女神，似乎都否認了自己的出身。愛情的倡導者，蘇格拉底，曾在《會飲》中表示，自己對「性愛話題」以外之事一無所知，而如此振奮人心的宣言卻幾乎沒有任何後續影響。直到克爾凱郭爾的出現，愛情才被再次視為一種理解存在的方式。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愛情是幸福的前提，是文學戲劇中經久不衰的主題，而哲學家們卻像是走進了一個裝著生吞活人的野獸的籠子，小心翼翼地談論愛情。於此，我們可以嘗試給出各種各樣的解釋。哲學家們或許擔心人們在愛情裡變得神志不清，才謹慎地談論著這份不同尋常的，甚至可以讓人心甘情願悲痛而死的激情。公元前一世紀的哲學家盧克萊修，受到古希臘倫理學的啟發，指出了哲學本應該思考卻置之不顧的盲區乃至混沌之地。正如伊壁鳩魯學派的一句格言，「不能治癒靈魂疾病的哲學演講都是空洞的」。現代哲學流派或多或少都忽視了「幸福生活」裡的苦惱，這點眾人皆知。總而言之，面對愛情，抑或任何其他相似激情，我們看到的依舊是古希臘時期的思考：面對這股難以控制的力量，最好小心地待在家裡。
或許也因為愛情似乎與一切理性相違背吧。毫無疑問，這也是為什麼數百年來哲學對愛情一直保持著懷疑態度的另外一個原因。愛情被棄置在了浮誇做作的陰暗情感區裡，被劃分在了理性的陽光永遠無法照射到的心理混沌區，不能簡單地成為哲學家們的一個研究「對象」，充其量算是文人騷客們聊以消遣的話題。因此，從事思考苦役的哲學家們都抱著一種本質上代表著男性的蔑視去對待愛情，這種蔑視會攻擊任何一位反對他們男性觀點的人。如此陳詞濫調或許有些可笑，但其實也很容易理解。永遠不要忘記，愛情的哲學演講一直都是由男性主持。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我們也不會僥倖盼望，因為時至今日，仍是如此。除了阿倫特和波伏娃兩位女性思想家——但實際上她們也從未宣稱自己的哲學為純粹的哲學——在本書中剩下的聲音，只能是來自人類群體中的另一半。但話說回來，這也不足為奇。
儘管愛情已成為哲學外的話題，但這一結論似乎仍有竊取論點之嫌，值得我們再次質疑，甚至推翻。在很少會嚴肅思考愛情的當代大哲學家中有這麼一位——阿蘭·巴迪歐，相反地，他將愛情定義為一種「真理的生產程序」。愛情是以「發生在兩人之間」為依據的一次體驗，它萌發於一次獨特的相遇，又因一次「愛情宣言」（愛情裡的關鍵步驟，將欲望與純粹的自慰行為區分開）而成為可能。這是否說明，很多哲學家對愛情不甚了解？顯然不是，這甚至就是本書的主旨所在，希望盡綿薄之力為哲學家們在愛情上討回公道。幾乎所有哲學家都曾明確地談論過愛情，或委婉晦澀，或誇誇其談，多為心碎悲傷，時常激動憤懣。事實上，關於愛情，關於愛情中對永恆的幻想、愛情裡痛苦的磨難以及我們渴望知道的馴服痛苦的辦法，他們可以告訴我們的實在太多了。
還有另外一種陳詞濫調認為：詩人和作家從未提出過任何關於愛情的可靠真理。而這一結論，要麼是過於武斷，要麼是孤陋寡聞。《危險的關係》的作者肖代洛·德·拉克洛，可謂是兩性戰爭中的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愛情研究方面曾與盧梭相比肩。《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託爾斯泰亦是如此。託爾斯泰的這本小說作為對悲慘墮落描寫得最為細緻的作品之一，我們從中看到激情式的愛情升華為了一種不朽的美。更不能忽略的是，研究愛情的嫉妒與幻想破滅的獨一無二的現象學專家——普魯斯特，一直深深地信奉著幻想破壞大師叔本華。是否還要再強調一下，我們在書中所提到的某些哲學家本身也是著名的愛情小說家？盧梭的《新愛洛伊絲》，作為歷史上第一本暢銷書，曾在他的時代裡引起轟動一時的熱烈反響。著作等身的克爾凱郭爾，最為人所知的身份始終是《誘惑者日記》的作者。至于波伏娃，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證明：與《第二性》中長篇大論的道理相比，《女賓》中一幕幕殘忍的情節或許更能犀利地揭露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曾經一度極為放蕩的道德風氣。
若認為哲學家們在愛情上觀點一致也將十分可笑。叔本華所推崇的絕對克己與浪漫派如盧梭所追求的愛情升華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兩股巨大思潮，截然不同，卻共同存在。在伏爾泰之後，《哲學辭典》中關於「愛情」這一詞條，我們可以找到兩種分別代表這兩大陣營的標誌性詞彙。伏爾泰寫道，任何一位想研究「這塊與哲學沒太多關係的材料」的人，「都應好好思考柏拉圖的《會飲》，因為文中的蘇格拉底，作為阿爾西比亞德和阿伽通的忠實情人，與他們討論的正是形而上的愛情」。此外，那些對感情不太細膩的哲學家們，便投向了「更以自然學家的身份來討論愛情的」盧克萊修的陣營，他肯定道。如此，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便形成了兩條思想軸。的確，柏拉圖和盧克萊修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柏拉圖竭盡全力希望在愛情的痛苦中找到一種必然的對等物，用以換取愛情帶給人類的美妙的興奮和不朽的表象。盧克萊修則宣揚在毫無克制的性愛中放飛自我，從而避免穩定愛情中的危險。一方是愛情的白色魔力，另一方則是它的黑色魔力。一方認為，不管是一個小時還是二十年的經歷，都應該以永恆為目標。另一方則認為，愛情中存在一種難以抵擋並只會招致災難的誘惑，所以必須將其消滅。繼柏拉圖和盧克萊修之後，哲學家中沒有一人可以宣稱自己純粹屬於兩種「顏色」中的一種。但所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闡明著自己的主色調。
如今，我們又聽到了另外一種結論：愛情庸俗無聊、令人幻想破滅的一面似乎已佔據上風。1969年去世的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對此深信不疑，他甚至認為，人們從此再也無法「在與親密友人調情之時，看到第七天堂之門的打開」。他在《理性的辯證法》中寫道，在當今社會，「愛情已被簡化為了毫無價值的東西」。到底是誰，給黑暗中的愛情帶來了第一束來自希臘的性愛之光，然後將典雅愛情扔在歷史的「後倉庫」裡？阿多諾在書中肯定道，隨著現代社會科學還原論的發展，生理愛情和精神愛情被嚴格地區分開來。一個是器官的快感，一個是情感的外衣。「這樣的分裂將愛情的樂趣機械化，將激情扭曲成了一個個圈套，給愛情最重要的部位致命一擊。」往日的浪子現如今搖身一變成為了「感情豐富的務實者，打著健康和運動的旗號，甚至在性生活中踐行宗教信仰」。於是愛情成為了一樁純粹的生理買賣，正如保羅·瓦萊裡所說，一次「液體的交易」。
或許人們就是這樣開始信奉「性慾」至上的。這是一項愉悅活動，它「充滿樂趣」，並且不摻雜任何實際的利益要害。自從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之後，恐懼早已約定俗成地壓迫在性愛上，這種新的思想真的能將人們從放縱肉慾的惶恐中解放出來？答案恐怕是不確定的，因為當道德看似轉變為了一種享樂的命令時，自由也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壓迫。在情色場所遍地、人人享樂的時代，愛情甚至常常是雙倍殘忍的，每一副身體都活在隨時被另外一副身體取代的焦慮之中，「為了生活」而存在的婚姻制度，儘管經歷了基督教的打磨，卻再也無法保證每個人不淪為替代品。性愛在現代社會的思想體系中無處不在，可它卻失去了曾經人人為之激動的神秘感。若想要讓大眾習慣於揭露每個動作、每一句話背後的性動機，精神分析法或許還要做很多努力。但反過來，我們也可以這麼認為，其實是性慾掩飾了其他的動機？這也正是尼採在某篇遺作中極力維護的觀點。他肯定道，「對於一對情侶來說，性慾的滿足，從嚴格並且完整的角度來講，根本不是最主要的事，它只是一個符號」。
愛情哲學仍是一片需要重新開拓甚至亟須保護的領域。首先需要儘可能地抵抗無處不在的虛無主義，憑藉著對性行為的壓制，簡而言之，即將其定義為一種病態的放蕩，虛無主義似乎已為自己找到了一款笨重的破壞武器。同時，還需要解決一個戰略性問題，因為專屬愛情的思維邏輯確實與情感市場表面的理性相悖，在這樣的情感市場裡，每一位交易者都眼睜睜看著自己逐漸被束縛成了一模一樣的元素分子，在唯一的原則——個人主義——下可憐兮兮地盤算各自的心機。不負責任並充滿暴力，就是愛情在世人眼中的另一副模樣。從「性別差異」的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領悟到了一種比某些女權主義者的言論更為合適的新觀點。在情色戰場裡，女人無法成為像男人那樣的人，男人反之亦然。事實上，關於每位哲學家的困擾和偏見，甚至其中大多數都暴露出的對女人欺騙的恐懼，本書將討論的所有人與事，都曾以各自的方式，闡明了問題的根源。
你告訴我，你怎麼去愛，我告訴你，你是誰。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愛情，僅僅數日的任性、執著頑固的愛慕、持久穩定的柔情、衝昏頭腦的心血來潮、冷漠無情的習慣……諸如此類的愛情，哲學家們也都一一無法逃過，甚至戲劇性地成為了這些愛情的代表。再次思考他們的哲學教義時，是否應該聯想到那句著名的「一小堆可憐秘密」？顯而易見，很有必要，或者坦白而言，這個問題根本無需提出。但另外一種奇怪的觀點也正逐漸強制性地壓迫哲學：作家的個人生活既不能證明也無法解釋其思想。各位繞道吧，和他們的私生活沒什麼關係。如此觀點或許會讓古希臘人十分震驚，對於他們來說，若想評判某一思想，必定要看這個想法對思考者內心的影響。從蘇格拉底開始，哲學所瞄準的對象裡裡外外地都開始活躍起來。
關於愛情研究，傳記研究的合理性通常不會受到太多質疑，一場前所未有的或災難性的邂逅，甚至一場從未上演過的邂逅，往往都會對一位思想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蒙田（Montaigne）到克爾凱郭爾，以及位於二者之間的盧梭，所有人都曾以隱蔽的方式將感情的創傷或勝利摻雜在哲學思考之中，以完全自願的方式創作出了某種形式的自傳。尼採寫道，「我一直都是全身心地用我的身體和生活來寫作，我並不知道『純粹的精神』問題是什麼」。一直以來，哲學家們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書寫愛情，摻雜進他們每個人的感情變故、經歷的苦惱或者與那些背後的女人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往往更具有分量和意義。1914年5月17日，弗洛伊德給摯友歐內斯特·瓊斯寫道，「無論是誰，但凡可以向人類承諾將其從性愛的折磨中解放出來的人，都將被奉為英雄——即使他的承諾狂妄無知」。關於愛情，哲學家們有時更喜歡說一些無知誑語，而這個事實我們也不予爭辯。最後，我們將決定權留給讀者，讓他們自己來決定是否要感謝這些哲學家，如果他們真的通曉減輕愛情痛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