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君住東江頭，我住東江尾，共飲東江水。
東江是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之一，不僅為贛粵港4000萬人口提供用水，也承載著贛州、河源、惠州、東莞、深圳、廣州等地的航運和灌溉，為珠三角及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提供著重要保障，是名符其實的「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
近年來，東江流域因氣候變化帶來的水量減少，經濟發展帶來的資源緊缺、水質汙染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加之上下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種矛盾逐一顯現。東江流域水危機成為政府和公眾迫切關心的問題。
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由深圳水庫至江西尋烏縣椏髻缽山對東江進行「潛水」考察，途經東莞、惠州、河源等地區，行至新豐江、楓樹壩、白盆珠三大水庫，沿途採訪當地居民、相關水利水電單位及各級政府官員。水資源緊缺是各城市共同面臨的發展瓶頸，圍繞著水的使用權和排放權的競爭日漸激烈，因水質下降造成的資源性缺水更是讓整個流域各級政府頭疼。
與此同時，非法採礦帶來的生態災難、大規模養豬造成的面源汙染、垃圾汙廢處理能力匱乏、工礦企業的歷史欠帳過多??重重問題困擾著東江流域各城市。
在水資源壓力之下，有的城市甚至做出了巨大犧牲，保障了4000萬人的用水安全。這場保護水、挽救水的戰役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道路依然漫長。
201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鎖定水利，劃定「三條紅線」，提出「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廣東省藉此機會強推東江流域「最嚴格水資源管理」：推動一系列工程實施更嚴格的水量監控，加強保護區的環境監督，嚴格控制水源地的工礦開發、經濟林種植和養殖業規模。
「紅線」對流域內的各城市而言，既是枷鎖，也是空間。在此契機下，人們開始反思發展模式、呼籲制度優化，並且積極尋求出路。
多位相關職能部門官員和業內人士都發出這樣的聲音：從國家層面統籌跨省流域的規劃和管理；在立法和制度層面儘快建立起全流域綜合整治的協調配合機制；儘快將水資源保護的責任以考核的形式落實到地方官身上……
形勢逼人。東江流域對於最嚴格水資源管理的探索已經走在全國前列。如何解決東江面臨的各種困難，建立起省、市間更合理更有效的責、權、利機制，東江探索的樣本意義值得深思。
新豐江水庫——廣東最重要的飲用水源保護地
水汙染：誰是子孫後代的罪人
表面上不顯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毀掉了。
「誰盜採稀土礦，誰就是子孫後代的罪人」；「採取超常規措施，堅決打擊非法開採稀土礦行為」??從贛南到粵北，此類橫幅標語隨處可見。
在東江流域水源涵養地的山林裡，到處活躍著鋌而走險的「稀土大盜」，以及圍追堵截「稀土大盜」的國土、公安、林業執法人員。
東江水質最大的威脅之一，來自源區開礦造成的面源汙染和重金屬汙染。稀土礦的破壞式開採法帶來的危害尤甚。
最近幾年來，「國家重要戰略礦產資源」稀土走私猖獗，因為限制開採更是價格飆升，利益驅使下，稀土遭瘋狂盜採。
「持久戰、遊擊戰??他們都用上了。」2011年10月下旬，河源市龍川縣上坪鎮一名幹部對本刊記者說，「白天搗毀了，晚上他們又去開工，一個坑、一袋碳酸氫銨、一張塑料布就可以開採。」但是他強調，在嚴厲的打擊下，這裡已經沒有規模化的盜採。
至於之前發生在這個鎮新村的那場「槍戰」，他解釋說，是由於農民搶奪開採以前開礦時留下的邊角餘料發生的衝突。目前，公安局已經成立專案組，駐紮在上坪鎮，尚未結案。
山村裡的槍聲
導致1人死亡、3人受傷的鎮新村槍擊事件，被官方定義為「林地糾紛引起的持槍鬥毆事件」。隨後廣東多家媒體跟進報導，直指這一惡性事件是非法採礦引起的糾紛。
2011年10月5日凌晨，在新村村委渡田河自然村一個小店門口，28歲的劉振金被26歲的曾凡漕開槍擊中，左胸至腰間被裝小鋼珠彈的獵槍打成了蜂窩。據媒體報導，劉振金一伙人開了個稀土礦點，曾凡漕等人要求入股，雙方沒有談攏並發生衝突，後曹持槍行兇。
11月1日，龍川縣公安局發出了對曹凡漕的「懸賞通告」。截至記者發稿時，辦案民警說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網。
行兇者的槍是自製的。10月底，在河源市東源縣仙塘鎮仙塘工業園區以北的205國道上，本刊記者偶遇一群擺攤叫賣槍枝、電棍、管制刀具的人。做工粗糙的自製獵槍，裝填的小鋼珠彈與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彈看起來類似。劣質一些的「手槍」實際上不過是裝塑料子彈的玩具氣彈槍，但是電棍和砍刀都是貨真價實。
國道上，儼然一個流動市場。本刊記者下車觀看時，不時有粵B、粵P、粵L等牌號的車停下，與各攤主討價還價、看貨交易。
「鳥槍800，手槍600，電棍200，要的話可以便宜點??」女攤主招呼起客人，泰然自若。
「頭頂生瘡，腳下流膿」
2011年11月初的一天，粵北地區還是烈日炎炎。本刊記者跟隨河源市國土執法大隊隊長吳鏡輝一行人上山，尋找盜採稀土礦的作業點。
在和平縣優生鎮新聯村，剛剛因為媒體曝光而端掉了一個窩點。上百畝山體斜坡上，架著白色的水管網。本刊記者一行人趕到現場的時候，當地的執法部門已經在做清理工作。水管已經被一節節砍斷，刀痕處滲出溶解著草酸的水來。
山坡上的幾個大沉澱池隨著「轟隆」一聲巨響，被炸成亂土，滿池的水噴向天際，又順著山體譁啦啦地留下來。
「這個規模不是農民偷挖老礦的邊角餘料，顯然是老闆做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現場的國土執法人員這樣下判斷。
在現場協調各執法部門的鎮幹部發誓賭咒地對本刊記者說：「我們也都不知道老闆是誰，我們跟他們都是仇人！他們白天都不出現，一個星期前我們才來清理過，但是很快他們又恢復了。」
現場的公安幹警也向本刊記者證實：來過幾次，即便是把車放很遠，走路上來，也堵不到人。「他們都有放哨的。」
吳鏡輝告訴本刊記者：「市委市政府打擊盜採稀土下了很大決心，從2006年以來，我們已經打掉了200多個窩點。」
河源市開始有大規模的稀土盜採行為，也就是近幾年稀土價格上漲之後的事。2006年到2007年集中打擊了兩年以後，2008年情況有好轉。但是，自從2009年至2010年稀土價格飆升後，盜採行為又有抬頭之勢。
吳鏡輝用「頭頂生瘡，腳下流膿」來向本刊記者解釋盜採稀土礦對山體造成的災難性破壞。以前的國有稀土大礦是採用露天開採的方式，整片整片的山體被挖開，觸目驚心，汙染嚴重並造成水土流失。
最初的私挖濫採也是露天開採，在受到嚴厲打擊後開始轉換操作手法---從山頂打洞灌藥侵蝕山體。手法隱蔽了，也更危險。表面上不顯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毀掉，變成植被不能生長、徑流攜帶面源汙染、且潛藏著次生地質災害的危險區域。
2011年7月22日開始，河源市又展開了打擊違法盜採稀土的專項行動，即便是坐在計程車裡，也能聽到廣播裡反覆播出懸賞通知和舉報電話。
根據9月份統計，自專項行動以來，和平縣一共出動了3100多人次，投入250多萬元整治資金，對53個非法採礦點（含老礦點）進行整治、毀閉。炸毀礦池204個，回填水池5000多立方米，搗毀廠房6360多平方米。清除的水管，連起來有9.6萬米長。
與盜採者玩「貓捉老鼠」
為什麼盜採稀土行為在打擊力度這麼大的情況下，還會屢禁不止。吳鏡輝總結說：「因為風險低，利潤大。」
根據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盜採礦產資源達到一定的價值，才能提起訴訟。但是如何取證和鑑定，就很困難了。稀土包含在礦石中，以現在的「遊擊戰」作戰方式，盜採者往往是蠶食搜集，且馬仔在前，老闆在後，就算抓到人，也很難認定他究竟盜採了多少。且評估機構全省僅一家，基本沒辦法走國土條線的法定程序來給予盜採者沉重的打擊。
所以，除了一些超常規手段，如收繳摩託車、砸掉柴油機等打擊方式之外，聯合執法組一般都是從林業角度入手，按照盜採稀土礦造成的「毀林面積」來認定和處罰。
而對稀土盜採的「頭目」來說，抓住了一般只是損失工具成本，只要別跟同行火拼出人命，月入千萬也不是夢想。
國土執法之難，還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執法困境。在龍川縣踩點時，幾位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總結的對手有三種人：有錢的、有權的、帶黑的。
「有的時候情況很詭異，」一位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你到一個鎮一個村之後，就會覺得氣氛不對勁。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的盜採行為，尤其是上規模的盜採行為，是存在保護傘的。在你的地頭上開礦，你能不知道嗎？」
長期從事執法工作，與盜採者玩「貓捉老鼠」，不僅要頂著工作壓力，也要承擔很大的心理壓力。「這幾年來，我經常收到恐嚇簡訊，精神壓力真的很大。」龍川縣一位國土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連小孩子都不放過。」說著說著，他的聲音哽咽了。
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則告訴本刊記者，這些「帶黑的」團夥從執法人員的親人下手，拉他上中學的兒子「入夥」，還打他。最後，他迫於無奈將小孩轉學異地。他們認為，要打擊盜採行為，必須得整治行業市場，要挖出「幕後老闆」，懲治「保護傘」，否則，這場沉重的戰役永不落幕。
爭水與爭發展
2009年10月，廣東汕頭市南澳縣，該縣唯一的水源水庫乾涸
當上遊地區提出生態補償說要錢的時候，下遊地區常常就會提出汙染問題說賠錢的事，「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議案被反覆提了多年，仍然推進艱難
江西省尋烏縣環保局副局長趙志麟，最近兩次被叫到贛州，向贛州市環保局寫「情況說明」。
因為，廣東省來函告了他們的狀。
根據尋烏縣提供給本刊的資料，尋烏境內的水源地水質基本是國家二類水，出境斷面基本是三類水，符合國家飲用水源標準，有時會有些波動，比如枯水期，個別指標會超過四類。但是並不會危及下遊的飲水安全。
而根據廣東省相關部門的檢測數據，江西入境的水質卻非常差，遠不及廣東自己監測廣東省部分的東江幹流水質。尋烏水、定南水省界交水斷面的水質近幾年經常為四類水，有時達到五類。
「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如果說汙染的話，一般也就是面源汙染造成的氨氮超標，是最容易處理的。絕大多數指標都沒有問題。」趙志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他說，尋烏原有的100多個國有稀土礦點已全部關停，連續三年的礦權指標也全部取消；2007年至今，原本可以上馬的15家企業，都因為保護東江源而未能落戶；三年內還取消了經濟林的砍伐指標，以限制發展的代價讓出大量環境容量??如今，在年財政收入僅2個多億的情況下，還投資4000多萬進行綠化工程，5000多萬興建縣城汙水處理廠，實施「五大」工程，「十項」措施等等。對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來說，已經有些不堪重負。因此，他們不斷呼籲著上下遊責任共擔。
「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趙志麟有些抱怨，「說到生態補償，下遊不會給錢；但是一說到汙染，下遊就要來告狀問責。」
當上遊地區提出生態補償說要錢的時候，下遊地區常常就會提出汙染問題說賠錢的事，「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議案被反覆提了多年，仍然推進艱難。
這樣的糾葛不僅發生在省際，也發生在市與市之間。比如，因為東江二級支流淡水河的汙染問題，惠州市數年來也多次跟深圳交涉，深圳則「提交省政府仲裁」。
「深圳很有戰略性眼光，他們的東部引水工程，從我們上面把優質水引走了，然後淡水河的排汙卻流回惠州，這樣公平嗎？」惠州市的一位政府官員對本刊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