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醫治療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方劑是在辨證、立法之後，選定適當的藥物與用量組合而成的。其結構一般包括君、臣、佐、使四個部分或四種角色，而君藥無疑是其中的主角或核心，舉足輕重，無可替代。儘管《內經》已對方劑中的藥物分工做了明晰劃分，對組方規制也予以明確限定，但在實際運用過程中，方劑君藥的認定標準卻並不一致，時有異議，影響著理解與應用。茲就此梳理並抒己見，正於同道。
主病、主證者為君
「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這是《素問·至真要大論》對方劑中藥物身份的界定。對此，後世醫家幾無異見，如李東垣曰：「主病之謂君，兼見何病，則以佐使藥分治之，此治方之要也。」張景嶽也言：「主病者，對證之要藥也，故謂之君。」何伯齋進一步解釋說：「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病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引治病之藥至於病所者，使也。」
而對於「主病之謂君」的疑義，主要在於對「病」的認識上。《內經》中提出的病名，不僅大都未作定義，而且對每個病的主要表現、病因、病機、診斷、治療、轉歸、預後等，也缺乏完整、明晰的描述。至於「證」，僅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有所提及，即「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但學界大都認為唐代之前的《內經》並無七篇大論，因而可視為《內經》中並無「證」字）。這樣就出現了《內經》所言之「病」與後世所言之「證」間的差異，進而也引發君藥究竟是「主病」還是「主證」的爭議。
中醫學辨證論治體系的基本原則是「據證立法，依法組方」，做到方證統一。鑑此，《方劑學》教材把君藥定義為「針對主病或主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這應是確認方劑君藥的首要標準，也是必備條件。
對照這一標準，絕大多數方劑應該說都體現了君藥與主證的一致。但由於對一些病證的認識有異，因而造成對一些方劑君藥認定有別。如《傷寒論》中的理中丸，本為治療霍亂而設，謂「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386條），「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396條）。據方測證，本方為脾胃虛寒而設，功能為溫中祛寒、補氣健脾。但關於方中君藥，或認為霍亂乃中焦虛寒之證，當以乾薑為君；或認為本病為因虛生寒，當以甘補的人參為君。又如《金匱要略》中的腎氣丸，分別用於主治「腳氣上入，少腹不仁」「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短氣有微飲」「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及婦人「轉胞不得溺」等，但其病機皆有腎中陽氣不足，無力溫化與氣化，故可異病同治，以補腎助陽統攬建功。只是方中或重用熟地為君藥，然其功擅滋陰補腎，與本方主治顯非貼合；或以大辛大熱之附子溫陽補火，辛甘而溫之桂枝溫通陽氣，協力共為君藥，然其用量又似難堪君藥重任。對此，《醫宗金鑑·刪補名醫方論 》解釋道：「納桂、附於滋陰劑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補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氣也……」
量大、力大者為君
除了主病對證外，藥物的用量也是衡量君藥的一個條件。如《醫學啟源》言：「用藥各定分兩，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脾胃論》亦曰：「君藥分量最多，臣藥次之，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於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御邪除病矣」。《類經》指出：「君者味數少而分量重，賴之以為主也。」《活人心統》說得更具體：「凡用藥銖分，主病為君，以十分為率，臣用七八分，輔佐五六分，使以三四分」。
以量大為君的方劑很多，如麻黃湯、小青龍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中的麻黃，銀翹散、仙方活命飲、五味消毒飲、四妙勇安湯等中的金銀花，白虎湯、玉女煎等中的生石膏，補中益氣湯、補陽還五湯、玉屏風散、歸脾湯、黃芪桂枝五物湯等中的黃芪，六味地黃丸、左歸丸等中的熟地，一貫煎、天王補心丹、炙甘草湯等中的生地，溫脾湯、大黃牡丹湯、大黃附子湯等中的大黃，五苓散中的澤瀉，黃土湯中的灶心土，烏梅丸中的烏梅，等等。
此外，李東垣還提出「力大者為君」。國醫大師段富津也力倡此說，強調君藥應「藥力居首」，認為藥力大者即為方中主帥，佔據支配地位，主導著方劑的功用與主治。但藥力之大小，除了取決於藥量，還取決於藥物自身特性與配伍。如大承氣湯中的大黃，用量並非方中最大，但因其藥力峻猛，能苦寒瀉熱，蕩滌腸胃，推陳致新，為君當之無愧。再如龍膽瀉肝湯中的龍膽草，用量在方中也不居首，然因擅瀉肝膽實火、清肝膽溼熱而為君。又如主治血淋、尿血的小薊飲子中，生地雖養陰清熱、涼血止血，且用量最大，但涼血止血之力顯然不及小薊，故理應以小薊為君。
氣味厚者為君
關於藥性，中醫有氣味厚薄之說。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陽為氣，陰為味……味厚則洩，薄則通，氣薄則發洩，厚則發熱。」《醫學啟源》認為：「凡同氣之物必有諸味，同味之物必有諸氣，互相氣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由此可知，氣味厚薄也是藥物之偏性之一，厚者強而薄者弱。為此，《藥性論》提出了「以眾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但《夢溪筆談》認為「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關於君藥的思考
綜上所述，對於君藥的認定，歷代醫家認識與把握的標準或角度時有不一，而每一種觀點似都有偏頗，筆者以為以下幾點都值得關注與商榷。
（1）關於君藥的主病、主證，由於時代背景與認識角度不同，致使觀點不一，《方劑學》中對於唐宋之前的方劑主治證，大都是根據現今的表達習慣、以方測證的結果，其間主觀因素難以避免，是否制方者本意也未盡可知。
（2）由於中藥多源於天然，其種類及藥用部位、性味、功能、毒性與常用量大小等都有諸多不同，其間的可比性不強，且藥物的量效之間有時並非正比關係，如大黃、附子、硃砂等小量即可取效，而生石膏、飴糖、酸棗仁等非大量則難以見功，故「量大者為君」並不能概全。
（3）產地、採集季節、炮製方法等，對藥物的氣味厚薄剛柔、作用部位、毒性大小等都有著實實在在的影響，致使雖為同一藥物而功力大有不同，由此「力大者為君」的說法也大有疑問。
（4）一般而言，凡是以藥物名稱命名的方劑，方名藥物往往是方中君藥，如麻黃湯、桂枝湯、酸棗仁湯、藿香正氣散、小柴胡湯、半夏瀉心湯、黃連解毒湯、芍藥湯等，但又不盡然，如炙甘草湯以生地為君，當歸拈痛湯以羌活、茵陳為君，茯苓丸以半夏為君等。
（5）一些方劑制方者或出於對病證情勢的判斷，對所用藥物採用了相同分量，如莫枚士在《研經言》中謂「古經方必有主藥，無之者，小青龍湯是也」（四逆散中的藥物也是等量）。後世制方效法者不乏其例，如朱丹溪創製的治療六鬱的越鞠丸等。若按「量大者為君」來衡量，其君藥實難確定。至於《方劑學》中把麻黃、桂枝作為小青龍湯的君藥，把香附作為越鞠丸的君藥，只能看作是後世的分析推測。其實有不少治療複雜病證，如內外合病、上下同病且寒熱錯雜、虛實夾雜者的一些方劑，如再造散、防風通聖散等，因藥物各有所治、各司其職，對君藥勉強裁定並非為妥，如再造散的君藥就有黃芪與人參，桂枝與羌活，附子與桂枝、細辛等多種認定觀點。
筆者認為，方劑中的君藥不能靠「指派」而定，而是一定要有足夠的「實力」，即能中肯綮、破癥結，不僅要用量充足，還要最好能直達病所，如此才能力堪其任，名副其實。當然，考慮到病證的複雜性，在實際組方時，還要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既要遵循組方的結構與要求，又不能膠柱鼓瑟，在君藥選定上過於拘泥。（來源：中國中醫藥報，作者：河南中醫藥大學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