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前後，有一個名為野村的日本外交官，頻繁出現在美國外交舞臺上，這個人就是時任日本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野村吉三郎，此人並不是普通的外交使節，而是曾經佩戴海軍大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中國人對其並不陌生，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初。
1932年4月29日上午，日本上海派遣軍在上海虹口公園內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在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陸軍大將、駐中國大使重光葵和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分別發表了講話。
當在場所有日本人一起高唱日本國歌時，一顆被偽裝成水壺的烈性炸彈，被朝鮮愛國志士尹奉吉投擲到主席臺上，隨著一聲劇烈轟響，主席臺上血肉橫飛，白川義則被炸成重傷不治身亡，重光葵被炸斷了一條腿，而野村吉三郎則被炸瞎一隻眼睛，對白川義則和重光葵二人，我都曾撰文介紹過，本文就專門聊一聊野村吉三郎其人。
野村吉三郎（1877—1964）是日本和歌山縣人，1898年12月畢業於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第26期，曾先後在「濟遠」、「京城丸」、「高千穗」等巡洋艦上擔任航海長，其中「濟遠」號曾是大清國北洋艦隊的巡洋艦，被日本海軍俘獲後曾參加了日俄戰爭，並在旅順口觸雷沉沒，野村吉三郎僥倖撿回一條命。
1905年11月，野村吉三郎以海軍大尉軍銜回母校擔任航海教官，1906年10月又先後在「橋立」、「千歲」巡洋艦上任航海長，1908年9月晉升海軍少佐並出任「音羽」號防護巡洋艦艦長。
1913年2月，野村吉三郎因表現出色被調入海軍省任參謀，期間曾擔任海軍大臣齋藤實的秘書官，當年底即晉升海軍中佐，1914年2月被派往日本駐美國大使館任副海軍武官，期間曾到美國海軍軍官學校進修，並與時任美國海軍助理部長羅斯福成為朋友，1917年4月晉升海軍大佐，1918年10月回國後出任「八雲」號巡洋艦艦長。
1919年1月初，「巴黎和會」在法國凡爾賽宮召開時，日本政府派出了以牧野伸顯男爵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野村吉三郎作為代表團隨員也出席了「巴黎和會」，老謀深算的牧野為了奪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採取威逼利誘等方法，迫使英美法等列強同意將山東主權劃給日本，消息傳到中國引起輿論譁然，由此爆發了五四運動。
以幣元喜重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達為全權代表的日本代表團，於1921年8月出席華盛頓裁軍會議時，野村吉三郎又作為代表團重要隨員前往華盛頓參會，其時代表中國參會的是北洋政府全權代表施肇基、王寵惠和顧維鈞。
1922年6月，野村吉三郎晉升海軍少將，並於1923年9月出任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這支艦隊的駐地是中國上海，主要擔任揚子江流域的警備任務，1925年9月被調回海軍省出任教育局長。
1926年7月26日，野村吉三郎升任海軍軍令部次長，輔佐海軍大臣財部彪，當年12月即晉升海軍中將，岡田啟介於1927年4月出任田中義一內閣海軍大臣時，野村吉三郎繼續留任海軍次長，輔佐岡田啟介海軍大將，1929年2月出任練習艦隊司令官，此後又先後出任吳鎮守府和橫須賀鎮守府司令官。
「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爆發後，由鹽澤幸一任司令官的海軍第一遣外艦隊無力應對局面，日本開始向上海增兵，由裕仁天皇欽點原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時任橫須賀鎮守府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因為曾任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對上海比較熟悉，因此被遴選出任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並率領第三艦隊增援並攻擊上海，並派出大批艦載機轟炸上海，炸毀了許多建築並致使數萬市民和外國僑民喪生，最終迫使中國守軍退出上海，中日雙方經過多輪談判，最終籤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4月29日這一天是日本的「天長節」（即昭和天皇誕辰日），基於宣傳和炫耀的需要，上海派遣軍在虹口公園舉行了「淞滬戰爭祝捷大會」，時任淞滬警備司令陳銘樞決定教訓一下狂妄的日本人，他找到了素有交情的「暗殺大王」王亞樵，並提供了經費和賞金四萬元。
由於不允許中國人進入虹口公園，只有日本人和朝鮮人才可以進入，王亞樵於是找到了交情頗深的韓國臨時政府內務總長，由他約見了警務部長金九，而金九認為此舉可以為朝鮮的獨立運動助威，遂找到在上海流亡的朝鮮愛國青年尹奉吉，而深明大義的尹奉吉也欣然受命。
1932年4月29日8時許，尹奉吉身穿筆挺的西裝，肩挎裝有炸彈的軍用水壺，一手提著便當（飯盒炸彈），一手搖動著太陽旗，若無其事地與其他日本僑民一起進入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祝捷大會於9時開始，首先舉行了閱兵式，而野村吉三郎與白川義則、重光葵等等人都站在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
當祝捷大會進入高潮之時，尹奉吉奮力將水壺炸彈投向主席臺，隨著一聲巨響，白川義則大將被炸得血肉模糊，送醫後不治身亡，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與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都被炸斷了一條腿，而野村吉三郎海軍則被炸瞎了右眼，從此成為「獨眼將軍」，在回國治療期間轉任軍事參議官。
1932年10月10日，失去右眼的野村吉三郎再次出任橫須賀鎮守府司令官，並於翌年3月晉升海軍大將，當年11月15日由永野修身繼任其職，而野村吉三郎則再次轉任軍事參議官，期間被授予一等旭日大勳章。
1937年4月6日，年滿六十的野村吉三郎被編入預備役，並在學習院擔任院長，學習院是由日本皇室創辦的一所貴族學校，類似於清華學校初創時期的教育體制，分初等科和高等科，對貴族出身子女免學費，而對非貴族出身子女進行嚴格限定名額並收取高昂學費。
1939年8月30日，阿部信行取代平沼騏一郎出任日本第36任首相時，野村吉三郎應邀入閣出任外務大臣，陸軍出身的阿部信行之所以重用海軍出身的野村吉三郎，無非是看重野村吉三郎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因為日本外交界的「美國通」和親美派中可用之人並不多。
1940年1月16日，米內光政出任日本第37任首相後，同樣是海軍出身的米內光政並沒有留用野村吉三郎，直到日美關係開始惡化時，近衛文麿內閣才又想起了野村吉三郎，並於1940年11月27日派其出任日本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企圖利用他與羅斯福良好的個人關係，改善日美日趨緊張的外交關係。
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國之後，積極斡旋於美國朝野上下，並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進行了幾十輪的談判，客觀上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爭取了時間，但山本五十六策劃偷襲了珍珠港，還是把野村吉三郎置於尷尬地位，被美方囚禁於華盛頓，直到1942年8月才被交換回國，此時正值東條英機擔任首相，野村吉三郎逐漸淡出政壇，直到1944年5月在樞密院擔任顧問官。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同盟國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政府曾把野村吉三郎列為戰犯，但由於美方的庇護，並沒有被引渡到中國接受審判，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沒有拘捕他，致使野村吉三郎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五十年代初，野村吉三郎曾應同鄉松下幸之助之邀，擔任日本省立株式會社社長，將已經奄奄一息的企業帶上了新的發展軌道，松下幸之助的用人之道歷來被人稱頌，利用野村吉三郎在國內國際的人脈和聲望，把松下公司帶出了困境。
1954年，已近八旬高齡的野村吉三郎不甘寂寞，又參加了參議員的競選並如願以償，在其倡議之下成立了一個由原舊海軍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日本海軍的復出，最初就是在這個委員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主張允許美國在衝繩島、小笠原群島等地設置中遠程飛彈基地或儲存核武器，大力提倡擴充日本戰後軍隊方案，基於以上原因，鳩山一郎內閣和岸信介內閣曾試圖邀請野村吉三郎出任防衛廳長官，但最終卻因為年齡原因和舊海軍出身而未能出仕。
1964年5月8日，野村吉三郎病逝，由於其生前為日本和平憲法的實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被授予一等旭日桐花大勳章，其回憶錄《出使美國》也出版發行，類似於野村吉三郎這樣的戰爭罪犯，最終逃脫正義的審判，在日本陸軍和海軍高級將領中不在少數，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