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在國內重映，作為疫情後重映影片中人氣相當高的一部，不負眾望地在上映4天之後就票房過億。
當然可以說這是大打情懷牌，但自從發現情懷好賣之後，無數廠商早已把情懷牌用了又用，為什麼大家會依然買帳這部18年前的「兒童影片」？
或者，陪伴大家童年的IP數不勝數，我們又為什麼獨獨對哈利·波特念念不忘？
有人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逃離現實的想像烏託邦，在那裡騎著掃帚可以上天，抖抖魔杖就能召喚守護神，森林裡有人馬，海底有人魚……
但其實，哈利·波特系列之所以有著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由於它把魔法世界嚴絲合縫地嵌入了我們熟知的現實生活，讓我們從「麻瓜世界」短暫抽離的同時，又能觸摸到魔法背後真實可感的部分。
也許，與現實環環相扣的互文，才是我們在魔法世界裡一夢幾十年的真正原因。
J.K.羅琳和她的《哈利·波特》，已經是無數人耳熟能詳的傳奇：30年之前，一位身材瘦削的11歲男孩，突然躍入了正搭乘火車從曼徹斯特前往倫敦的羅琳女士的腦海，他戴著一副圓框眼鏡、頂著一頭蓬亂的黑髮、前額處有一道細長的閃電形傷疤……伴隨著車輪與鐵軌的合奏，羅琳為這位男孩取名為哈利·波特。
在那之後的時間裡，這位男孩從火車旅客的突發奇想，成長為了靈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他的生命世界也化作文字、搬上銀幕，陪伴無數人度過了他們的「童年」。
從這個角度上說，很多朋友都會下意識地將《哈利·波特》定位為一部「童話」。但需要指出的是，基於上述這種文類定位的評論，無法充分地解釋這樣的文化現象：
《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自問世以來，就同時覆蓋了青少年受眾和成年受眾，以至於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要推出兒童版和成人版兩個版本的封面設計；而《哈利·波特》系列電影時至今日也依然魅力不減，吸引著不同年齡段的觀眾重返影院、重溫經典。
在我看來，我們與其沿用老舊的分類慣例，將它視作一篇「童話」，不如將這套無論是篇幅長度還是內容深度都遠遠超出「童話」範疇的七部曲系列，視作一套「全年齡向」的「奇幻」作品。
一、魔法世界裡的現實倒影
作為一種問世於20世紀中葉的文學類型，託爾金所開創的現代奇幻文學的核心特徵在於，它會在「敘事」的同時完成一套「創世」，也就是說，它會在敘述一個引人入勝的精彩故事的同時，創造一套宏大而自洽的世界觀設定體系。
《魔戒》系列的中土世界地圖
像《魔戒》《哈利·波特》這樣的奇幻作品，它們都不僅為影視改編者提供了一套經受過讀者考驗的故事依據，而且還為商品生產者和廣大用戶提供了一套豐厚充裕的設定資料庫。
而經過媒介賦權的粉絲同人文化與經過媒介融合的文化創意產業，共同運用《哈利·波特》所提供的設定資料庫，打造了巨型的產業鏈條，發布了無盡的用戶生成內容，合力造就了21世紀以來最為成功的流行文化品牌之一。
它們既從J.K.羅琳的原著小說當中獲得滋養，同時也反過來提升了原著小說的媒體曝光度與社會知名度，助推了原著小說的流行。
那麼，在奇幻文藝的脈絡當中，《哈利·波特》又有何特殊之處，讓它能夠成功地凝聚起龐大的粉絲社群，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化品牌呢？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世界觀設定方式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哈利·波特》的特殊之處。
無論是《魔戒》，還是《冰與火之歌》，它們都創造了一個截然區別於現實世界的架空世界；即使像《納尼亞傳奇》這樣的穿越故事，它固然同時涉及現實世界和架空世界，但這兩個世界的時空維度也完全不同。
而《哈利·波特》創造的「魔法世界」，卻與所謂的「現實世界」處在同一個時空維度，二者並沒有截然區隔的分界線。
許多重要的故事發生地點，比如，通往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的國王十字車站、通往對角巷的破釜酒吧等等，甚至直接就位於英國倫敦的街頭。
故事當中的所有角色，無論是「巫師」還是「麻瓜」，無論是「神奇動物」還是「普通生物」，他們都混居在同一個開放的時空當中。
同那些帶有中世紀氣韻的架空世界相比，《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更像是將我們所熟悉的現代世界進行了一番奇幻化的微妙變形。
當然，羅琳的世界觀設定，無疑有從源遠流長的巫術文化、凱爾特文化、基督教文化、中世紀神秘術當中獲得大量的素材與資源；但與託爾金等前輩相比，羅琳的最大特色，卻是在於她對現代世界所作的戲仿與變形。
例如，魔法世界會按照現代世界的民族國家疆界來劃分行政區域，每一塊行政區域都有一個名為「魔法部」的政府機構，這個政府機構有著分工明確、設置完備的科層組織，依照規範化的法律制度實行內部治理，並與其它國家的魔法部展開國際合作。
相比起中土世界、維斯特洛大陸上的封建王國，這無疑是一套更接近於現代社會的政治體制，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J.K.羅琳對於現代政府的一種帶有戲謔色彩的模仿。
除此之外，《哈利·波特》的很多重要的世界觀構成元素，比如國際巫師聯合會、威森加摩、阿茲卡班、古靈閣、聖芒戈、對角巷、《預言家日報》，也都可以視作羅琳對於現代社會的國際組織、法庭、監獄、銀行、醫療機構、商業街、大眾傳媒的戲仿。
而在羅琳的一系列設定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霍格沃茨魔法學校。
作為《哈利·波特》最為重要的故事發生地，霍格沃茨的相關設定，既是對魔法學習這項超現實活動進行了現實化的處理，同時又對現代學校這個日常生活空間進行了奇幻化的變形。
羅琳的文字在「現實化」與「奇幻化」之間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張力，在激起讀者親切而熟悉的生活經驗的同時，又通過這種張力刷新著讀者的審美體驗。
二、奇幻設定的現在進行時
《哈利·波特》的讀者可謂類型多樣、構成多元，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依然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都曾經有過或者正在經歷現代校園生活。
而羅琳對於「現實化」與「奇幻化」的巧妙把握，一方面能夠持續地引發讀者的沉浸感、代入感與共鳴感，另一方面又為現代校園生活增添了許多令人驚異、充滿神秘的奇幻色彩。
這兩方面效果的微妙疊加，讓霍格沃茨對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構成了持久的吸引與召喚。
茱莉亞·薩瑞克曾經對《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與《魔戒》的「中土世界」進行過比較研究，他認為羅琳的幻想形式與託爾金創造「第二世界」的形式不同，羅琳的幻想是一種「歸化式幻想」，也就是「把我們熟悉的東西奇幻化」。
史蒂芬·巴菲爾德則將《哈利·波特》與託爾金、茨維坦·託多洛夫和羅斯瑪麗·傑克遜三位奇幻文學理論家的三派奇幻理論進行比較，他認為《哈利·波特》不同於其中任何一派，進而將《哈利·波特》的奇幻形式命名為「諷刺性奇幻」，也就是作品「以戲擬的形式指向現實世界的缺陷」。
但在這裡，可能更為合適的是借用後現代主義哲學家讓·波德裡亞的概念，將《哈利·波特》視作一部「仿真的超級現實主義」作品，將《哈利·波特》創造的魔法世界視作一個混淆了真實與想像之界限、彌合了技術與巫術之界限的仿真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童話」或「奇幻」的「魔法」經受了現代性的異化，或者說，現代文明的技術發生了魔幻化的變形。
我們可以將魁地奇作為例子，這項令魔法世界的巫師、《哈利·波特》的讀者如痴如狂的運動，其實就是對現代社會的多項體育運動的戲仿與拼貼。
魁地奇的規則糅合了足球、籃球、棒球、橄欖球、躲避球等我們熟悉的運動。
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哈迷學生可以根據麻瓜世界的物理規則，將這項由巫師騎著掃帚在天上飛行的運動，改造為麻瓜提著掃帚在綠茵場上奔跑的運動。
而飛天掃帚的相關設定，那些由專業掃帚製造商生產的內置有「振動控制」等性能的價格不菲、不斷升級的名牌飛天掃帚，則會讓我們聯想到耐克、阿迪達斯等品牌的運動裝備，以及F1方程式賽車。
而羅琳關於國際魁地奇聯盟、魁地奇職業聯賽、魁地奇俱樂部的球迷文化以及每四年舉行一屆的魁地奇世界盃的描寫，更是會讓我們直接聯想到現實足壇。
另外，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不但有麻瓜魁地奇，而且還有一些人真的嘗試藉助高科技來還原巫師騎掃帚的體驗。
比如，在華納片場和環球影城，只要藉助電動掃帚、綠幕技術與CG技術，或是藉助雲霄飛車與AR技術，你就可以獲得自己騎著掃帚飛過倫敦街頭、飛過霍格沃茨的實時影像。
在這裡，科技成為了魔法目標的一種另類實現手段。二者似乎是可以相互替代、殊途同歸的。
三、科技與魔法的互文，成為了撬動現實的支點
舉完魁地奇的例子，我們再來看《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的兩句耐人尋味的話。
首先是《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中的一句話，當哈利在騎士公共汽車上，閱讀《預言家日報》關於小天狼星布萊克依然在逃的新聞報導時，他讀到了這麼一句話：
「麻瓜們被告知，布萊克攜帶一把槍。」
《預言家日報》的這份表述其實也向我們提示出，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中，使用魔法的「巫師」與利用科技的「麻瓜」，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其實是具有可通約性的，甚至可以說，二者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
還有一句話來自《哈利·波特與火焰杯》。在《霍格沃茨：一段校史》——也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的官方校史裡，把電力、計算機、雷達等麻瓜的科技發明都稱作「麻瓜使用的魔法替代品」。
我們可以看到，在魔法史寫作者的巫師中心主義的歷史視野當中，科技被視作魔法的替補。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麻瓜的視角，將絕大多數能夠在現代全日制寄宿學校裡通過上課、做作業、做實驗、寫論文、考試等步驟逐步習得的巫術，視作現代技術目標的另類實現手段。
《哈利·波特》構建的這個「魔法異化」或者說「技術魔化」的仿真世界，可以提醒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魔法與科技之間的微妙關係：
一方面，我們常常會說，現代文明是經由科學世界觀對於巫術世界觀與神學世界觀的清除和取代，才得以建立起來的。
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通過所謂的「驅魔」和「祛魅」建構起來的現代社會，實際上是經由一個殊途而同歸的進向，利用技術來實現並替換魔法/巫術的目標。
現代科技的發展乃是「魔法技術化」的過程，是技術替補巫術的過程。
另一方面，在當代後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產品中被「人為地復活」的巫術，也就不可能回歸它的起源，而只能是在歷史性的延宕與變異中被作為技術的仿真與替補，投射著置身於後工業社會與新技術革命進程中的人類對於「技術魔法化」的體驗、想像、迷戀與焦慮。
就此而言，《哈利·波特》這個仿真遊戲所創造的「魔法——現實」意象場所，並不是現代「成人」為確證自我、尋求庇護、獲取撫慰而構想的「童話淨土」，不是與現代性世界二元對立的「神秘的原始思維的世界」，也不同於託爾金幻想的純架空的「第二世界」，而是一個彌合、混淆界限的魔法異化/技術魔化的仿真世界。
羅琳正是通過對這種仿真世界的精心雕琢，終於覓得了可供撬動壁壘森嚴的「兒童文學/成人文學」的現代性建制，打開書寫現實、探討善惡的深層空間的「阿基米德支點」。
作為一部以正邪對抗為基本框架的奇幻文藝作品，《哈利·波特》包含著一套災難與救贖的情節結構。
其中的災難蘊含著作者對於伏地魔及其「魔法即強權」的政治實踐所代表的以納粹法西斯為歷史原型的技術極權展開的反思和批判。
而哈利以「愛的魔法」與繳械魔法來對抗伏地魔的彌賽亞式救贖，則寄寓了作者的美好願望：以愛的力量對抗死亡驅力，以追求平等、包容多元的態度反對偏見與歧視，以本真的「向死而生」的生存論籌劃來反抗技術系統的異化。
這使得《哈利·波特》現象成為我們時代的文化矛盾的一個絕佳的象徵。
現代社會的基本悖論就在於技術系統的現代性與人的解放的現代性之間的悖論，而看似弔詭的《哈利·波特》現象，正是象徵這一悖論的生動的寓言。
「如果你生於1985到1998年之間，請記得你的霍格沃茲入學通知書之所以沒寄到，是因為伏地魔抹去了政府文件中這期間出生的麻瓜巫師記錄。」
所以朋友們，收拾收拾去霍格沃茨，或許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