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畢竟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類人不相同。
無論他怎樣認真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也無論他在筆下添加多少「無產者」、「歷史唯物論」之類的新名詞，他仍不習慣在精神上迅速脫胎換骨。
他對中國的未來，依舊是抱著不確信的態度。三十年過去了，他幾乎沒有多大的改變。
既然對社會國家還是老看法，那麼魯迅也就常常照著老思路，來表達他的意見。1932年，他去北平輔仁大學演講，先說日本侵佔東北，接著又講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照一般的聽眾想來，他總該大談侵華戰爭的事情吧。可他偏不，話鋒一轉，將演講的重點從這場戰爭轉到了兩國的「國民性」上去。他拿日本人和中國人作比較，客觀地論述了兩國民眾的優缺點。
這就露出了當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習慣，總是拿外國的事情來襯顯自己的缺陷。事實上，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不斷地重複這種中國人必得向外國學習的「五四」式的啟蒙主張。
▲《青年雜誌》第一期，後更名《新青年》
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一面說：「唯無產者才有將來」，一面又讀起了中國的史書，尤其是宋、明兩代的野史。
他會在這個時候去讀這些書，本身就說明了他對未來的不確信。他向來有一種從今天看出昨天的銳利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國又恰似大廈將傾，一派末世景象。他越是細讀宋、明野史，就越覺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樣的時代。
心裡這樣想，筆下就不免也要這樣寫。於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開文章中，不斷出現以古比今的文字。
無論是向東京的朋友介紹國內的恐怖統治，還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車上遇見的「護教團」，他都忍不住要舉出古事來比較。
尤其是1934年，他接連寫出《儒術》、《隔膜》等一系列文章。從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書的一段記載，再拿了那樣的記載，轉回身來解釋今天。
一旦沉浸在這樣的感覺裡，他就不知不覺會傾向於歷史循環論。開頭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樂觀，結尾卻是近於沮喪的悲觀。這180度的急轉彎，已成了魯迅晚年文章的獨特風格。
心中存著這樣一面古代的鏡子，腦中又時時閃過歷史循環的念頭，魯迅對現實中人事的看法就自然會和周圍的人不一樣。魯迅的一生都在與「看法不同者」論戰著，同時他自己又是一個「看法不同者」。
1934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間世》雜誌上發表一首打油詩，編者又加上「五十自壽」的標題，引來蔡元培、錢玄同等人的一連串和詩，同時也引來了一些青年人的口誅筆伐，一時間頗為熱鬧。
魯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惡，但他保持沉默，一言不發。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對周作人雖有不滿，但主要的鋒芒，卻是指向了那些圍攻他的人。
正是那種將過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獨特思路，使他有了犀利的眼光。以這樣的眼光望過去，周作人恰似一個現代「陳叔寶」。所以，魯迅的反感自然不會只對準周作人一個人了。
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