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
自殺需要極大的力量和強烈的意志，加上堅信眼前的慘狀永遠不會改變，還至少要一點衝動。
自殺在當今社會普遍發生，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機，令人們極其不安，只能故意視而不見。
自殺對死者來說，未必都是悲劇，但對死者的親人來說：永遠都太快，太突然。
自殺與憂鬱症同時並發
許多憂鬱症者從不曾自殺，許多自殺的人並沒有憂鬱症，二者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它們是不同的事情，但常常同時發生，一個影響另一個。「自殺意念」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所列的九個憂鬱症的症狀之一，但是許多憂鬱症患者的自殺念頭不會比嚴重關節炎患者高出多少：人類忍受痛苦的能力大得驚人。除非認定有自殺傾向的人才算有憂鬱症，我們才能說自殺的人都是憂鬱症者。
因為憂鬱症患者常會產生自殺的念頭，所以自殺被視為憂鬱的症狀之一。我們現在已經不把酗酒視為憂鬱症的副作用，而是當成與憂鬱症同時發生的病症。自殺意念至少和常與憂鬱症同時發生的藥物濫用一樣，是各自獨立的事情。《自殺之謎》的作者喬治豪·科特說：「不少臨床醫生相信，如果能成功治療憂鬱症，他們就能治好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好像自殺意念只是這種潛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但某些有自殺傾向的病人卻診斷不出潛在的憂鬱症，而且病人常在擺脫憂鬱症不多久——或很久之後，突然自殺了。」 醫生治療一個同時有憂鬱症和自殺意念的病人時，一般都會把重點放在憂鬱上頭。雖然先治療憂鬱症對治療自殺傾向可能有幫助，但並不是沒有例外。美國的自殺事件中，有近半數患者接受過精神科醫師治療，但還是意外地出了事。我們的想法有點問題。我們不應該把自殺意念與其他像睡眠障礙之類的症狀混為一談，也不能只因為自殺意念與憂鬱症有關，而患者的憂鬱症已經治好，就忽視他的自殺意念。自殺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療的問題。自殺意念雖然常與憂鬱症同時發生，但本質上是不同的事情，為什麼不把自殺意念單獨歸類為一種診斷結果呢？
許多人試圖定義「有自殺傾向的憂鬱症」，最後都徒勞無功。憂鬱症的嚴重程度與自殺的可能性沒有明顯的關聯：有些自殺事件發生在輕度失常的人身上，而有些徹底絕望的人卻還是固執地活著。有些住在都市貧民區的人，他們的小孩或者全死於幫派暴力，或者身體殘疾，或才處於餓死邊緣，他們從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愛，但卻用儘自己最後一點力氣堅強地活著。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卻自殺身亡。自殺並非困苦生活的極點，而是從心靈與意識背後跑出來的東西。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輕微的擬自殺時期：當時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邏輯，現在看來卻像是妖怪，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細菌。自殺意念像一種劇毒的細菌，侵入你的身體，佔據全身。我就曾經被這種怪物所佔據。
想離開人世、想死和想自殺，三者之間有細微但明顯的不同。大多數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遠離悲痛、突然消失、甚至離開人世。在憂鬱的時候，許多人會想死，想改變所處的現狀，從痛苦的意識中解脫，但想自殺需要一股極大的狂熱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自殺不是消極的放棄，而是積極行動的結果。自殺需要極大的力量和強烈的意志，加上堅信眼前的慘狀永遠不會改變，還至少要一點衝動。
存在還是毀滅？
自殺者可分成四種。第一種人自殺時沒有深思自己的行為，自殺對他們來說，像呼吸一樣地急迫和難以克制。這種人最衝動，最可能受特定的外來事件刺激而自殺，他們的自殺是突然發生的。就像隨筆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錄《天地不仁》中寫的，這種人「企圖進行驅魔儀式」，驅趕生命中只會愈來愈令人窒息的痛苦。第二種，有一半是渴望有個輕鬆的死亡，把自殺當成是報復，雖然這是無法挽回的行為。對於這種人，阿瓦雷斯寫道：「自殺有個難題：它是只有在灰心喪氣全無企圖心時，才會付諸實行的一種企圖性的行動。」他們朝死亡奔去，但離生存也不是很遠，他們想要的不是結束存在，而是使存在消逝。第三種人自殺是因為錯誤的邏輯，認為忍受不了的問題，只有死才能擺脫。他們考慮各種死法和做計劃、做筆記，認真著手研究實際的方法，好像是準備到外太空度假。他們通常會相信，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狀況，還可解除親人好友的負擔（但實際上通常正好相反）。最後一種人有合理的自殺邏輯。這類人——因身體疾病、精神不穩定或人生際遇之故——不想再受生命之苦，認為他們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樂不足以彌補無限的折磨。他們對未來的預測可能準也可能不準，但他們不會騙自己，再多的抗鬱劑或治療都不能改變他們的心。
事實上，「理智能使我們成為懦夫，而顧慮能使我們本來輝煌的志向變得黯淡無光。」這正是存在或毀滅的問題所在：理智在這裡指的是意識，抗拒毀滅的意圖不只是因為怯懦，還包括潛意識中的生存欲望，掌握自我，進行必要的行動。此外，有自我意識的心靈，無法消除自我，要一個懂得內省的生命毀滅自己，是違反天性的。「對於生命的謹慎態度」使我們免於自殺，而親手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可能不單是絕望，還短暫地失去自我意識。即使只是在存在與不存在之間作選擇——如果我們確定死後可以了無牽掛，人的精神不過是短暫的化學作用——存在者也無法想像什麼是不存在：存在者想像的是「不在」的體驗，而非「不在」本身。我思故我在。以我心智健康時的觀點來看，死亡的那一頭或許有光明、平和、恐怖或虛無，但我們不知道那邊到底是什麼，因此最好把賭注放在我們存活的世界上頭。加繆說：「自殺，是十分嚴肅的哲學問題。」的確，在二十世紀中期，有一大群法國人畢其一生的精力追尋答案，他們以存在主義之名思考這個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問題。
叔本華提出這個問題，「自殺或許可看成是一個實驗，」他寫道：「這是一個人類向天地提出的問題，強迫她回答。這個問題是：死亡會對人的存在以及人對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麼影響？這是個笨拙的實驗，因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以清楚的意識毀滅自己，等待答案。」 人在死亡之前，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結果是什麼。買張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來是不錯的點子：我經常想自殺，並且只死一個月看看。當面臨死亡的結局和自殺的不可挽回性時，人就會退縮。意識是我們人類的特質，一般認為，意識在死後是不存在的，在得到答案的時候，我們想得到滿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當我不想活，對死亡的面貌感興趣時，我同時也想到，死亡會消滅我的好奇。就是好奇讓人願意走下去：我可以放棄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但就是不願放棄追求答案。
雖然動物本能是活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人類社會裡，活著的理由卻很難解釋。「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設，」桑特亞納（美國詩人及哲學家）寫道：「若不這麼假設，就無法下結論。」雖然種種生存的困擾令人煩惱，但必然面臨死亡的事實可能更令人痛苦。死亡如此恐怖，它又是無法逃過的，因此有人想早點了斷也好。這種歸於虛無的看法，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價值。事實上，生命時常以隱瞞人人終將毀滅的事實來抗拒死亡。如果說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那是因為它常被人輕視。
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讚美自殺的力量，普裡尼長老說過：「活在我們悲慘的凡間，能夠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賞賜。」但恩（英國詩人及教士），在1612年寫的《雙重永生》中說：「每當為苦惱所擾之時，我知道，可將我自囚室放出來的鑰匙就在我手中，沒有解藥救得了被一劍刺穿的心臟。」 「我們總會發現」，叔本華說，「生存的恐怖一旦大於死亡的恐怖，一個人就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身陷憂鬱的時候，就有過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來的經驗，危險的是，我當時對死亡的恐怖已沒有感覺了。但我相信，我的恐懼是短暫的，緩和下來後就沒那麼難忍受了。依我來看，理性的自殺不可能是臨時起意的行為，這需要長時間的仔細權衡。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殺，這是對生命無奈的反應，而非絕望的結果。問題是，什麼樣的自殺是理性的，通常很難看出來，而且我也相信，好死不如賴活著。對於世間的無常，自殺可以一了百了。自殺應該是一項基本人權：不應該有人被迫違背心意地活著。從另一方面來說，自殺意念通常稍縱即逝，而且有不少人十分樂意在有自殺意圖時被人挽回，或被迫不得自殺。若我想自殺，我會希望有人來救我，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遠多於歡喜的地步。
自殺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
在心理衛生界甚具影響力的評論者託馬斯·薩斯，一貫支持限制精神科醫師權力，他說：「自殺是一種基本人權。這不是說自殺是可喜的事，而是說社會沒有道德權力以法律阻擾個人自殺的決定。」薩斯認為，若強制幹涉自殺者，就是剝奪了他們的自我和行動的正當性。「其後果是把自殺者嚴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哈佛大學做過一項研究，發給醫生簡略的自殺者病史，要求他們診斷。若不告知是自殺者的資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診斷出有心理疾病。若是把病人自殺的經歷放進資料，則有百分之九十被診斷出有心理疾病。
很明顯，自殺意念會造成醫生直覺的判斷，這在某種程度上使醫生變得幼稚——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薩斯的見解有其現實的基礎，但若以此為根據來作臨床判斷，卻可能是極危險的。倡導自殺預防運動的心理學家艾德溫·斯內德曼持另一種極端的看法。他認為自殺是瘋狂的舉動。「自殺行為是理智與情感某種程度的斷裂所致，依此來看，所有自殺者都有一點精神異常，」他寫道：「理智與情感斷絕，使人無法分辨出情緒，或區分其意義的細微差異，也無法把情緒傳達給別人。這是一種病態，一種所思與所感的『分裂』。這其中存在著錯覺與精神錯亂。」這類一再重複的看法給予剝奪人類自殺權的理論基礎。「自殺不是『權力』，」斯內德曼以激烈的語氣寫出反對薩斯的言論：「『自殺的權力』可不像『人有打嗝的權力』後果那樣簡單。若人們感覺到這行為是被禁止的，他們就會遵守。」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有時候也需要控制自己打嗝，比如在公共場合，人要儘量克制自己，以示尊重他人。
自殺在當今社會普遍發生，甚至比憂鬱症更經常地被隱瞞和掩飾。實際上，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機，令人們極其不安，只能故意視而不見。在美國，每十七分鐘就有一個人自殺。自殺是二十一歲以下的美國人第三大死因，美國大學生第二大死因。1995年美國年輕人中因自殺而死的人數比因愛滋病、癌症、中風、肺炎、流行感冒、先天缺陷和心臟病而死的人數總和還多。在1987年至1996年間，三十五歲以下因自殺而死的美國男人比死於愛滋病的多。每年有近五十萬個美國人因曾經自殺而進醫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1998年有近百分之二的死因是自殺，比因戰爭和被人謀殺而死的比例還高，而且自殺率還在持續攀高。瑞士最近一項研究顯示，在其調查區域內有自殺可能性的年輕人比上世紀五十年代增長了百分之二百六十。躁鬱症患者中，一半有自殺意圖，五分之一的重度憂鬱症患者有自殺意圖。第一次得憂鬱症的人特別可能產生自殺意圖，而經歷過幾次的人，一般都學會了自我控制。要預測自殺的可能性，可以看這個人是否有過自殺的紀錄：自殺死亡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第一次嘗試過自殺；試圖自殺的人之中，百分之一會在一年之內自殺成功；百分之十的人在十年內自殺成功；大約每十六個企圖自殺者有一人會自殺身亡。
我曾看過一份文件，聲稱人在憂鬱時產生自殺意圖比在正常時高出五百倍，還說憂鬱症患者的自殺率比正常人高出二十五倍。另一份文件說，憂鬱症會使自殺的可能性提高一倍。誰知道？這些數字有大部分牽涉到我們如何定義邪惡而又難以捉摸的憂鬱症。由於是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長久以來的推斷一直龐雜籠統又不科學：「幾乎所有自殺身亡的人都會被診斷出存在精神失常或藥物濫用問題。」他們最近把「幾乎所有」降為「百分之九十」。對自殺未成功和曾因親友自殺而陷入愁雲慘霧的人來說，這種看法幫助他們擺脫了束縛他們的罪惡感，可以使他們放輕鬆一些，而且可有效地讓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與疾病有關的自殺上面，但這個說法過於誇張，我碰到的每個有自殺傾向的病人都不符合這種說法。
自殺的調查統計比憂鬱症的統計還雜亂無章：人們最常在星期一自殺，自殺最經常發生在早晨後至中午前，春天是最常發生自殺的季節；女性在經期第一周和最後一周的自殺率很高（這是可以用荷爾蒙解釋的現象），而在懷孕和生產後的第一年較低（顯然是天性的關係，但找不到確切的生物化學的解釋）。有個研究自殺的學派喜歡比較統計結果，並依此推斷其相互關係。這些關聯性有時候近乎荒唐：有人可以算出自殺者的平均體重，或他們頭髮的平均長度，但這證明了什麼？又能用來說明什麼？
十九世紀偉大的社會學家涂爾幹把自殺從道德領域引出來，放到更理性的社會科學裡來看。涂爾幹認為，自殺有四種主要類型。利己型的自殺發生在無法融入社會的人身上。無情和冷漠是他們要永遠與世界隔絕的動機。利他型的自殺發生在過於融入社會的人身上，例如派屈克·亨利服膺的思想：「不自由，毋寧死！」就被涂爾幹歸入這類，利他性自殺者是充滿活力、熱情和果決的人。頹廢性的自殺是煩躁和厭惡的結果。「現代社會裡，」涂爾幹寫道：「社會生活不再受俗規和傳統局限，人們愈來愈投入到競爭的環境中去。當他們對人生中要求更多，不是某一種東西，而是什麼都要愈來愈多，如此就更容易陷入欲求不滿的痛苦中，而所造成的不滿足會醞釀出自殺的衝動。」就如查理斯·布考斯基（美國詩人）曾說的：「我們要的比命中該有的還多。」——我們註定會失望而想結束生命。又如託克維爾（法國政治家、學者）特別提到美國的理想主義，「一個不完整的世界，永遠無法滿足人類的心。」宿命型的自殺發生在生活極為悲慘，又永遠不會改變的人身上——例如，奴隸的自殺就屬於涂爾幹所說的宿命型。
現代的臨床醫學不再使用涂爾幹的分類法，但這些類別定義了現代人們對自殺的看法。涂爾幹認為自殺雖屬個人行為，但其根本原因在於社會，這與當時社會認知相左。任何單一的自殺事件都是精神病理學的結果，但精神病理的自殺意念有著相對一致的面貌，這似乎與社會結構有關。每種社會都有不同行為的環境，但是也都有一定比率的人口自殺。一個社會的價值和習慣決定了應對進退的規則。認為自己受到特殊創傷壓迫的人，其實只是表現出他們所處的社會有致人於死的傾向。
雖然無聊的統計把自殺研究搞得雜亂無章，但還是可以從中看出一些趨勢。發生過自殺事件的家庭，其成員自殺的機率遠高於其他家庭。這有一部分是因為家人自殺促使其他成員思考從未思考過的問題。也可能是因為無法忍受所愛的人毀滅了自己。有位母親，她的兒子上吊自殺了，她對我說：「我覺得我的手指好像被砰然關上的門夾斷，在驚聲呼喊中，我的心永遠死了。」 以基因觀點來看，自殺也可能有家族遺傳性。一項對養子的研究顯示，自殺者的血緣親屬比收養的親屬較容易有自殺傾向。同卵雙胞胎的自殺傾向通常相同，就算他們一出生就被拆散，再也沒碰過面也一樣；異卵雙胞胎就不會如此。單一機能的「自殺基因」沒什麼遺傳的選擇優勢，但從造成憂鬱、暴力、衝動與攻擊性的多種基因結合所形成的基因地圖來看，多少可預測出自殺行為的發生，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也有幫助。
在社會群體中，自殺也會傳染。自殺的傳染性毋庸置疑。若有一個人自殺，四周的朋友或同儕通常會效仿，尤其是青少年。不斷發生自殺事件的地方常有死者的詛咒，如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日本的三原山、某些鐵路線、帝國大廈。自殺最近盛行於德州的皮雷諾、麻省的萊明斯特、賓州的巴克斯郡、維吉尼亞州的法爾費克斯，以及許多其他看起來「尋常無奇」的美國社區。
著名的自殺故事也會引起自殺行為，哥德在十九世紀初發表《少年維特的煩惱》後，歐洲到處都有模仿故事主角的自殺者。每當媒體出現一則重大的自殺消息，自殺率就會提高。例如，就在瑪麗蓮·夢露自殺後，美國自殺率就立刻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如果你餓了，一看到餐廳就會很想走進去。如果你有自殺念頭，看到一則自殺的報導，就很可能會走上這一步。看來，減少對於自殺的報導顯然可降低自殺率。最近有證據顯示，即使是最善意的防治自殺的宣傳節目，都會引起脆弱者的自殺念頭，可能反而提高了自殺率。當然無論如何，這些節目還是有幫助的，至少讓人們知道自殺通常是精神障礙所致，而這種精神障礙是可治療的。
和一般人們的想法迥異，說自己想自殺的人是最有可能自殺的人。曾經自殺的人還會再犯，事實上，要預測這個人未來是否可能發生自殺，最佳方法就是看他過去有沒有實際的自殺行為，但是沒有人充分運用這個事實。瑪莉亞·歐昆多在1999年的研究中指出，雖然「醫生可以用自殺病史來作為未來發生自殺可能性的指標，但是醫生對曾自殺過的病人的治療，並沒有更加細緻和負責。有高度自殺危險的病人和重度憂鬱症的關聯目前尚不清楚，因為雖然醫生注意到他們更為脆弱，但他們自殺的經歷並不被視為危險狀態，也沒有受到充分的治療。」
弗洛伊德認為，自殺通常是把謀殺他人的衝動轉向自己。心理學家斯內德曼最近曾說，「自殺是一百八十度的謀殺。」弗洛伊德推斷，「死亡的本能」一直與生存的本能保持相對的平衡狀態。死亡的魅力的確存在，這就是造成自殺的原因。「這兩種基本的本能互相影響或相互結合，」弗洛伊德寫道：「如此來看，進食的行為是要毀滅食物，其最終目的是與其合而為一，而性行為是一種攻擊行為，目的是結成最親密的同盟，同時又發生相互對抗的兩種本能，激發出生命現象的所有變動。」在這裡，自殺是生存意念不可避免的另一面。卡爾·曼寧格曾寫過大量關於自殺的文章，他說自殺需要 「殺人的渴望、被殺的渴望和死亡的渴望」同時產生。切斯特頓（英國著名記者、藝術家、詩人、評論家、小說家）依此語氣寫下：殺人者殺了—個人；自殺者殺了所有人。他覺得他摧毀了整個世界。
我曾經想自殺
我從未放棄和強烈的自殺想像作鬥爭。我常想到自殺，在最憂鬱的時候，這個念頭總是縈繞不去，但它只留存於心中，蒙著虛幻的面紗，就像小孩想像自己年老時一樣。我意識到我的狀況在惡化，因為我所想像的自殺方法愈來愈多，某種程度來說，也愈來愈粗暴。我的想像忽略了櫃中的藥，連保險箱裡的槍都忘了，反而思量著是用吉列刮鬍刀的刀片割手腕，還是用美工刀比較好。我荒唐地測試一根梁木是否足夠堅固，以便用來掛繩索。我還考慮到時機：什麼時候我會一個人在家，什麼時候可以順利地把事情搞定。若在這種心情下開車，我會直接想到懸崖，但又考慮到安全氣囊和可能會傷到別人，而且對我來說，這些方法都太麻煩了。這些想像都栩栩如生，十分痛苦，但到目前為止，也只是想像而已。我曾有過可稱之為「擬自殺」的魯莽舉動，而且時常想要死；我在低落時，常把想像自殺當成玩耍，就像心情好時會想著要去學鋼琴一樣；但這些想像從未脫離我的控制，或轉為實際的行動。我曾有不想活的念頭，但沒有尋死的衝動。
如果我的憂鬱症變得更糟或拖得更久，可以想像，我會有更積極的自殺傾向，但除非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來，否則我應該不會了結自己。雖然自殺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難，但在大多數的案例裡，自殺者是為了迴避未來的苦難。我從小遺傳了父親樂觀的天性，或許純粹是生物化學的緣故，雖然我的負面情緒有時候會糟得難以忍受，但我從不會覺得這種情緒是根深蒂固、揮之不去的。我還記得處於憂鬱的低潮時，那種對未來完全絕望的感覺——搭乘小飛機時讓我異常的輕鬆，因為我打從心底不在乎自己是會死於墜機還是安全達到目的地。危機出現時，我魯莽地挺身涉險。我樂意嘗試毒藥，只是不會刻意求取毒藥。有一位接受我訪問的人，曾多次自殺幸而未死，他告訴我說，若我從來沒有割過腕，就不算有真正的憂鬱。我不打算跟他爭辯，但我的確見過受到巨大的憂鬱之苦，但從來沒想過要自殺的人。
1997年春天，我第一次跳傘，那是在亞利桑那州。跳傘常被人說成是擬自殺活動，若是我死於跳傘，我猜親朋好友一定會把這件事和我的情緒狀況聯想在一起。不過——我相信許多擬自殺行為都是如此——那種感覺不像求死，反而是求生的衝動。我之所以玩跳傘，是因為完成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棒。把自殺念頭當成娛樂的同時，我也打破了自我與自我毀滅之間的重重阻隔。跳下飛機的那一剎那，我不想死，但也不像憂鬱來臨前那樣怕死，所以不必緊張地迴避死亡的到來。在那之後，我跳了好幾次傘。長久以來，我活在沒來由的恐懼中，跳過傘後，我從魯莽之舉中得到的樂趣是無法計量的。每次站在飛機艙門邊，我感受到腎上腺皮質醇衝上來，那真實的恐懼感覺像是真實的悲傷，這真實的感受對我彌足珍貴。它提醒我什麼感覺才是真的。接下來是自由墜落和俯瞰純淨的大自然和地面，還有那無法抗拒的無力感，以及美麗與速度。然後驚訝地發現傘居然打開了。傘蓬一開，氣流突然與墜落時相反，我飄起來，遠離地球，好像有位天使對我施出援手，帶我飛向太陽。然後我又繼續墜落，落得很慢，我活在一個寂靜的多度空間世界裡。發現自己對命運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領悟到這個世界會支持我最魯莽的實驗，即使是從天而墜，感受到我被世界擁抱，是多麼令人喜悅。
我第一次強烈地意識到自殺這回事，大概是在九歲的時候。弟弟同學的爸爸自殺了，那個人站在家人面前說了一些古怪的話，然後跳出窗外，身後的妻兒眼睜睜地看著他在數層樓下變成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有些人就是會碰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到最後，他們沒法再活下去，」我媽媽說：「你要堅強地走完一生，好好地活著。」不知為什麼，我當時並不懂這件事有多可怕。
高二的時候，我最喜歡的老師用槍擊碎了自己的腦袋。他在車裡被發現，旁邊有本翻開的聖經。警察合上了聖經，沒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頁。我記得我們是在餐桌上談這件事。我當時還沒有失去親人的經驗，所以，他因自殺而亡這事實，對當時的我來說，感覺不如現在回想那般深刻，那是我第一次面對死亡的真相。我們聊著為什麼沒人知道那本聖經是翻到哪一頁，而在我的心靈裡，悲傷的人生結局比失去性命還讓我痛苦。
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樓自殺了。我不認識她，但我捲入了包含她在內的遺棄關係鏈中，令我對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惡。大學畢業後幾年，有位熟人自殺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覺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於紐約的公寓屋頂，跳了下來。我受到極大的震撼。他是個天性活潑、聰明又帥氣的人，是那種常會令我嫉妒的人。當時我為一家地區報社寫作，他常常一大早就從報紙分銷處那裡拿到複印件，每次我發表了什麼，他總是第一個打電話來道賀的人。我們不是很親密的朋友，但我永遠記得他打來的電話和他以過度的崇敬口氣所道出的讚揚。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確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內容時，他會流露出一點悲傷的感情。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觀察出來的憂鬱，除此之外，我還是認為他是個開朗的人。他在派對上很放得開，事實上，他是那種可以讓派對熱鬧起來的人。他認識許多有趣的人。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割腕和跳樓呢？他的精神科醫生在事情發生前幾天見過他，但也無法闡明問題所在。到底是為什麼？在此事件之前，我還以為自殺者有思考邏輯，雖然不甚完整。
自殺需要理由嗎？
但是自殺者沒有邏輯可言。「這些念頭湧上來，」曾努力對抗過劇烈憂鬱症的羅拉·安德森寫道：「為什麼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釋發生的事情，尋找線索、原因和解釋，是精神分析師和親朋好友的工作。我閱讀關於自殺者的記載時，就一直有這樣的看法。這份列表和越戰軍人紀念碑（在越戰時自殺的年輕人比死於戰爭的還多）一樣，又長又令人痛心。在自殺發生前，每個自殺者都有一些劇烈的創傷：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拋棄、受了嚴重的傷、愛人死於重病、破產、車子被撞毀。有人只是某個早上睜開眼睛，便決定以後不要再醒來。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殺了，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有自殺傾向，而不是因為那些理所當然的原因。雖然醫療體系堅稱心理疾病和自殺必定有關，譁眾取寵的媒體卻常說心理疾病不是自殺的主因。這使我們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殺的原因。就像說重度憂鬱一定是被某種事件激發造成的一樣，自殺發生也應該是有極端的原因。兩者界線並不明確。要有多大的自殺傾向才會覺得有自殺企圖？ 要有多大的自殺傾向才會有自殺行為？又是到了什麼地步，一個意向才會轉變成另一種意向？自殺可明確地說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造成致命後果的自毀舉動」，但在這致命結果的背後，藏著什麼樣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動機呢？ 高危險的行為（故意讓自己處於感染愛滋病的環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殺人的怒火、故意暴露於暴風雪中等）多半是擬自殺的行為。自殺企圖的程度，從產生意識、認真思慮、慎重考慮、確定目標，到最輕微的自毀行為。「自殺行為過程中，」凱·傑米森說：「是一直搖擺不定的。」阿瓦雷斯寫道：「自殺的理由，大多是隨便講講。這些理由要儘可能地減輕自殺者周圍親友的罪惡感，讓探究因果的人放心，並激勵社會學家對驗證分類和理論繼續無止境的追尋。它們就像是促成大戰的邊界小摩擦一樣。促使一個人結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動機其實是別的，它們存在於內心世界，迂迴、矛盾、錯綜複雜，多半隱而未見。」「報紙上常談到『屬於個人的憂愁』和『無藥可救的病痛』，」卡謬寫道：「這些解釋好像頭頭是道。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絕望的自殺者是不是有一個朋友，在那關鍵之日對他投以冷眼。這個人應該滿懷著罪惡感。要這麼說才能夠讓所有怨氣和紛擾全部沉澱下來。」嚴厲的理論家克莉絲蒂娃，描述了人生的無常：「背叛行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殘疾，突然地讓我不能再歸類為所謂的正常人，或是這些事情落到親朋好友身上，也會對我造成同樣極端的效果，或者……我還能說什麼？每天都有數不清的災難降臨到我們頭上。」
1952年，斯內德曼於洛杉磯創立了第一所自殺防範中心，試著提出實用的（而非理論的）自殺思想架構。他認為自殺是受挫的愛、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創、憂愁和憤怒的結果。「幾乎可以說，自殺的戲碼好像會自行發展劇情，這齣戲會自行思考。這使我們了解到，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只要人們可以成功地掩飾自己，就沒有任何一種預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凱·傑米森感嘆著「心靈深處是個穿不透的城牆」時，提到這種掩飾的行為。
我在寫這本書時之所以會搜集到這麼多自殺的消息，一部分是因為關心這類事情，一部分是因為人們希望能從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種智慧或見解，但實際上，我一無所知。一位十九歲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驚嚇而打電話給我，她在安多佛中學（紐約一所承襲歐洲教義和傳統教學法的貴族學校）的同學在宿舍的樓梯間上吊。這位出事的少年曾當過班長，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歲）而遭撤換。他發表了一份得到全體起立鼓掌的辭職演說之後，就了結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點頭之交，但他在學校似乎人緣極佳，而她有時覺得自己備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鐘我還不相信，」克莉西後來在電子郵件中說：「後來眼淚就流了下來。我覺得自己一時之間感受到好多情緒：對這被親手結束的短暫人生，難以形容的哀痛；對學校的憤怒，一個無趣得令人透不過氣的地方，竟因為喝酒而對這個男孩做出這麼重的懲罰；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覺得自己哪天也會在宿舍的樓梯間吊死自己。為什麼我在學校沒有認識他？為什麼我以前覺得自己是唯一苦悶、憂愁的人，而這個最受同學喜愛的男孩也有這麼多相同的感受？為何竟然沒有人知道他心裡有這麼沉重的壓力？ 高二時，我躺在宿舍裡，感受到深沉的悲慟，我被這個世界和生活所困惑……哦，我就活在裡頭。我知道我不會走那一步，我真的不會。但我覺得自己離那樣的可能性好近。是什麼樣的情形（勇敢？病態？孤立？）竟可以把一個人推上那終極、絕命的邊緣，到想要捨棄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補充了幾句：「他的死，使得所有無法回答的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現在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卻又不可能有答案的問題感到迷茫。」基本上，這就是自殺者留給生者的愁雲慘霧：不單單是失去了某人，還有未能及時勸這個人打消念頭，未能及時與他溝通的懊悔。人們都渴望能及時與自殺者溝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殺者父母的心願，讓這種事情發生又受其驚嚇的人們，絞盡腦汁思考自己哪裡做錯了，早知道應該怎麼做就好了。
但是說什麼都沒用，說什麼都無法減輕自戕者的孤寂。凱·傑米森有一次情緒極端混亂的時候，產生了自殺企圖，她談到這則痛苦的故事：「無論大家付出多少愛——滿滿的愛——都沒有用。溫馨的家人與優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與無望；即使是再強烈的熱情與浪漫的愛，也是一樣。沒有任何熱情和溫暖的愛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殼。未來的路寸步難行，而且我相信（毫無疑問）我的親人、朋友和父母都寧願我消失於人間。無論如何，我原來的面目，已經沒有剩下多少，我想，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勞的力氣和善意。」把自己看成是別人的負擔是很常見的想法。有位自殺的男人在遺書中寫道：「我仔細想過，若我死了，對朋友和親人的傷害會少一點。」
我不會因巨大的悲愴而自殺，但是突如其來的小小憂鬱卻可能把我壓垮，我覺得很諷刺。廚房裡堆滿骯髒的碗盤，我一點清洗的力氣都沒有。或許我哪天會自殺也說不定。或者——看，火車開來了，我是不是該跳到鐵軌上。該不該跳呢？但是我還沒下定決心，火車就進站停好了。這些思緒就像一場白日夢，雖然覺得很荒唐，但我知道，這種想法是存在的。我不願為了這種想法而死，我也不想訴諸暴力，但從某種荒謬的角度來看，自殺可以讓事情簡單一點。我若是自殺了，就不必修屋頂、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頭是多麼美好的事情。我和強烈自殺意念的對話讓我相信，企圖自殺的念頭，可能是這種感覺所促成的，而非我在最低落的憂鬱時那種徹底的絕望。這是一條突然閃過腦海的出路，它不一定是鬱悶的感受，但可能會發生在不愉快的時候。我也知道那種想要趕走憂鬱，但除了自殺之外無計可施的感受。詩人米蕾這麼寫道：
而我餵養自己的時候，也是在餵養你嗎？
當苦惱愈來愈龐大沉重，難以負荷，無助帶來的疲憊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逼得你只想斬除痛苦，而不是拯救自己。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和為數甚多的自殺倖存者談過，其中一位特別令我驚異。我在他因自殺躺進醫院後的第二天進行訪問。他事業成功、受人歡迎、婚姻美滿，住在風光明媚的美國海岸城市郊區，在一家生意興隆的餐廳擔任主廚。他苦於斷續發作的憂鬱症，但兩個月前以藥物療法治癒了，他覺得以後不必靠藥物也可以好好過日子。他沒有跟別人提到停藥之事，但是逐漸地降低劑量，幾個星期後就完全停止服藥。頭幾天還不錯，但他腦海中不斷出現強烈的自殺意念，這些意念與他的憂鬱症狀沒有關係。他還是正常工作，但心裡老是不斷地自責。終於，他下了決心，堅決地相信世界沒有他會更好。他把生活中待處理的事情處理好，安排了後事，接著在某天下午，他覺得時候到了，於是吞了兩罐止痛藥。事情進行到一半，他打通了電話到妻子的辦公室跟妻子道別，好讓她了解他自殺的原因，希望她能體諒。她一開始還懷疑他是在開玩笑，但馬上就發現他是說真的。通電話的同時，他還瞞著她繼續一把把地吞藥。最後他因她一直在駁斥他的想法而惱怒，於是說了再見並掛了電話，吞光其餘的藥。
警察不到半小時就趕到現場。這個人發現有人來幹擾他的計劃，自己決定出門和外頭的人聊天。他解釋說他妻子有點神經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煩讓他很愧疚，大家不必為了這點小事趕來。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個把小時，止痛藥就會摧毀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細做過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擋住一陣子。他燒水泡茶請警察進來喝一杯，冷靜的態度讓他們以為這只是起謊報事件。他的確拖延了警察的行動，但警察說他們必須阻止可能的自殺企圖，無論如何要請他去一趟急診室。他及時接受了洗胃。
訪談進行時，他敘述整個過程，好像是敘述一場夢一樣，「我在夢中扮演讓人不知該如何是好的角色，但為什麼我是這個角色，我也不知道。」經過洗胃之後，他慢慢恢復過來，而且受到驚嚇，但他的頭腦還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想死，」他對我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們進一步深談，「我確定這個世界沒有我會更好，」他說：「我仔細想過了，我若死了，對老婆會有多好，對餐廳會有多好，對我又是大解放。這就是奇怪的地方，這個想法看起來實在太妙了，太聰明了。」
從自己的妙點子中撿回一條命，使他大大鬆了一口氣。他那天在醫院的樣子不能形容為神情愉快，與死神的搏鬥把他給嚇壞了，看起來好像空難倖存者一樣。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邊，他說他愛她，也知道她愛他。他喜歡自己的工作。或許是潛意識的什麼東西在作用，使他在動手了結自己的當口，打通了電話給妻子，而不是只寫份遺書。若真是如此，他心裡會舒服些，因為他的理智曾經遺忘了這些東西。我問醫生這位病人要在醫院待多久，他說起碼要等到診斷出他精神的問題出在哪，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也穩定了為止。「他現在的樣子看起來好像可以回家了，」醫生說：「可是昨天來這裡之前，他的模樣也是健康得很。」我問這位男士會不會再興起自殺念頭。這問題就好像要他預言別人的未來一樣。他搖搖頭，用蒼白又迷惑的表情看著我說：「我哪知道？」
他的迷惑和挫敗感在自殺者中十分常見。喬爾·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圖自殺，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我很孤獨。我認識的憂鬱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獨感，他們丟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遠遠的。我開始有自殺傾向。只剩最後一位護衛——就是我自己——依然堅守崗位，不過，這位護衛太危險了，他開始成為毀滅行為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我母親自殺的那天，我二十七歲，我了解並且確信母親自殺的原因為何。她當時在癌症末期。事實上，她是在我父親、弟弟和我的協助下自殺的，而且當時，我們感受到了家人共處的溫暖。我們都相信這麼做是明智的抉擇。不幸的是，許多自認做了明智抉擇——如《最終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漢弗萊和傑克·凱佛基安（曾協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殺的美國醫生）——似乎都認為理智指的是「不拐彎抹角」。要做這種明智的抉擇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緩慢、紊亂、古怪的過程，是極為複雜的糾葛，就像會讓人想要結婚的愛情經驗一樣。母親的自殺是我生命中的劇變，但我欽佩她的抉擇，也相信那是正確的決定。這件事令我十分苦惱，總是不敢想起或談起它的細節。它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否認的事實，無論誰問起，我都得勇敢說出來。但這事實，就像埋在內心裡的刺，時時折磨著我。
行動者妄想能夠在「理智的自殺」和其他自殺之間劃清界線。說穿了，自殺就是自殺——從某些角度來看，無論發生在誰身上，都是魯莽、悽涼、致命的行為。「最好」和「最糟」之間的主要差別不在於本質，而在於程度。理性的自殺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的敘事者問道，是否有人是頭腦清楚地自殺。「很多，」基裡洛夫回答：「但以一種偏見來看，會有更多，全都算。」當我們談到理性的自殺和非理性自殺之間的差別時，我們其實是詳細描述自己或社會的偏見。有人自殺是因為他痛恨自己的關節炎，這看起來是他有自毀性格；有人自殺是因為她預料自己無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難看的死相，這看來卻可能十分理性。
最近英國法院有項裁決，醫院有權違抗一位糖尿病厭食症者的意願，對她進行強迫灌食和注射胰島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計把要注射的胰島素換成奶水，後來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狀態。「嗯，這算厭食症？」治療她的人問：「還是自毀行為？擬自殺？我想這顯然是極為憂鬱和憤怒的行為。」對那些罹患嚴重但卻不會立即致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茲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而自殺的人算是理性嗎？是否有一種極端的精神狀態，使這個人陷入無藥可救的憂鬱，在沒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殺？某些人認為是理性的自殺，對其他人而言卻是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殺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賓州一家醫院認識一位想自殺的青年，我特別想要向他致敬。他生於韓國，一出生就遭到遺棄，被發現時已餓得奄奄一息，後來被送到漢城的孤兒院，六歲時被一對酗酒的美國夫婦收養，他們常對他施暴。十二歲時，他受到州政府的保護，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裡與他碰面的。他受大腦麻痺之苦，下半身完全癱瘓，連說話都十分痛苦而且費力。五年來他一直住在醫院裡，用盡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藥物和治療方式，包括服用各種抗鬱劑和電療，身心的痛苦依舊縈繞不去。他自少年以來就試圖自殺無數次，但因為身處醫院，總是會獲救；而且終日困於封閉病房的輪椅上，很少有適合自殺的獨處時機。他萬念俱灰，試圖餓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時，又被人以點滴餵食。
雖然身體殘障使他說話十分費力，但他還是能夠有條理地交談。「活著令我很難過，」他對我說：「我不願像現在這個樣子，我不想活在這個世界。我沒有生活可言，沒有東西讓我歡喜或給我帶來快樂。這就是我的生活：到醫院九號大樓的樓上，再回到沒比九號大樓好多少的一號大樓。我的腿很痛，身體也在折磨我。我試著不和這裡的人說話，他們差不多都只會談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藥治憂鬱，但覺得沒什麼用。我用手撐著上樓，使用電腦，這讓我有事可想，轉移對自己狀況的注意。可是這還不夠，事情不會改變。我沒辦法不想自殺。割腕的感覺真好，我喜歡看自己的血。後來我睡著了，醒來的時候，我心想，『可惡，我居然醒來了。』許多大腦麻痺的人過著多姿多彩的生活，但這位年輕人，心理和肉體的傷是如此嚴重，他未來可能得不到更多的愛，就算有，他也不願接受。我和照顧他的人都被他的處境所觸動，但不可能突然出現一個放棄一生來照顧他的偉大人物：地球上，無私的人太少了，沒有多少人願意將一生的時間，傾注在像他這樣時時刻刻都在為活著而搏鬥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體和心理的痛苦、身體的殘缺和心理的陰影。在我看來，他的憂鬱症和自殺意志不可能治癒，我慶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時負責救治，也不必在他絕食時負責強灌食物。
我在另一家醫院認識一位八十五歲的老先生，身體依然硬朗，他因為妻子得了肺癌而雙雙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藥。他們結婚六十一年，兩人早有共赴黃泉的約定。她死了，他卻倖存。「我負責治療他的憂鬱症，」年輕的精神科醫師告訴我：「給他開藥和治療，好讓他不會陷入憂鬱，因為他又老又有病，痛苦不斷，妻子過世了，自殺不成功。事情過了半年，他的狀況沒有變，他還可以活十年。我負責治憂鬱症，但他得的不是憂鬱症。」
丁尼生（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在他的詩《提託諾斯》中說了一個類似的老年悲劇。提託諾斯是黎明女神愛歐絲的情人；她請求宙斯賜予提託諾斯永恆的生命，宙斯答應了，但她忘了要求永遠年輕。結果提託諾斯愈來愈老，永無止境地老下去，死不了又無法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渴求死亡，對他分手的情人說：
也飄在死者青蔥的墓丘上，他們多麼快樂
彼脫羅尼亞（古羅馬的諷刺作家）寫了一則關於女巫席貝兒的故事，這個人也有老朽卻不能死的命運，艾略特引用這典故，《荒原》中悲絕的序文寫著：「諸童問：『席貝兒，你想要什麼？』她回答，『我想要死。』」連住在寧靜的紐西蘭的艾米麗·狄金生，也對老朽有著類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