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濤，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仲英青年學者，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順銘，通訊作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一
引言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學界，媒介社會學基本上以「新聞社會學」的面目出現。它曾在百廢待興的社會學重建計劃中聊備一格，譬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81年在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演講時就呼籲建立新聞社會學，以「進一步豐富社會學，進一步辦好社會主義報紙」（葛嫻，陸宏德，1982）。不過，這一時期對新聞社會學更持久的倡議還是來自新聞學界內部，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湧現出了一系列引介和論述新聞社會學的文章（童兵，1986；徐培汀，1988；喻國明，1985；張希聖，1985）。論者們主要以前蘇聯新聞學界為師法對象，希望藉此改善宣傳或新聞傳播實踐，完善新聞學的學科體系並提高其學科地位。一些新聞學者積極嘗試「採用社會學實證方法所進行的受眾調查和對傳播與現代化的研究」（孫瑞祥，2004），這既沿襲了前蘇聯新聞社會學對受眾和輿論調查的強調，也呼應著當時中國自身對新聞改革和體制改革等問題的關切。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八十年代對新聞社會學的引介和倡議卻並未作為一種知識資源和遺產而得以沉澱、發揚與繼承，不僅相關著作乏人問津，而且當代討論也極少回溯到這一原點。自九十年代以降，尤其是新世紀頭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將目光更多投向了英美國家。
無論是中譯本的出版，抑或中國學界對英美經典著作的引介與挪用，還是中國學界在此基礎上展開的「經典」想像和「當代」實踐，都多少在「馴化」源自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學術傳統，並激發出了不同的在地學術實踐。在本文中，我們既不打算梳理和再闡釋經典理論（白紅義，2020）或英美媒介社會學的研究傳統（陳陽，2018；李紅濤，黃順銘，2019），也無意回顧本土媒介社會學的發展軌跡與產出（張志安，章震，2018）。我們將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運用理論旅行視角和文化中間人等概念，通過對媒介社會學者的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考察中國學界如何想像與實踐媒介社會學，以此探究媒介社會學跨越時空的「旅行」和「馴化」。對媒介社會學的個案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傳播學領域的發展脈絡，特別是「中西之間」的關聯，更好地把握傳播學乃至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邏輯和機制。
具體而言，本文將回答下列問題：（1）中國傳播學界在過去三十年間如何引入媒介社會學？翻譯和引介過程強化了哪些傳統，又遮蔽了哪些路徑？（2）中國學者如何想像、繪製媒介社會學的地形圖？這種想像如何與媒介社會學的理論旅行相呼應？文化中間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3）新聞傳播領域的學科場域、學術合法性及媒介研究的社會語境如何形塑對媒介社會學的「馴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展開的知識生產活動？
二
理論旅行與文化中間人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83：226）在《理論旅行》開篇即寫道，「觀念和理論跟人和批評流派一樣，也會在人與人、情境與情境以及時代與時代之間旅行。文化和智識生活通常會受到這種觀點流通的滋養，並由此得以維繫」。他將理論旅行分為四個階段：理論的起點或與此類似的發軔環境、理論的穿越距離、特定的接受或抵抗條件，以及觀念經改造或吸收後在新時空環境中佔據新的位置。
理論旅行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影響、創造性的借用，抑或全盤的挪用」，都是文化生產與消費中無法否認的事實，「必定牽涉到與起點不同的再現和制度化過程」（Said，1983：226）。因此，研究者應努力闡明特定理論在跨越時空中的具體旅行形式，探討理論的力量在此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後來，他在《理論旅行再思考》（2000）一文中做了些自我修正。他在分析盧卡奇的理論對於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後殖民批評家弗蘭茨·法儂（Frantz Fanon）的影響之後指出，特定理論可能因在新的政治和社會情境中被再釋而重煥活力。
理論旅行從起點到終點並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時空跨越，而往往會有一系列中介機制在推進或阻礙著這種旅行，文化翻譯便是其中之一。因為「如果理論是在旅行，那一定需要藉助於翻譯。......不止語言層面的翻譯，還需要文化翻譯」（Davis，2014）。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中，學術翻譯就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黃旦，丁未，2005；黃雅蘭，2019；劉海龍，2006；Qiu，2016）。特別是，傳播學就是經由1980年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之旅，才得以真正進入中國。對此，可從兩方面來評價學術翻譯的影響軌跡。一方面，學術翻譯要進入乃至鑲嵌到中國的「在地」學術語境當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學界的翻譯工作致力於「構建學科知識地圖」（黃旦，丁未，2005），著重引進綜合性的教材與通論，研究性專著則不多。另一方面，學術翻譯的確影響到了本土學術研究的開展、研究領域的建立，乃至新聞傳播學科的走向。早年對於麥克盧漢的引進和媒介環境學的發展、近年學界對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翻譯和媒介學的開展，便是著例。那些通過翻譯活動而架起中西之間的橋梁者，用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話來講，就是理論旅行中的「文化中間人」。
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跨國文化流動的日趨頻繁使得文化中間人的中介工作往往成為「跨國文化中介化」之其中一環。無論是服務於歐洲各國電視臺的電視節目買手（Kuipers，2012），還是臺灣留法獨立法式甜點師傅（林宜潔，林怡潔，2019），皆為跨國的文化中間人。他們充當國際生產者或全球文化與在地消費者、國際和國內文化場域的中介，參與到「選擇、協商與翻譯」（Kuipers，2012）的過程之中。
我們不妨將學術理論的旅行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跨國文化中介化。其中，編輯、譯者等人都頗似電視節目買手，他們共同把關哪些理論能跨語際旅行，哪些著作有機會擺上在地學者的書架。因而，藉由文化中間人的概念，我們有望使旅行起點和終點之間的某些中介機制從「不可見」變得「可見」，從而更好地理解媒介社會學的理論旅行之軌跡、機制與後果。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個混合式研究，綜合運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歷史文獻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和社會網絡分析等分析策略。
鑑於媒介社會學並非一個邊界清晰的領域或學科，因此我們懸置對於媒介社會學的先在理解，轉而採取「自我認同」和「他人認可」的研究策略。也就是說，只要某人自認為或在同行看來從事的是媒介社會學研究，那他/她就屬於本研究的潛在研究對象。
調查的執行過程如下：首先，根據我們對媒介社會學領域的了解，邀請我們認為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參與調查。只有兩位受邀學者對過濾性問題給了否定答案。其次，邀請問卷最後一題中被他人提名的學者參與調查。第三，系統收集近五年（2015-2019）發表的「媒介社會學」文獻，並以這些作者為線索，補充調查對象。通過這三種方式，最終62位學者完成了問卷，其中包括16位教授、25位副教授、18位講師、1位副編審、1位主任編輯以及1位博士生。
我們以多種方法分析調查數據。例如，針對調查對象所提名的中外媒介社會學者和中外媒介社會學論著，我們在以詞雲圖展現其基本分布狀況的同時，也以社會網絡分析來展示其共現網絡（co-mentioning networks）。量化數據統計由SPSS和 Gephi完成，而詞雲圖則由質化軟體ATLAS.ti繪製。
我們對六位媒介社會學者做了深度訪談，其中既有資深學者、中生代學者，也有新生代學者。具體的訪談問題雖然常常因人而異，但都是圍繞他們對媒介社會學的理解及其學術實踐而展開。訪談均為面訪，時長在1到2個半小時之間，事後對訪談錄音都做了逐字轉錄。此外，我們還就某些特定的議題，與臺灣政治大學李金銓教授、復旦大學曹晉教授、北京大學出版社某位資深編輯進行了非正式的交流，了解他們擔任譯叢顧問、主編、責編的有關情況。我們還收集了大量公開出版的文本和未公開出版的文獻材料，既包括媒介社會學論著與譯著、引介新聞社會學或媒介社會學的文獻，也包括與它們相關聯的「副文本」，譬如譯叢序言、譯叢策劃案以及論文後記。
四
媒介社會學的「經典」想像
為勾勒當代中國媒介社會學者對西方媒介社會學的理解，我們請調查對象列舉「歐美國家媒介社會學領域中的重要學者」和「心目中最好的歐美媒介社會學著作」，結果發現，他們對歐美媒介社會學的想像呈現出相當顯著的集中化趨勢：第一，學者的國別以英美為核心，尤以美國雄踞支配地位，而曾在1980年代被引介的前蘇聯學者則根本沒進入當代中國學者的閱讀-接受視野；第二，在研究領域或議題上，「新聞生產社會學」居於核心，幾乎成為「媒介社會學」之代名詞；第三，中國學者的想像呈現出強烈的「經典化」趨勢，資深學者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即所謂「黃金時代」）出版的著作佔據中心，而當前活躍的新生代學者和新近論著則相對邊緣。
在62位調查對象中，除1人未列舉歐美重要媒介學者之外，最少者提名1人，最多者提名23人，被提名者的平均值為6人（SD=4.14）。作答者共提名歐美重要媒介社會學者372人次，牽涉到103人，詞雲圖直觀展示了被提名者的基本狀況（見圖1）。其中，被提名2次以上者45人，3次以上者27人，而10次以上者僅6人。前十名中，除卡倫和霍爾外，都是美國學者；十人當中，除厄舍為近年來活躍的新一代學者之外，均為若干年前即已確立了令人矚目的學術聲望的資深學者。
圖1：「歐美國家重要媒介社會學學者」詞雲圖
在頻數分析之後，進一步考察被提名學者的「共現」關係，即由不同作答者列舉的媒介社會學者交織而成的共同提名的關係狀況。這是一種「網絡」關係，我們可通過共現網絡中某些人被穩定或偶然地共同提名，圖繪作答者們眼裡媒介社會學地形圖的輪廓，或者說他們對歐美媒介社會學的整體理解與想像。全部103位歐美媒介社會學者的共現網絡如圖2所示。整個網絡非常稀鬆，密度僅為0.28（SD=1.20）。首先，只有舒德森、塔克曼、甘斯、吉特林與翟利澤5人的共現強度達10次以上，其中強度最大值（41次）發生在舒德森與塔克曼之間。其次，在提名5次以上的12人中，前十名共現強度在5次以上。第三，有62人（60.2%）共現強度在2次以上。第四，另有40人（38.9%）共現強度僅為1次。最後，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是圖中唯一的孤立點，因為他不僅只被一位調查對象提名，而且也是該調查對象的唯一提名。總體上，處於網絡外圍的被提名者與其他人的共現頻率較低，越向中心移動，彼此之間共現強度則越高。
圖2：「歐美重要媒介社會學者」的共現網絡
除了學者之外，論著也是勾勒調查對象如何經由「閱讀」行為來理解與想像媒介社會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維度。我們請調查對象列舉「心目中最好的歐美媒介社會學著作」，並註明所閱讀的語種（即外文原版還是中譯本）。除3人未作答之外，59位調查對象所列舉作品最少1個，最多14個，平均4.3個（SD=2.59），詞雲圖直觀展示了歐美媒介社會學論著的提名狀況（見圖3）。
圖3：「最好的歐美媒介社會學著作」(中、英文版)的詞雲圖
對比圖4與圖2可發現，處於「學者」共現圖與「論著」共現圖核心位置的節點之間（即兩圖中心連結的部分）具有高度的對應關係。綜合學者和著作的提名頻次與共現網絡結構，可得出兩個基本結論：其一，在中國學者對於媒介社會學的理解中，專注於新聞研究的學者和聚焦新聞生產的著作佔據核心位置；其二，中國學者對歐美媒介社會學的想像存在強烈的「經典化」趨勢，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版的「經典」著作——尤其是被翻譯引進的著作——主導著媒介社會學的地形圖。
圖4：「最好的歐美媒介社會學著作」共現網絡
五
媒介社會學的再經典化
對於調查對象圍繞歐美重要媒介社會學者及其重要著作所展開的上述想像，有必要置於媒介社會學「理論旅行」的時空脈絡與學術過程中加以檢視。這些經典著作之所以進入中國學者的閱讀/接受視野，並不僅僅是其歐美影響力的自然延伸或滲透，還經歷了一番跨越時空的「再經典化」過程。
我們對提名在3次以上的13種著作及其中譯本的出版信息進行統計，發現除Digitizing the News尚無中譯本之外，其餘都已推出中譯本。這些中譯本表現出了相當的滯後性。這些中譯本為中國學者搭建起了通往歐美媒介社會學的橋梁。
學術翻譯幾乎總是會牽涉到對原著的揀選問題，因此經由中譯本構造起來的知識地圖便不是英文原版的簡單投射，必然受制於文化中間人的「中介」作用。以被提及頻次最高的幾本著作為例，《發掘新聞》和《什麼在決定新聞》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納入「未名社科·新聞媒介與信息社會譯叢」，而《做新聞》和《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則由華夏出版社納入「傳播·文化·社會譯叢」。李金銓和潘忠黨分別擔任了這兩個譯叢的「學術顧問」和「策劃和海外聯繫人」，他們的文化中間人角色之一便是選擇書目。李金銓、潘忠黨二人均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香港和美國，又都致力於與中國傳媒相關的研究。「橫跨中西」的學術位置，讓他們可以從中國的在地學術發展需要出發，強調譯著對中國學界的建設意義。
當然，版權問題也會影響到書目構成。曹晉稱，「因為版權問題，本套譯叢未能囊括所有關鍵性的媒介社會學研究論著」（叢書總序），遺珠之憾就有麥可·古雷維奇（Michael Gurevitch）等主編的論文集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1982）和漢諾·哈特（Hanno Hardt）的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1979/2001）。而在譯叢二所規劃的首批書目中，Making News和Inside Prime Time都赫然在列， 但由於版權洽談問題一拖再拖，致使前一本遲至2008年才面世，後一本則只好換成了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代表作（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中譯本名為《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這種書目替換對當代中國學者心目中的西方重要媒介社會學作品的想像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被提名了18次，其英文原版被提名4次，而Inside Prime Time僅被提及1次。
翻譯引進為某些中國學者經由中譯本來建構有關西方媒介社會學或新聞生產的經典化敘事提供了機會，然而這種敘事未必太靠得住。因為它很容易忽視經典的同代人及其作品，從而影響到學界對媒介社會學的整體性理解。一方面，經由翻譯建構的經典傳統以美國為中心，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著作及學術傳統則相對邊緣。另一方面，經由翻譯構造出來的經典傳統更多聚焦於媒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Tumber，2014），而對經典傳統的歷時性發展則缺乏足夠把握。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著作原本是在特定社會、文化與學術語境下生產出來的，且彼此之間具有清晰的、自然發生的歷時性線索，但它們作為譯著卻以一種人為的、時間壓縮性的、批量的方式引進中文學術界，必然帶來「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張力關係。一方面，這體現在媒介社會學著作在我國影響力的「滯後性」。另一方面，譯著的大規模出版對我國學者而言，可能構造出某個重要的分水嶺，使得此前與此後的學者們接觸與想像媒介社會學的渠道和軌跡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導致學術視野、理論傳統、問題意識、方法路徑等方面的代際差異。
而有的學者受制於語言因素，只能透過既有的中譯著作或論文來接觸和想像歐美的媒介社會學圖景，有時視界侷促也就在所難免。2009年，芮必峰（2009：7）在博士論文中對「西方關於新聞生產的研究」所做的文獻綜述，基本上建基於兩篇他認為「既具代表性、又具權威性」的綜述性文獻：一是舒德森的《新聞生產的社會學》，二是博伊德-巴雷特的《對媒介職業和職業人員的分析》，分別收錄於《大眾媒介與社會》（中譯本2006）與《媒介研究的進路》（中譯本2004）。他之所以選擇這兩篇，是因為收錄它們的這「兩部編著都......出了中譯本......省卻了我這個英文水平有限的人閱讀原文的辛勞」（芮必峰，2009：6）。
六
媒介社會學的「當代」實踐
將經典著作翻譯引進中國，進而影響到中國學者對媒介社會學地形圖的想像，這只能算是媒介社會學理論旅行的前半程。後半程則是，中國學者將源自歐美的理論資源、概念工具以及方法「拿來」，就在地的媒介或傳播現象展開對媒介社會學的「馴化」。這種馴化發生於三個知識層面：第一，中國學界對媒介社會學的想像與實踐大體上局限於新聞傳播學術界內部，研究者們希望藉助媒介社會學的知識資源，提升新聞研究的知識含量與合法性；第二，與對媒介社會學的經典想像有關，中國學者的學術實踐主要圍繞中國傳媒轉型、新聞業特別是新聞生產議題而展開；第三，在新聞生產社會學內部，與英美媒介社會學突顯出的「批判性」不同，中國學界將英美理論作為「建設性」的話語資源，致力於構建以客觀性為核心的新聞專業主義，為新聞改革和新聞業發展謀求可行路徑。
（一）媒介社會學在地學術實踐的兩種輪廓
對於中國大陸或中文學術界中的媒介社會學實踐，我們須先大致釐清一個問題，即誰在從事何種媒介社會學研究？對此問題，自然有不同的回答方式，譬如可以分析相關學術研討會的參與者及其作品，也可分析學術期刊上媒介社會學論文的作者及其作品，而每一種回答方式都能揭示其中的部分面向。這裡，我們則通過本次問卷調查中調查對象所提名的「重要媒介社會學者」的身份及其心目中「最好的媒介社會學成果」來回應這個問題，試圖勾勒媒介社會學在地學術實踐的兩種輪廓。
先來看在地學術實踐的「學者」輪廓。面對我們的問題（「列舉幾位中文學術界（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中媒介社會學領域的重要學者」），除2人未提名之外，其餘60人共提名了415人次，牽涉到77名不同學者。他們最少提名1人，最多提名24人，平均6.9人（SD=4.44）。被提名次數介於1到34次之間，半數學者僅被提名1次（51.9%），平均5.39次（SD=8.24）。
被提名學者的共現網絡如圖6所示，這是一個較為密集的連通圖（密度=0.62，SD=1.77），說明調查對象對於媒介社會學的研究隊伍具有較高共識。與其說處在共現網絡核心圈的學者們「更重要」，毋寧說他們折射了大多數研究者對於媒介社會學者身份的基本判斷。
圖6：「中文學術界重要媒介社會學學者」的共現網絡
由被提名學者及其共現網絡，我們得出如下觀察：首先，從代際角度看，50或60世代的資深學者在網絡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但70、80世代也正在變得非常活躍。第二，從地區角度看，網絡中的大多數學者為中國大陸學者，但也不乏香港和海外華人學者的身影。除李金銓、潘忠黨、陳韜文、楊國斌等資深學者之外，李立峰、邱林川、林芬等香港新生代學者也在網絡中處於較中心的位置；相比之下，被提名的臺灣學者多為資深學者，且相對邊緣。這或許跟近年來陸港學界交流遠比陸臺交流頻繁有關。第三，最重要的是，與前面的觀察相呼應，在媒介社會學者（特別是共現強度較高的學者）中，絕大多數是新聞傳播學者，共現網絡中的社會學者只有趙鼎新、黃榮貴、周翼虎等少數幾位。
可見，媒介社會學的在地學術實踐更多發生在新聞傳播學領域內部。換言之，中文學術界的媒介社會學實踐更像是新聞傳播學界向外尋求理論資源的努力，而非社會學界拓展或延伸其邊界的過程。我們有必要將這個觀察放到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學科互動場域當中來理解。一方面，從社會學角度看，我國高校中的社會學系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整體撤銷，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開始恢復。近三十年的中斷使得中國社會學界不可能有機會像美國社會學界那樣，留下1950年代的輿論和傳播效果研究以及1970年代的新聞生產研究這樣輝煌的學術遺產。在八十年代重建社會學的過程中，雖有費孝通等學者呼喚「新聞社會學」，社會學界卻並未取得多少媒介社會學的研究實績。這或許是因為，有太多重要的傳統社會學分支亟待重建，對新聞/媒介社會學之類的新興領域實在無暇他顧。
另一方面，從新聞傳播學角度看，對於媒介社會學的倡導、推動與實踐或與新聞傳播學科長期以來的理論貧瘠以及由此而來的學術焦慮有關，這促使一些研究者將目光投到學科之外，試圖從媒介社會學乃至社會學尋求更為豐富的理論資源。這種焦慮與求索貫穿於本文開頭所論及的八十年代對「新聞社會學」的引介，也影響90年代早期的治學者。
再來看在地學術實踐的「成果」輪廓。我們請調查對象列舉他們心目中中文學術界(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最好的幾項媒介社會學成果」，目的同樣不在於排座次，而是根據媒介社會學者的「認受」來把握媒介社會學的典範作品。除10人未作答或明確列舉之外，52人提名了作品。其中，所提名的作品數量介於1到11個之間，平均3.9個（SD=1.90）。他們總共提名作品204次，牽涉到92個作品，提名次數介於1到28次之間，平均2.2次（SD=3.52），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僅獲得1次提名（67.4%），2次以上者30個，10次以上者僅2個。陸曄和潘忠黨（2002）的《成名的想像》所獲提名最多（28次），即被半數以上受訪者提名（53.8%）。
這些提名作品構成了一個非常稀疏的共現網絡（見圖7），密度僅為0.09（SD=0.39），將它與圖6相比較可以發現，雖然調查對象對在地學術共同體的構成共識度較高，但對在地典範作品的共識度卻極低。為避免作品標題相互遮擋，我們僅標註提名在3次以上的14個作品名稱，其餘以序號表示。仍然以節點的不同大小、邊的不同寬度、邊的顏色深淺來直觀展示被提名論著之間共現關係的基本特徵。首先，共現強度在5次以上的作品不足一成（7.61%，7個），其中強度最大值(8次)發生在《成名的想像》與《記憶的紋理》之間。其次，共現強度在2次以上的作品不足四分之一（23.9%，22個）。第三，共現強度僅為1次的作品佔四分之三（76.1%，50個）。最後，有4位調查對象的提名作品與其他人的提名作品之間毫無交集，其中三人的提名作品各自構成一個小小的「派系」（clique），而另一人因只提名1個作品，遂成為了一個孤立點（節點81）。它們使得這個非連通圖分裂成了五個「組件」（components），從這種破碎性中也能直觀地看到共識度水平之低。
圖7：「心目中最好的中文媒介社會學作品」的共現網絡
與對歐美媒介社會學作品的「經典化」想像不同，中國學者對在地媒介社會學作品的判斷則呈明顯的「當代化」趨勢。在所有被提名作品中，最早的是臺灣學者陳世敏的教科書《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1983年版），潘忠黨1997年發表的《大陸新聞改革過程中象徵資源之替換形態》和《「補償網絡」：作為傳播社會學研究的概念》則是最早的論文。不過，當代化趨勢表明，媒介社會學在地研究還相對缺乏經過時間沉澱的經典作品。
（二）在地學術實踐的「建設性」取向
圖6的「學者」共現網絡和圖7的「作品」共現網絡也向我們透露出一些有關「媒介社會學何為」的線索。雖然圖6的共現網絡表明，某些學者的研究領域延伸到了新媒體、健康傳播、新聞史、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不同議題，但我們似乎仍可以說，媒介社會學的「當代」實踐大致是沿著這樣一條主線展開的：理解中國傳媒或新聞業的轉型。該主線前後相繼的核心議題包括新聞改革、媒體政經架構與新聞生產機制、新聞專業主義的興起與衰落，以及中國網絡社會的崛起。這一概括當然會冒過於簡化的風險，但它大體勾勒出了中國大陸媒介社會學在地實踐的軌跡和知識累積，也與其他研究者的觀察和判斷相吻合（黃旦，2018；黃典林，2018）。
實際上，中國媒介社會學實踐一開始就建立在轉譯、借鑑、挪用歐美經典傳統的基礎之上，但同時也在與中國的在地情境——譬如國家-社會關係和新聞改革議程——展開對話，令它們得以在知識立場或學術風格等方面馴化英美媒介社會學，特別是將後者對於媒介建制及其意識形態運作的批判轉化為一種建設性的話語資源。
被半數以上調查對象提名為在地媒介社會學範例式作品的《成名的想像》與英美經典傳統中對於新聞專業主義的討論之間，構成了更加鮮明的對照。以前文討論的媒介社會學經典而言，無論塔克曼還是吉特林，都將新聞專業主義及其客觀性機制視為新聞媒體開展意識形態運作或者合法化的機制。與塔克曼吉特林面對的成熟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及其實踐不同，陸曄和潘忠黨面對的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的媒體市場化與新聞改革，以及當時「碎片化的」新聞專業主義。正是在清楚意識到這種差異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在文末強調：「專業主義的理念，無論多零碎，已經並繼續成為新聞工作者從事改革實踐的一種召喚，成為新聞改革的動態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陸曄，潘忠黨，2002）他們認為專業主義話語「在中國新聞改革過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並且「預示著更加深層的變革」。
此外，我們也可透過某些英文著作被引入中國學術界以後的不同遭際，比較性地把握在地媒介社會學的學術取向與知識政治。羅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和趙月枝合著的《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1998）和舒德森著《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1978）就提供了兩個很好的比較案例。兩書都以新聞客觀性為研究主題，先後於2005和2009年被翻譯引進。如圖3所示，在受訪者對西方媒介社會學重要作品的理解和想像中，《發掘新聞》在受訪者的想像中居於核心位置，而《維繫民主？》卻完全未進入他們的視野。雖然我們不能就此武斷地衡量兩書的學術影響力，但這種巨大差異至少體現了它們在與我國在地學術實踐契合度上相去甚遠。
七
結論與討論
在中國，無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聞社會學」，還是新世紀頭二十年的「媒介社會學」，都不是在地學術傳統中自然生長的果實，而帶有強烈的「舶來品」特徵。對歐美學術傳統的「想像」，對典範學術作品的「譯介」，以及在本國學術和社會文化情境下的「嫁接」或「移植」，共同塑造著媒介社會學落地生根的過程。
本文的經驗分析顯示，中國學界對媒介社會學的想像呈「經典化」趨勢，而在地化實踐則呈「當代化」趨勢，這構成了「馴化」媒介社會學的兩個基本維度。具體而言，在中國學者勾勒的歐美媒介社會學地形圖中，「新聞生產社會學」佔據最重要位置，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媒介社會學「黃金時期」出版的一些著作更是想像之中心。「經典」想像與跨越時空的「再經典化」過程緊密關聯，受到中譯本和文化中間人的深刻影響。與此相應，媒介社會學的本土實踐大體上局限於新聞傳播學術界內部，聚焦新聞改革、傳媒轉型與新聞生產等議題。更重要的是，與英美媒介社會學展示出的批判性不同，中國學界將英美理論或理念視作「建設性」的話語資源，為新聞學和新聞業尋求解放的空間和潛力。無論是經典想像還是在地學術實踐，背後都貫穿著傳統新聞學為了突破原有的知識框架和藩籬，向外謀求理論資源、夯實知識根基以及強化新聞研究合法性之學術訴求。
本文的獨特貢獻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首先，本文增進了對媒介社會學領域知識狀況和學術共同體內在結構的理解；其次，本文從「關係視角」考察中國新聞傳播學領域和歐美學術傳統之間的關聯，深化了有關「中西之間」的理解，有助於更好地把握全球與在地、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學術互動與權力關係；第三，就理論旅行而言，本文從「想像」和「實踐」兩個維度把握馴化，表明馴化未必意味著理論的「退化」，反而有可能在重新嵌入在地學術與社會情境的過程中煥發出新的理論可能性；最後，本文跳出「觀點」流動，從文化中間人、跨文化轉譯等學術實踐入手，令理論起點與終點之間的某些中介機制由「不可見」變得「可見」，從而更好地理解理論旅行的軌跡、機制和後果。
本文對於媒介社會學在中文學界的未來發展有何啟發？這恐怕需要結合我們針對當下的兩個觀察來談：一方面，以數位化和數據化為核心特徵的深度媒介化（Couldry & Hepp，2016：7）是傳播研究必須面對的新的學術場景和研究起點；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場域內，與篳路藍縷的第一代媒介社會學者不同，在高度建制化的學科領域——甚至直接在英美學術界——接受過規範學術訓練的新一代研究者正在崛起，他們有望更好地與國際學術前沿展開互動。在此情形下，媒介社會學若要繼續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學術領域，恐需多方發力：一是突破「經典」，拓展多元的想像空間，豐富媒介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資源，讓各種理論傳統與方法路徑相互激蕩；二是告別「提高新聞學學科地位」這一學術關切，回到「跨學科」的知識目標，從新聞傳播學和社會學的邊界地帶切實推動跨學科對話；三是跳出「新聞生產」的藩籬，既呼應當代多元化的媒介現實，納入林林總總的中介化傳播形態，也呼應「社會分層、秩序、集體身份認同、社會性、制度、支配/控制、人類能動性等問題」（Waisbord，2014：15）。惟此，媒介社會學或許才有望在對傳播研究做出原創性貢獻的同時，也增進對於「社會如何運行」的理解。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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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扣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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