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原標題：評論丨傅高義：以「老式」的社會學路徑來理解中國
在中國知識界家喻戶曉的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於2020年12月20日離世，享年90歲。消息一出，中、美、日三國學者紛紛悼念。打開朋友圈，我在哈佛期間認識的中國朋友紛紛曬出他們和傅高義教授的合影，畢竟教授謙謙君子、毫無架子，對後輩幾乎有求必應，我們這些在哈佛取過經的中國人即使無緣親自得到他的教誨，也多半在各種講座上多次領略過他的風採。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一位讀博士的年輕朋友在社交媒體上說：「才知道傅高義是社會學家，一直以為他在歷史學系。」有這種印象的朋友應該不在少數，而這其實和美國社會學近幾十年整體風向的變動有關。
傅高義於1958年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系，師從大名鼎鼎的理論大師塔爾科特·帕森斯，同學包括克利福德·格爾茨和查爾斯·蒂利。他的博士論文《婚姻關係與情緒受困擾的兒童》是對精神病院做田野觀察的產物，也是當時美國社會學界非常流行的研究課題。但傅高義對於帕森斯那種宏大而抽象的理論並無興趣，在聽了另一位導師弗洛倫絲·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的建議後，不會說一句日文的他決心深入了解非西方社會，並在博士畢業後奔赴日本。兩年後，傅高義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他的第一本專著《日本的新中產階級》正是基於他在此期間對日本家庭的第一手觀察。
返回美國的傅高義被耶魯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一年之後，來自哈佛大學的一筆慷慨的資助又吸引他回歸母校。此時的哈佛正努力走出麥卡錫主義的陰影，重建其歷史悠久的漢學項目，並希望培養一位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社會學家。傅高義敏銳地覺察到了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毅然在哈佛大學和本科生一起學起了漢語。1967年，作為講師在哈佛大學連開三年中國社會課程後，37歲的傅高義被破格擢升為正教授，不但正式開啟了他輝煌的學術生涯，更在此後幫助哈佛大學成為全球當代中國研究的重鎮。2013年，隨著《鄧小平時代》簡體中文版洛陽紙貴，傅高義在中國的名聲達到頂峰。
然而，有意思的是，雖然傅高義在政策界與公眾中的名聲如雷貫耳，他對於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記。在理論越來越晦澀、技術越來越複雜的今天，傅高義簡潔明了、就事論事的文風顯得格格不入。20世紀80年代初，傅高義曾出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在那時，該系匯聚了一批具有廣泛公眾影響的學者，既有傅高義這樣的「區域專家」，也有丹尼爾·貝爾這種深入剖析美國社會肌理的文化批評大師。但幾年之後，隨著開創了社會網絡分析「哈佛革命」的數理社會學家哈裡森·懷特轉投哥倫比亞大學，哈佛社會學系發現自己在社會學內部陷入邊緣化的尷尬境地。彼時，隨著計算機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普及，經費充足的威斯康星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等中西部公立大學開始大力發展以人口研究為代表的量化研究和以犯罪學為代表的應用研究，頂級刊物《美國社會學評論》開始被這類研究所佔領。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哈佛社會學系開始大力向量化研究和公共政策領域靠攏，時至今日已是非常「主流」的社會學系。相應地，「區域專家」成了社會學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詞。這種情況延續至今。我在2003年赴美讀博時，系裡的教授開學第一堂課就提醒我們，在向別人介紹自己的研究興趣時，千萬不要說「我是研究中國的」，而要說「我是研究政治社會學的，以中國為經驗關注對象」。
在哈佛時，我曾跟朋友說，如果傅高義這種社會學家今天從美國博士畢業，很可能找不到一份像樣的教職。這當然是玩笑話，但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發展趨勢卻是顯而易見。在如今的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學者可以不用遠赴中國西部地區搜集任何第一手資料，甚至無需到中國做任何田野，只要有足夠的量化數據，就可以在電腦前寫出一篇技術上令人炫目的博士論文，甚至有可能發表在權威刊物上。
但說到對人類社會的理解，電腦前的社會學家真的能比田野中的社會學家告訴我們更多嗎？社會學研究難道不需要像馬克斯·韋伯說的那樣深入理解行動者的文化與動機嗎？在幾年前的美國社會學年會上，大名鼎鼎的歷史社會學家西達·斯考切波不客氣地說：「許多年輕的社會學家如今大談特談歷史，卻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作為一個對理論情有獨鍾並且現在教理論的社會學「專業人士」，我至今仍以這句話警示自己。跑模型、做統計固然有其價值，細緻的觀察、深入的訪談以及歷史的視野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直到新冠疫情暴發，熱情好客的傅高義教授每隔兩三周都會邀請哈佛及鄰近高校十來位研究中國的青年社會學者去他家聚餐並分享各自的研究心得，幾十年雷打不動。從2017年到2019年，我有幸成為這個小共同體的一員，飯桌上聽他講各種學術八卦，飯後則由一位朋友向大家做學術報告。在2019年上半年的一次聚餐中，傅高義教授在飯桌上先介紹自己剛剛完成的新書《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時，然後用十幾分鐘時間，以「純正」的、抽象的社會學理論將這本書的基本內容重述了一遍。他當時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要把這本書用社會學語言包裝一遍，我會這麼說，但那不是我的興趣。」我不是傅高義教授的門下學生，卻在這兩年中多次蒙其耳提面命。每見他一次，我的敬意就加深一分。這是一位「老式」的社會學家，但也是一位精通中文與日文的學者，是一位堅持每年訪問中國和日本並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剛結束中國之旅的學者，是一位在退休後仍長期主持費正清中心每周三學術講座並幾乎一場不落的學者，更是一位真正了解中國社會的學者。此刻痛失這位學者，我們更知這種「老式」社會學家的可貴。更可知這樣一代的「老式」學者為何熱衷於去理解並講述故事，以「老式」的方式，去接近並講述中國，才會真正體會認知中國。
（作者系華中師範大學大學教授）
（作者：李鈞鵬 編輯：李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