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收入與財富不平等加劇現象受到學界關注。但其中大多聚焦於不平等現象何以加重，少有研究探尋經濟不平等大幅減少的影響因素，以及歷史上不平等縮減現象的相似之處。
1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史丹福大學古典學與歷史專業教授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的新書《大調平器：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暴力與不平等歷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沙伊德爾提出，從古至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從未以和平方式減弱，只有大規模暴力和災難事件才是顯著降低不平等的「大調平器」。近日，本報記者就該書的主要觀點和研究思路採訪了沙伊德爾。
《中國社會科學報》：是什麼促使您探索暴力和災難對經濟不平等的「調平」作用？
沙伊德爾：作為一名古代社會史與經濟史學者，我在研究中接觸到一些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暴力震蕩過後經濟不平等削減的案例，由此想到，它們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時，法國經濟學家託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對我也產生了一定的啟發。他在書中談到，兩次世界大戰曾使西方國家經濟不平等減弱。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經濟不平等的緣起有何看法？
沙伊德爾：經濟或物質的不平等源自於對超越維持生存所需「剩餘」資源的掌握。人類對「剩餘」資源的不均等分配早在遠古「狩獵採集者」時期就已存在，但財富創造在農業社會達到了全新高度。牲畜馴養、糧食種植使生產資料得以積累和保存，而逐步演進的社會規範則定義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包括代際傳遞的權利。健康、婚配策略和繁衍後代、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塑造了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方式，運氣與努力的疊加則使這種不平等長期延續下去。
從理論上講，制度層面的再分配手段可以消除尚處於新生期的經濟不平等，但事實證明，作為一種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組織形式，國家建立的權力等級制度和強制性力量，傾斜了獲取收入和財富的機會天平，加強和擴大了經濟不平等。在農業社會，國家通常使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窮，勞動者的報償和享受的公共服務與掌權者的貪腐、掠奪相比微不足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詳細談談大規模暴力和災難事件是如何減少經濟不平等的。
沙伊德爾：縱觀人類文明的各個部分和發展階段，穩定使經濟不平等加深，暴力震蕩縮小貧富差距，而和平削減經濟不平等的例子幾乎未曾出現。我將四類能夠「撫平」不平等的事件或情形稱為「四種調平的馬術師」：全民動員戰爭、徹底的革命、國家失敗、致命傳染病。
歷史上的多數戰爭都對改變不平等於事無補，只會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只有全民動員戰爭才會深入滲透至社會的各個角落，調動全體社會成員和資源，帶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議價」。全民動員戰爭還充當了政策平等化變革的有力加速器，推動了選舉權的擴展、工會運動蓬勃興起、現代福利國家的建立等。但全民動員戰爭基本上只發生在現代民族國家之間，兩次世界大戰堪稱「調平器」的典範。拿破崙統治法國期間的戰爭、美國內戰等戰爭的「調平」作用遠不及兩次世界大戰，而古代戰爭系統影響財富分配的證據更是罕見。
徹底的革命削減經濟不平等現象也集中於20世紀，必須是十分劇烈的社會結構重組，才有可能重新配置物質資源獲取途徑，採用沒收舊權貴階層財產的方式重新分配或集體化、設定物價和工資標準等。更溫和的革命如法國大革命，雖有「調平」作用，但作用微弱。而近代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發展中國家的內戰，則多是加重而非減輕不平等。
國家失敗曾經是「調平」經濟不平等的「可靠手段」。歷史上財富和政治權力緊密相連，富人或佔據了較高的政治地位，或與位高權重者關係密切，國家對其經濟活動也提供或多或少的保護。所以當國家解體時，這些優勢地位、緊密關聯和特殊保護便會消解，富人便要承擔最慘重的損失。已知最早的是埃及古王國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阿卡德帝國。
前三種「調平的馬術師」都算是「人禍」，而第四種則是天災。歷史上天花、麻疹、黑死病等大型傳染病的殺傷力遠超過戰爭和革命。此外，土地改革、宏觀經濟危機、民主化、大眾教育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平地降低經濟不平等，但力度遠不及上述四種，且效果較好時多與暴力震蕩同時發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四種調平的馬術師」的作用通常會持續多久？如果沒有新的暴力和災難，經濟不平等是否會減弱？我們現今處於和平年代，是否還有機會大幅削減經濟不平等？
沙伊德爾：大規模暴力和災難後出現的經濟不平等減弱並不持久。農業社會發展速度慢，不平等回升的時間較久，例如，黑死病消失150年後，歐洲人口和經濟不平等水平才回到之前的水平。但在現代西方國家，不平等回升的時間較短，如1914—1945年間開始的不平等下降只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隨後回升。當前，「四種調平的馬術師」都在沉睡中：「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機率很低，徹底的革命也沒有跡象顯示將會出現，大多數國家不會輕易解體，傳染病防治措施越發先進。這些變化確實說明發生強力削減經濟不平等的難度非常高，甚至勞動自動化、人口老齡化乃至人類胚胎基因設計等新趨勢還可能進一步加劇不平等。因此，我們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必須突破常規想法和做法，找到其他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本報華盛頓2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