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onica: 酷兒這個詞本身的起源是反身份政治的。老師最近新的一本書也是叫《酷兒中國》。酷兒這個詞在中國本身的出現和流行又是有著怎樣的脈絡呢？
包宏偉: 酷兒這個詞在英美學界是90年代的時候出現的。大概是 1991年左右，一位加州大學的教授特瑞莎·德·蘿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主編了一期《差異》（Difference）專刊叫《酷兒理論：關於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理論》（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她在文章中提到酷兒理論這個詞。後來別人跟她一起開會的時候，說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酷兒理論，好像是你發明的。她說是嗎？這個理論到底是講什麼的？我怎麼不知道？這是酷兒理論在西方學術界的具有傳奇色彩的起源。
酷兒理論這個來自西方的理論又是怎麼會飄洋過海到中國來的呢？這個過程中還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知道，在中國大陸， 是中國社科院的李銀河老師率先把酷兒理論從西方學術界譯介過來的。在臺灣和香港，酷兒理論是九十年代被譯介過來的。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關於酷兒理論的零星的文字發表，但都沒有形成系統和產生很大的影響。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促使李銀河老師在2000年左右做這樣一個翻譯工作呢？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特地找出了李銀河老師在2000年出版的譯文集《酷兒理論》。這本書應該是當時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最早的關於酷兒理論的學術著作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一本。還有另外一本書是一個研究文化和文學理論的專家王逢振老師，他也翻譯編纂了一本書叫《「怪異」理論》。其實「怪異」理論就是酷兒理論了， 都是從英文queer theory一詞翻譯過來的。《「怪異」理論》也是2000年出版的，實際上它的出版時間還比《酷兒理論》早了一兩個月。可是王逢振老師翻譯的這個版本在當時知道的人非常少，現在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因為他翻譯的東西是以西方文學理論為主的，而且那本書的定位是：當代美國的青年亞文化。大家都覺得， 這個奇怪的理論是西方興起的一種的文學理論，研究的是美國當代腐朽的青年亞文化，這種青年亞文化現象是腐朽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我們國家想必是不存在的。所以酷兒理論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也不需要去了解。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逢振老師的翻譯是以一種非常外在的、他者的一種視角來看性少數人群的。書出版前後也沒有努力去和中國的性少數社群交流對話，性少數社群對這本書當然不會去關注。但李銀河老師就不一樣了。李銀河老師早在1992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版了《他們的世界》，也就是後來的《同性戀亞文化》。在 2000年之後，她又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個主要的倡導者。在性少數社群中有很大的知名度，非常受尊敬。她在整個中國社會也是文化名人，她翻譯的書社會影響當然要大一些。由於她長期對性少數人群的支持，她的書在性少數社群裡接受程度也會高一些。當然《酷兒理論》的出版和傳播也是和李銀河老師的個人努力和人格魅力是有密切關係的。
李銀河老師又是怎樣接觸到酷兒理論的呢？90年代的時候， 當西方和港臺學術界談酷兒理論的時候，李銀河老師肯定對此有所了解，這和她所做的同性戀研究有關，但是需要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契機來促使她做這項譯介工作。這裡也一個特別的插曲，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李銀河老師在1999年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參加了一個婦女和性別研討會。當時研討會的主辦人是賀蕭（Gail Hershatter) 老師和羅麗莎（Lisa Rofel）老師， 兩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婦女和性別研究專家。我因為這個工作坊的細節還特地用郵件採訪了這兩位老師。這個研討會邀請了很多西方的學者，比如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還有蓋兒·魯賓（Gayle S. Rubin）等。他們和來參會的中國學者來進行了交流。當然李銀河老師不是參會的唯一的一個中國學者， 其他參會學者還有劉伯紅、蔡一平、羅蘇文老師等，她們都是國內知名的婦女和性別研究專家。關於研討會期間的事情，李銀河老師在《酷兒理論》序言中有寫到。說她跑到了蓋兒·魯賓的班上去聽過課。魯賓教的課是關於女同志的研究，她對虐戀的研究也非常有名。魯賓在課上放了一段舊金山女同性戀酒吧的錄像帶。魯賓的女朋友叫帕特·科利菲亞（Pat Califia），是虐戀的活躍分子和著名作家。「我們在業餘的時間去舊金山，住在麗莎·羅芙【又譯羅麗莎】的家裡面，晚上借來虐戀的錄像帶觀賞。麗莎安排我與虐戀的活躍分子見面。他們帶我去參觀了舊金山最著名的虐戀用品專賣店。我們還在咖啡廳裡面見到了非常成功的異裝演員。」 軼事到此分享完畢。這些都是《酷兒理論》這本書的序言裡面寫的，所以請李銀河老師不要怪罪我。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閱讀《酷兒理論》。
其實剛才引用這個小故事的目的是說，酷兒理論在中國大陸的譯介是有幾個關鍵人物的，李銀河老師就是當時的關鍵人物之一，酷兒理論在中國大陸的生根發芽和李銀河老師的個人研究和社群工作有關。還有一點， 酷兒理論的翻譯和介紹是在全球化的知識生產的背景之下進行的，也是跨國女性主義發展的結果。李銀河老師當時在加州大學參加的就是一個跨國女性主義的工作坊。在工作坊裡，學者在談論女性主義的最新進展的時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談到性的問題，談到性的問題就會帶出酷兒理論的問題。我覺得這樣一個跨國的知識譜系非常有意思。簡單地說，中國大陸酷兒理論的興起和跨國女性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不一定是中國本土同性戀身份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那時同性戀在中國大陸剛合法（1997年），還沒有非病理化（2001年），身份政治還有沒有出現，甚至同性戀和同志身份還正在形成過程中，社群的聲音還很微弱。這和酷兒理論在西方的發展譜系是不同的：在西方，酷兒理論是在對同性戀身份政治的批判舉出上發展起來的。
李銀河老師在參加加州大學性別工作坊的時候收集了一些英語論文，回國後就著手翻譯，編了一本譯文集，書名就叫《酷兒理論》。「酷兒理論」這個詞很可能借鑑的是港臺的翻譯，因為在臺灣90年代初酷兒理論就被譯介過去了，而且臺灣學術界有過如何翻譯queer這個詞的爭論：有人主張用「酷兒」， 還有人覺得中文「酷兒」一詞的汙名感和叛逆感都不夠強，主張用「怪胎」翻譯。《酷兒理論》就是借鑑臺灣學者當時比較主流的翻譯。但這本書畢竟是一本學術著作，能夠看懂的人不是很多的，這就需要譯者用淺顯易懂的中文來解釋理論了。李銀河老師是非常擅長解釋理論的，能夠把深奧的學術理論講得深入淺出。她是怎樣在書的前言中解釋酷兒理論的呢？這裡我談一下自己的經歷。我在2001年左右開始讀這本譯文集的。當時沒有讀過福柯和巴特勒，肯定讀不懂酷兒理論啊，需要有高人指點。經人介紹認識了楊潔老師，她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 ，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酷兒理論。論文後來出版成書了，叫《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寫得非常好。書裡有很多對酷兒理論本土化的思考，以及文學和電影批評中的「酷讀「策略，值得推薦。楊潔老師就在人民大學東門附近的咖啡館裡給我介紹了酷兒理論。她是用李銀河老師的闡釋框架來介紹酷兒理論的。她說：很簡單，你就記住以下五點就可以了。第一點，酷兒理論挑戰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分法；第二點，它挑戰了男女性別的兩分法；第三點，它挑戰了同性戀的正統性，也就是說那些關於什麼是正常的同性戀，什麼是不正常的同性戀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第四點，它具有聯合政治的可能性，因為酷兒這個詞是LGBTQI等等這樣一些身份的一個統稱，而這裡所有的人都屬於性別和性的少數，因此他們是具有共同命運的，也就具有聯合起來一起行動反抗異性戀霸權的可能性；第五點是酷兒理論的知識譜系。酷兒理論是和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是有關係的。那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又有什麼特點呢？那就是挑戰統一的宏大敘事，關注個體經驗，關注弱勢人群的聲音。這五點是我迄今為止讀到過的關於酷兒理論的最簡潔、最有條理的的歸納和概括，在李銀河老師《酷兒理論》的前言中可以找到，建議大家有時間可以找來讀一下。
李銀河老師《酷兒理論》的前言的結尾處聽起來非常樂觀。她的樂觀態度現在看起來都有點讓人難以置信。她寫道：「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 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為我們展示了21世紀的曙光。」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就生活在21世紀，我們應該能夠看得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