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工作在邀約生產機制下生存。2019年，影視行業有一千多家公司破產，如果甲方製作機構停止工作，編劇就沒有合約。大部分青年編劇們已經做好了2020年減少收入的打算。
作者丨石燦
編輯丨陳彬
3月，當人們發現獨居青年編劇魯念安時，他已經在一個夜裡離開人世間，沒有人知道他離開時是痛苦，還是快樂。這則消息來自娛樂資本論的一篇報導。
報導還說，魯念安是一個從青春作家轉型到影視行業的編劇，起點頗高，但耗費巨大精力的兩個項目相繼難產。這折射了影視編劇行業的一個事實：項目死亡率高，從業者超時工作成常態，許多人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
一份調查了200多位青年編劇的報告顯示，編劇本身就是一個要面對複雜關係的職業，發展空間更是堪憂。這份工作在邀約生產機制下生存。2019年，影視行業有一千多家公司破產，如果甲方製作機構停止工作，編劇就沒有合約。大部分青年編劇們已經做好了2020年減少收入的打算。
在日常的不確定性面前，如今的他們正面臨一個更大的危機——疫情給影視行業按下的「暫停鍵」仍未全面恢復。
在刺蝟公社（ID：ciweigongshe）的調查中，發現不少青年編劇接不到項目，交不上房租，離開了北京。在宏大的理想面前，他們或意氣風發，或沉穩執著，但不得不接受現實的考驗和挑選。
8年前，李清源想通過談戀愛來解決人生中面臨的最大問題：接下來要做什麼？經過一年的時間，還真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但愛情沒了。
2012年李清源剛從大學畢業，時任男友是一個博士，對自己的未來規劃很明確：進體制，買房子，結婚生娃。他在重複別人的生活軌跡中，尋找自己的意義。
但李清源當時對自己的未來規劃還是一團漿糊，四面八方都是路，不知道哪一條路才是自己的。從小，她就喜歡看電影，很多關於世界的認知都來自於電影電視劇；大學念了影視美術專業，一個寒假，她把黑澤明全集買回家，看完之後覺得黑澤明真牛逼。
時任男友總對李清源說，要規劃自己的人生。一開始她不在意，後來慢慢被影響到，開始重視起來。
她決定在家寫劇本，嘗試一下能否去做這件事。高中畢業後學畫畫是為了靠近導演這個職業，大學四年四處聽課，幾乎每天看書，也是為了積累知識，為以後的表達做準備。導演要比編劇難做，如果寫劇本可以的話，還能給自己未來的路指明方向。
寫完人生中的第一個劇本後，「感覺獲得了一種力量，我就明白我該去追求這個事業了。」
2013年，李清源前往北京，開啟了她的編劇生涯。
她是在豆瓣上找到這份編劇工作的。一位業內老編劇在豆瓣上發帖說，他招電影編劇助理，但前期沒有錢，得把項目做完，甲方給錢了，助理才能有錢，助理得先找一份其他能養活自己的工作。
李清源不在意這個。北京，就是她想要去的地方。
到了北京後，她一邊在一家影視公司做紀錄片，一邊等著老編劇的項目推進，但項目進度太慢了。寫劇本更像是她的副業。
真正接觸編劇行業，是在抵達北京的第二年。2014年秋天，李清源接了一個網劇劇本，她全權創作。
但在她身上存在的劣勢還是暴露了出來。進入項目創意階段還不錯，推進到寫劇本時，如何通過場景和臺詞把大綱的設計表達出來……李清源還很不專業，「我總抓不住人物……我對故事的創作能力僅限於創意和策劃，距離寫出好劇本還有很長的距離。」
另外在劇本修改上，李清源也沒能在溝通上同製片方達成一致。她當初寫的劇本可謂是「白菜價」，因為勤奮態度好，製片方希望能繼續合作，但是要推翻原本的劇本，重新寫一個故事。李清源頭大了，她對原來的故事很有感情，希望能通過不斷修改達到製片滿意的效果。
「製片人想把一本小說融進去，我覺得兩個故事不兼容，當時說的時候有其他人在場，製片方覺得很沒面子，訓我，事後我退出了。」李清源現在回想起來說，「如果稍微圓滑一點或者不意氣用事，去改改小說劇本，也是條路。」
李清源沒有接受過系統地劇本寫作訓練，一直都是自學。整個編劇行業裡，從專業院校畢業的編劇不算多。
李清源高中復讀了兩年，決定成為職業編劇是在27歲。業內很多人都在23歲左右做出選擇。報告顯示，在成為職業編劇之前，約七成受訪編劇都是影視或文學相關的從業者或學生，大多是「圈內」發展，專業相關性和工作領域相對聚焦。僅就受訪者的最高學歷畢業院校來看，北京電影學院是編劇的最大輸出地，其次是中央戲劇學院與中國傳媒大學。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按照不同的隸屬主體，編劇可分為籤約編劇和非籤約編劇。籤約編劇通常會與影視公司、電影製片廠、工作室等公司籤訂勞動合同，在五險一金等方面有基本保障。非籤約編劇有兩種，一種是完全獨立單幹，在外面接活兒；另一種是依靠在某一家公司裡，兼職做編劇工作。
不同路徑讓不同編劇遭遇了各自不同的困境。
2017年5月決定從真人秀編導轉到編劇行業之前，姜黎黎的公司正在做一檔綜藝節目前期策劃。但就是那一年，「限韓令」和「限娛令」相繼出臺，韓國綜藝節目流向中國的途徑被切斷，國內綜藝娛樂節目被政策性縮減。
姜黎黎跟隨一位業內影視公司製作人進入編劇行業，花三個月策劃了一部網劇，最終以優酷、愛奇藝、騰訊視頻拒絕購買該劇本流產告終。
姜黎黎在編劇行業的第一槍落空，成了無業游民。這個項目還暴露出了其他問題。據她分析，劇本講了一個愛情故事，但製片人的觀念陳舊，把整個劇本的設定做得太老氣，臺詞過於追求文學性，喪失了網感，很難吸引到「網大市場」的三四線人群觀看，沒流量，平臺自然不會購買。
姜黎黎讀專科學校時，專業偏向於電影行業。畢業後，考了中國傳媒大學的自考學位，想往導演方向發展，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女性導演。編劇是她職業規劃中，走嚮導演道路的一個臺階，不是終點。
在成為導演之前，姜黎黎要靠其他工作來維繫自己的編劇副業。2019年，她沒有接到完整的劇本項目，只幫朋友策劃了一個網劇項目。
大多數青年編劇平均每年接一到兩個劇本項目，能夠同時推進的項目數也大體在兩個左右，而且一般是一個項目快收尾時才接入新項目，很難同時應付多個項目。
報告顯示，能同時推進四個及四個以上項目的受訪編劇，基本上都擁有自己的工作室或團隊。在有效的分工協作下，操作多個項目。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很多獨立編劇都處於單打獨鬥狀態，在調查中，有超過100人沒有加入經紀公司、製片公司或者編劇工作室。影視寒冬襲來，他們更難接到項目了。
現在，姜黎黎在北京一家新媒體公司做運營，「起碼公司能夠給我交社保。」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在南方一所高校讀完碩士後，陸一珞找了一份製片人的工作，看劇本、看小說、做評估。
很多人把他們視為「劇本星探」，一旦自己的劇本被他們看到，便有機會拍成影視劇。但基層製片人只是在做基礎工作，最終的決定權在領導身上。
有一次，陸一珞看到一個劇本關於老人日常的故事，「我被打動了，我拿劇本去給老闆看，老闆看都不看劇本就說，哪個青年人還看黃昏戀的故事？」
陸一珞第一次遇到資本和劇本故事之間的衝突，且期望落空，以資本獲勝而結束。
沒過多久，另一本小說闖進陸一珞的視野。她花了幾天時間把小說的電影改編方案寫完，發現改編方案的原創內容更多。用劇本的標準衡量這本改編方案，更像是劇本的故事大綱，「它被我當時的老闆直接拿走了，後來還莫名其妙被立項了。」
陸一珞覺得自己的作品被侵佔，心裡很不爽。在業內，這叫「騙稿」，指如果編劇寫的劇本被採用但無署名、被盜用創意大綱或者核心故事情節，等等情況。
像陸一珞這樣被「騙稿」的年輕編劇還有很多，報告顯示，受訪青年編劇中有過這一經歷的比例高達75%，且近半數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編劇。業內缺乏有效的保障手段和維權支持，要證明創意大綱或者相關內容的版權歸屬本就不易，還要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一般只能「認倒黴」。
這種維權乏力的事情長久存在，衍生出一種畸形潛規則：我騙你的稿，說明你有價值；否則，我連你的稿都不騙。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陸一珞從另外一個角度安慰自己：起碼我寫劇本是可以的，否則也不會被立項。
陸一珞裸辭後，窩在家裡寫劇本。
2016年上旬，陸一珞把手中的劇本寫完，向一個編劇類比賽投遞過去。年底，陸一珞的作品從幾百個作品中脫穎而出。
這給她帶來了新的可能。
大賽組委會幾個評委很欣賞陸一珞，給她推薦了一個去北京的機會。
2017年底，陸一珞前往北京，與一家影視公司籤約，正式開啟她的職業編劇生涯。
北京是很多青年編劇的朝聖之地，那裡有足夠多的影視資源。據北京市新聞出版廣電局通報，北京的影視機構總量、產業規模和產量全國第一，截止2017年底，北京地區有7612家公司能製作廣播電視節目。
這也意味著競爭激烈。
「出人頭地。」這是編劇鄭佳初到北京時最強烈的想法。2018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班，系統學習編劇知識，新鮮感撲面而來。2019年初沒有活兒的時候，早上6點鐘起床，乘坐地鐵6號線輾轉到北京電影學院聽老師早上8點的課。
但當鄭佳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後，北京的狹小性開始以各種平凡方式擊碎她對這座城的美好想像。
刷朋友圈時，發現一個好友動態評論區，出現了好幾個本以為單線聯繫的同行；給一篇微信文章點「在看」，沒過一會兒，微信看一看那欄多了一個紅點，點開發現一堆並未謀面的共同好友在看同一篇文章；參加一個陌生人飯局，自我介紹時，原來大家在微信上全是好友，在相互不告知對方的情況下，共同出現在飯局上；接受媒體訪談時，聊起天來，發現採訪自己的記者就住在離自己不遠的地跌上一站。她最初的憧憬和美好想像，在日復一日和循規蹈矩的生活節奏中被磨平。
鄭佳身上展現著一個傳統的闖蕩故事：從普通城市（合肥）到頂級城市（北京）求學、工作和生存，個人能力和作品質量快速提升，獲得同行認可，接觸到大城市社會資源，看到這座城市最勃勃生機的一面。
但也有很多故事提供的經驗讓她繞道而行、望而卻步。
鄭佳曾考慮過進入影視公司，成為籤約編劇，但自由慣了，擔心影視公司的條條框框牽絆她。另一個事實更殘酷，「我說句實話，北京有太多北大、清華、北電、中戲、中傳畢業的人了，所有人進入一家影視公司都要從底下往上走，想出頭其實特別困難。」如果進入影視公司，她就得完全承認職場達爾文法則，接受一套放棄適當自由的職業規則。
北京很大，大家各忙各的，且腳步很快。用鄭佳的話來說，「北京是一座很冷漠的城市，太多人有夢想了，太多人有實力了，你怎麼在這個城市生存下去呢？」
鄭佳選擇往獨立編劇路上發展。她接過最高的一個劇本項目是15萬。2019年，她接了兩個項目，按照計劃，接下來有一個劇本要開拍。這條路徑不好走，除了個人實力，也很靠人脈資源。
報告顯示，作為行業資歷不深的青年編劇，有七成受訪者都是經由老師或朋友的介紹來獲得項目機會的。要想只靠作品說話，難度似乎高了一些。除了主動投稿、自我展示，行業「關係」和「人脈」是青年編劇接觸項目不可或缺的渠道。
編劇行業很小，這意味著它就是個江湖，江湖講究派系資源。一旦一個學院派編劇畢業，同校老師、學長、學姐，都會成為他在行業打拼的重要資源。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沒有公開的平臺讓你去搶單，你有沒有活兒就看這些，小團體非常重要。」陸一珞說。
編劇是邀約生產機制，如果甲方製作機構停止工作，編劇就沒有合約。編劇汪海林在央視電影頻道「今日影評」中說，他認識的一些青年編劇已經交不上房租了。除了行業原因，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缺乏資源導致的。但對擁有不錯資源的編劇而言，並不是說所有資源都能給他們帶來良好的合作氛圍。
2019年，編劇趙公元帥在廈門跟一個影視項目。在劇本會上，投資方認為他們為拍攝上花了很多錢，需要更多話語權，但是編劇方也想要更多話語權。一方說服不了另一方，爭吵局面一度不可開交，拍起桌子大鼻子瞪小眼。
自2016年入行以來，趙公元帥創作了不少作品，在各大平臺都有播出，但他一直被一個情況困擾，「我經常遇到業餘指揮專業的情況。很多製片人根本不懂劇本，但人家是出資方，我現在沒辦法和資本方抗衡，我需要他們。即便資本方介入劇本過多，是逐漸減分的一個過程。」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權力就是春藥，你讓一個有權力的人去聽下面的人或者旁邊的人，這個都很難，而且人一旦到了高位，他會對很多東西失去判斷力，非常想要自己的話語權。」這種支配慾源自個人的喜好抉擇，而不是為了給觀眾呈現更好的效果。陸一珞吐槽說，「網上說給編劇寄刀片，關我們什麼事，我寫的不是我想寫的。」
說到底，寫劇本也只是一份掙錢活命的工作。
編劇處於影視劇創作鏈的第一執行環節，可簡化分為：編劇—製片人—資方—導演—平臺。編劇負責創作，製片人負責拿創意去售賣，資方負責出錢，導演負責呈現內容，平臺方負責渠道播出，話語權輻射範圍逐一遞增。
誰是話語權最大的角色呢？得從具體項目中區分。國內目前比較盛行製片人中心制和導演中心制，前者把項目的核心控制權集中在製片人手中，後者需要在影片攝製時建立一套以導演為核心的創作體系。
拋開內行，編劇行業存在的以普遍現象是：「有話語權的人不參與創作本身，參與創作本身的人沒有話語權。」
陸一珞說，「我們都想做好劇本，或者要達到更高的目標，但太看運氣了。」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怎麼理解編劇圈的「運氣」呢？
編劇成長史也是個人權力崛起史。當小編劇成為大編劇，意味著你能調動和掌握的資源就會越多，能在整個項目中把很多客觀條件穩固下來，讓它們成為影視流程中的可操控部分。
一部電影開拍、製作、審核……走過所有流程就等著正常上線了，但影片真能順利登陸市場嗎？難說。而這種不確定性就被稱為運氣，有好壞之分。
影視圈有個默認的共識是：成功人士越到頂尖，能操控的資源越多，越拼運氣。某種程度上，運氣成了他們做影視項目的核心元素。
編劇趙淑敏遇到最沮喪的事情發生在2019年9月。劇本籤約平臺高層出事兒，項目落空。
趙淑敏開玩笑說，「這就好像昨天我們還開劇本會吵架，出門我還詛咒你不會有好下場，結果居然靈驗了。」
趙淑敏1994年生人。那年中國的GDP是5643億美元，佔全球GDP的2.4%。在往後的20多年中，中國經濟增速一直飆升，GDP的計量單位也從億變成了萬億，她經歷了中國經濟勢頭最猛的增速階段。
他們接受的觀念是：明天會更好。
忽然間，他們要面對某種退潮、某種緊縮、某種戰爭、某種災難的時候，「我們其實毫無經驗，不只是影視行業沒有經驗，是所有行業都沒有經驗。就像這次疫情突然發生，我們此前沒有任何預案，我們忽然被放到一個巨大的漩渦中。會慌。」
此時，很多自認為有才華的人狀態低迷，他們自嘲自己懷才不遇。趙淑敏身邊的同行開玩笑說，「我們剛進入大學，整個影視行業最蓬勃、經濟泡沫最大，只要你進到這個行業，哪怕是傻子都能掙錢。等我們畢業了，整個行業寒冬了。」
這意味著，靠大環境助推個人快速積累財富的機會變小了。他們多少會有些不知所措，多少會有些不解。這也恰好是這代年輕人的時代困惑與時代遭遇。
2018年初，知名演員稅收事件成為導火索，引發整個影視行業監管政策全方位收緊，影視行業出現最徹底的一次清理期。大批影視公司倒閉，影視劇產量下降，電視劇售價大幅下降。
根據國家廣電總局的數據，我國電影總票房在2019年達到了642.66億元，但同比增速只有5.4%，且近三年都呈下滑態勢。
這種狀態並沒有消解，還在持續。
「今日影評」報導，2月1日，《關於新冠疫情期間停止影視劇拍攝工作的通知》發布，給影視行業按下了暫停鍵。原本處在幕後的編劇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編劇再拖稿就對不起疫情了」這樣的說辭塵囂甚上。潛臺詞是：疫情期間影視行業停工，編劇有更加充足的時間寫劇本。但這種言論也飽受爭議。
其實，編劇寫稿的地方因人而異。汪海林在「今日影評」節目中說，自己很長一段時間喜歡在酒店大堂寫作，要看見人群；《戰狼》的編劇劉毅喜歡潛水，他在度假村寫作；陳思誠導演喜歡在飛機上寫劇本。面對疫情這一客觀現實，習慣在外寫劇本的人們不得不去做調整。
對那些習慣在家寫劇本的編劇來說，倒影響不大。報告顯示，編劇選擇在家創作的比例達到70%，在公司辦公室、咖啡館或者茶館的比例是14%和9%。
李清源在三裡屯附近租了一個房子，長期在家寫稿。寫稿前，她要思考很多東西，故事結構、人物狀態、場景搭建、時代元素……這個過程心理壓力特別大，「我在我屋子裡放著一箱零食，吃完零食再去寫。」很多編劇相信，糖分予以人靈感。
如果實在解決不了問題，李清源會去逛三裡屯附近的老社區，看大爺、大媽、小孩兒、行人，街頭小店，疏影建築，市井裡的生活氣和煙火氣能舒緩她的緊張感，一旦想到解決辦法，立馬回家繼續寫。
疫情期間，李清源手裡的很多工作停掉了，「但我不能停，我自己在家寫了兩個電影劇本，完善一個正在推進的項目。」北京燕郊，趙公元帥正在出租屋裡給一家影視公司寫劇本。如果順利，這個劇本會拍成網劇，登陸優酷。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華語國際編劇節又對參與調研的青年編劇，補充了對疫情相關影響情況的調查問卷。參與補充答卷的109位青年編劇中的大部分都有正在創作開發中的項目。其中85位受訪編劇表示正在進行的項目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響。有部分編劇說，自己在2020年的收入將會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已經做好抗寒的準備了。
在原先的208位受訪者中，他們的項目周期從一年到兩年不等，2019年度收入過百萬的編劇只有11位，超七成編劇的收入在20萬以下。很多人在2020年被迫停下腳步。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停下來」對在北京逐夢的年輕人來說有些奢侈。他們已經適應北京的快節奏了，一旦停下來不是說真沒法兒活下去，而是發自內心的某種關於忙碌的恐慌。
有事做，會讓他們內心更為平靜和安穩，只要認真做事的人，就會有壓力。他們樂於承受這種壓力。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上海國際電影節是影視行業的盛大聚會，編劇圈藉此機會組了很多陌生人飯局。赴約者在沒抵達現場前，誰也不知道飯桌具體有哪些人，一個人拽著另外一個人就去了，很可能大家坐在一張桌上也互相不認識。
一次，趙淑敏被一個朋友拽到一個飯局，桌上都是70後老前輩，只有她一個90後新生代。恰好，飯桌上的議題圍繞「新生代編劇不行」展開。她的處境很尷尬，眼神在躲藏眾人的目光。
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編劇對這個話題滔滔不絕，說新生代就應該寫甜膩的青春戲，那種宏大敘事、現實主義的題材，交給中生代來寫。
趙淑敏處於條件反射，脫口說了一句：「憑啥？」
「你哪年出生的？」
「我94的。」
隨即，那位編劇向趙淑敏出了一道歷史題。趙淑敏把答案說了出來。
「那還挺好，好多人都不知道。」趙淑敏轉述那位編劇的話說。
「我心裡不服。我在心裡說：你憑什麼覺得我做不了？」這反而成了趙淑敏下定決心寫現實題材劇本的信念。
像趙淑敏這樣的年輕編劇在成長道路中，做很多事情都不是自我挖掘的，而是因為外界刺激。由此產生的主動性為可以理解為「抗爭」。
後來，她真和一個現實題材的項目較上了勁兒。
「一開始對方（製片方）也不敢用我，我就一次一次去比稿，給自己降價，放棄很多權益，最後拿下來了，現在在寫。」趙淑敏說。
趙淑敏反抗的對象其實不是那位編劇，而是那位編劇背後的價值判斷。每一個人都渴望被需要，每一個人都渴望自己被重視，在急流勇退的浪潮中，擺在年輕編劇們面前更大的命題是確認自我價值。
鄭佳在2019年抑鬱過一段時間。抑鬱和創作有關。她當時在獨立做一個電影項目，要寫一個電影劇本，製片人很喜歡，但投資方和製片人產生了矛盾。鄭佳處在中間，權衡雙方意見，最後她沒辦法了，「總被否定，總感覺自己寫得不夠好。」
也是在2019年，鄭佳作為新人編劇，在影視寒冬面前，連房租都交不起了，窮困潦倒。秋天，和一個製片人見面後，轉機來臨，籤了一個項目，硬著頭皮往上做，「必須做下來，不然手裡沒有錢了」。
不少青年編劇等著「天上掉餡兒餅」，既渴望項目砸到自己頭上，也希望手中的項目能順利推進。但世事無常。有編劇睡了一覺醒來，整個項目就黃了，沒有錢，也沒有人需要你。忽然間從一個忙碌的狀態中抽離出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令人備受煎熬。
有編劇判斷，整個編劇行業從業者的壓力都很大，很多編劇得了抑鬱也好，放縱自己也好，可能不全是經濟收入的問題。編劇在從事創造性工作，大家非常需要從外界確認自己的決定，通過別人的反饋，確認自我的思想和理念是否有價值。
「這對我們來說，可能比收入更重要。」趙淑敏說。
在兩次編劇調研中，「收入」在衡量編劇成功標準中都被排在了後位。對於青年編劇來說，目前最為迫切需要的是獲得業內外認可。
圖片來自《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
「被認可」是多數受訪編劇心中「成功編劇」的衡量標準。報告稱，有不少受訪編劇表示，「寫出有價值、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才算是成功的編劇。
陸一珞現在的生活其實很枯燥，用她的話來說，「除了開會就是工作，沒什麼娛樂時間。」只有寫作時，她才會變得活靈活現。
「有時候寫到自己開心的場次就會很激動，晚上睡覺後，我腦子還在不停地重複我寫的那些詞。」即便是第二天醒來，也會為自己而激動。
這些年輕的編劇，誰都不服輸，誰都想在不長的時間裡證明自己。
在為數不多的受訪者中，趙公元帥是鮮有對目前的狀態感到滿足的編劇。他快40歲了，身後有妻兒安家，身前能執筆天涯。2007年，他遭遇過一次特別嚴重的車禍，「那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突然領悟：人得活得有意義，不能每一天、每一年都過得一樣。」他說的「不一樣」更多存在於精神世界。
「現在，我已經找到人生中的意義了。我做了一些事，能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跡。」趙公元帥說。
他進劇組跟班，看著演員把他劇本描述的畫面呈現出來，演員們的每一步都在復刻趙公元帥書寫的故事。他女兒和同學聊天，女兒向同學炫耀，「你去百度上搜xxx電視劇，那是我爸寫的。」這種成就感蔓延到了趙公元帥的熱血中。
著眼當下，趙公元帥心滿意足。但放眼未來，他也想要星辰和大海。
（應受訪者要求，除姜黎黎和媒體報導（人物）信源信息外，其他人均為化名。後臺回復「編劇」可拿報告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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