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論衡

2020-12-17 天眼新聞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相傳由孔子在前代流傳的大量詩文中,精選刪編而成。關於孔子刪編詩歌,《史記》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古人言簡意賅,這一段話中包含的信息很多,如採詩所涉及的時間跨度,孔子刪詩的方式及詩歌內容的走向等。先就孔子所編輯這部詩歌的內容走向來看,孔子編詩「始於衽席」。何為「衽席」?衽是床褥,席是簟席,衽席本指人們的床褥、睡臥之處,孔子此處以床褥代指正常而符合禮儀的男女婚嫁色慾之事,以區別男女野合。這一點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尤其重要。男女和合,既是人類繁衍的開始,而合乎禮儀的和合,又是人類走向文明社會的一大跨步,這大概也是孔子編輯《詩經》的思想起點,同時讓我們理解《詩經》中許多男女情愛詩歌時,據此能夠體會到古代聖人及當時的社會輿情對這些詩歌的基本態度。

從司馬遷的記載來看,詩歌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將流傳的三千餘篇詩歌,刪編至《詩經》的規模,孔子習慣稱「詩三百」或簡稱「詩」(散見《論語》等)。其實,「詩三百」也只是三百多篇詩的個簡稱,司馬遷所說「三百五篇」可能也並非準確。經過秦焚之後,漢代傳詩者共有四家,漢初有三家,以《魯詩》名義傳詩者有魯申公,《齊詩》傳自齊轅固生,《韓詩》傳自燕太傅韓嬰,他們所傳詩文都用漢代流行的隸書寫成,所以稱「今文」,而西漢晚年又有魯人毛亨所傳《毛詩》是以先秦古文寫就,後又傳之於趙人毛萇(今人考證是毛亨侄子),盛行於東漢,經鄭玄箋釋,發揚光大,而最初三家今文詩,從此衰微滅絕,至今只有《毛詩》古文流行於世。無論今文還是古文,古之學者慎審有加,《詩經》文本估計不會有多少出入,關鍵是對於經文的解釋則各有側重。而《毛詩》所傳詩中,除三百零五篇外,還有六篇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這樣,孔子所刪編後的「詩三百」即漢代以後所說的《詩經》確切地說並非三百零五篇,應是三百一十一篇詩歌。六篇只有標題而無文辭的詩是《詩經·小雅·鹿鳴之什》中的《南陔》與《詩經·小雅·白華之什》中的《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共六篇。《毛詩傳》在這六篇名下都有解說,譬如《毛詩傳》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玄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人,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毛詩傳》又曰:「《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關於《毛傳》中這一段的箋釋基本與上雷同,認為這六篇有名無辭的詩是《燕禮》中的笙歌。《經典釋文》曰:「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到宋代時,大儒朱熹在《詩集傳》中稱這六篇詩:「此笙詩也,有聲無辭。」如果此說成立,那麼中國古人將那些有一定意義的樂章也叫詩,詩不僅指文辭,也可能是樂章。

在現當代,《詩經》無疑是古代文學,其實自漢以後,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基本將其當作儒家經書來讀,並非當作文學,再溯及先秦,其意義就更為繁複。要徹底搞清《詩經》所涉的含義,就需要正本清源。《論語·子罕》中孔子自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此可知孔子編詩,使詩樂歸正。同時也可知,自古代,詩樂不分,或許就是之所以稱「詩」為「詩歌」的原因。《書經·堯典》中舜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慄,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樂、詩、歌被舜帝相提並論,從遠古開始詩與樂、詩與歌的確不分。

比孔子晚七八十年的墨子,估計只能見到經孔子之手刪編的「詩三百「了,《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看來「詩三百」在先秦,不僅可朗誦,又可弦歌之,還可隨之起舞。而「詩經「一語,是西漢時,將孔子所編刪」詩」尊為經典,是對傳自先秦周代詩歌「詩三百」的稱呼,其「詩經」的名稱後來者居上,大概形成於漢文帝至漢武帝時期。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說:「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為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漢以前所說的「詩」即孔子刪編後的「詩三百」,從西漢文帝開始,以「詩」為經,故後世稱其為「詩經」。

至於《詩經》中哪些詩篇源自周代以前,屬於司馬遷所說「上採契后稷」,已無從可考。但據《國語》《左傳》所傳,就內容看,早期有周武王克商後周文公作詩,譬如《周頌》中《時邁》《武》《桓》《賚》諸篇,在《商頌》中所涉事例就有宋襄公,《陳風》中也有涉陳靈公。至於有人說《商頌》是殷商人的詩,而非周代時商裔封地宋人的詩,可能還需再考。近人王國維《說商頌》曰:「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墟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無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之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從甲骨研究的高度,王國維的說法難以反駁。也就是說《詩經》中的詩歌文本,應產生於西周早期到春秋中後期大致五百年的時間裡,幾乎成為定論。

孔子刪詩之前大量的「詩」又是如何在宗周時代產生與流傳的?它的產生機制與其他時代有何不同?漢人多有論述。西漢戴聖所編《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故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食貨志》又曰:「春秋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東漢何休注《公羊傳》在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條下言,將從民間採詩的過程描述得更為具體:「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除「採詩」的方式而外,相傳春秋時由左丘明所著《國語·周語》中,最早是這樣描述有別於「採詩」之「獻詩」過程的:「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由此觀之,周代詩歌產生的過程應該有這樣兩種方式,一種是由百姓創作的歌謠,由政府派採詩官從民間採回,然後通過層層上報,由樂官或「大師」配以音樂後,呈聞於天子朝堂,此乃採詩;一種是如《國語》所說,天子聽政時,讓公卿及列士將自己的諫言以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同樣由樂官或「大師」配以音樂後歌誦於天子,天子在配樂的詩歌唱誦中瞭然政事,此種朝堂議政不可謂不雅,不可謂不賞心悅耳。如果說前一種「採詩」是一種自然原生態的民間文學,那麼後一種「獻詩」就應該是一種自覺創作的公卿士人文學。由這兩種方式所產生的《詩經》中的詩歌,當然風格會有差異,我們可以透過歷史的層層積澱,感知《詩經》帶給我們的豐富內容。

被孔子刪編後的「詩三百」,在漢以後位列群經之首,以《詩經》之名流傳後世,從體例上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封國來劃分,又稱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基本都是採自民間的歌謠。在對十五國風的解釋中,最有爭議的問題就是有關《周南》《召南》。從宋代以後,就不斷有人標新立異,以為二南之南,不是方位詞,而是樂曲的名稱,從而認為二南應是與「風」不同的一種詩樂。由此,將二南的解釋帶入混亂。主要證據是關於《小雅·鼓鍾》第四章中兩句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的解釋。有人認為「南」與雅、風、頌一樣,皆屬於一種獨立的詩樂。因此認為二南不應屬於國之「風」,應獨立成一種體例。這種解釋牽強附會。南之本義是方位詞,南音之南,仍然是方位詞,是指南方的樂曲,當然有時候有可能省略,以南指代南音之類,但並不能改變該詞的本義。原本古聖將《周南》《召南》按享國並列諸國,且將其位列其他十三國之前,並非錯亂,應有道理。朱熹《詩集傳》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昌,闢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歧周故地以周公旦、召公奭之採邑。……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製作禮樂。乃採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箢弦,……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周邑、召邑原本皆在岐山之陽,屬周祖發祥地。武王得天下後,周公旦、周公奭得封祖地。周成王時,周公旦與周公奭分陝而治,陝之東,周公主之,陝之西,召公主之。朱熹的意思是說,「周南」「召南」都是指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各自以歧周故土封地大行道德,教化自己所統之地及以南諸侯國。「周南」就是周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諸侯國,「召南」就是召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諸侯國。周公、召公作為武王的兄弟,又協助武王克商立過大功,其所封國爵位高於諸侯,位列公。周族所封的國家,按等級分為公、侯、伯、子、男。在諸公、侯等國中,周公與召公起德行教化的表率,且在名義上位列前茅,應理所當然。二南不可能不屬於國風之中,孔子刪詩正樂之後傳承不亂。《左轉·隱公三年》載:「風有《採蘩》《採蘋》」,此二篇都屬於《召南》,《召南》必屬於國風。《周禮·大師》《禮記·樂記》《荀子·儒效》論詩,只言風雅頌,從不另言二南,看來二南自古就屬於國風。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另外還有封前朝「三統之國」,比如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封殷人後裔於商宋,封功臣呂尚於齊,等等,而《詩經》中的十五國風之國,遍布列國之中,其風詩,基本都是採自民間的歌謠,因源自宗周諸分封國,列國文化習俗相近,詩歌風格相近。這些歌謠中寫男女情愛的詩歌佔有極大的比例。其中最為純正的為十五國風二南中的詩,引領道德風氣之先。《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孔子大意是說,你領會《周南》《召南》了嗎?一個人如果不能領會《周南》《召南》的內容,他就像一堵正面而立的牆,不會行走。最典雅的如《周南》中的《關雎》篇,《論語·為政》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該詩描寫的窈窕淑女,就像王后與王妃一般端莊美麗,而欣賞和思念她的人,也是那樣莊重文雅,沒有任何失禮之處,這樣的詩歌,當然是文明之始,可教化天下所有求偶的男女。這也是司馬遷所說孔子編詩「始於衽席」。如果說《周南》中《關雎》是從禮儀或文明的一面描寫男女求偶的狀態,那麼《召南》中《野有死麕》則是從反面譏諷男女相誘、野合之事。有感歌者之所以是譏諷和反感,從「死麕「一語就可透出好惡。從其詩的語氣來讀,大義無非是,看看這兩個男女,一個傢伙在野地裡拿了一隻死鹿,就可讓一個發情的女子上鉤。言下之意多麼廉價啊。《毛詩傳》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毛公的傳評是準確的,符合孔子編詩的初心。由此看來,風,應含有諷喻之義也。風乃諷的本字。這可能也是從刪編者的角度領會十五國風詩歌大義的一個關鍵。

雅有《小雅》《大雅》,也可合稱「二雅」,若不包含有名無辭的六笙詩,共一百零五篇詩,大概都是西周王朝京畿之地的詩歌,許多都是由公卿士大夫創作的詩歌。高亨說:「因為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為夏,所以《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第一,雅夏二字古通用,《墨子·天志下》引《詩經》《大雅》作《大夏》,足證古本《詩經》,《小雅》《大雅》也作《小夏》《大夏》。第二,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詩,這從詩篇的整個內容來看,是可以肯定的。」這種說法比較靠譜。如《小雅·皇皇者華》一詩,是寫王畿之地天子使臣來來往往、熱鬧非凡的景象。第一章:「皇皇者華,於彼原隰。駪駪徵夫,每懷靡及。」大義是說:那些光彩鮮豔的花朵,盛開在高原的一片片溼地上。而那些匆匆往來的欽差們,卻在懷想著自己還未辦完的公事。全詩共五章,每章都反覆吟頌自己的四駕六轡馬車,心中一直想著自己的差事。

頌包含《周頌》《魯頌》《商頌》,又稱三頌,共四十篇,基本是西周、魯國和宋國的王與國君有關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的樂歌。頌就是讚美,頌這部分的詩樂大都是對周王、魯侯、宋公極其祖先的歌功頌德,也有國王自誡自勉的詩,其實也是變相來宣揚自己的德政。譬如《周頌·敬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毛詩傳》曰:「《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確切地說,這首詩如果是事關嗣王時的周成王,那應該是周成王自問自答。大意是說,要謹慎再謹慎,天道一直在彰顯,天命是永恆不變的。不要說天高高在上(對我們視而不見),它上下巡查事物,每天都在那裡監視著我們。我一個未成年人,能自以為聰明而不謹慎嗎?日日月月努力精進,不斷學習積累走向光明。這是有人擔責輔佐我,讓我有良好的德行表現。周成王年幼時,由其叔周公旦攝政輔佐,這首詩應該是周公攝政時成王自箴的詩歌。方玉潤《詩經原始》曰:「《敬之》,成王自箴也。」

《毛詩傳》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許多解《詩經》者關於此六義一混而談,疑惑甚多。其實孔穎達《毛詩正義》的這種說法應是可取的:「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換言之是說,風、雅、頌是《詩經》中詩歌的來源,指詩歌產生的地域或群體,以及詩歌發生的目的;而賦、比、興則是詩歌創作的方法。關於風,《毛詩傳》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也就是說,風詩的風化有兩個方向,一是自上而下,以聖賢之道教化大眾;二是以下刺上,民眾對於上層社會的反諷。《毛詩傳》又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關於《詩經》的篇章之所以要分為風、雅、頌,傳詩者已經說得很明晰了。至於賦、比、興,確實應該是中國古代詩歌慣用的手法。賦,古字同「敷」,指鋪陳、分布。關於賦的意義,孔穎達疏引鄭玄注《周禮·春官宗伯·大師》:「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將賦解釋為鋪陳,即當今所說的敘事。比是比喻,這與後世的理解沒有出入。興,是《詩經》常用的方法,如鄭玄所說,就是讚美一件事時,不直接說,而借言說其他事而興起。《毛詩傳》在解釋詩時,有一百多次都標註「興也」。《關雎》第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第二句後《毛傳》就標有「興也」。如何興?讚美可作為君子好逑的美麗淑女,非直接讚美,而是以兩隻小鳥作興,並且是兩隻在河中洲島上互相應和鳴叫的小鳥,如此比興,就讓那位可作為君子配偶的窈窕淑女,似乎有了聲音,也似乎產生了一時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感,距離又讓美感倍增也。此詩接下來的三章,手法一致,既有重疊詠嘆,又有遞進。古典詩歌,有其獨具的魅力。不管是鋪陳、諷刺,讚美,優秀的詩歌都是人們有思的傑作。有思想,就有了尊嚴。正如孔子《為政》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想,就是正道,就沒有邪惡。古聖於兩千多年前為一切優秀詩歌的辯言,如鐘磬之聲,猶在耳邊迴響。

石厲 來源 中華讀書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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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舟——詩經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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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空流逝,幾千年過去了,後人再讀起詩經的時候,會不會好奇,《詩經》裡那些唯美浪漫的事物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這一直是《詩經》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歷代都有人對《詩經》中的動植物進行過注釋,比如,戰國時期的毛亨、三國時期吳人陸璣、宋代的蔡卞等都對《詩經》裡提到的動植物進行過註解,但是,這些著作大多只有文字描述,我們還是不能直觀地了解《詩經》中的那些名物。
  • 南有喬木,我有《詩經》
    ——《詩經·國風·召南·鵲巢》5.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詩經·國風·召南·江有汜》6. 陟彼南山,言採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經·國風·召南·草蟲》7.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詩經·國風·召南·摽有梅》8.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