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斯基《Last Watercolor》1944年
超現實主義繪畫無疑對康定斯基是有著深刻影響的，因為我們在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作品裡可以看出它們的影響。
超現實主義繪畫是一個很大的概念，抑或說範疇。就自己而言，超現實主義裡我最能接受的是德·契裡柯和達利的形式，而對於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米羅的作品是不太認同的。然而，影響康定斯基的超現實主義恰恰是米羅的作品而非契裡柯或達利。
從形式而言，米羅的表達方式更為貼近康定斯基的表達，但這只是表象。就自己的理解而言，真正的原因在於米羅超現實主義裡繪畫形象的隱喻才是與康定斯基抽象繪畫之間的橋梁。
正是在隱喻這一有意思的話題下，忽然發覺米羅的繪畫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閱看米羅的繪畫，不要僅從其繪畫的視覺效果上去發掘意義，更應該從其形象背後的隱喻去發掘。
隱喻，介於具象與抽象的中間，可以作為兩者間適當的橋梁。所謂隱喻實際是半抽象。川端康成的小說裡有那麼一句隱喻，在那樹林，蜻蜓成群流動著。這裡的流動就是對於蜻蜓飛行方式的一種抽象。抽象後的蜻蜓飛行實際與流動是具有同質性的，因而川端康成把蜻蜓寫成流動著，我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又正因為這種巧妙的映射，又使得我們會心一笑。同時這個流動的隱喻就被深刻地印記在了腦海。
康定斯基必然是從米羅超現實主義的隱喻中獲得了啟發，從而在其許多的抽象繪畫裡用上了類似米羅的形象，當然其背後的隱喻自然是不同的，既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又是一種永恆的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