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沖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幹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
——戚家軍軍歌
戚家軍自嘉靖三十八年建軍，先後參加抗倭蕩寇、大破蒙古精騎、援朝抗倭、決戰後金，斬敵首級無數，縱橫東亞，令敵人聞風喪膽，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支「常勝軍」，被譽為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最強的軍隊。
大多數人認為公元1621的渾河之戰是戚家軍的最後一戰，也是戚家軍百戰的唯一敗，一敗之後世間再無戚家軍！殊不知，在渾河戰到最後的浙兵（戚繼光侄子戚金率領的浙兵），不過是和戚家軍都是來自於浙江地區而已，實際上和戚家軍並無什麼淵源關係。
由戚繼光訓練而成的戚家軍最後的精英，早已經在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冬天被明朝自己消滅了，原因竟然是戚家軍3300名將士集體向朝廷討要欠餉，他們絕沒想到合理合法的訴求會被朝廷以「要賞結聚」、「挾增月餉」、「倡亂」的藉口全部誘殺，史稱薊州兵變。
無論是明朝的實錄還是清朝修的明史中，無一不對渾河血戰中戚金率領的浙兵勇敢大加讚譽，稱此一戰為「凜凜有生氣」、「時鹹壯之」、「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如果他們聽說過自己的浙江前輩們曾經在薊州兵變石門寨經歷的遭遇，那麼還會不會如此為明朝拼命呢？很難說，但有人說，如果「戚家軍」還在，努爾哈赤的八旗軍肯定無法像後來那樣橫掃遼東。
薊州兵變屠殺戚家軍將士是明廷自毀長城，這件事帶來了一連串的負面連鎖反應，不知不覺中毀滅了大明江山。
根正苗紅戚家軍僅存三千
說起戚家軍，不得不說這支軍隊的靈魂人物戚繼光——明朝抗倭名將，傑出的軍事家、書法家、詩人、民族英雄。戚繼光又是一位傑出的兵器專家和軍事工程家，他富有創造性的在長城上修建空心敵臺，進可攻退可守，是極具特色的軍事工程，寫有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等著名兵書，還有《止止堂集》等諸多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即1546年戚繼光負責管理登州衛所的屯田事務，戚繼光目睹山東沿海一帶遭受到倭寇的燒殺搶掠，寫下「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詩句，以詩言志表明「有心殺賊」的心跡。
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戚繼光受張居正的推薦進署都指揮僉事一職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營二十五個衛所防禦山東沿海的倭寇。戚繼光初到山東備戰倭寇時發現明軍將驕兵惰、紀律鬆弛、兵不習戰，跟熟練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戰鬥力實在太弱。於是戚繼光到金華、義烏等地招募了3000農民並親自訓練他們，這便是早期的「戚家軍」。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家軍成軍於浙江義烏，總兵力四千人，主力是義烏的農民和礦工，又稱義烏兵、浙軍，戚家軍因為戚繼光得名，是明朝一支很有名氣的軍隊。戚家軍紀律嚴明，有東亞最先進的裝備。
在嘉靖晚期東南沿海地區的抗倭鬥爭中，「戚家軍」百戰百勝，令倭寇聞風喪膽，隆慶（1567-1572年）年間，戚繼光又奉命率領「戚家軍」鎮守北方的邊防重鎮薊州鎮，多次打敗侵入長城的蒙古騎兵。戚繼光在「南倭北虜」兩條戰線上都取得了輝煌戰果，憑此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有名的常勝將軍，「戚家軍」也因此青史留名，成為一支「百戰常勝雄師！」
戚繼光能夠建功立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當時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全力支持，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張居正（去世1年後）被萬曆帝清算，戚繼光因為與張居正生前關係親密被御史彈劾，終被萬曆皇帝貶斥回家，停發俸祿，一代名將和抗倭英雄在饑寒交迫、貧病交加中死去。
戚繼光鎮守薊州鎮的時候，將南兵調到薊鎮，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他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於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戚繼光離任後，薊州鎮總兵換成了北方人，戚家軍處處受到排擠，還成為了欠餉的重災區。他們曾經多次聚眾討餉，被上司稱為「刺兒頭」。官員上奏說他們「氣愈驕，行愈橫，最難束也」、「南兵屢躁乃薊鎮痼疾」，戚家軍的處境變得愈加艱難。
萬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大舉入侵朝鮮，朝鮮國王向明朝求援，明廷決定入朝作戰，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爆發，朝鮮之役被徵調的北方邊軍中就包括戰鬥力強悍的戚家軍。
援朝戰爭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揮官——吳惟忠、駱尚志、李必迪，合稱南兵三營將。但其中，只有吳惟忠所部和戚繼光有直接關係。《明史·王保傳》載：「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這裡的三協南營兵，正是吳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紅的戚家軍無疑。戚繼光由於東南抗倭經驗，後來掌管薊鎮時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實際上薊鎮南兵巔峰時代曾多達2萬，不過吳惟忠所率領的只有3000餘人。
一諾千金，卻食言成兒戲
入朝作戰前夕，時任遼東經略的浙江人宋應昌為鼓舞南軍士氣，向南軍將士作出承諾：「在正常軍餉之外，給每名南兵『月支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相當於在標準年軍餉18兩銀子之外多了一項豐厚的補助，合計一年能夠拿到43兩銀子。
戚繼軍本身戰力超強，加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戚家軍在朝鮮作戰十分勇猛，屢建戰功。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朝鮮人在《朝鮮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在第二次平壤之戰中，戚家軍一路猛衝猛打，第一個衝上了平壤城頭，立下了頭功。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松，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松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將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李如松賞罰不明的做法，給明軍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宋應昌在寫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朝鮮宣祖實錄》記載：「當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為錄功，是以南兵多怨對者……」這一事件導致「南北將領分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
攻入平壤首功之爭不了了之，宋應昌因故被解職召回，他之前承諾的優厚軍餉隨即出現兌現問題。繼任的徵東經略以財政困難為由，開始拖欠戚家軍的軍餉，在當時中樞看來，張居正去世後，朝廷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欠餉是正常情況，士兵們應該適應，而不能適應的戚家軍自然成為他們眼中的異類。
明軍其他隊伍被欠餉，可以在朝鮮的劫掠百姓，在朝鮮亦是如此，明朝自己都承認「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在這樣大環境中，戚家軍真可謂是一股清流，他們軍紀嚴明，不奸淫擄掠，駱尚志還積極教授朝鮮人武術陣法，所以朝鮮百姓為他們「一路皆立碑頌之」。
在明朝後期，欠餉是普遍現象。北兵對此的解決方式就是集中資源供養少量精銳家丁騎兵。但長期在抗倭戰爭中受到厚賞的浙兵無法理解接受欠餉行為，平壤之戰後，又經碧蹄館之戰，明軍同日軍在朝鮮形成了對峙的局面。隨後明朝和日本雙方開始了談判，在朝鮮的明軍開始逐步撤回國內。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間，奉命回國的戚家軍回到了自己的駐地石門寨。
朝廷朝廷欠餉日久，戚家軍兄弟還要養家餬口，生活舉步維艱，饑寒交迫的戚家軍集合起來向時任薊州鎮總兵王保討薪，要求按當初朝廷官員宋應昌承諾的雙餉標準發放欠餉，並兌現平壤之戰中率先登城的賞銀。
此時的薊鎮總兵王保是北方人，代表北軍的利益，對於戚家軍鼓譟討薪加餉的行為深惡痛絕，於是稱其圖謀兵變，在演武場上擊殺多人，血流遍地。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隨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關於這次兵變被殺的戚家軍人數不同史料記載也不一樣——這場事變，在明朝史料上記載極少，《神宗實錄》中只有過寥寥幾句：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
由於當時尚處於三大徵的抗倭援朝時期，朝鮮的史料倒是記載頗多。
《兩朝平攘錄》：「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譟於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
《朝鮮宣祖實錄》：「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給，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
被殺的南軍人數，各類記載中人數不一，從數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過從之後的一些數字中可以推斷出蛛絲馬跡。
薊鎮南兵即吳惟忠部所統的徵倭浙兵，出徵後有所損失，仍然補滿兵員，共計3700多人。到了兵變發生過後的兩年，第二次抗倭援朝開始，兵部仍然調派吳惟忠統領南兵入朝抗戰，但這時南兵的數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減員將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湊足人數。如果對照這個數字來推算，在兵變中被殺的南軍人數應當在1700-2000人之間。
但無可爭議的是：南兵將士們（主要是戚家軍）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徵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爭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於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麼對待功臣的？這是人幹的事嗎？這一事件，就是歷史上鮮為人知的「萬曆二十三年薊州兵變。」
刀下皆冤魂，江山誰來保
總體上，以戚繼光舊部浙兵為主體的援朝浙兵，數量不多，戰鬥力較強，但與北兵甚至川軍都有很大的隔閡，這也為他們的悲慘命運埋下了伏筆。
明朝南北之爭，並不局限於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支持南兵的宋應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他承諾的厚賞，更是無法兌現。當時的薊鎮總兵王保是北方人，更不會把南方人宋應昌的允諾當回事。
我個人認為：薊州兵變是南北矛盾的爆發，缺乏支持的南兵北方軍官扣上個謀反的罪名誘殺，這就是殘酷的事實真相。
薊州兵變導致戚家軍被屠殺之後，浙兵不但元氣大傷，而且為之心寒，不再願意為朝廷死戰。在援朝戰爭第二階段——慶長之役中，浙兵戰鬥力卻下降很快，在蔚山之戰中發生了「吳惟忠軍虛驚撤走」的境況。後來吳惟忠到浙江募兵補充，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
薊鎮兵變的主謀王保不但沒有遭受懲罰，反而加官進爵，王保隨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於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薊州兵變的惡性影響是長遠的。短期來看，浙兵的素質和作戰意志下降，後來的南原、蔚山兩次敗績，都是在城邑攻防戰中缺乏能夠死戰的步兵力量的結果。長期來看，明軍家丁化的局面由此越發嚴重，戚繼光軍事改革的成果迅速削弱。明末對農民軍和後金軍作戰的一系列不利局面，或許都能或多或少地聯繫到數十年前的薊州兵變。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樣的大明不亡，天理難容。薊鎮之變之後再過49年，明朝滅亡。
千裡之穴潰於蟻穴，明廷上下如果能從薊鎮之變得到警示，認真反思就會發現：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但上至君王，下至文武百官，都選擇性忽略了。明朝軍事無論是明初的軍戶制還是中後期的募兵制，都需要強大的財政保障才能正常運行，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徵一打，就再也沒有恢復。他們不但沒有反思和及時革除弊端，卻忙著黨爭、防務鬆弛下還不斷差「餓兵」，最後，大明終於亡於「餓兵」手裡。
《兩朝平攘錄》記載，事變之後，「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曾經是明廷優質兵源地的浙西地區再無法為朝廷輸出死戰之士，人心失去，朝廷漸成孤家寡人，20年後，被人稱為「戚家軍最後消亡」的渾河血戰成了帝國的絕地悲歌，自此，浙兵、戚家軍、以及與他們有關的鴛鴦陣、狼筅等等一切，全都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其實戚家軍的精魂早在20年前就被朝廷親手斷送了。歷史已經成為過去，我們不應忘記戚繼軍曾經上演的這幕歷史悲歌，痛哉，惜哉，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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