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最近，BBC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讓大詩人杜甫成了「國際網紅」。
在中國，「詩聖」杜甫可謂家喻戶曉。不過在西方，人們對杜甫的了解並不多。BBC的這部紀錄片詳細地介紹了杜甫的一生，還請來了英國國寶級演員、《指環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麥克萊恩爵士朗誦英文翻譯過的杜甫的詩，一時間引起無數人的關注。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部紀錄片以「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來稱呼杜甫，並且在片中也將杜甫與但丁、莎士比亞置於同等地位，某種程度上代表著西方文化對杜甫的一種認知。這與中國以及東方文化對杜甫的印象是基本一致的。提到杜甫，我們大多數人會想到的最恰當的形容就是「偉大」。
為什麼人們會普遍認可杜甫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的偉大體現在什麼地方？在了解完杜甫的一生之後，你可能會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
杜甫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出生在河南府鞏縣（今河南鞏義）。他自幼好學，七歲能作詩。他在《壯遊》一詩中寫道：「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在中國傳統觀念裡，有才華的人應該去當官，所謂「學而優則仕」。杜甫亦是如此。他希望能夠步入仕途，為君主、為國家服務。然而，他的政治理想並沒有順利實現。儘管他才華橫溢，但科舉落選，又無人賞識，他最終只被授予了一個小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國家陷入混亂，百姓流離失所。杜甫也是自身難保，他在北上逃離戰亂的過程中被叛軍俘虜，押至長安。
這場動亂不僅是唐王朝的轉折點，也是杜甫生命的轉折點，是他詩歌創作的最大分水嶺。在動亂之中，杜甫不但目睹了百姓的困苦，而且也親身經歷了許多的不幸，這成為他的創作源泉。
正如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裡說的：」他作為一個小人物，對發生在他身邊的大事件感到無助，他無法抑制自己寫作的欲望，他必須用寫作來說出自己所有想說的……他的詩歌藝術就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突破，超越了一個普通的人。他通過戰爭和苦難的經歷成為了偉大的詩人……如果沒有安祿山，就不會有如今被我們熟知的杜甫了。」
正是在這時，他寫下了著名的《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後來，他投奔唐肅宗，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然而，他的仕途依舊很不順利。而國家和百姓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卻無能為力。最終，他對政治失望了。他放棄官職，幾經輾轉，來到成都，建了「杜甫草堂」，做了檢校工部員外郎，因而被後人稱為「杜工部」。
在成都，他過著田園詩般的生活。但與此同時，他內心依然感到痛苦，因為他牽掛著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明。
在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主持人、歷史學家麥可·伍德用了一個西方的類比來幫助我們理解杜甫痛苦的根源。他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寫下了一篇關於傷心的文章。他說，一個人可能為了一種理想或文明而感到深深的悲痛，就像為了自己所愛的人一樣。我認為這就是杜甫所經歷的——一種文化的哀傷。」
幾年之後，他離開了成都，來到了夔州。在這裡，杜甫的詩歌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他作詩四百三十多首，佔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都是這一時期的名作。而他也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他曾經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再也不會實現了。
事實上，杜甫是一個有些理想主義的人，或者說，儒家理想對他影響重大。正如紀錄片裡說提到的：「孔子的教誨是杜甫一生的指導觀念——善、仁、忠。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說，他的觀念是烏託邦式的。」
在夔州住了兩年之後，他又開始漂泊。他曾來到湖南岳陽，登上嶽陽樓，眺望洞庭湖，寫下了《登嶽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嶽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他漂泊無定的狀態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嶽陽並非他的安定之地，他和他的家人又因戰亂而不得不四處漂泊。他在船上寫下了他最後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在詩中，他敘述了自己的病情，回顧了半生顛沛流離之苦，並向親友託咐了後事，也再次表達了家國之憂。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如果用杜甫的一句詩來概括他的一生的話，那麼「乾坤一腐儒」是最準確的概括。「腐儒」二字雖然道出了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卻依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依靠武功謀富貴的將士，哪裡懂得書生自有不同的「道」呢？
其實，杜甫一生的悲哀來自於他對「吾道何之」的疑問。達與不達，只是個人的出處問題，而「吾道」是否可行，則是精神有無歸宿的問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身為儒者的終極理想。
無奈時運不濟，以文儒而致君堯舜的理想被現實徹底擊碎。杜甫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文儒的悲劇。「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搖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天下雖大，卻不但令他無處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為附贅懸疣。
漢高祖曾說，為天下不用腐儒。一生奉儒的杜甫在這亂世中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於天下的無用，因此「乾坤一腐儒」的自嘲中包含了無盡的痛楚和無奈。然而，這個時代儘管不需要腐儒，乾坤之間卻只有他這個腐儒始終沒有放棄經天緯地之心，這難道不是偉大的孤獨嗎？
杜甫將這種對精神歸宿的探尋和對個人身名的思考而得到的孤獨感提升到尋找人生在天地間定位的高度，可以說這種偉大的胸懷和高遠的意境在詩歌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從這個角度看，杜甫無愧於「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稱號。
杜甫的這種偉大情懷對後世影響深遠。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這樣評價道：「在他的詩歌中，他在構建這個國家的價值觀方面，比任何皇帝都做得更多。他用漢語中最偉大的語言，闡述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他雖有經天緯地之志，卻無扭轉乾坤之力。他不懈地探求拯世濟民的大道，卻無人理解，寂寞終生。然而他關懷蒼生黎民的熱腸一刻也沒有變冷。
他不肯趨走風塵，不善逢迎，堅持用拙存道，心跡雙清，所以只能窮困潦倒，自甘老醜。
但他能夠在生活中隨時發現人間真情，善於用幽默調侃排解苦難。他真誠地袒露自己的苦惱，坦率地嘲弄自己的困境。
在杜甫之前，從未有一個詩人能將自己的性情面目如此鮮活地突顯在詩作中，使後代讀者與這位「詩聖」如此親近。他有著聖賢之心，卻沒有聖人般高高在上的距離感。這也是杜甫得到後人喜愛和尊敬的重要原因。
在《偶題》一詩中，杜甫曾寫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他也真正實現了「文章千古事」。
葉嘉瑩先生曾指出，唐朝詩人中摩詰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義山之窈眇，可以說各有千秋，而只有杜甫可以被稱作集大成者。他生而稟有著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與正常。
杜甫是一位感性與知性兼長並美的詩人，他一方面具有極大且極強的感性，可以深入於他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華；而另一方面，他又有著極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脫出於一切事物的蒙蔽與局限之外，做到博觀兼採而無所偏失。
這種優越的稟賦，表現於他的詩中，第一點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與途徑之正。就詩歌之體式風格方面而言，無論古今長短各種詩歌的體式風格，他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更能融會運用，開創變化，千匯萬狀，而無所不工。
我們看他《戲為六絕句》之論詩，以及與當時諸大詩人，如李白、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等，酬贈懷念的詩篇中的論詩的話，都可看到杜甫採擇與欣賞的方面之廣；而自其《飲中八仙歌》、《醉時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則可見到他對各種詩體運用變化之神奇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徵》及「三吏」、「三別」等五古之作中，則可看到杜甫自漢魏五言古詩變化而出的一種新面貌。
而自詩歌之內容方面而言，則杜甫更是無論妍媸鉅細，悲歡憂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態，他都能隨物賦形，淋漓盡致地收羅筆下而無所不包。如其寫青蓮居士之「飄然思不群」，與鄭虔博士之「樗散鬢成絲」，寫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寫李鄧公驄馬之「顧影驕嘶」，寫東郊瘦馬之「骨骼硉兀」，寫醜拙則「袖露兩肘」，寫工麗則「燕子風斜」，寫玉華宮之荒寂，則以上聲馬韻予人以一片沉悲哀響；寫洗兵馬之歡忭，則以沉雄之氣運駢偶之句，寫出一片欣奮祝願之情，其涵蘊之博與變化之多，都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證明。
其次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則是杜甫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我嘗以為每一位詩人，對於其所面臨的悲哀與艱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應態度，如淵明之任化，太白之騰越，摩詰之禪解，子厚之抑斂，東坡之曠觀，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氣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別之，不過為對悲苦之消融與逃避。其不然者，則如靈均之懷沙自沉，乃完全為悲苦所擊敗而毀命喪生。
然而杜甫卻獨能以其健全之才性，表現為面對悲苦的正視與擔荷。所以天寶的亂離，在當時一般詩人中，惟杜甫反映者為獨多，這正因杜甫獨具一份擔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時代的血淚，都成為了他天才培育的澆灌，而使其有如此強大的擔荷之力量的，則端賴他所有的一份幽默與欣賞的餘裕。
他一方面有極主觀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極客觀的從容的觀賞，如其最著名的《北徵》一詩，於飽寫沿途之人煙蕭瑟、所遇被傷、呻吟流血之餘，卻忽然筆鋒一轉，竟而寫起青雲之高興，幽事之可悅，山果之紅如丹砂，黑如點漆，而於歸家後，又復於囊空無帛、饑寒凜冽之中，大寫其幼女曉妝之一片嬌痴之。又如其《空囊》一詩，於「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的艱苦中，竟然還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詼諧幽默。
此外杜甫雖終生過著艱苦的生活，而其詩題中，則往往可見有「戲為」、「戲贈」、「戲簡」、「戲作」等字樣，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相反而相成的兩方面的表現。這種複雜的綜合，正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又一證明。
此種優越之稟賦，不僅使杜甫在詩歌的體式、內容與風格方面達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貫匯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養與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種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詩人之感情與世人之道德的合一。在我國傳統之文學批評中，往往將文藝之價值依附於道德價值之上，而純詩人的境界反而往往為人所輕視鄙薄。即以唐代之詩人論，如李賀之銳感，而被人目為鬼才，以義山之深情，而被人指為豔體，以為這種作品「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李涪《釋怪》)。
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以 「經國」、「獎善」相標榜的作品，則又往往虛浮空泛，只流為口頭之說教，而卻缺乏一份詩人的銳感深情。即以唐代最著名的兩位作者韓昌黎與白樂天而言，昌黎載道之文與樂天諷諭之詩，他們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僅只是出於一種理性的是非善惡之辨而已。
而杜甫詩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則不然，那不是出於理性的是非善惡之辨，而是出於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惡之辨乃由於向外之尋求，故其所得者淺：深厚自然之情則由於天性之含蘊，故其所有者深。所以昌黎載道之文與樂天諷諭之詩，在千載而下之今日讀之，於時移世變之餘，就不免會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極淺薄無謂的話，而杜甫詩中所表現的忠愛仁厚之情，則仍然是滿紙血淚、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並未因時間相去之久遠而稍為減退，那就因杜甫詩中所表現的忠愛仁厚之情，自讀者看來，固然有合於世人之道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則並非如韓、白之為道德而道德，而是出於詩人之感情的自然之流露。
-End-
編輯：黃泓 子水
觀點資料來源：
《杜詩藝術與辨體》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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