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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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工資剝削」職場文化的冰山一角
商業結構、文化與執法：「不剝削你，我就虧了？」
沒有人想做當代的奴隸
結語
前言
對於在澳大利亞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或許是一個看起來觸目驚心，卻又難免令人感到是「意料之中」的職場現象：
工資剝削（Wage theft）。
雖然所有人都知道偷竊是不對的，但在這個國家，卻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們在自己的工作上遭到了明目張胆的「搶劫」：
這有可能是被僱主以種種理由故意拖欠或剋扣工資，也有可能是對方故意拒絕支付強制繳納的那部分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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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工資剝削」職場文化的冰山一角
在諸多發生著工資剝削的澳洲行業中，零售業與餐飲業無疑是出鏡率最高的「犯罪現場」之一：
這其中有已經承認在過去的6年內、剋扣員工工資高達2000萬澳元的零售業巨頭Coles；
欠薪900萬澳元的Target；
剋扣員工養老金400萬澳元的Bunnings；
還有在過去十年內少付了近3億澳元工資的Woolworth。
這其中也有剋扣了員工780萬澳元工資、曾在澳洲知名美食節目Masterchef上擔任評審官的卡隆巴裡斯（George Calombaris）的餐飲集團；
剋扣了400萬澳元工資、位於墨爾本的高端名廚餐廳「海斯頓的晚餐」（Dinner by Heston）；
以及令店內員工每周超時無薪工作30小時的，貝內特（Shannon Bennett）名下的Vue de monde餐廳。
——當然，這些只不過是在澳洲的「工資剝削」默認職場文化中備受矚目的冰山一角。業界知名公司尚且能發生如此令人咋舌的醜聞，更不必說那些並沒有得到太多人們關注的中小公司，也常常難以從中倖免。
事實上，據澳洲行業養老金協會（Industry Super Australia）統計，在所有符合條件的澳洲工人裡，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240萬人每年總共被僱主偷走36億澳元的薪水；
其中據澳大利亞稅務局（ATO）估計，在2014-2015年，僅在養老金方面，在澳洲的工人們就被僱主們從口袋「偷」走了高達25億澳元；
聯邦公平工作監察專員對於工作場所的審計則表明，這種工資剝削現象在澳大利亞的過去十年來存在著明顯上升跡象，其中最容易受到「剝削」的群體主要包括在澳洲的年輕人、專業技能水平較低的人們，以及手持臨時籤證的人們。
在澳洲的華人留學生，就是其中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群體。
2019年，當喬納森（Jonathan）第一次從中國滿懷希望地到達雪梨後，他就焦急地開始尋找一份兼職工作。因為他需要這一筆資金，去支撐他完成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土木工程碩士課程與在雪梨的日常生活。
但他在雪梨找到的第一份兼職工作，時薪只有12澳元。
「那是一家由一對中國夫婦開的小超市——他們告訴我，他們可以付我12澳元，他們說這是平均水平，」喬納森回憶道，「我剛到雪梨，也沒有其他信息來源。所以我真的相信了（這套說辭）。」
他最終沒有接受這份時薪12澳元的工作——因為大約在同一時間，他又找到了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仍然還是華人老闆：一家主動提出給他每小時14.50澳元報酬的中餐館。
這一次，喬納森欣然地接受了這份工作。
但直到過去很久以後，他才知道，原來時薪14塊半的工作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實際上這是違法的，幾乎比19.49澳元/小時的澳大利亞國家法定最低工資還要低出整整5澳元。
但對於初次來澳、「人生地不熟」的喬納森來說，發現他的薪水很低本來就夠難了，而要想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則是難上加難。
「和你的老闆談判你的工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你和老闆已經達成了協議之後，然後你才意識到，實際上你的薪水太低了。」
喬納森感慨道，在當地的亞洲餐館裡，剋扣工資其實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而他說的話，實際上也頗帶著點自我安慰的意味：
「所以當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時，我不會抱怨那麼多，因為你知道的，至少我在工作。至少我從這裡得到了錢。」
喬納森描述的現象，在澳大利亞的某些餐廳或其他企業中真的存在嗎？
或許讀著這篇文章的你，心裡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
2
商業結構、文化與執法：「不剝削你，我就虧了？」
事實上，據統計表明，工資剝削更多地與某些類型的商業結構有關，尤其是那些特許經營、外包、不穩定的工作和零工經濟。
因為對於大品牌來說，連鎖加盟的模式其實也相當於一則「免責聲明」——也就是說，我把品牌和供應鏈都打包提供給你（加盟商）了，在法律層面上當然也不存在什麼直接的強制性義務了。
但問題卻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商業結構的層面。
實際上，這甚至已經成為了一種為人不齒的澳洲「職場潛規則」：
我們可以體會到的是，在澳大利亞的某些部門和公司，工資剝削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司空見慣的事實，甚至可能成為了一種「必需品」。
在這樣的職場文化背景下，有一些僱主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不剝削，我就虧了」的自我感覺；
而員工們卻正如那個涉世未深的中國留學生喬納森一樣，不得不去接受低薪這個事實，因為這是被認為「不可避免」的。
據統計，超過四分之三的留學和背包客其實都知道自己的工資過低，但卻做不了什麼，因為他們曾經都以為那個坊間的傳言或許是真的：
「在澳洲拿什麼樣的籤證，就配拿什麼水平的薪水。」
這種暗黑的文化無疑是具有傳染性的——這又進一步地體現在了對於相關行為的薄弱執法力度上：
有意思的是，員工偷公司的錢明明是刑事犯罪，但公司偷員工的錢卻不算。而就算最後面臨民事處罰，懲罰的力度也幾乎稱得上微乎及微——比如名廚卡隆巴裡斯雖然被規定必須向他的僱員付清欠薪，但他面臨的罰款卻僅僅一筆不過20萬澳元的「懺悔金」。
但這攤渾水，或許很快就要徹底潑翻天了。
澳大利亞司法部長波特(Christian Porter)於近日表示，他將最快在幾周內便提出立法，將最嚴重的剝削工人和低薪案件定為刑事犯罪，這也意味著：
在不遠的將來，仍然剝削著員工工資的僱主們，沒準就會遇到牢獄之災。
3
沒有人想做當代的奴隸
只是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想要徹底改變這個現象，除了看起來不日即將變得更為嚴格的法律制度之外，或許還需要更多的執行支持：
這可能包括比如由公平勞動監察機構發起與企業及工會之間進行三方合作、為清潔行業創建的一個試點認證計劃，也包括針對一些大型公司的反「現代奴隸制」條例——這也意味著，公司必須報告保證自己的供應鏈上，不存在任何被剝削的「奴隸」。
但更多的責任與義務，最終可能還是要回到社區，回到我們與身邊每一個人的身上。
1834年8月1日，大英帝國下的所有奴隸全部解放，但仍然要為前主人工作至1838年作為適應期。
而在近兩百年後的今天，在澳大利亞，一個以充滿著財富與自由聞名的發達國家：
我們是否還能眼睜睜地看著仍然被資本家剝削壓榨的「當代奴隸」而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