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左四）在「吳建民獎學金」啟動儀式上（圖片由徐波提供）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報導（記者 張希焱）：100年前，來自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革命思想曾經在新文化運動中為中國社會帶來了時代新風。今天，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說起法國，也總不忘提及雨果、巴爾扎克和薩特、加繆的小說和思想及優雅浪漫的法蘭西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然而，近幾年，如果留意媒體上有關法國的消息，有關法國的關鍵詞變了：恐怖襲擊、黃背心運動等。即使在今天疫情下，還有那麼多法國人上街遊行，抗議政府，這讓很多國人不禁要問「法國到底怎麼了？」
2011年初，剛剛完成上海世博會6年多的國際聯絡與招展工作，中國政府總代表助理徐波應聘擔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戰略事務助理總幹事特別顧問，於是，他又重返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巴黎。從上海世博會這樣規模的全球盛會，特別是到處充滿蓬勃生機的中國，來到當時正處於歐債危機陰影下的法國，徐波和很多國人一樣，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不適和反差。「不用說那車廂的陳舊，且只說晃晃悠悠，時不時又要鬧出點故障的地鐵，就會讓你覺得時間好像在法國凝固了。」
徐波1980年開始學習法語，今年適逢他學習法語、與法國各界打交道第四十個年頭。他當過職業外交官，曾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參與了中法互辦文化年、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和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出席與八國集團對話的法國「埃維昂南北首腦峰會」等中法關係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作為上海世博會國際聯絡和招展的一線負責人，他接待了從法國總統薩科齊到內閣部長、參眾兩院議長、議員、企業家、市長、各類辦博人員及藝術家、大學生、各種媒體等上千名法國各界人士。用他的話說，「在上海世博會平臺，我見到了一個立體的法國，好像整個法蘭西都被我們吸引過來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徐波致力跨文化對話，他的中國資源和法國人脈為教科文組織的「和平文化」宣傳帶上了中法和平文化的印記。如今作為植根於法國的中法公益組織負責人，他活動的內容和範圍使其對法國社會又有了新的認識。不久前，他將40年來對法國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付諸筆端，出版了《轉型中的法國》一書。
雖然「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徐波認為他所致力於向讀者講述的是一個他所看到的真實的法國。雖然在社會轉型中，法國人有糾結和痛苦，但法國社會依然保有希望。「在當前的國際語境下，人們看到法國的糾結和痛苦多了點，忽略了這個國家的民族精神。現在國內對中美關係的關注很多，感慨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了，不知道我們在西方世界中的朋友在哪裡？」。徐波認為，「中國的朋友應該在歐洲，而法國就是一個歐洲大國，富有獨立自主外交傳統，我們要對法國給予更大的重視」。
談到法國為什麼讓人看不懂，徐波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給出了答案，但他認為法國社會的轉型並非始於今天，戴高樂在戰後創建第五共和國，法國迅速現代化，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30年」，但由於70年代石油危機，法國經濟增長從此放緩，直至今天。法國社會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它標誌著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的保守社會結束，運動鮮明的口號是「對禁止說禁止」。
徐波進一步解釋說，「五月風暴」不僅是法國社會轉型的開始，也是整個西方社會的轉型開始，其深層原因是法國在戰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化迅猛推進。「農民大量進城，電視、電話、高速公路迅速普及，法國一下子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甚至成為某種程度的『後工業化國』」，他說，「假期、消費、享受成為一種時尚，而由此產生的社會風氣也使法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變得越來越重視個人權益，要獲得更多自由，認為原來國家管得太多，現在要尋求人生意義和個性解放。」
鑑於社會轉型是世界性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徐波認為，今天的中國也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國人同樣越來越重視個人的權益，為此，「法國在社會轉型管理方面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經驗，都應該值得我們重視。」
在巴黎近距離觀察矛盾重重的法國社會，徐波認為，失衡的全球化和政府應對政策不力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打破了邊界，競爭和資源配製國際化，而法國政府卻放棄了戴高樂時期的產業指導政策，過度重視服務經濟，盲目相信全球化自由競爭，高福利制度又作繭自縛，使法國經濟的國際競爭條件惡化」，徐波對記者表示，「成立歐盟統一大市場，很多權力又都上交到歐盟，如貨幣、匯率、邊境、海關等政策，這在客觀上也使法國政府的應對政策有心無力」。
徐波分析說，法國目前所有的問題是我們所處轉型時代的寫照，法國的問題同樣存在於美國、英國。「為什麼英國好好的要『脫歐』？為什麼7000多萬美國人投票川普，支持他連任？這裡涉及到全球化成果和利益分配的根本問題。」他指出，法國也有被全球化邊緣化的人，他們人數不少，辛苦幹活得不到好處，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各種矛盾的衝突就導致了黃背心運動。黃背心運動揭示了法國大城市郊區廣大普通法國老百姓的艱難生活，以及他們對精英政治和全球化競爭的憤怒與反抗。
然而，在這本被拉法蘭總理譽為「一部幫助中國讀者超越阻礙中法人民交流的文化之牆的特別棒的書」中，徐波同時向中國讀者揭開了轉型社會中法國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徐波表示，看法國要全面地看，包括要看法國的外省。「即使在『黃背心』上街遊行的時候，隔一條街，咖啡館裡照樣坐滿了人。在沸騰的背後，我們還要看到法國社會平靜的一面」。他在書中寫道：「在這樣一個亂鬨鬨的社會，法制、言論自由、反種族主義、世俗化、醫療及教育免費等共和國原則堅如磐石；如黃背心與罷工，這在我們眼中的社會衝突在法國人看來正是其法制精神的體現，而非國家政治生活的無序化。」
由此，徐波還在文中提出考察國家發展程度的另一種量度：如果用GDP這個統一的標準來衡量一個多元社會，法國確實存在很大問題；而如果用一些人文指標衡量，法國也有很多亮點。比如，法國人均GDP是中國的4.4倍，工薪人員享有5個星期的帶薪假期，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和教育，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世界排名第四，菲爾茲數學獎獲獎人數世界第一，經濟效率在經合組織中排名榜首，吸引外資在歐洲超過德國，全球吸引遊客最多的旅遊目的地是法國，法國在文化遺產、環境、國家影響力等方面均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內閣部長中女性數量超過男性，妻子生產時丈夫（配偶）享受28天帶薪產假等。
徐波認為，看法國要立體地看。法國衰落，中國崛起，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法國衰落的背後依然還有保證其「強盛」的各種綜合軟實力。如果從法國人口不到世界人口1%，其各種重大的國際影響力和佔世界4%的經濟產出的角度看，法國就是一個大國。戴高樂曾說過，「不偉大就不是法蘭西」。法國前國民議長巴爾託洛曾對徐波說過，法蘭西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人類的一個方案、一個願景和一種人類實踐。與法國人接觸40年，徐波覺得法國人天生開放，喜歡表達觀點，喜歡辯論、懷疑和讀書，「這種文化讓法國人喜歡探索究竟，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世界的責任感。」徐波認為，「有了思考，有了批評，法國就不會衰落」。
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右五）出席「吳建民獎學金」優勝者訪華送行會（圖片由徐波提供）
正是這種重思考的人文傳統，使法國社會在轉型期的陰霾下依然閃現著希望的光亮。徐波認為，「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是法國在轉型期間的一個重要特點」。戴高樂總統創建的第五共和國規定總統由全國人民直接選舉，這在西方大國中獨有。為解決黃背心運動提出的各種社會問題，馬克龍曾親自到全法各地與老百姓面對面對話，聽取意見。最近，馬克龍又倡導了一個「公民氣候公約」，由一些隨機挑選的公民代表向法國人民發出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建議，然後再由法國全民公決後寫入憲法。在徐波看來，「在國家治理問題上，特別是在前所未有的困難面前，如果不把公眾調動起來是找不到解決方案的。因為解決方案既來自於政府，也來自於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
徐波表示，全法國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各種社團生活，其中大量是持貧助困的公益組織，它們因而成為轉型期間構建法國和諧社會的「定海神針」。「無數法國老百姓，通過社團組織獻出時間和愛心，給那些轉型期間最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溫暖和救助，從而填補或發揮了政府與市場沒能起到的作用。」
在書中，徐波還提到在轉型期間中法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交流的重要性。為此，他還提出中法關係中人民「情感交流」的2.0版。作為「吳建民之友」協會主席，他近年來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推動中法民間交流，如他與拉法蘭總理等法國友人發起旨在鼓勵中法青年創新創業交流的「吳建民獎學金」，在「一戰」華工來法100周年之際在巴黎裡昂火車站矗立華工紀念雕像等。徐波說，一戰華工的故事非常感人，雕像矗立的瞬間就有許多南來北往的行人問起雕像背後的故事，並感慨華工拯救了法國人的命運，卻又如此謙卑。徐波說，「我們現在要回到人性的本源，要講小人物的故事，因為法國人對大人物故事和宏大敘事不感興趣，但他們對100年前的華工和今天李子柒的故事就有興趣。」
「一戰」華工紀念雕像揭幕儀式（圖片由徐波提供）
徐波在書中還提到中法2.0版情感交流的基礎：在中法交往史上，是法蘭西文化孕育了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大量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同樣，是法國傳道士譚衛道（Armand David）第一個在中國發現了大熊貓，是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aquinot de Besange）在日軍侵略上海時保護了30萬-50萬中國難民的生命。然而，隨著近年來兩國國力的此消彼長，兩國人民對彼此的看法也在悄然變化。「上海世博會時，我看到法國的媒體與民意對我們非常正面，全世界都到上海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喝彩。但現在法國民意中負面的東西卻有所上升，這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更需要我們把情感交流的2.0版儘快提上議事日程。」
徐波認為，加強轉型期間兩國人民間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兩國人民要多回顧和交流共同的歷史，並從這種「心靈碰撞的火花」中找到雙方新的「共同的感動」。拉法蘭總理告訴徐波，法中關係非常特殊，原因是兩國人民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徐波認為，講好中國故事，首先就要理解法國人的這種「敏感性」，客觀地看待法國轉型期間的一切。徐波認為，中國在與世界的對話中，同樣也要講述中國社會轉型的機遇和挑戰，需要將轉型視做人類的普世問題，並表達對轉型期間人類所遭遇的共同問題的關注和轉型期間人民所受磨難的同情與理解。中國在繁榮崛起的同時，應該讓法國人和西方人看到中國人的同情心、善良、樂善好施等，這些也是當年華工給法國人帶來的那種中國和世界皆有的價值理念。」
徐波認為，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法兩國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如同拉法蘭總理指出的那樣，中法在維護多極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著共同利益。徐波說，儘管法國社會轉型有陣痛，但法國的大國地位並沒有變化，當年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曾經一度成為有別於美蘇的世界第三種政治力量，戴高樂甚至衝破美國的阻撓在西方世界帶頭承認新中國，這種戴高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今天的法國同樣存在，這使中法兩國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進行合作成為可能。不過，徐波補充說，「法國要成為當前中國可以藉助的一個外交力量，中法兩國人民間的對話和了解必不可少。要知道，沒有人民間的情感交流，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事情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