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新媒體
原標題：KTV已低迷多年，疫情會成為壓垮行業的稻草嗎？
同樂迪量販KTV的老闆彭傑浩最近很發愁。他在遼寧有兩家店，近日終於營業，但營業額不足往常的一半，北京的五家門店則一直沒得到恢復營業的許可。
「還不知道啥時候是個頭兒，現在手底下還剩80多員工。」彭傑浩說，「有一些KTV已經堅持不住了，我們也在考慮，挺不住就不要了。」
AK銅鑼灣連鎖KTV的老闆胡曉偉也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在江蘇有29家門店，停業已經三個多月，還不知道何時能開業。
據企查查數據，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KTV娛樂企業註銷或吊銷246家。曾因「王思聰一晚消費250萬」的新聞爆紅的北京K歌之王，因財務壓力已與200名員工解除勞動合同。溫莎KTV的員工則通過去盒馬鮮生做臨時工渡過難關。許多KTV老闆表示，貸款、房租已經壓得他們喘不過氣，KTV行業打工者的生活也面臨困難。
曾伴隨中國70、80後成長的量販式KTV已經低迷數年，疫情的到來讓整個行業的困境雪上加霜。
近年來，線上平臺給年輕人提供了越來越多創新的娛樂選擇，例如直播、短視頻、網絡K歌、網遊等，線下演唱會、酒吧、電影消費也佔據了消費者有限的娛樂時間，但KTV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近30年來沒有什麼變化，創新力嚴重不足。
據中國文化娛樂行業協會數據，2015年中國KTV企業數量迎來12萬家的高峰後，2016年出現斷崖式下跌，數量大幅減少至5萬多家，2018年進一步減少至4.9萬家。與此同時，消費價格也從2014年的141元/小時下降至2018年的95元/小時。
疫情加劇了KTV行業的生存困境，也在推動業內人士反思，如何讓年輕人重新愛上K歌這項娛樂活動。或者說，新一代的年輕人一定會重新回到傳統的K歌場景中去嗎？
盼「五一」後復工
因防疫政策的限制，全國各地的KTV大多數自疫情之後就一直處於停業狀態，復工日期仍不確定。
「房租和人員工資是最大的壓力，每月需要大概三百萬左右的房租，很多房東不願意免租，有的房東表示最多承擔一半。」胡曉偉的29家門店共700多員工，他給員工發放了2000元/月的生活保障，但連續多月停業，他感覺很艱難。
房租、人工漲得太快，一旦沒有收入，很難撐下去。胡曉偉已經賣掉了一間經營了五年但業績不好的店。這家店此前的租金是10萬元/月，有40間包房，剛好到了要投資翻修的時間。
胡曉偉一直在為基層員工找兼職工作，「有的員工去洗車行，做快遞，有的去口罩工廠、工地做臨時工作。」
曾浩然表示，除了大型連鎖KTV，大多數KTV目前都給員工放假，不發工資了，大部分KTV也只有核心員工有社保，大多數員工沒有社保。「量販KTV的從業人員大多是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員、店長都是初高中畢業，以及來自外省、農村的小孩，收入普遍偏低，遲遲不能復工，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影響很大。」
對於一些還可以拖著不交房租和人員工資的KTV，影響或許要到復業後才顯現。「復工之後，馬上會面臨開工不足、開比不開虧得還多的狀況，到時候可能會有更多人轉讓店面。」曾浩然說。
據他估計，目前全國有10%的KTV已正式復業，20%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下開了，還有70%沒有開放。
根據規定，目前疫情低風險地區可以由經營者自主決定復工復市時間，對文化旅遊、餐飲及空間密閉且人員集中的場所，通過預約、分流限流等控制人員密度。4月16日，廈門政府率先發布KTV復工文件，4月18日，海口政府也發布了網吧、KTV等文娛場所可自主恢復營業的通知。近日宜春市也發布通知，表示5月1日起，全市KTV、演藝吧、電影院、網吧等娛樂場所有序復工復產。曾浩然認為，大部分地區的復業可能要在「五一」以後，前提是疫情沒有出現反覆。
K歌，過時了嗎？
KTV為消費者提供的服務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唱歌」和「酒水」這麼簡單。這個行業因社交功能而火爆，也因社交功能被網際網路搶走而落寞。
1994年，來自中國臺灣的連鎖品牌錢櫃在中國大陸開設第一家店，迅速將量販式KTV帶火。以錢櫃為行業標準，全國各地出現了好樂迪、麥樂迪、夏綠地等KTV量販連鎖。
31歲的陳驪還記得，她第一次去KTV唱歌是2004年初三暑假，後來唱K成了每次考完試、同學聚餐之後必選娛樂項目。「同學都挺喜歡聽歌，爸媽也經常在家播放DVD，連著麥克風唱歌，當時就覺得KTV的氣氛、音效比家裡好，和同學們集體活動也更熱鬧。」她告訴《財經》記者。
同為80後的汪瑩朵記得第一次去KTV是為同學慶祝生日。「那時候很喜歡去KTV啊，畢竟我們經歷了華語樂壇的黃金年代。」
高速增長的KTV消費在2012年迎來拐點。美亞歌KTV管理諮詢創始人曾浩然告訴《財經》記者，2012年國家限制三公消費，對KTV消費產生了比較大的衝擊。
胡曉偉表示，更大的衝擊來自娛樂方式的多元化、線上化。智慧型手機時代，衣、食、住、行、娛樂消費全方位地向線上轉移，個體力量提升，年輕人可以在手機上找到任何想要的娛樂方式，例如網遊、綜藝、購物、直播、線上聊天等，「網際網路滿足了很多人最細化的需求。」
2014年起，KTV行業內公司明顯感到經營狀況不如從前。2015年，錢櫃KTV大批關店，同年，萬達集團旗下80多家大歌星KTV關店謝幕，成為這個1200億元的行業走向落寞的代表性事件。
陳驪近幾年去KTV的次數也大大減少。上大學時，社團活動、宿舍活動、寒暑假老同學聚會，加起來一年會光顧KTV十幾次，上班以後則減少到一年最多三四次，「一般儘量選有優惠活動的時候去，比如銀行給的聯合優惠活動，或者京東Plus會員活動之類的。」一些年輕人也在網絡上吐槽，現在的KTV是中老年人的消費場所，店面風格、服務內容都不吸引人。
深圳市文化市場行業協會秘書長付自虎告訴《財經》記者，2000年起培養起來的70、80後消費者如今已經三四十歲，消費次數減少是正常的，90、00後應該成為KTV的主力消費人群，他們有更多的娛樂時間和社交需求，但很多90後都不覺得KTV好玩，這是KTV行業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
北京歌友會連鎖KTV投資人蔡建雄告訴《財經》記者，如今經營KTV，賺的是微利。「2008年投資一家店，一年就能回本，現在一個月一家店只賺20萬元，三、五年都無法回本。」
他舉例說，一家40個包房、1500平米的門店，月營收80-90萬元，其中月租金30多萬元（房租1.2萬元/天），20個-25個員工吃住、工資和其他花銷等月成本60多萬元，門店三四年還要重新投資，做點歌系統、音響、燈光、軟裝翻新。2012年至今房租漲了3、4倍，人員工資也從2000元漲到5000元-6000元，但每小時收費卻在降低。
服務缺乏創新
疫情下連續停業，很多KTV老闆們也在反思行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不少KTV行業從業者表示，KTV所能提供的服務，以及企業自身的管理都在制約量販KTV的發展，KTV發展了近30年，所提供的產品變化不大，創新不多，年輕人難免覺得無聊，不少KTV至今還在寄希望於賣酒水賺錢。
同時，KTV行業從高增長發展到了平穩增長、競爭加劇的階段，但公司經營管理的狀態依然粗放，營銷方式跟不上，缺乏會員管理能力，公司內部的績效、目標管理也比較粗放。
曾浩然表示，很多KTV的主要工作還是排班、接待、處理投訴，只知道定目標，比如定一個年營收800萬的目標，卻不知道怎麼通過管理達成目標。KTV行業從業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一直以來也缺乏人才培養機制，這一點嚴重製約這個行業的發展。
娛樂業發達的日本是K歌文化發源地，日本有七八個有實力的KTV大品牌，包括第一興商、Round 1、Shidax等上市公司。對比日本，中國的KTV行業還沒進入管理的標準化時代，企業實力弱，加盟率非常低。
一個完善的加盟體系可以給企業帶來品牌力和客源，支撐起更有效的會員管理，但中國的KTV行業大多數是個人老闆投資，幾個人合夥開店，很多地方出現相同名字的店，實際上是「重名」，而非加盟輸出。有加盟能力的公司僅有幾家，包括唱吧麥頌、臺北純K、魅KTV、K歌之王、寶樂迪等。
「這次的疫情是KTV行業洗牌的提速器，疫情加速淘汰了舊產能，不重視管理、無法應對風險的KTV會被淘汰。」曾浩然說。他也認為，因為疫情的確非常嚴重，打擊面比較大，也「誤傷」一些本身管理水平不錯的店。「疫情變得常態化，這一年商家的日子都不會好過。」
陳驪認為，KTV需要想想辦法，如何吸引更多學生和年輕白領。「我去KTV，唱的也是陳奕迅這些老歌手的歌。在校學生時間多，可以去唱通宵，我的90後同事會看很多綜藝節目，比如我是歌手、中國有嘻哈等等。他們追汪蘇瀧、許嵩、華晨宇、周深這些新一代明星的歌，還有各種抖音神曲。」
「K歌的固定人群還是存在的，疫情之前，店裡一到周末就爆滿，有時還要排隊一兩個小時，KTV是一個人們發洩情緒的好地方，要解決的是消費人群萎縮、消費頻次減少的問題。」蔡建雄說。
胡曉偉也認為，雖然人們的娛樂方式增多了，但KTV的存在還是有價值的，是人們娛樂休閒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唱歌，可以釋放壓力，得到自我滿足，人們還是需要以歌會友這種社交方式。
「音樂本身自帶獨特的屬性，它的節奏、律動、鼓點超越語言，給人們帶來本能的放鬆，聽到好聽的歌人們會感動。」
如何讓K歌再次變酷？
近兩年出現了一些新的歌唱娛樂方式，例如酷我、酷狗、唱吧、全民K歌等線上雲K歌App，以及商場裡的密噠、友唱等迷你歌詠亭，新模式也可以滿足部分消費者的K歌需求。
對於這些新的歌唱娛樂方式，曾浩然認為，此前個人及創投資本領投的項目風起雲湧，已經出現投資過剩的局面，最近半年投資已經降溫。
「歌詠亭利用的是人們候機、逛街時的碎片化時間，有需求，但需求沒有那麼大，這些形式不會奪去太多量販KTV的生意，而線上雲K歌和線下KTV的關係，與去酒吧還是在家喝酒是一個道理，在家喝啤酒只要幾塊錢，但年輕人還是願意去酒吧，一群人，在特定場合，才有感覺。」
付自虎認為，KTV實際上是一個以唱歌為載體的線下社交空間，如果僅僅想唱歌，用唱吧App，或者在歌詠亭都可以唱歌，但在線下KTV的特定場景下，可以實現實實在在的社交，朋友之間可以增進感情交流。
作為消費者，陳驪也覺得，去KTV唱歌的社交意義更多一點。「現在可能沒人為追求音效去KTV了，畢竟唱吧都出話筒了，『素人』都能直播了。」她認為，KTV最適合的消費場景是「熱鬧的消遣」。她記得上一次去KTV是和同事去排年會節目，「我們一群人在好樂迪跳《卡路裡》，循環播放這首歌，很解壓。」
為了吸引新消費人群，一些比較有實力的KTV連鎖近兩年在嘗試運營更多強化社交屬性的高端KTV。臺北純K推出子品牌K-party，溫莎推出子品牌W K-bar。這些新一代KTV做了更具新鮮感的嘗試，為消費者提供結合了唱歌、派對、酒吧的多元空間，包房內不再是一圈沙發圍著兩張桌子這樣的傳統格局，會在包房內分出不同的區域，讓來唱歌的年輕人可玩的東西更多，提供網遊、電競、桌球空間。派立方也主打派對，可以定製生日服務、管家服務，還可以請主持人來包房內主持活動。
這些高端KTV更捨得做硬體投入，利用多臺投影在包房裡營造海底、山間等不同的環境，做出玻璃透明包房等新的裝潢，它們的服務人員素質也相對更高，與普通KTV相比，服務更熱情、得體，臺北純K還請臺灣師傅來做正宗的臺灣美食。
另有一些KTV走低價路線，將成本降到最低，但也通過新技術提供新的產品服務。例如魅KTV可以讓唱歌的人實現跨地區陌生人之間的連麥合唱，用全息、AR等技術呈現出與明星同臺演唱的效果，還可以將消費者的照片、視頻顯示在屏幕上，烘託氛圍。這種控制成本、提供基本標準服務的方式，讓一些KTV更容易複製店面，例如魅KTV已經有100家店，唱吧麥頌有400家店。
曾浩然表示，這些定位清晰的連鎖店，近兩年會比較吸引年輕人，但很多其他KTV老闆的思路比較粗暴，還是低層面的競爭，會覺得「我裝修好，價格便宜，就能打敗對方」。「那些生意不好的、沒有個性的店，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
付自虎表示，如今網紅直播帶貨是潮流，他所在的協會正在構思，如何培訓KTV人員，在直播平臺輸出一些好的內容，吸引年輕消費者來唱歌。他表示，一些KTV也開始有了「數據主權」的意識，例如廣東地區的皇室派對KTV就利用自己的App，為消費者提供訂包房服務，將會員運營、數據運營自主權從美團等大平臺手中奪回來。
曾浩然認為，疫情影響減退後，未來還是會有更多投資者對投資KTV行業感興趣。他表示，經營得當的KTV，投資回報不錯。「這個行業實際上是從賺取暴利，回歸到了賺取正常規模的營收，目前從2008-2013年的半年至一年半回本，到了兩、三年回本的水平。」
他說，一些「外行」新鮮血液也在進入KTV行業，的確給這個行業帶來了一些變化，例如魅KTV的許多員工來自酒店、網際網路、新零售等領域，給KTV行業帶來了不同的經營思路。
一個滯後保守、科技含量不高的行業，也意味著存在不少新投資機會。蔡建雄在經營三家歌友會KTV門店之餘，參與投資了為KTV行業提供數字服務、運營管理支持的K米公司，支持KTV手機在線點歌、K歌直播、包廂預訂等服務，這家公司也拿到了騰訊、美團的B輪融資。
彭傑浩現在在嘗試加大線上引流，增加與客人的互動。他覺得KTV行業還是有不少增長點，例如三四線城市、縣城這樣的「下沉」市場，「北京一個月幾十萬元的租金是三四線城市一年的租金數，三四線城市年輕人也有一定的消費能力。」雖然經營KTV有種種困難，但經營了十幾年KTV的彭傑浩說，「我肯定還是喜歡這個行業的，這麼多年了，能堅持，肯定是繼續堅持。」
（應採訪對象要求，彭傑浩、陳驪、汪瑩朵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