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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一貫以溫文爾雅、謙恭和善、忍辱負重著稱於世，可是當他看到工作人員在工作上因責任心不強而發生生活和事故的時候，也會忍無可忍而發怒。尤其在從事外交活動時，周恩來為維護國家尊嚴和世界和平友好大局，要求更是嚴格，曾發生過幾次因身邊人員工作上的失誤而生氣發火的事情。
「客人還沒走，機場已經沒人了，人家會怎麼想？你們是不是不懂外交禮節？那好，我來給你們上課」
20世紀50年代的一天，周恩來前去機場歡送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離京，前往送行的還有羅瑞卿、劉亞樓等高級將領。這一天，先農壇體育場有場足球比賽，是中國隊對印尼隊。前往機場送行的高級將領都是超級球迷，因擔心送客耽誤了自己看球，所以都有些心神不寧。
機場上，賓主雙方笑容可掬、親切握手、擁抱、告別……大家目送著西哈努克進了飛機艙門。
機艙門還沒關上，羅瑞卿和劉亞樓互相一遞眼色，迫不及待地往機場大門口走去。早已心不在焉的將軍們一看有人帶頭，便三三兩兩往大門口趕。
周恩來本來是滿面春風地站立著，靜等飛機升空，可突然發覺周圍氣氛異常。他回頭一看，臉色勃然大變。但他馬上鎮定了自己的情緒，向身邊的秘書說：「你跑步去，告訴機場門口，一個也不許放走，誰也不準離開，都給我叫回來。」
秘書遵命趕緊跑到門口，吩咐警衛不許放走一個人，然後招呼那些高級將領說：「總理有事，請你們都回去。」
心思早已飛奔到足球賽場的這些高級將領們有的惋惜地說：「哎呀，開場是看不上了。」
有的還安慰：「沒關係，精彩的還在後面。」
有的發表議論說：「有時候越往後越精彩，有時候越往後越沒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緊不緊……」
將軍們你一言我一語說說笑笑地返回來，齊刷刷站在了周恩來身後。
周恩來始終筆直站立，目注飛機，看著飛機起飛，漸漸遠去，漸漸消失……將軍們也站在那裡目送著飛機遠遠離去。
隨後，周恩來轉過身來，並不看那些將軍們，自顧自地和前來送行的外交使節告別，直到外交使節們全離開了，才面對那些將軍站好：「你們都過來。」
將軍們還不知所以，當他們說說笑笑地走近周恩來時，猛聽耳邊一聲喝問：「你們學過步兵條例沒有？」
歡聲笑語戛然而止，將軍們發現周恩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聲靜氣，就地立正站好。
「步兵條例裡哪一條規定總理沒有走，你們就可以走了？你們當將軍能這樣？在部隊裡，首長沒有走，下邊全走了，行嗎？」
機場上靜悄悄，將軍們再不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客人還沒走，機場已經沒人了，人家會怎麼想？你們是不是不懂外交禮節？那好，我來給你們上課。」周恩來聲音不高不低，講話不緊不忙，講起了基本的外交禮節，「按外交禮儀，主人不但要送外賓登機，還要靜候飛機起飛，飛機起飛後也不能離開，因為飛機還要在機場上空繞圈，要擺動機翼……」
周恩來講了足有15分鐘，然後抬腕看一眼表，緩緩說：「我知道你們是著急想看足球賽，我叫住你們，給你們講這些你們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講15分鐘，為什麼？就是要讓你們少看點球賽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現在咱們一起去吧，還能看半場球。」
周恩來就用這種少看半場球的辦法，「懲罰」了失禮的將軍們，使將軍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南海懷仁堂的電力都沒有保證，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上」
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宴請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
宴會的氣氛熱烈而友好。正當兩國總理舉起酒杯準備碰杯的時候，忽然大廳裡斷電了。
過了一小會兒，燈亮起來後，兩國總理還是碰響了杯，宴會繼續進行。周恩來不露聲色，好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一樣。
但多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心中有底，這樣重大場合，出這麼大的「洋相」，他心裡肯定有氣，宴會結束後肯定要追究，「好戲」還在後頭呢……
可是，宴會完之後，周恩來根本沒有提斷電的事，回到西花廳，照樣批閱文件，仿佛已經忘掉了這件事。
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些感慨和疑惑：一向嚴格細緻的周恩來這次怎麼了？泰然處之，完全無所謂，這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例外。
當大家也把這件事丟到了腦後時，卻不料想，凌晨3點鐘，周恩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他們立刻發通知，把外交部、中央辦公廳、北京市電力局等部門的負責人都叫來開會，一刻也不許耽擱。
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在接到緊急通知後，紛紛爬出熱被窩，冷水擦臉，哈欠不斷，全身難受地趕來西花廳。周恩來嚴肅責問：「中南海懷仁堂的電力都沒有保證，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上？」
與會者個個面面相覷，這才明白深夜驚夢的原因。
周恩來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追查原因，一個人一個人地追究責任，根據責任大小作出了不同的批評，並研究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措施。
在追到亞洲司司長陳家康時，周恩來問：「你是亞洲司司長，這個事你怎麼解釋？」
當時會場氣氛一直很嚴肅，陳家康無奈地說：「總理啊，我們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吶。亞洲司管與印度的關係，可管不了電燈啊!」
一句話說得周恩來笑了，大家也都跟著笑了，氣氛這才緩和下來。周恩來看看大家，又看看窗外：天色已經開始發亮了。
「你們沒少打哈欠，知道嗎？我有意在這個時候把你們找來。」周恩來懲戒性地用指頭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腦殼，「是要讓你們印象深一些。你們是從被窩裡爬出來的吧？」
大家不由得都笑起來，一夜的疲勞似乎全部消失了，留在腦子裡的只剩下周恩來不乏嚴肅的笑容和對這次事件的深刻教訓。
「你來了，我氣也生過了，火也發過了，不想再說什麼了……趕快補救」
1954年，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日內瓦會議前後進行了3個月，第一階段關於朝鮮問題的會議討論了兩個月，無果而終；第二階段開了不到一個月就達成協議，通過了最後宣言。作為周恩來的外交秘書，李慎之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任務是負責會議新聞，因此每逢開會就隨團進入會場去聽會。
7月21日會議閉幕的那天下午，因為事先知道要通過最後宣言，周恩來囑咐李慎之不要去會場了，讓他拿著最後宣言的初稿在別墅裡等待會場的通知，每通過一段就交給電臺向北京發一段，會議對初稿有什麼修改就照改，等全文發完，就大功告成。
別墅樓上，只有李慎之一個人。他每等來一個電話，就改正一段，然後用剪刀剪下來，送到電臺。沒事時，就享受著日內瓦的陽光和空氣，看看窗外花園的景色，自以為「兢兢業業」地完成了任務。等到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回來，他便回到日內瓦湖邊的旅館去，過了10點就上床睡覺了。
孰料，到了半夜12點左右，床邊電話鈴響了，是周恩來的機要秘書陳浩打來的。她說：「你快來吧!你怎麼搞的？從來沒有見總理髮這麼大的火!」李慎之大吃一驚，急忙趕到別墅。待他趕到別墅，陳浩說：「北京來電話了，說我們發回去的最後宣言比別的通訊社所發的少了好幾段，總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正等著你哩!《人民日報》已經印了24萬份了，因為新華社把你發回去的稿子同外電對，對出了問題，已經停機不印了。」驚慌不已的李慎之仔細回憶，才想起可能是打在極薄的打字紙上的原稿，在被他剪成一段一段的時候被風吹走了，因為他的辦公桌正好臨窗。
李慎之懷著極其惶恐的心情走進周恩來的臥室，看到周恩來似乎餘怒未平，就叫了一聲「總理」，等著挨一頓嚴厲的批評。不料周恩來說的竟是：「你來了，我氣也生過了，火也發過了，不想再說什麼了。你到機要室去看看我給中央的電報，然後趕快補救，北京還等著呢。」
李慎之去看了周恩來親筆寫的電報，電報上一個字也沒提到直接責任人，只說自己「應負失察之責，請中央給予處分」。
那天晚上，李慎之把最後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細細重新校訂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些錯誤，最後發回北京已經是凌晨兩三點鐘了。校訂完以後，李慎之一個人在屋裡寫檢討，又謄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給周恩來。周恩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叫他交給李代表(即李克農)。李克農笑著對他說：「要好好向總理學習。」
回到北京後，有人告訴李慎之，那天的《人民日報》到中午才出版。李慎之以為這次玩忽職守罪是逃不了了，做好了被起訴的心理準備，坐牢半年或者3個月也決無怨言。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周恩來又叫李慎之隨同一起訪問柏林，然後是華沙、莫斯科，最後回到北京……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事不對人，而且就事而論嚴格，過後相當大度，允許和倡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
1965年，周恩來途經開羅，前往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這時，他突然接到一份電報通知：阿爾及爾發生軍事政變，布邁丁推翻本貝拉總統，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
周恩來讀著這份電報，陷入了沉思：政變的背景是什麼？有無超級大國插手？現在形勢怎樣？……一切情況都未明朗。
飛機在開羅機場降落加油時，周恩來通過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原來沒有訪問開羅的計劃，現在是否可以改為訪問開羅，以便觀察亞非會議能否繼續在阿爾及爾準時召開。
經過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研究，同意周恩來改變計劃，先留在開羅進行訪問考察，以便觀察形勢變化，再做進一步的打算與安排。
此時，在周恩來之前打前站的外長陳毅，已經到達阿爾及爾。遇到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許多亞非國家都很焦急。因為他們都是帶了許多問題和困難要在會議上加以討論解決的。由於許多亞非國家都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和信任，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又與陳毅建立了友誼，都認為陳毅有思想、有見解，正直、熱情又富鬥爭性，所以紛紛來找他打聽中國的態度。
陳毅戎馬一生，性子豪爽、剛烈，是聞名遐邇的「炮筒子」。看到各國朋友著急，他就「熱血沸騰」了。這一沸騰就免不了放炮：「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陳毅聲調激昂，「而且一定要開好!」他這一番表態沒有經過沉著冷靜的思考，結果一下子就把話講死了。一「炮」打出，沒留一點餘地。
此後，由於形勢不明，人心浮動，意見不一，導致亞非會議無法舉行，各國代表紛紛離去。周恩來也從開羅返回北京。
由於許多亞非國家很尊重信任中國，以為中國外長講了話會議一定會準時開。如今陳毅一「炮」放空，當然造成一些不好影響。
周恩來知道這個情況以後，十分生氣，連連踱步說：「胡鬧臺，簡直胡鬧臺!」
陳毅自知有錯，一回北京當即趕去見周恩來。剛進西花廳前院，他就開始對見到的工作人員不斷地喃喃說：「負荊請罪，我是負荊請罪來了。」
到了門口，陳毅悄悄問了一句：「總理幹什麼呢？」
「等你呢。」衛士朝陳毅擠擠眼，吹風道，「生氣了。」
陳毅不再猶豫耽擱，一步跨入西花廳。
「總理，我來了。」陳毅以軍人的標準姿態進門報告。他和周恩來私交很深，隨意得多，平時不這樣，今天確實例外。
「你無組織無紀律!」周恩來的濃眉剎那間揚起，目光灼灼，朝著陳毅急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陳毅，轉身又是幾個急步，立到辦公桌旁。他背對著陳毅虛握了拳，砰砰砰敲了3下桌子，氣憤地大聲說：「這是不允許的!」
這3聲雖然敲得不狠，但令自知理虧的陳毅羞愧不已，仿佛那3聲是敲在自己腦殼上。他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繃得更緊，站得更直。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低聲發自肺腑地承認錯誤。
「就這一句就完了？」周恩來轉過身來，用犀利的目光盯著陳毅，「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裡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周恩來的聲音很少這麼大。他喘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緒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向陳毅，目光和聲音都放緩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匯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討。」
待陳毅走後，見周恩來心平氣和了一些，周恩來身邊的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免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在場的人一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裡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其中一位秘書藉機小聲說：「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匯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這時的周恩來的氣已經基本消了，搖搖頭說：「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事後為什麼不立即報告？為什麼隔了兩個禮拜才告訴我？」
1969年3月初，當時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部長姬鵬飛，為抵京履新的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接風洗塵，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參贊澤契·阿果利等使館外交官員應邀赴宴，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等出席作陪。
席間，賓主頻頻舉杯，姬鵬飛、喬冠華作為東道主，更是熱情異常。為人謹慎的羅博大使不敢造次，淺嘗輒止。而人高馬大的阿果利倒顯得非常活躍。可他似乎沒有料到姬、喬這兩員「酒場驍將」的英雄酒量，根本就不是對手，更何況又是「二對一」，沒有幾個回合，阿果利就抵擋不住，頹然敗下陣來。
曲終人散之後，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鑽進了自己的小轎車，開車向外交公寓駛去。當轎車沿著東長安街行至燈光較暗的建國門外大街時，不幸發生了交通事故，一個中國工人倒在了阿果利的車輪之下。
這一突如其來的惡性事件發生後，阿爾巴尼亞最高領導層立即下令調回阿果利。與此同時，有關姬鵬飛的宴請活動以及阿果利酒後開車肇事的情況自然都被寫進了外交部的值班簡報。不過，簡報的編輯對酒後駕車等要害問題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所以，周恩來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後果。
3月23日下午5時半，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會見羅博，對阿果利車禍肇事就事論事地表示：「交通事故總是難免的。」在場擔任譯員的範承祚內心很不平靜。因為範承祚對此事的前前後後都十分了解，他認為，此事不僅人命關天，而且涉及兩國關係，作為當事人和目擊者，自己有責任向周恩來匯報實情。
獲悉真相後，周恩來震怒了。他馬上召集姬鵬飛、喬冠華等當事人開會，狠狠地批評了姬鵬飛、喬冠華等有關負責人，並責成他們在一個會議上作深刻檢查。周恩來大聲責問：「事後為什麼不立即報告？為什麼隔了兩個禮拜才告訴我？」甚至連他一向信任、欣賞的韓敘也未能倖免挨批：「如果我處在你禮賓司負責人的位置，就會專門要一輛車陪送阿果利參贊回外交公寓。怎麼能讓人家醉酒後駕車回去呢？」
周恩來對垂首不語的外交部領導厲聲言道：「你們外交部，看著阿果利過量飲酒不僅不勸阻，反而一再勸酒。阿果利是在中國，又是我們的客人，出了事，責任主要在我們。作為外交官，特別是你們幾位領導同志，喝酒一定要有節制，喝多了容易誤事……」周恩來的語氣開始緩和下來，再一次重申20世紀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員有關規章守則：各種外交場合，外交官飲酒不得超過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來再次接見羅博、阿果利，商談阿果利交通事故的處理問題。周恩來再三向羅博大使表示，此事責任在我外交部有關負責同志。因車禍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後事宜由中方負責處理。也請阿外交部不要處分即將奉召回國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堅決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來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當天離京轉道上海，他立即派喬冠華和範承祚飛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婦在滬、杭遊覽一周。阿果利夫婦在上海得知此事後，對周恩來充滿了感激之情。
「你們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開始了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破冰之旅，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緊張而有序地進行著。
在談判的幾天幾夜裡，周恩來率先垂範，廢寢忘食，對每個細節都兢兢業業、細緻周到地打理完好，生怕出半點差錯會造成什麼不可預想的影響。駐東京的新華社記者每天都及時地發回來很多材料，有日本政府的反應、日本民間的反應，還有日本的各種民間輿論、民間調查，為談判提供參考。
一天，一份提及田中角榮私生活的材料，被送到了周恩來手裡。
周恩來一看內容，臉就沉了下來，加之談判中由於極度疲勞和緊張所導致的心情煩躁，便對參加這次談判的周斌(曾長期擔任中國外交部的日語翻譯)等沒好氣地說：「你管這個幹什麼？你還來幹擾我的時間，如果我不看，我送到毛主席那兒去，老人家這麼大歲數了，還看這種材料嗎？你們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周斌等工作人員很理解周恩來當時的心情，也馬上意識到了工作上的疏忽和不妥。他們明白，周恩來是希望集中力量完成這個重大突破，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懂得他、了解他。為此，他們立刻對工作流程進行了認真的糾正與完善。
在這之前，周恩來也因為大家不能明白他的意圖發過一次火。那是在田中角榮剛剛就任首相的第三天，在周恩來的巧妙安排下，上海芭蕾舞團出訪日本時臨時換了團長，由熟悉對日關係的孫平化去傳遞中日友好的信息。
為此，《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上刊載了這則重要消息，稱上海芭蕾舞團東京首演成功；下面羅列了幾十個來參加這個首演儀式的人員姓名，都是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最後才寫了一句，日本文化廳的官員也來了。
由於當時中日兩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以往中國政府派出去的這些藝術團體，日本政府一般都是不出面的，所以那實際上是日本政府表現出的一種態度，表明田中角榮方面也有意改善中日關係。可是《人民日報》頭條卻只在最後提了一句。
那天已經是凌晨3點了，周恩來心急火燎地走進談判籌備組工作人員辦公室，劈頭就問：「為什麼《人民日報》這樣發？把潘非找來!」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的潘非主管國際，是一位很有名的老記者。
周恩來嚴肅地問：「潘非，你懂不懂得我們在做什麼事情啊？這些『左派』的同志、老朋友你不寫也沒有關係，現在就是他文化廳來，這是政府的一種表態，田中角榮對我們的一種呼應，這個為什麼這樣寫呢？」
潘非解釋說：「總理，我們《人民日報》在日本是沒有記者的，我們是根據新華社發的消息而來的。」
周恩來一想，又立即把新華社社長找來。周恩來生氣地說：「你新華社幹什麼吃的!懂不懂得要緊跟黨中央的思想，緊跟中央的步驟啊，怎麼能這樣發消息呢？」語氣和情緒表現得很激動。
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們都知道：周恩來很少這麼激動，這次是因為大家跟不上他的思路，跟不上這個戰略步驟，對此他有意見，才發這麼大的火。他是恨鐵不成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