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經濟價值
唐朝文化，令我們魂牽夢繞的一點就是那種開放、包容的精神，真正有自信心的文化，從來不盲目地拒絕外來事物，什麼東西都能夠拿來為我所用。整個唐朝，對外貿易相當頻繁。唐朝對外交通一共有七條幹道，這在《新唐書·地理志》中有明確的記載，一條由營州入安東道，一條由登州海路入高句麗和渤海，一條由夏州通往大同、雲中道，一條由中受降城進入回紇道，一條安西入西域道，一條安南通天竺道，還有一條廣州通海夷道。
從漢朝開始，中國正式擁有了絲綢之路。雖然說在此之前就已經有通往西域的商路了，但是人們認為絲綢之路的「正式形成」應該還是要從漢朝開始算。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陸上絲綢之路都非常興盛。
我們不應該誇大絲綢之路的經濟價值，有一個重要的緣故，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我們的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商業並不興旺。在這種情況之下，自古以來的歷代王朝——雖然不是全部，執行的都是重農抑商的政策。
一方面，是商業需求並不旺盛；另一方面，由於陸上絲綢之路都是用駱駝等運輸工具來進行運輸，這裡邊就存在一個問題——費效比極低。古代的陸路運輸費效比極低，所以有一句老話叫做「百裡不運糧，千裡不運草」，那意思就是說，運送這些體積大、重量大、單位價值又比較低的東西的話，陸路運輸是得不償失的。你要知道，商人是要盈利的，如果運大而笨重，單位價值又比較低的東西，他是無法盈利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決定了陸上絲綢之路輸入中國的商品都有個共同的特點——輕而貴重。首先，它體積重量不能太大，而且一定要比較貴重，這才可以盈利。比方說外界輸入到中國的金銀器、香料、皮毛等這些東西，它們都有共同的特點——輕而貴重。換句話說，也就是奢侈品。我們對外輸出的其實也是奢侈品，比方說我們對外輸出的絲綢、瓷器。這些東西賣到外國去的時候，也是非常昂貴的。所以，對於中國經濟來說，陸上絲綢之路販賣來的這些東西，稱不上是雪中送炭，最多就是一個錦上添花。
興盛的海上絲綢之路
當然，海上絲綢之路跟這個就不一樣了。宋朝以後，海上絲綢之路特別興盛，海運到現在仍然是世界上費效比最高的運輸方式。從那個時候開始，外貿在經濟方面起到的意義才真正變得無比巨大。但是我們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經濟價值給予了這樣的評價，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否定絲綢之路的價值，畢竟經濟價值只是價值當中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承認，整個絲綢之路對於中國來說仍然意義極其巨大。因為它是一個物種交流的窗口，也是一個文化交流的窗口。
當時中國位於整個歐亞大陸的東端，相對來說我們的環境是比較封閉的，尤其是那個年代，無論是日本也好，還是朝鮮半島的國家也好，都不夠發達。他們是我們的學生，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我們的文化的影響並不大，這跟「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中國的那種巨大影響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所以中國那陣如果想與外邊有文化交流，想從外邊引進一些技術和物種的話，只有向西這個方向。這種情況下陸上絲綢之路毫無疑問是不二選擇。所以陸上絲綢之路對於我們來說，更大的作用不在於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商品，它更多的是我們的一個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一個輸入的渠道。這點對我們更重要，甚至於它還大大地影響了我們的物種多樣性。
比方說，漢代以來引進的很多東西，到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國人餐桌上一些常見的、耳熟能詳的東西。我們對外輸出的是我們原產的飲料——茶葉；而外界給我們輸入的是咖啡之類的飲料。這些飲料也是對外交流的結果。也就是說，物種的交流也是絲綢之路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
海上絲綢之路的政治意義
而且絲綢之路對於中國來說，還有政治方面的意義。中國維繫自己的國際大國地位的一個標誌，就是朝貢體制。在朝貢體制之下，中國是非常歡迎那些遠道而來的國家的，他們把這些遠道而來的使者都看作是嚮慕王化。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有一個特點，外交與內政是很難區分的。所以胡人、蕃客除了在經濟方面有意義，在政治方面也很有意義，因為他們能滿足皇帝們「萬邦來朝」的夢想。也就是說，皇帝希望這些胡人能夠扮演一個政治表演的工具，來烘託「天朝上國」的地位。
為了表示自己的這種大度，古代的政府往往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比如說胡商就很喜歡與政府做交易，把東西賣給政府，因為政府能夠給出比市面高得多的價格來。這樣做的原因就是要體現「天朝上國」的氣魄。因此這是一筆政治帳，而不是經濟帳。
因為這是一種政治符號，象徵著萬邦來朝，象徵著皇帝的國際地位。還有國子監講學要求有外國人去站立旁聽；宣布大赦，也要求有番民、僧侶在列。後來在唐德宗時期還出現了一個現象，本來很多胡人入華之後，都開始穿漢服，但是唐德宗特地下令「番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畢竟如果穿漢服，別人就看不出你們是外國人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現一個花團錦簇、萬邦來朝的繁榮景象。所以，胡人在中國除了是經商的主力，對於最高層來說，他們也是一個維繫「萬邦來朝」繁華景象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