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papi醬訴說成為母親的辛苦的微博引發了一個博主前言不搭後語的感嘆：
papi醬生娃過後變得好疲憊啊，但是孩子還是隨父姓。
隨後，話題很快脫離「冠姓權」的範疇，轉到人身攻擊。從指責papi醬獨立人設崩塌，到攻擊她儘管事業成功，還是「婚驢」，扛起了丈夫這個「大鼎」。
普通人也難逃一罵。幾乎於此同時，一個普通網友在微博上發布了自己出嫁時和母親依依惜別的合照，同樣湧入了很多戾氣滿身的陌生網友，且其中大部分為女性：
如果要給這張照片取名字，我只能想到——送刑；
養殖戶淚送生豬出欄，屠宰場喜迎銀貨入庫，橫批——現買現賣。
在被震驚的同時，有必要向第一次聽到「婚驢」、「大鼎」、「胎器」等侮辱性詞彙的人，解釋一下它們的含義和出處：
婚驢：指向「驢」一樣幹活拉磨，比喻那些家庭付出比男方更多時間、精力、物質的已婚女性，後泛指所有已婚女性；
大鼎：與女性相對，泛指所有享受婚姻紅利的已婚男性；
胎器：原來為男性群體用來嘲笑已生育的「同妻」，後來泛指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
我們試圖從各種搜尋引擎中追溯這些詞如何誕生，但具體出處已不可考。目前最早見於去年10月，某微博博主將已婚女性稱作「上門驢」。
而這些詞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他們把婚姻家庭作為剝削女性唯一的敵人。「不婚不育保平安」、「再不努力將來是要結婚生子」的口號早已喊過很多年。但在把男性當作剝削女性自由和健康的罪魁禍首後，他們開始將仇恨帶入女性內部，粗暴地將婚育作為劃分女性的唯一標準，未婚未育的是女性，已婚的女性就是「婚驢」、「婚奴」、「胎器」。
而這些帳號關注久了就會發現，他們總有辦法把女性內部的憤怒、仇視轉化成自己商品的購買力。
隱秘的厭女症
有許多人將上述激烈攻擊已婚已育女性的人歸類為「激進派女權」，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們走向了平權的反面——厭女。
激進派女權主義的概念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家庭被解釋為剝削婦女的主要形式。女性的懷孕和當母親給她們帶來了「消極」影響,阻礙女性的「解放」。
而先後發表的一系列論文意在指出：
所有壓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令人壓抑的男女制度。婦女解放是首要的，因為只要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它改進註定要失敗。
也就是說，激進派女權主義者將矛頭指向「制度」，絕非弱勢的單一個體。
而法國女性主義活動家安託瓦內特·福克在《兩性》中提出，將生育看作拖累而追求平等是十分危險的，它將生成一種隱秘的「厭女症」，導致女性的自我厭惡。
1965年，日本作家小島信夫的《擁抱家族》，描寫了一個出軌的母親時子。江藤淳在《成熟與喪失》中直接提出：對於「母親」和「妻子」的身份，時子感到厭惡。而女性的自我厭惡，是所有生活在近代產業社會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
男人的厭女症，是對他者的歧視和侮辱。因為男人不必擔心會成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將女人他者化並加以歧視。
但女性的自我厭惡表現形式就更為微妙。
在上野千鶴子《厭女》中指出，女性的厭女症方式是把自己當做女人中的「例外」，將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從而把厭女症轉嫁出去。
為此，有兩種策略。一種是成為特權精英女人，成為 「女強人」。被男性群體當做 「名譽男人」。
這種厭女傾向常見於各種熱播劇。《都挺好》中，因為上一輩重男輕女而痛恨自己女性身份的蘇明玉，最後靠自己事業上的成功來擺脫這種對弱勢地位的厭惡。
另一種是自動退出 「女人」的範疇，從而逃脫被估價的女人身份，即 「醜女」政策。例如，那些在婚戀市場上受歡迎的女性，總是被叫做「妖豔賤貨」。
顯然，將已婚已育女性成為「婚驢」和「胎器」的就屬於後者，且對女性的惡意更深。她們手動在自己與已婚育的女性之間做了劃分——將自己稱之為女性，而除此之外的女性，就都是「他者」，甚至把她們開除出女性身份，代之以動物形象和器皿。
他們默認自己是單性別的、有絲分裂的、不孕的。
上野千鶴子曾說：
在性別二元制的秩序裡，深植於核心位置的，便是厭女症。在這個秩序之下，無論男人女人，無人能逃離厭女症的籠罩。厭女症瀰漫在這個秩序體制之下，如同物體的重力一般，因為太理所當然而使人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但她大概沒有想到，許多年後，這種對女性的惡意已經具象地展現在了所有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