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諾耶在《香水》中偏執地相信氣味的作用，人的肉體會衰老、死亡、腐爛，但氣味如果得以保存，他便能夠擁有關於這氣味的一切——「柔和，力量，持久，多樣性，驚人的、具有巨大誘惑力的美。」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是王家衛獻給世人的香水，《花樣年華》是其中最曖昧、最具誘惑力的一支，它近乎完美地再造了一個時代的氣味，並將這種氣味變成電影史上的孤品，電影之外，歲月呼嘯，而這則98分鐘的故事始終在那裡，提醒著經歷過、呼吸過這道氣味的人，我們曾擁有過一段真真切切的「花樣的年華」。
文｜矮木
如果用「王家衛句式」敘述5月的一件小事，大體應該是這樣：2020年5月20日下午5點20分，沒有早一分鐘也沒有晚一分鐘，「澤東電影」放出幾張未曝光的舊照，「時光荏苒，不變花樣年華」，如果一切停在那個時候，該有多好。
5月20日，是電影《花樣年華》坎城首映的日子，今年恰逢20周年，如果不是新冠病毒肆虐，坎城原本計劃在「坎城經典」單元重映4K修復版的《花樣年華》。此外，王家衛電影4K修復版巡迴展原本計劃於6月5號在美國首映，包括《花樣年華》在內的七部電影均在放映之列，早些時候歷來惜字如金的王家衛曾對外表示，「我很期待我的作品在6月上映，並慶祝《花樣年華》20周年。」
約定沒能實現，盼著提前過年的粉絲們願望落了空。
2020年5月20日「澤東電影」官方微博放出的未曝光舊照
2000年在坎城，《花樣年華》首映之後，國內外影評界和大眾幾乎集體陷入狂熱，那場景非常像德國小說《香水》中描繪得集體迷醉，主角格雷諾耶利用一滴香水的氣味，迷惑了周遭所有的人，人們放下一切，只想擁抱、親吻、徹底解放，肆無忌憚地擁抱欲望，回歸本能，放棄對誘惑的無謂抵抗，一種集體的狂歡與瘋魔。
在過去20年的時間中，國際上任何一份權威電影評選名單，《花樣年華》和王家衛都沒有缺席過——因此，誠實地說，20年的時間刻度對《花樣年華》本身並沒有多少意義，從公映那一刻起，即使是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都未曾否認過它會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之後的時間也證明了，過去20年，甚至包括接下來20年、50年，《花樣年華》都無疑是香港電影、華語電影鐵打的門面。
這門面不只在神壇，也在民間。
放眼華語乃至世界影壇，幾乎沒有任何一部電影像《花樣年華》一樣，在20年中幾乎經歷了世人千千萬萬遍幾近納米級別的懷念與分解：這部電影的每一幀畫面，每一組鏡頭，每一首音樂，張曼玉的旗袍，梁朝偉的油頭和西裝，2046房間裡發生過或沒有發生過的事，那雙粉色的舊舊的絲綢拖鞋，小巷，街燈，夜雨，電飯煲、餛飩攤，鐘錶，麻將桌，1960年代的香港，1930年代的上海，越劇，崑曲，周璇嬌俏的聲音演繹的那首《花樣的年華》——
甚至是電影之外，王家衛的童年記憶，劉以鬯的小說和他那代人命中注定的飄零，周慕雲和蘇麗珍在王氏電影宇宙中的前世今生，以及梁朝偉和張曼玉這對世紀拍檔不得不說的場外八卦中似有還無的擦身而過……
格雷諾耶在《香水》中偏執地相信氣味的作用，人的肉體會衰老、死亡、腐爛，但氣味如果得以保存，他便能夠擁有關於這氣味的一切——「柔和，力量，持久，多樣性，驚人的、具有巨大誘惑力的美。」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是王家衛獻給世人的香水，《花樣年華》是其中最曖昧、最具誘惑力的一支，它近乎完美地再造了一個時代的氣味，並將這種氣味變成電影史上的孤品，電影之外，歲月呼嘯，而這則98分鐘的故事始終在那裡，提醒著經歷過、呼吸過這道氣味的人，我們曾擁有過一段真真切切的「花樣的年華」。
《花樣年華》是關於時間和記憶的遊戲。
2000年，新世紀伊始，告別世紀末的狂歡，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樂觀、信心和對一個更好世紀的期許邁入了21世紀。
用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人類歷史在20世紀經歷了諸多風波，兩場世界大戰造就了史無前例的破壞，饑荒，混亂，革命，到處的硝煙和殺戮，狂熱的運動，一度被人類拋之腦後的理性。這種持續不斷的慌亂伴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而結束，最終在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消費主義狂潮中漸次退場和平息。從這種視角望去，世紀之交的人們一方面真誠地懷舊，一方面熱切地憧憬。新千年的人們對20世紀有著諸多溫存和不舍，人們迫切需要一個對象去引燃和釋放這些情緒，從這個層面而言，《花樣年華》引爆了世紀之交人類情感的火山口，從東方到西方，網羅了一切能夠網羅的對象，用一個綺麗、溫存、依依不捨的集體儀式，完成了眾人對20世紀的深情告別。
新世紀的第一年，王家衛為世人講述了一則1962年的香港愛情故事。那一年《花樣年華》的宣傳資料上寫，「一切都褪去了，香港、1962年、那個陳舊的秘密……不管當初是為了報復或色誘，抑或單純的慰藉，到最後，只剩下眷顧。」
王家衛從來不是大任在肩的那類導演，而是撩撥和再造情緒的天才。六十年代充滿了衝突和紛爭，混亂和狂熱，《花樣年華》中的克制和隱忍更像是一個時代的反面，甚至在世紀之交的當口，重塑和改寫了人們對一個逝去年代的認知。這背後固然有王家衛作為創作者的取捨與抉擇，但這部電影自出現之後的種種奇遇，卻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了解世紀之初人類真實情感的一道窗口。
眷戀和懷舊是《花樣年華》的底色。王家衛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中曾說，「我並非真的試圖拍攝一部關於1962年香港的影片，我更想拍攝一部影片，講述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
對王家衛個人來說，這一年，5歲的他隨父母從上海遷居香港。時代的慌亂並沒有太多進入他孩童時代的記憶，他回憶中的上海是一座安穩的城市，「母親下班領我回家，從武康路走到淮海路，那些樹啊影啊，和經過上海交響樂團訓練地聽到的音樂。」
《花樣年華》的故事中，很多上海人集中在香港的弄堂裡，帶著老上海的記憶和習慣，打算過一段暫時安穩的日子。
但置身時間和空間夾縫中的香港，和試圖在這座孤島藏身的人們，一方面無法擺脫殖民歲月的浸染，一方面也無法保留漸行漸遠的傳統與記憶，新與舊的衝擊，身體和身份的混亂，將要歸於何處的疑問始終狠狠糾纏著那一代人。王家衛著迷於人在這種特殊歷史中的飄蕩和不安，抓不住，逃不掉，擺不脫，忘不了，是那個時代加諸於個體身上無法擺脫的宿命，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家衛的所有電影，事實上都在不斷重複同樣的記憶和心境。
因為這些背景，《花樣年華》便不單單只是一個「連一場欲望都捨不得迴避」的愛情故事，愛情只是王家衛隱藏心事的殼子。他比所有人都更明白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悵惘，一個有意思的片段是，世紀之交王家衛決定講述60年代香港的時候，事實上大部分鏡頭都是在泰國華人聚居地所拍攝，新世紀的曙光抹平了舊時歲月的痕跡，懷舊情緒的迷人和欺人通通在於，舊時日子，看得到，抓不著，而人只能在時間的河流中飄零遊蕩。因此說到底，《花樣年華》的終局並不是「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帶我走？」，而是那張船票始終不曾存在過。
《花樣年華》的奇妙在於，這個講述時間的故事被講述完畢後，不斷延宕出新的情緒和故事。
2016年，澤東電影公司在慶祝25周年之際，出版了一本紀念冊，不知是註定還是巧合，紀念冊的名字是《花樣的年華》，這本收錄了王家衛各個時期作品和合作者訪談的紀念冊首頁，選取的是《花樣年華》張曼玉和梁朝偉的一張劇照，照片中兩人戴著墨鏡，分別處在各自生命中最好的時節，張曼玉抬手擒著一根燃燒的香菸遞在梁朝偉嘴邊，兩位公認的華語世界最偉大的演員身側，是電影中的一段字幕：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了。
站在今天的時間節點，1960年代的故事已然過於遙遠。但是在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泛道德化地理解和定義愛情的當下，我們十分有必要隔著積著塵土的玻璃，回望下2000年的大眾視域中的愛情——
《花樣年華》講的是婚外戀中受傷的男女在試圖理解各自伴侶為什麼會婚外戀的過程中，最終發現他們也陷入了婚外戀的故事。
在王家衛最初的設想中，《花樣年華》是一個關於欺瞞和報的故事。王家衛設想過的一個結局是，梁朝偉向張曼玉告別，留下滿心失落的她來到新加坡。張曼玉最終找到了梁朝偉共度一夜，然後梁朝偉向她坦白：「我這麼做是為了報復。我只想要證明你跟我老婆都是同一種人。你也是個蕩婦。」
謝天謝地，最後王家衛走向了自己初始設定的反面。
王家衛說拍《花樣年華》的很多時候，他會想到希區柯克，連續和對倒的迷宮深入到人類情感最纖細和隱秘之處，這個不斷扮演、不斷試探的故事最終向我們展示了情感發生的偶然和必然，展示了人和人沒有多麼大的不同，如果非要用今天的標準審視一番的話，陳太太和周先生的「道德」水準並沒有比陳先生和周太太的「道德」高出多少。
蘇麗珍和周慕雲逃避與拒絕，壓抑自持和情不自禁所產生的美與傷痛，在被「數碼牌坊、賽博豬籠、電子裹腳布」肢解和控制的時候，成為了鏡花水月般的存在。當輿論場覺得祝英臺嫁給馬文才才是上上之選，賈寶玉聽他爹的話走仕途才能保護大觀園的姑娘，那蘇麗珍和周慕雲自然也是一對不爭氣的傷風敗俗的男女，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註腳是，大銀幕上蘇麗珍和周慕雲的故事早已結束，電影之外梁朝偉和張曼玉的緣分也在劉嘉玲幾年前的一次三人聚會中化作一句「歲月極美」，這原本是電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段佳話，但鬧哄哄的輿論場上，偶有三人消息出現的時候，甚至是《花樣年華》電影及音樂的評論區，到處都是「大婆教」宣示主權的身影，令人哭笑不得——僅僅考量如今人們解讀和認知愛情的方式，都要忍不住讓人懷念起我們舊日所擁有的豐沛與包容。
回到2000年的時代舞臺中央，那一年的大小熒幕上的文藝作品，詮釋了許許多多旖旎的愛戀。
那一年《花樣年華》中的蘇麗珍和周慕雲錯失了一張船票，吳哥窟的樹洞傾聽了梁朝偉沒告訴過任何人的秘密。婁燁在《蘇州河》中告訴人們，「兩個不相識的人坐在了一起，然後呢？然後，當然是愛情。」當時的人們期待熱烈的、不顧一切的愛情，周迅那句「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會像馬達一樣找我嗎？」不知擊中過多少人的心。《大明宮詞》也出現在2000年，年輕的小太平在空無一人的深宮中奔跑，然後在遇見薛紹的時刻一頭跌進自己的命運。同一年的《人間四月天》依然是關於愛的故事，「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那時候的黃磊和周迅應該不會想到，徐志摩和林徽因會在多年之後接受渣男和綠茶的名號。即使是被三綱五常綁得死死的李安，也在那一年的《臥虎藏龍》中，告訴懵懂的玉嬌龍，「不論你對此生的決定為何，一定要真誠地對待自己。」
今天忙著在熱播劇中鑑渣鑑婊、手撕綠茶、把一個三四歲小朋友蓋戳認證為「全劇唯一好男人」、甚至拿著拖鞋煽屏幕獲得愉悅的人們，似乎都陷入了一種被單一道德審判統攝的泥潭，人們失去了理解他人的耐心，對複雜和幽暗的人性也不再有半分興趣。這樣的群體心態又讓今天聰明的創作者們非常知道投餵什麼樣的產品給觀眾，而人們似乎也越來越失去對愛的信任和能力。
但人與人自由地愛戀，本能的心動，猶豫，熱烈，飛蛾撲火，統統是生命本身最明亮最純真的部分，所以借著對《花樣年華》的追憶，我們非常有必要拷問一下自己的內心，如果這些純真和明亮不復存在，那麼人之為人，究竟還有什麼意思？
稍微安慰的是，在放了許久鴿子之後，8月2號，根據金宇澄小說改編的劇版《繁花》正式官宣，此前關於這個項目的種種傳聞終於告一段落，王家衛擔任《繁花》的監製和總導演，官方釋放的一段視頻中，已經確定的主演胡歌用上海話跟人們打招呼說，「儂好，我是阿寶，長遠不見。」
《繁花》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上海，從小說推出之日起，人們就期待王家衛回到自己真正的主場。距離王家衛的上一部作品《一代宗師》已經過去七年，中間雖然經歷了《擺渡人》的折磨和恐嚇，但觀眾們非常自覺地把那筆爛帳都算到了張嘉佳頭上。這與其說是王家衛的魔力，不如說是人們捍衛內心某種不可冒犯之處的本能。
5年前，為推廣3D版《一代宗師》，王家衛破天荒地開了微博，並參與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微訪談，當時一位網友問，「導演導演，您怎麼來微博了？是接地氣兒還是？」王家衛回答了九個字，「世不可避，如魚之在水。」
那場微訪談和之後的《擺渡人》的「我喜歡」營銷事件除了貢獻了求仁得仁的流量之外，也不無殘酷地呈現出人們心中認定的王氏美學風格與電影娛樂潮流的某種巨大錯位。作為最擅長處理時間命題的導演，時間本身也按照自己均衡和頑固的節奏衝刷著王家衛自身，這些年，香港電影告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張曼玉息影玩兒起搖滾，梁朝偉與澤東電影約滿，結束了彼此長達20年的一段緣分，對王家衛影響深遠的劉以鬯去世、帶走了一段永遠潮溼的記憶。而更大的時代在不可見的暗潮湧動中改寫著人們的生活，20年的世界秩序運轉到今天，時間和空間照例衝刷和重塑著所有人的記憶。
但對電影導演這個行當，用侯孝賢的話來說，一個導演事實上只能拍「一部電影」，他在說起王家衛的時候提及，「（導演）關注的方法可以變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個。王家衛的上海情結是從小養成的，這個沒人拍得過他。」
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在步入老年之後，曾談到過時間對自己創作的影響，他說「人老了之後的現象之一就是，童年的回憶會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出來，而壯年時期的種種大事卻反而模糊，以至於消失。」
回到《花樣年華》20周年的主題，王家衛說最後選擇在吳哥窟結束，是因為那些經歷千百年滄桑的石窟和與他們糾纏生長在一起的古樹，提醒著時間的永恆與流逝，人在其中很渺小，時間會輕易覆蓋和衝刷很多東西。但《花樣年華》的生命恰恰在於，它最終告訴人們，在永恆的流逝之中，總有些什麼是能夠留下來的。
關於《繁花》，王家衛在接受採訪中曾透露，《繁花》會是《花樣年華》和《2046》的第三部曲。從更大的時空背景上說，當下的人們，註定比20年前面臨更多的巨變與確定，理智地看，今天的文藝作品早已承擔不起彌合時代裂縫的功能，但世事不可躲避，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回到自己熟悉水域中的王家衛最終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終歸還算是件值得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