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行為藝術

傳統的架上繪畫，到後來的裝置藝術，我們看到從最初物或者人的形像被畫面間接地表徵，到具體之物本身的直接在場（杜尚）。而行為藝術，創作者主體自身的在場（比如博伊斯，阿布拉莫維奇等等）。具體之物的在場，所取消的是表徵性符號世界。而創作主體的在場，則帶來了一種更直接更有力的呈現，觀看者既作為藝術作品的客體，但也是作品主體本身的一部分——乃至意義源頭的直接在場。

行為藝術，扮熊貓者

藝術家烏雷(Ulay)去世，有些約稿，說希望能寫寫他。

但這次在疫情中，我的感觸甚多。對文學，藝術甚至是政治哲學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想起烏雷曾經的伴侶，藝術家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1974年在義大利那不勒斯進行的行為藝術《節奏0》 。

這件行為藝術作品在某一個程度上，像一個隱喻，或者是一個象徵。濃縮了極端狀態下人類可能有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

這是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第一次嘗試和現場觀眾的互動效應，讓觀眾們也成為她作品的一部分。瑪麗娜面向著觀眾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七十二種道具(包括槍、子彈、菜刀、鞭子等危險物品)，觀眾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對她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由於作品有不可預測的危險性，所以，瑪麗娜承諾承擔行為藝術表演過程中的全部責任。

在場的觀眾們，有人用口紅在她的臉上亂塗亂畫，有人用剪刀剪碎她的衣服，有人在她身體上作畫，有人幫她衝洗，還有人劃破了她的皮膚……　隨著時間推移，觀眾發現無論如何擺布，阿布拉莫維奇都不作任何反擊，直到有一個人用上了膛的手槍頂住了她的頭部，但最終被他人阻止。

在被人施暴的過程中，阿布拉莫維奇眼裡已經開始有淚水，內心也開始充滿恐懼，但是她始終沒有做出身體上的反應。這件作品持續了整整六個小時。

作品結束後，她站起來，走向人群，所有的人擔心遭到報復，都開始四散逃跑。阿布拉莫維奇說：「這次經歷讓我發現：一旦你把決定權交給公眾，離喪命也就不遠了。」

抗議空氣汙染

當沒有邊界和約束時，善惡是失去邊界的。在群體洶湧而來的情緒中，情緒已經代替了思考，世界被分裂成「我們」和「他者」。這時，文明和野蠻，是可以變得對立統一。這種狀態下，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施暴者。

這個邊界和約束，小到我們和親密關係的心理邊界，工作設置；大到國家、社會制度和群體的律法和邊界。

當任何人，或者任何群體，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時，都是危險的。一段關係是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是毀在獨裁者手裡，就是毀在泛濫的民主手裡。

例如最早的一個體制，雅典，曾經有過一段歷史為例。

雅典人是文學藝術領域的公認領袖，是希臘城邦國家中最開化和最富裕的一員。他們的令人恐懼，在於他們的強大，並毫不遲疑地運用權勢去制訂對自己有利的法律；與行事上的震懾。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擁有制海權，財富和公民人口都遠大於斯巴達的雅典，本來具有相當的持久戰優勢。伯裡克利反覆提醒雅典民眾：「只要這場戰爭還在繼續，雅典就必須停止無度擴張。只要我們不陷入新的麻煩，就有理由對最終勝利保持信心。我怕的不是敵人的奸計，而是我們自己的貪婪愚蠢。」

由於擁有制海權，雅典在戰略上更主動，他們本來是立於不敗之地的。

伯裡克利去世後，雅典的民主政局就逐漸滑向民粹主義的氣氛。

政治家亞西比德煽動民眾的狂熱情緒與民族主義精神。民眾歡呼著同意了天文數字的艦隊、人力和資金的要求。

抗議空氣汙染

當任何一邊的權力絕對大，決策一旦形成，沒有人有能力推翻。最終，雅典在西西里的慘敗損失了200多艘戰艦和5萬大軍。（雅典當時只有300艘戰艦，全部男性公民也只有幾萬人）

西西里遠徵失敗後，雅典基本上就只能防守之力了，再之後，公民大會對「十將軍委員會」中的八名將軍進行審判，把其中的六人處死。從此雅典失去了有軍事能力的將領，後面也就沒有任何回天之力。

再例如，網絡上各種版本的「哨子」，也是一場對「絕對權力」的某種無奈的對抗，它如同一場在網絡上全民參與其中的大型行為藝術。你我都在其中，它並不是一場狂歡，更是表達哀悼與憤怒，也是歷史的記載。

歡樂並不能教會我們什麼， 然而， 痛楚、苦難和障礙卻能轉化我們，使我們變得更好、更強大，同時讓我們認識到生活在當下時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