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是倫敦時裝周與生俱來的基因。
關於倫敦時裝周的誕生年份眾說紛紜：一種幾乎蓋章定論的說法是它誕生於 1984 年，由前一年成立的英國時裝協會（BFC）舉辦，首屆年度最佳設計師獎也在同年頒發；另一種說法則來自早期參與組織這項活動的時尚人士，根據他們各自的描述判斷，這個時間至少可以提前 10 年。
比如時尚公關 Tony Porter，他在 2016 年出版的自傳 Whatever Next 中，明確指出倫敦時裝周誕生於 1971 年。
Tony Porter 自傳 Whatever Next當時，Tony Porter 剛剛創立自己的時尚公關公司，在為客戶開展品牌宣傳工作時發現，每年有兩次，所有記者都會飛往法國巴黎和義大利米蘭報導最新潮流。於是，他前去求助英國服裝出口委員會（Clothing Export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提出要把本土設計師集合起來，邀請媒體和買手來看秀。
英國服裝出口委員會非常支持，卻沒有預算。負責人建議 Tony Porter 找品牌籌集資金，並承諾如果他能拉回 500 英鎊贊助，也會等額出資贊助。最後，他不負所托，委員會也兌現承諾，靠著總共 1000 英鎊，第一屆倫敦時裝周在 1971 年拉開序幕。他還用這些錢印了一本宣傳冊寄給海外報社。
另一位時尚公關 Percy Savage 則稱軍功章有他的一半。
Percy Savage 是澳大利亞人，長年混跡於法國時尚圈，1974 年定居倫敦，繼續發揮公關才能，集結 8 位設計師，在麗茲酒店策劃了一場名為「新浪潮」（the New Wave）的時裝秀，這場時裝秀在他看來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倫敦時裝周的創始人之一 Annette Worsley-Taylor 證實了這個說法。據她回憶，「新浪潮」雖然在組織上有些混亂，卻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設計師的訂單量。同年 10 月，第二場「新浪潮」時裝秀開幕，由 Tony Porter 負責公關工作，被 WWD 評價為「在各個方面都比第一場發布會更好」，參加的設計師也從 8 位增加到 11 位。
來年 4 月，「新浪潮」被「倫敦設計師集合」（the London Designer Collections）所取代，後者不僅指一年兩季的時裝秀，這一時裝秀據說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80 年代初；還指由 Annette Worsley-Taylor 擔任負責人的同名時尚機構，這個機構是設計師的大本營，不斷吸納新成員。
種種事實表明，早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倫敦時裝周就在醞釀之中。
那正是倫敦時尚蓬勃發展的時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中成長起來的青年湧上街頭。愛穿套裝騎小摩託車的「摩斯族」（Mods）、代表纖瘦美學的模特 Twiggy、高唱「愛與和平」的披頭四、「迷你裙之母」Mary Quant……各種青年文化交織，與典雅或者毋寧說守舊的巴黎時尚大相逕庭，一股「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風潮應運而生，為日後的倫敦時裝周注入前衛基因。什麼是前衛？那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創意理念，是一種獨立思考的寶貴能力，更是一種敢為人先的冒險精神。
1984 年，第一屆倫敦時裝周把這種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那一次，英國時裝協會在肯辛頓大街大英國協研究院的停車場，臨時搭建了一個白色帳篷當場地。走秀之後，設計師們受邀前往唐寧街 10 號參加招待會。Katharine Hamnett 穿著她標誌性的標語 T 恤出席——這件 T 恤上印有「58% 的民眾不歡迎潘興」（58% Don't Want Pershing）的字樣，「潘興」指美國在西歐部署的核飛彈——令時任英國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一時啞然，但這並不妨礙她獲得當年的「年度最佳設計師獎」。
Margaret Thatcher（左）與 Katharine Hamnett（右）前衛一時容易，難得的是，倫敦時裝周自誕生以來始終保持前瞻性。
在服裝創意方面天馬行空，從 Alexander McQueen 現場噴塗的連身裙，到 Hussein Chalayan 能穿上身的咖啡桌，再到 Fredrik Tjaerandsen 緩慢收縮的氣球裝，一次次令世人震驚；
Alexander McQueen Painted DressHussein Chalayan Table Dress在人才培養方面不拘一格，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 1986 年，6 個年輕人跋涉千裡而來，通過一場設計師展一舉成名，他們就是「安特衛普六君子」；
在時尚道德方面先人一步，早於「永續時尚」成為共識之前便有 Katharine Hamnett 思考並實踐環保面料和低碳運輸，近年來更是全面禁止使用皮草，成為全球首個棄用皮草的知名時裝周；
在營銷方式等方面不懼冒險，擁有百年歷史的英國傳統奢侈品牌 Burberry，開啟「男女裝合併走秀」「即秀即賣」等模式先河……
除了鐫刻在骨子裡的前衛基因，這或許得益於三個方面。
首先，作為國際四大時裝周中的後生晚輩，倫敦時裝周更加自由，對世界各地的設計師敞開懷抱，尤其樂意扶持新人：1993 年，英國時裝協會創立了一個叫「新生代」（New Gen）的贊助項目，專門支持和推廣年輕設計師，幫助他們建立品牌，入選這個項目的設計師將獲得資金援助，並免費使用走秀場地。
曾獲 New Gen 項目支持的英國設計師 J.W. Anderson其次，「世界四大時裝設計學院之一」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坐落於倫敦市中心，John Galliano、Alexander McQueen、Sarah Burton、Stella McCartney、Phoebe Philo、Hussein Chalayan、Riccardo Tisci、Matthew Williamson、Gareth Pugh、Christopher Kane、Daniel Lee、Simone Rocha 等大名鼎鼎的設計師都從這家學院畢業，每年的畢業生作品展是倫敦時裝周上一道別樣的風景線。
再次，英國本土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如 Burberry 和 Vivienne Westwood——前一個象徵傳統英倫風格，後一個代表激進朋克潮流——從來沒有停留在過去的榮光中止步不前，而是銳意進取，在堅持自身特色的同時積極融入當下，承當責任，使倫敦時裝周更有看頭，也給其他品牌做了表率。
Burberry & Vivienne Westwood有評論家批評倫敦時裝周毫無存在感，因為它創意有餘、商業不足，日程表上的新品牌層出不窮，連時裝編輯也未必認得全，在 Burberry 於 2009 年從米蘭重返倫敦辦秀之前，他們甚至直接跳過倫敦時裝周。
前衛什麼時候成了壞事？
「今年，學生無法像往常一樣展示作品。為未來的創意人提供表達想法的平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新冠疫情當前，Bottega Veneta 創意總監 Daniel Lee 面對 Vogue 雜誌，大力推薦自己母校的畢業生——跟那些吹毛求疵的評論家不同，他肯定明白這個道理：越是在艱難時世，創意越是重要，哪怕它只能讓人苦中作樂、莞爾一笑。W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