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熱·齊澤克
人們能從過去的幾十年吸取的最明顯的教訓之一是，資本主義是不可摧毀的。馬克思把它比作一個吸血鬼，在今天看來這個比喻凸顯出了這樣一點：吸血鬼被刺死之後總會復活。
今天的左翼對全球資本主義霸權及其政治補充（自由民主制）的回應有許多種。比如它可能接受資本主義的霸權，但繼續在其規則範圍內爭取改革（這就是社會民主制的第三條道路）。
或者，它可能承認其霸權將繼續存在，但仍然應該從「縫隙（interstices）」中繼續抵制它。
或者，它承認所有鬥爭都是徒勞的，因為這霸權如此無所不包，除了等待「神聖暴力」的爆發，就什麼也做不了——這是一種革命版本的海德格爾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們」。
或者，它認識到鬥爭的暫時性無效。這一論點認為在如今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中，真正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全球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復甦之前，我們能做的就只有捍衛福利國家的殘餘，提出一些我們清楚當權者無法滿足的訴求來和他們對抗，否則就只有退回文化研究中，在那裡安靜地從事批評工作。
或者，它強調說背後有更深層的問題，即全球資本主義在根本上由技術或「工具理性」的原則導致。
或者，它假設人能夠顛覆全球資本主義和國家權力，但不是通過直接攻擊它們，而是通過將鬥爭領域重新聚焦於日常實踐，人們可以在日常實踐中「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樣資本和國家權力的基礎將逐漸被削弱，國家將在某個時刻崩潰（這種方法的典範是薩帕塔運動[Zapatista movement][1]）。
或者，它採用「後現代」路線，把重點從反資本主義鬥爭轉移至多形式政治意識形態的霸權鬥爭，並強調話語重述的重要性。
再或者，它主張認為人們可以在後現代層面上重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態度，對資本主義進行「決定性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隨著如今「腦力勞動」的興起，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關係之間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尖銳，這使「絕對民主」第一次成為可能（這是哈特和奈格裡的立場）。
這些立場並非對某種「真正的」激進左翼政治的迴避——事實上，他們試圖克服的恰恰是這種「真正的」立場的缺乏。然而，左翼的失敗並不是過去三十年間發生的全部。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上最為爆發性的市場經濟發展，以及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的發展中，人們也可以汲取意料之外的收穫。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搞得更好。在英國，當時的柴契爾革命是混亂和衝動的，充滿不可預測的突發事件。而將它制度化的是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或者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布萊爾將一個（最初表現為）偶然的歷史事件事件提升為一種必然。柴契爾本人不是柴契爾主義者，她只是她自己；真正形塑柴契爾主義的是布萊爾（而不是梅傑[Major]）。
一些後現代左翼批評家應對這一困境的方式，是呼籲一種新的抵抗政治。他們指責那些依然堅持與國家權力鬥爭、更不用說奪取了國家權力的人，還停留在「舊範式」中：批評者說，當下的任務應該是通過退出國家權力的領域、創造不受其控制的新空間來抵制國家權力。當然，這和接受資本主義的勝利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這種反抗的政治只不過是第三條道路左翼的贖罪券。
西蒙·克裡奇利（Simon Critchley）的新書《無限的訴求》（Infinitely Demanding）近乎完美地體現了這一立場。[2]在克裡奇利看來，自由民主制的國家將持續存在。廢除國家的嘗試慘敗了，因此新的政治必須與國家保持距離：其中包括反戰運動、生態組織、抗議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虐待的團體，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自治組織。這種政治必須抵制國家，用不可能的訴求轟炸國家，譴責國家機制的局限性。在遠離國家的地方從事抵抗政治的理路要點在於對正義「無限地訴求」這一策略的倫理層面：沒有一個國家能服從這一呼籲，因為國家最終的「真實政治（real-political）」目標其實是確保自身的再生產（經濟增長、公共安全等）。克裡奇利寫道：「當然，歷史向來是由拿著槍和棍棒的人書寫的，人們不能指望用嘲諷和雞毛撣子打敗這些人。然而，正如極左的積極虛無主義的歷史有力地表明的那樣，當一個人拿起槍和棍棒，他就已經失敗了。無政府的政治抵抗不應試圖模仿和再現它所反對的極端暴力的主權。
那麼，比方說，美國民主黨應該怎麼做？停止爭取國家權力，退入國家的縫隙，把國家權力留給共和黨人並發起無政府抵抗運動嗎？如果克裡奇利面對的是希特勒這樣的對手，他又會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確實應該「模仿和反映他所反對的暴力主權」嗎？難道左派不應該區分訴諸暴力對抗國家的情況和只能、只該使用「嘲諷和雞毛撣子」的情況嗎？克裡奇利立場的模糊性在於一個奇怪的不當結論：如果國家會一直存在，如果不可能廢除它（或資本主義），那麼為什麼要迴避它呢？為什麼不能與國家一起、在國家之中行動？為什麼不接受第三條道路的基本前提？為什麼要把自己局限於克裡奇利所說的這樣一種政治，即 「質疑國家，對既定秩序進行問責，但不是為了廢除國家——儘管這在某種烏託邦意義上或許是可取的——而是為了改善它或減輕它的負面影響」？
上述這些話只表明，今天的自由民主國家和「無限要求」的無政府政治的夢想處於一種相互寄生的關係中：無政府主義行動者進行倫理思考，國家負責管理和調節社會。克裡奇利的無政府倫理政治行動者的所作所為就像一個超我，自在地用需求轟炸國家；而國家越是試圖滿足這些要求，人們就越覺得它有罪。按照這種邏輯，無政府主義行動者的抗議並不針對公開的獨裁政權，而是針對自由民主國家的虛偽，後者被指責違背了自己公開宣稱的原則。
幾年前在倫敦和華盛頓舉行的一場反對美國襲擊伊拉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是權力和抵抗之間的這種奇怪的共生關係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矛盾的結果是，雙方都滿意了。抗議者保全了他們的美麗靈魂：他們明確表示不同意政府對伊拉克的政策。當權者平靜地接受了這種表態，甚至從中獲益了：抗議絲毫沒能阻止已經做出的襲擊伊拉克的決定，且使這個決定合法化了。因此，喬治·布希對抗議他訪問倫敦的大規模示威的反應實際上是：「你看，實際上這就是我們正爭取的，為了讓人們在這裡做的事情——抗議他們的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在伊拉克發生！」
令人驚訝的是，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自2006年以來的採取的路徑與後現代左翼的選擇截然相反：他非但沒有反抗國家權力，反而是攫取權力（先是企圖政變，再是發動民主政變），無情地利用委內瑞拉國家機器來推進他的目標。此外，他還把市區軍事化，在那裡組織武裝部隊訓練。還有，終極的恐慌：當他開始感到資本對他的統治的「抵抗」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享有國家補貼的超市裡的一些商品暫時短缺），他頒布了要把支持他的24個政黨合併進一個政黨的計劃。就連他的一些盟友也對這一舉措表示懷疑：這是否會以犧牲給委內瑞拉革命帶來活力的民眾運動為代價？但儘管這一選擇有風險，依然應得到充分認可：這項任務是為了讓新黨不再扮演典型的國家社會黨（或庇隆黨[Peronist]）的角色，而是充當動員新政治形式（如基層貧民窟委員會）的工具。我們該對查維茲這樣的人說什麼？「不，不要攫取國家權力，只要退出，讓國家和當前局勢保持原狀？查維茲經常被看做小丑——但難道退出國家權力不會讓他淪為「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3]——現在許多墨西哥左翼都稱他為「副小丑馬科斯（Subcomediante Marcos）」——的翻版嗎？如今，是那些大資本家——比爾·蓋茨、汙染環境的企業和獵狐的人——在「抵抗」國家。
應當由此吸取的教訓是，真正具有顛覆性的並不是堅持那些 「無限」的訴求——我們知道當權者無法兌現它們。當權者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無法兌現它們」，這樣一來，「無限訴求」的態度就不會對當權者構成問題：「你的苛刻要求提醒我們，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裡，這很好。但可惜，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裡，在現實中我們只好湊合滿足於可能的東西。相反，我們該做的是用有策略地精心挑選的、明確、有限的訴求來轟炸當權者，這些訴求是他們無法用同樣的藉口來開脫的。
來信
第29卷，第24期，2007年12月13日
在斯拉沃熱·齊澤克關於左翼新現實主義的論點的說服——不，在它的規訓下——我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投身於勸阻那些計劃在反對轟炸伊拉克的街頭抗議中「保全他們的美麗靈魂」的人（《倫敦書評》，11月15日）。我已經給我的國會議員寫了一封信（她算是一個反戰的煽動者，所以如果我的幹預沒能產生直接效果，齊澤克也可以原諒我），大意是：「雖然我滿懷尊重地承認美國代表我的利益，也承認它有權利和義務用武力保護這些利益，但我可否提議你提出這樣的建議：把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限制在每個核設施50個掩體炸彈以下，總炸藥量不要超過，比如說，每個地點半個廣島核彈？我能否請求克制地使用貧化鈾彈？我知道到這或許過分侵犯了行政部門的特權，但你能否向那些知情人士提議，在最終確定目標之前對情報進行複查？哦對，還有附帶的損害……我們能否達成一個嚴格限定在總統之間的協議，在不太可能發生的情況下，由聖城軍對聖城軍提供秘密的醫療援助？」在我看來，這些似乎是「有策略地精心挑選的、明確、有限的需求」。它們一定會有用的。
T.J .克拉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坐在家裡觀看電視上播的野蠻行為」似乎是斯拉沃熱·齊澤克抗擊資本主義的新口號。他寫道，數百萬人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起到了「使這個決定（伊拉克戰爭）合法化」的作用，遊行只是讓「抗議者保全了他們的美麗靈魂」。齊澤克卓越的辯證洞察力讓我們看到，所有未能完全實現目標的鬥爭都是對現狀的合法化。因此，1968年5月發生在法國的事件肯定也使戴高樂主義政權合法化了，古巴革命延續了美國對拉丁美洲的統治，印度獨立讓大英帝國合法化，1848年革命讓歐洲的反動合法化、民權運動讓美國的種族主義合法化。如果現在美國攻擊伊朗，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也不能上街反對它。也許這位哲學家應當做的，不僅是以令人困惑的方式解釋世界，而是該試圖改變它。
克裡斯·哈曼（Chris Harman）
國際社會主義雜誌（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倫敦E8
讀了斯拉沃熱·齊澤克為烏戈·查維茲做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辯護後，我想起了伍迪·艾倫的電影《香蕉》（Bananas），其中艾倫扮演一個名叫菲爾丁·梅利西（Fielding Melish）的產品測試員，他加入了「聖馬科斯（San Marcos）」山區的一群遊擊隊員，這是一個拉美右翼軍事獨裁政權。遊擊隊領導人氣勢洶洶地揮舞著槍，以同樣的自信舞動著他的革命口號和切格瓦拉式大鬍子，承諾解放的日子即將到來。一旦遊擊隊獲勝，他會把官方語言改為瑞典語，並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把內褲穿在衣服外面。委內瑞拉人還不會說瑞典語，但查維茲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欲望，使他們離說瑞典語更近了一步。相比之下我還是更喜歡「副小丑馬科斯」。
安德魯·貝尼舒（André Bénichou）
法國楠泰爾
第30卷第1期2008年1月3日
斯拉沃熱·齊澤克是個討人喜歡的挑釁者和一個有天賦的智力喜劇演員（《倫敦書評》，2007年11月15日）。有一次他譴責像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這樣行善的資本家，堅稱資本主義是個無可救藥的結構性暴力體系；下一次他又告誡左翼，根本沒有克服資本主義的機會。有一次他擁護列寧，稱他的目標是永遠摧毀所有的國家，下一次，他又主張必須捍衛國家作為反資本主義的唯一堡壘。如果你讓齊澤克評論一本書，那麼讀者不太可能了解到這本書的多少內容。因此儘管他充分注意到了西蒙·克裡奇利的《無限的訴求》，卻主要從其自身目的出發。
克裡奇屬於這樣一小批知識分子，他們相信那些積極參與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人或許有重要的話要說。他試圖理解這些鬥爭者在嘗試什麼，並思考他自己所掌握的工具或許有什麼幫助。他的書並沒有簡單地提出一種列維納斯式的、被理解為對他者的無限責任的倫理學，但這本書本身便是一種實踐倫理學的嘗試。齊澤克似乎從原則上反對這種做法。如果你拋開他那些裝腔作勢，那麼他真正傳達的信息是，知識分子一直是、也必須永遠是權力的妓女。他不能直截了當地這樣說，所以他用了一系列修辭技巧來表達這個觀點——主要是通過使用「我們」這個詞。「我們」是知識分子，「我們」是左翼（因為左翼顯然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但「我們」似乎也包括從託尼·布萊爾、美國民主黨到東方一些國家的現任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因此，「我們」顯然不能在原則上反對巡航飛彈和審訊室，因為我們真正的兄弟姐妹不是那些被它們炸死或綁裡面的人，而是那些按下按鈕、計算施壓位置的人。
我打算提出兩個點供讀者考慮。首先，資本主義並不會永遠存在。一個無限擴張和積累的發動機，按其定義便不可能在有限的世界裡永遠持續下去。如今印度和中國正作為徹底的參與者投入進來，似乎有理由假定在至多50年內，這個體系就將達到物理極限。無論那時我們的結局如何，它都不會是一個無限擴張的系統。它不會是資本主義，而是別的東西。但這並不能保證情況會變得更好。情況可能會更糟。我們能否至少思考一下更好的東西會是什麼樣子？撇開別的不談，現在不是叫停思考替代方案的時候。並且如果一個人真的願意思考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還有什麼辦法比和目前正在構建這些替代方案的人合作更好的呢？
為什麼選查維茲作為例子？為什麼不選，比如，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4]？莫拉萊斯和查維茲不同，他確實是被真正的社會運動推舉上臺，並始終對運動負責的人。我們能想像齊澤克，哪怕在他的幻想中，耐心地傾聽埃爾阿爾託（El Alto）的直接民主集會的要求嗎？查維茲也許是個卓越的表演家，但他也是個掌權的政治喜劇演員，除了愉悅觀眾以外，他並沒有真的負起責任。
大衛·格雷伯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第30卷，第2期，2008年1月24日
我的批評者們提出了以下這些說法（來信，2007年12月13日）：1.我傳達給左翼的信息是，沒有克服資本主義的機會；我們能做的就只是「坐在家裡觀看電視上播的野蠻行為」；2.我提倡中庸的現實要求，而不是追求不可能的大目標；3.我通過抹消西方民主左翼，支持像查維茲這樣沉迷權力的獨裁者。這些從同一篇短文中解讀出的互相排斥的立場，表明我觸到了一根敏感神經。
大衛·格雷伯會認為我「真正的信息」是「知識分子一直是、也必須永遠是權力的妓女」，真的是很奇怪。相反，難道不是那些提倡從權力的縫隙中抵抗的人，比如西蒙·克裡奇利，才認為與權力的直接接觸會把知識分子變成妓女嗎？在我看來，退回到如此安全的自我道德說教，正是腐敗的極致。
我的觀點是，左翼無法提供真正的替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方案。是的，確實「資本主義不會永遠存在」（是那些提倡新抵抗政治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國家會永遠存在）；資本主義將無法應對它自己產生的矛盾。但是這種消極的洞察和基本的積極願景之間是有差距的。我認為今天的候選方案——比如反全球化運動等——無法完成任務。
那我們該怎麼辦？只要保持適度的謙虛，避免自我滿足的道德說教，那麼一切都有可能（也不可能）。我知道，當左翼發起抗議運動時，人們不應該以其具體要求得到滿足的程度來衡量其成敗：比起實現眼前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提高批判意識和找到新的組織方式。然而，我不認為這適用於反伊拉克戰爭的抗議，因為這種抗議與霸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秩序分配給「民主抗議」的空間太過契合了。因此這些抗議者沒能，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威脅到當權者。抗議之後，政府和抗議者都沾沾自喜，仿佛雙方都成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斯拉沃熱·齊澤克
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分校
[1] 譯註：薩帕塔運動，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時，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發的以維護當地印第安人利益為目標的運動。他們反抗西班牙帝國主義，發起武裝鬥爭，同時建立了反叛薩帕塔自治市鎮，以公民集會的方式進行決策，經濟上廢除了私有產權，實行合作社。(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