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甲午中日海戰以來，大批的知識青年留學日本，梁啓超、康有為、孫中山、郭沫若、魯迅、鬱達夫等人都有過留學日本的經歷。多數人在談及這段歷史時將原因單方面的概括為「受到甲午海戰失利刺激」，以及「為了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這種概括恐怕不全然正確。有部分原因是彼時日本物價低廉，留學東京的費用大抵相當於上海生活費的一半，所以家境不那麼好的學生就都去日本留學了。據統計，晚清一代留學日本的留學生數目超過三十萬。但由於當時日本留學生教育質量低，重視不足，造成大部分在日的留學生「虛晃度日」，有用的知識沒有學到。因而比照當時留學歐美的知識青年來說，或許是出於這方面的原因，大部分歐美留學者大多成了工程師科學家，日本回來的大多成了革命黨。
正是這群看起來「虛晃度日」貧窮的知識青年，圍繞著「國旗」做出了一件另國人汗顏的事情，歷史上稱為「成城龍旗事件」。
1903年4月26日，日本成城學校舉辦運動會，該校兩百名中國留日學生參加和觀看。進入會場，見由五顏六色的國旗組成的萬國旗中國。唯獨少了中國龍旗，學生們大怒，推舉了幾名代表到學監處詰問。學監回答「貴國未入萬國協會」，「懸掛萬國國旗僅僅是裝飾，無關緊要，本無一定的規則，諸君何喋喋為？」。針對學監的遁詞，學生反擊道，本校運動會由中國留學生和日本人共同舉辦，與什麼萬國協會有什麼關係？既然說無關紀要，那就全部取下來如何？但最後也沒有說通。學生們聚集在大堂，聽取代表們匯報，很多人覺得太窩囊。即便是那些平時被視作不學無術、沒有節操的南洋、北洋軍派遣的官費生們也打破了沉默，一致贊成聯合抵制。經交涉，日方向學生們表達了歉意，並將黃龍旗與日本國旗並立懸掛。
看起來留日學生取得了這場抵制的勝利，但在學生們心裡「觸發我國家之思，深感無地自容」，最終沒有一個學生再到場參加運動會。
日本成城學校在當時接納留日的各個學校中無論是其品味還是聲望都很高，並且與中國官方關係極為密切。吳玉章在《吳玉章回憶錄》中說，1903年秋，一直接收中國士官留學省的成城學校停止招生，所招學生轉由同年新創辦的振武學校接納。於是吳玉章奔走呼號，與成城學校校長進行溝通，最終中國留學生在成城的陣地得到保留。並且對一些中國留學生遲交學費，不僅不催交，還照常按月給他發零用錢，使得家裡寄錢常有不濟的學生能夠得以繼續學習到畢業。吳玉章也坦言「這個學校確實水平高、要求嚴格」，「成城的某些有益經驗，我一直不曾忘記」。
對待中國留學生相對不錯的成城學校尚且發生了令留學生感到恥辱的「黃龍旗事件」，那麼其他學校甚至其他國民對待中國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雖然對於一些有反滿志向的革命留學生來說「黃龍旗」未必是值得驕傲的標誌，在某種程度上它代表著滿洲統治的象徵。但是在國外，它無疑就是中國的國旗，是中國的象徵。懸掛與不懸掛，不能因為以一己的恩怨來處理。這件事傳達出了「沒轍」的心情，看似「無獨有偶」，實則透露出一股輕視。
《浙江潮》第五期記錄了留學生在成城學校遭遇的另一件事，那種「沒轍」、「無奈」、「恥辱」感被深深烙印在留日學生的心裡。
出身名門的日本上尉西鄉因為侮辱正在連隊實習的劉姓學生引發了中日學生之間的衝突。成城在校的中國留學生抗議「我們中國人是為了留學而來到日本，不是倡優」，他們先到留學生總監督處抗議，又到日本參謀部報告、抗議。日本參謀本部的官員解釋說「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高年級指導低年級的事情，自明治維新以來，已經發出公告禁止此事，但到現在尚且沒有杜絕，你們不必大驚小怪」，同時這位官員進一步強調日本向來如此，你們不服的話「日後大可不必派遣留學生」。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學生這樣回答道，這件事不僅我們不能忍，對你們來說恐怕也不能容忍。數年前，日本一位婦人在美國受辱，你們的留學生和商人憤怒至極，聯名致電日本政府，後來美國人道歉，事情才算了解。「今劉君留學生也，豈貴國婦人之不若？」。
學生們採用東洋式的類比方法，不可謂不犀利，而他們心底卻一如往常，是揮之不去的「弱國子民」的悲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