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快感缺失，是抑鬱症的核心症狀之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19年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3億多人患有抑鬱症，我國抑鬱障礙終身患病率達6.8%，按照中國現在有14億人口估算，中國抑鬱症病患超過9500萬。在抑鬱傾向人群中，女性人數遠超過男性人數，分別為46.3%和31.8%。
2020年初的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節奏。
疫情之下，從一線的醫護人員、患者到經歷了這場突如其來的衝擊的普通人群，都面臨著自我調節的問題。隨著各行各業復工復產程度不一，職場人群在疫情之後，需要面對更加複雜的職場、家庭、社會等問題帶來的焦慮、甚至抑鬱的情緒。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中，第五項心理健康促進行動設立目標：到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養水平提升到20%和30%；抑鬱症治療率在現有基礎上提高30%和80%。此次疫情更是將各個群體的心理健康列為了重點關注領域。
在疫情暴發之前，由財經媒體領導者《21世紀經濟報導》聯合全球領先的醫藥健康企業賽諾菲中國共同發起了「與『黑狗』和解，重拾快樂—— 2020職場人士心理健康關愛行動」，旨在精準了解職場人士備受困擾的心理健康問題，建立與職場人士的溝通渠道，普及心理健康知識，關愛職場人士。
在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16日為期一個月的調研時間內，對1500人進行了心理健康調研。針對這份疫情前的調研結果，結合疫情後臨床專家的觀察和解讀，希望大眾和職場人士自己都對心理健康狀況給予更多的關注。
抑鬱高發群體：女性！
由於近年來抑鬱症在新聞中、社交媒體中「高頻」出現，公眾人物患抑鬱症甚至自殺的新聞也不鮮見，抑鬱症對於大眾來說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疾病。
我國抑鬱症患者正逐年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HO2019年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3億多人患有抑鬱症，我國抑鬱障礙終身患病率達6.8%，按照中國現在有14億人口估算，中國抑鬱症病患超過9500萬。
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將成為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負擔源。超過90%的抑鬱症患者未得到治療。
抑鬱症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的一類心境障礙，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其臨床特徵包括顯著而普遍持久的情緒低落，常伴有自卑厭世情緒，對愉快的活動失去興趣或樂趣，認知功能受損，以及睡眠、飲食、動力、性功能等障礙。
抑鬱症患者最常見的感受是：「我感受不到快樂了。」
——快感缺失，是抑鬱症的核心症狀之一。
上述《2020職場人士心理健康研究報告》調研顯示：
社會因素和家庭狀況等多維度因素都會對心理健康產品影響，調研中，超過4成以上職場人士有抑鬱情緒傾向。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精神衛生中心主任劉忠純描述了疫情之後，他在武漢的臨床接診情況：「疫情平穩、尤其職場逐步開放後，現在依舊面臨很多問題。我們醫院一家大型綜合醫院，有5000多張床位，精神衛生中心的門診是整個醫院門診恢復最快的，目前基本接近了去年同期水平。現在線上預約比例也明顯提升，求診的病人特別多。病人大多是焦慮、抑鬱，抑鬱共病焦慮的很多，失眠的患者更是明顯上升，這個臨床的情形跟我們早期的一些調查是比較接近的。」
疫情期間長時間的隔離和社交缺失，以及復工復產後的問題，「手停口停」，也導致患者人數增加。「一些人對工作不太適應，人和人的交往、工作方式都變得不一樣；經濟恢復的壓力傳導到工作上的壓力很大，影響個人收入。進而產生焦慮、抑鬱的情緒。」
從性別和社會關係情況來看，上述報告顯示，抑鬱傾向人群中女性多於男性，未婚、離異、孕期/孕後女性，都是有抑鬱情緒較高的人群。高學歷人群的抑鬱佔比也較高。
在心理水平健康人群中，並無顯著性別差異，分別為男性27.2%和女性24.9%。在抑鬱傾向人群中，女性人數遠超過男性人數，分別為46.3%和31.8%。
在受訪者年齡段中，隨著年齡增長，抑鬱傾向比例也逐漸下降：21~39歲的被訪者中，有抑鬱傾向人群的佔比明顯都很高，分別達到了47.9%和37.3%。50-59，是快要接近退休的年齡，抑鬱傾向人群佔比較少，心理相對健康。
婚姻關係是最重要的親密人際關係之一，配偶是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之一。已婚群體心理健康水平，明顯好於未婚/離異群體。在家庭結構中，懷孕的女士抑鬱傾向較為嚴重，佔六成。
「在疫情初期，有家庭的人群出現情緒低落、焦慮抑鬱失眠等應激反應比較多，可能擔憂家庭的情緒比較多，單身人群好一些。」劉忠純表示，結果疫情結束之後反過來了，有家庭的人、已婚人群對於抑鬱是一個保護因素，「跟經濟也有關係，很多單位績效、獎金都降低了，房貸、購物、消費等，年輕人的壓力可能會更大一些。」
此外，疫情之後很多人還擔憂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比如對於經濟穩定、疫情反覆、職業前景的擔憂在臨床中很常見。劉忠純表示，「包括大家的自我防護、減少社交，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改變，環境的改變，我覺得對整個社會人群壓力還是很大的，在就診的情況中非常明顯。」
從抑鬱症發病人群比例來看，「女性明顯高於男性。一是因為激素水平的變化，由於有月經周期、懷孕生子、絕經等生理性因素影響的激素水平變化，導致更加容易出現抑鬱的情緒。二是在社會空間中，不論是家庭中、職場裡女性要面臨的競爭壓力要高於男性，這個問題是是非常現實的，女性要付出的努力、克服的不利因素要遠高於男性。」劉忠純解釋，抑鬱症是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結果，「環境和壓力對情緒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在家庭還是工作中，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關心女性。」
不到兩成的就診率
根據上述報告結果，中度到重度抑鬱情緒傾向人群佔總體人群的40.4%，其人群分布也與總體相似。從職業分布來看，私企經營者、學生、公司/企業職員、銷售等職業的抑鬱情緒更加厲害；同時，中度到重度抑鬱情緒傾向人群在尋求幫助的途徑上，明顯缺少溝通與接觸。
抑鬱傾向人群在感到抑鬱情緒時，主要排解的方式是以找親友傾訴，而目前大家對專業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認知仍不足；自身就診的意願是比較弱的，從而得到專業救助治療的佔比也低。
找親朋好友傾訴是職場人士主要的尋求幫助的途徑佔了五成。除此之外，搜尋引擎是大家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徑。不到20%不到的職場人士尋求專業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認知不足。其他方式主要有自我調節；運動、聽歌、閱讀、睡覺等方式；以及沒有途徑排解/忍耐不做處理。
與龐大的患病人數形成反差的是，我國抑鬱症呈現低診斷和低治療的特點。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心境障礙整治中心主任方貽儒教授此前向21新健康記者介紹，「抑鬱障礙的平均起病年齡為20~30歲，從起病到就醫接受治療的時間平均為3年。抑鬱症經常被誤診為神經衰弱，國內醫院一項住院病人中抑鬱症漏診分析顯示，我國抑鬱症漏診率高達91.3%。很多患者自己對抑鬱症都缺乏科學認識，在患上抑鬱症後甚至去看中醫。雖然患病率高，但抑鬱症治療率只有10%。」
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吳文源教授指出，「快樂感缺失，是抑鬱患者最典型的核心症狀。而很多含蓄內斂的東方人，羞於就醫、拒絕規範治療，只因怕被認為是『玻璃心』、『抗壓能力差』。因此很多初期症狀並不嚴重的抑鬱患者不願接受專業的治療。然而快樂感缺失會不同程度的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社交能力，無論抑鬱程度如何，快樂感缺失狀態都會持續。所以，正確認識和對待快樂感缺失，是抑鬱患者回歸幸福生活的第一步。」
早期診斷，接受專業人士的幫助和必要的藥物幹預對控制抑鬱症症狀，提高治癒率至關重要。
在疫情之後也出現了更複雜的局面。「除了一些常見的抑鬱症症狀，職場人士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認知功能上的變化，反映了他的社會功能，就是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問題。」劉忠純表示，因為職場要求認知能力、執行功能更高，「如果注意力和記憶力發生變化就很明顯，比如我們最近發現職場人士，包括醫護人員中都出現了職業耗竭的情況，長期高壓狀態之後的疲勞。」
醫護等一線人員受到強烈衝擊所產生的應激反應，在別處是難以想見的。很多病人都出現了焦慮、抑鬱以及很強大的應激障礙。新冠病人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各種怕」：怕自己、怕別人、怕未來。怕新冠造成自己「白肺」、肺纖維化，會不會得肺癌？會不會短命？會不會有其他的問題？對未來非常擔憂。怕別人的歧視，怕被看不起。這些怕、焦慮會引起抑鬱，往往是先焦慮後抑鬱，甚至有消極的觀念，出現自殺傾向。
在就診情況上，劉忠純表示，「前期調查發現問題是比較多的，但實際上醫護人員就診比例不算高。有一些是託熟人關係找到我。醫護人員可能也承受了更多的壓力，不敢、不能示弱，不能失落。」
抑鬱症需要吃什麼藥？
抑鬱症的發病與其他精神障礙一樣，都是先天的易患病體質和後天環境共同造就的結果。抑鬱症的研究相對較多，開發的藥物也比較成熟。抑鬱障礙的經典理論認為，情緒與腦內5-羥色胺（5-HT）等單胺類神經遞質的釋放水平密切相關，以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為代表的抗抑鬱藥物是通過調節腦內5-HT的濃度從而達到抗抑鬱的作用。目前臨床的一線抗抑鬱藥包括：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去甲腎上腺素和特異性5-羥色胺能抗抑鬱藥（NaSSA）；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再攝取抑制劑（NDRI）；新型抗抑鬱劑褪黑素受體MT1和MT2受體激動和5-HT2c受體拮抗作用的藥物。
抑鬱症的治療原則主要有幾個方面：個體化治療；劑量逐步遞增，儘可能採用最小有效量，使不良反應減至最少，以提高服藥依從性；足量足療程治療；儘可能單一用藥，如療效不佳可考慮轉換治療、增效治療或聯合治療，但需要注意藥物相互作用；治療前知情告知；治療期間密切觀察病情變化和不良反應並及時處理；可聯合心理治療增加療效；積極治療與抑鬱共病的其他軀體疾病、物質依賴、焦慮障礙等。
據劉忠純介紹，「從治療來看，抑鬱症如果達到了中到重度，可能需要考慮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等。臨床常用藥物有SSRI類、SNRI類等多種不同作用機制的抗抑鬱藥，以及褪黑素1、2受體激動和5-HT2C受體拮抗作用的阿戈美拉汀。因為很多人在疫情期間都生活節奏完全亂了，疫情之後，心理治療的需求可能會更多。」
但以調節單胺類遞質系統為基礎的藥物可以緩解情緒低落症狀，而對興趣缺乏、疲乏感、睡眠和認知功能障礙的療效不理想，這些症狀從而成為殘留症狀。殘留症狀往往會導致患者病情復燃或慢性化，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社交能力，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以及社會功能的下降，升高了疾病復發風險。
由於市場龐大，許多公司也看好這一市場，2019年，賽諾菲中國與施維雅中國就抗抑鬱藥物維度新（阿戈美拉汀片）達成獨家戰略合作協議。2020年，該藥商業上市，賽諾菲中國全面負責阿戈美拉汀的營銷和醫學信息推廣工作。阿戈美拉汀具有褪黑素MT1和MT2受體激動和5-HT2C受體拮抗雙重作用機制，有抗抑鬱療效。據悉，2009年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批准其上市，目前阿戈美拉汀片已被國內外多個指南列為一線抗抑鬱藥，並已列入我國國家醫保目錄，日均治療費用17元/天。2013年WFSBP單相抑鬱障礙生物學治療指南推薦其為抑鬱症治療一線用藥，A級證據，1級推薦；2015年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也推薦阿戈美拉汀為抑鬱症治療A級推薦藥物。
針對很多抑鬱症患者有的失眠症狀，也有很多臨床使用多年的成熟藥物。根據2017年的一項薈萃分析，中國一般人群的失眠患病率平均為15%。在亞洲的失眠患者中，69%表現為入睡困難。失眠會增加多種軀體和精神疾病的發生風險，如心血管疾病、心梗、卒中、抑鬱、焦慮、精神障礙等。明顯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
酒石酸唑吡坦片屬於第三代催眠藥，是第一個非苯二氮卓類安眠藥（non-BZDs），1995年在中國獲批上市，國內臨床使用經驗超過20年。也已列入最新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國家醫保目錄，每日平均治療費用不超過3元。2017年的中國成人失眠診斷與治療指南推薦其為代表的non-BZDs作為失眠的首選治療藥物。
抑鬱症患者身邊的人應該如何做？
抑鬱症就像一輛沒有汽油的車，也就是一個人處在高耗竭但低能量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家人或朋友無論如何鼓勵他戰勝困難或是恨鐵不成鋼地批評，都沒有太大作用，因為不是患者不想讓自己變得積極，而是他沒有能力，最好的辦法是休息和治療，讓專業人士幫助他。
劉忠純表示，「大家往往都覺得我們應該鼓勵患者，但這往往是一種壓力。我們一般在治療過程中，如果患者還沒好，千萬不要說他好了，否則他會不信任你。」
對於患者身邊的人來說，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對於狀態不好的患者，應該比較客觀地把抑鬱的情緒、症狀、面臨的壓力進行一步步梳理，做一步步的工作流程，慢慢地讓他恢復信心。」劉忠純認為，在抑鬱症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客觀可能更重要。同時舉例一些成功的患者案例進行鼓勵可能會更好。患者的家屬、朋友在早期可能做不了太多工作，陪伴他，進行正規的治療比較重要。」
（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