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勳
劉秀的兄長劉縯以漢高祖自居，常常取消劉秀有如漢高祖的二哥劉仲一般。確實，劉秀跟他大哥一心復漢的志趣不同，一度還有出仕新莽的想法，在太學讀書時也不是乖寶寶，而是混成了社會人。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其稱謂各有不同，五帝時期的大學名為成均，夏代為東序，商代為右學，周代有東膠。又有一種說法，周代設立五學：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中為闢雍。但這些都不是純粹的教育機構，而是兼行祭禮、軍禮、學禮、養老、習射、尊賢之禮的場所。
名副其實的太學起自西漢。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之後，開始在長安建立太學。最初太學中只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博士弟子學習若干年後，經考核，一般可在任郡國文學的職務，優異者可授中央或地方官員。
從漢武帝以後，太學規模逐步擴大，科目及人數逐漸增多，開設了《詩》《書》《禮》《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官》《爾雅》等課程。漢元帝時博士弟子達千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
因為畢業有可能做官，太學的擴張速度很快
漢平帝元始三年，居攝的王莽進行了教育改革，除中央太學以外，又在郡國設「學」，在縣裡設「校」，在鄉裡設「庠」，在鄉下設「序」，大有普及國民義務教育之勢。元始四年，朝廷選取伊尹的官職「阿衡」、周公的官職「太宰」，發明出「宰衡」這個新稱呼，授予王莽。
既然做了伊尹周公，就要擔負起制禮作樂的重任。王莽奏請恢復上古的明堂、闢雍、靈臺，為學者們建起廣廈萬間，在五經以外加入失傳已久的《樂經》，六經博士增加至三十人；廣徵天下學有專長者，包括經學、歷史、天文、圖讖、音律、月令、兵法等，前後多達數千人。博士弟子，或稱太學生名額，更是激增至萬人規模。
王莽此舉一則是自己服膺儒學，為了構建心中的理想社會，需要大量儲備人才；二則是籠絡知識分子，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政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將儒學視作靈丹妙藥的王莽，沒能以實幹精神治理好國家，推動真正的社會進步。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長安太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最終灰飛煙滅，成為一堆瓦礫。
按照時間推算，元始年間王莽大興學校之時，劉秀九歲左右，正在蕭縣叔叔家。正值學齡的他，應該對這一套教育體系並不陌生，甚至可能在縣「校」裡讀過書。
起初劉秀與大哥劉縯志趣不同，在家操持農事，結果被大哥敲打，「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其實這話情商很高：一是說劉秀，咱們是高祖的子孫，別越長越沒出息；二是說自己，以當年高祖劉邦自比；三是照顧二弟劉秀的面子，不說今人說古人。
不過劉秀對新莽朝廷還是抱有幻想的，便打算效仿父親和叔叔，再走仕途，而入太學不失為一種捷徑。他在長安期間，因為看到執金吾出行的盛況，感嘆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這種不經意間說出的話，往往是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
新莽太學還是培養出不少人才的。比如範書《循吏列傳》中的任延，十二歲便入太學，通曉《詩》、《易》、《春秋》三經，轟動一時，太學中稱之為「聖童」。後來他在更始政權任會稽都尉，在東漢初年又任九真太守、武威太守，推行教化，移風易俗，御匈奴復民業。另一位被稱為「聖童」的叫張堪，本傳中只說他「受業長安」，而結合《朱暉傳》的記載，可以確認他果在太學。
劉秀與張堪早有相識，即位後先是任命他為宮中謁者，又派他押運糧草馬匹，支援吳漢伐蜀。走到中途，劉秀有意提拔，追授他為蜀郡太守。當時吳漢糧盡打算退兵，張堪力主決戰，並取得了最終勝利。攻破成都後，張堪封存府庫，造冊上報，與民秋毫無犯，遭受戰火之苦的蜀郡得到休養生息，人心大悅。
兩年後，張堪離開蜀郡之時，兩袖清風，只有一輛破車、數個布囊而已。隨即他調任漁陽太守，賞罰必信，深受官吏百姓擁戴。不久兩萬匈奴騎兵入寇漁陽，張堪主動出擊，大獲全勝；又在狐奴縣（今北京順義境內）開闢稻田八千多頃，勸民耕種，一郡富庶。
劉秀在太學還結識了不少同學，有鄧禹、莊光、強華、韓子等。鄧禹出身新野鄧氏，十三歲就能背誦《詩經》，也在長安遊學（未明確記載在太學）。鄧禹見劉秀絕非常人，就與之交好，日後成為劉秀經營河北的謀主。
劉秀的謀主鄧禹是他在太學的老相識
時光到了地皇年間，新莽政權政治混亂，天災橫行，綠林赤眉起義已成燎原之勢，像任延、張堪、鄧禹這樣的優秀人才，也不得不賦閒在家，明珠暗投，更不用提那些水平一般，在歷史上籍籍無名的太學生們，更是白白浪費了大好青春。
而人心正是這樣：如果起初什麼也沒有，他們也不會計較，但如果先給他們希望，又讓他們無路可走，那麼曾經的支持者，就會搖身一變，成為反對者。
劉秀就屬於水平一般的太學生，範書中說他「受《尚書》，略通大義」，這可能是他書生形象的的來源。但《東觀漢記》的筆法顯然更加老辣， 說他「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既拍了皇帝馬屁，又不失實地勾勒出一個更加立體的社會人形象。
事實也正是如此，他的太學生涯並非一無是處，增長了學識和見聞，結交了同學和朋友，這對他以後的發展裨益良多。
比如劉秀和他上鋪的兄弟韓子。唐朝的白居易有一則軼事，即「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想必同為帝都的新莽長安也是如此。日常食宿和社交的開支很大，家裡又不是特別有錢，劉秀似乎繼承了外公的經濟頭腦，開始了勤工儉學。他們一起商量，湊錢買了頭驢，然後租給別人。當時上等人乘車，二等人乘馬，而驢是窮人的代步工具。假如有天使投資的話，劉秀將成為共享單驢創始人。
劉秀的一位老鐵經常來往於長安、南陽之間，他是宛城人朱祜（或寫作祐）。朱祜的母親是復陽劉氏，與劉秀既是遠親也是近友，恨不得穿一條褲子，他倆曾在長安「買蜜合藥」。是藥三分毒，沒有系統學過醫術的他們，頂多做一些治頭疼腦熱的藥，或者乾脆就是安慰劑大力丸，所以江湖醫生「疲門」不妨拜劉秀為祖師爺，高端大氣上檔次。
這些還都是小打小鬧，不久劉秀就做了一單大生意。他在長安尚冠裡租了一間大房子，專門接待從南陽進京辦事的大小人物，利用近水樓臺的優勢，打探消息，收取費用。將其比作駐京辦並不合適，但比作明清時期的會館還是恰當的。沒有一定的人脈和活動能力，定然是做不來這些的。
劉秀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很社會了
如果沒有後來的光武帝，劉秀可能會有一個可以吹一輩子的牛，跟當朝大司馬見過面、辦過事。由於政治混亂，當時地方上有很多錢糧租稅方面的糾紛，原舂陵侯劉敞就託劉秀，到大司馬嚴尤府上申訴一筆租糧兩萬六千斛、芻稿數萬錢的官司。正巧朱祜也替舅舅到長安找嚴尤申訴，便結伴而去。
大司馬主管軍事，按朝廷規制不該管錢糧租稅，所以我們應該明白，這是託關係走後門。由此可見，劉氏宗親雖然失勢，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中央和地方還是有較大影響力。
嚴尤出府時，看見劉秀相貌堂堂一表人才，還停車跟他寒暄了幾句，而對旁邊的朱祜視而不見。劉秀這樣一個「普通」太學生，走後門能走到國防部長家裡，還跟國防部長本人談笑風生，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劉秀不是什麼「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生，而是一個地道的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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