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弋舟：1972年生於西安，著有長篇小說《蝌蚪》《我們的踟躕》，中短篇小說集《劉曉東》《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多部。獲得魯迅文學獎、鬱達夫小說獎、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百花文學獎等獎項，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
敏感，自省，深刻，作為70後代表作家的弋舟，出生和成長於西安，他是具有現代性的作家，穿行於城市之間，描摹的是更為複雜微細的當下經驗。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說：「弋舟以他小說裡一個又一個斑斕的寓體，持續命中著某些你我心頭秘而不宣的重要關切。他那些藉由小說完成的精神表達，讓他在當代中國文學現場獨具辨識的高光。」
弋舟以富有思想性的城市書寫贏得聲譽。著名作家格非說：弋舟的敘事淨省、硬朗而準確，同時也擁有珍貴的密度感，這足以使他躋身中國最優秀短篇小說的作者行列。弋舟和他的小說，正如他獲得魯迅文學獎時的授詞所言：「不迴避人性的幽暗和荒涼，更以執著的耐心求證著責任和療救。」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程青
《瞭望》：你寫了不少關於成長的小說，似乎為你們那一代人畫像，為什麼選擇這樣的主題？
弋舟：成長的過程是時間的蹤跡，而對於時間的敏感，在我看來算是一個好作家根本的能力。如果要我細數啟發過我的作家和作品，我會發現，原來都能以「時間」的名義確立——《麥田裡的守望者》是不折不扣的成長小說，它寫成長，寫時間，《紅樓夢》何嘗不是呢？同樣是寫成長與時間，甚至《西遊記》也可作如是觀——一隻猴子的成長史。當代作家中的餘華寫過《在細雨中呼喊》，一部典型的成長小說，這部作品就刺激過我的文學衝動。
我有一個個人的看法：一個好的作家應該有著過不完的青春期，這個青春期不僅是人生的，也是文學的。
《瞭望》：你的三個中篇《等深》《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盡頭》主人公用了同一個名字：劉曉東，從標題看這三篇小說似乎就構成了某種完整性，結集出版時直接用了「劉曉東」作為書名，也成了你的代表作，這是有意為之嗎？你是在怎樣的情境下寫這些小說的？
弋舟：三部中篇同一個主人公，顯而易見，這是「計劃」的產物，結集時以「劉曉東」來命名，大致表達出了我創作時的企圖，那就是要寫「人」，寫時代中的「人」。這種命名集子的方式不那麼討巧，劉曉東——一個司空見慣的中國男人名字，當時幾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對，朋友們和出版方都有異議，但我頑固不化堅持用這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我們對世界的想像和體認，最終都要回到對「人」的塑造上。寫作劉曉東這個系列時，正是基於這樣的衝動，這個名字的普通和平凡，多少兌現了我想要寫出某種普遍性的願望吧，他泯然眾人，卻成為了你我。
聚焦於「人」，感同身受的寫作心境會尤為突出，這本集子裡的主人公，有著一個鮮明的精神特質，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審判，不粗暴地將諸多疑難雜症推諉於時代，推諉於社會，而是自覺地推己及人，先從個體做出自我拯救的努力。或許與我自身的精神狀況也有些關係，當時心裡充滿了自我否定，通過寫作，我也的確得到了內心的治癒，覺得內心某些隱秘的東西得到了部分的清算，身心於是獲得了相對的安寧。
《瞭望》：你的「劉曉東」帶著鮮明的標籤：他是中年男人、知識分子、教授、畫家和自我診斷的抑鬱症患者，你塑造這樣一個人物是否帶有對自己或者說自己這一代人的審視與自我批判的意味？
弋舟：首先，這類人物是我相對熟悉的那部分人，更何況，有一句現成的說辭：「所有的創作，都有著自傳的意味」。每個人大約都會有著相似的情感衝動，追念青春，祭奠逝去的年華，但文學一定不會僅僅限於清淺的喟嘆，它要在追念與祭奠之中達成沉思與反省——哪兒錯了，哪兒對了，為什麼錯了，如何才能正確，即便不能夠找到一個確鑿的答案，作者也要表達出文學性的深刻的認識包括困惑。
劉曉東這個人物身上所披掛的那些社會屬性，在我看來，恰恰是指向應當自我省察的那部分人。自省也許是任何人都應當具備的美德，但我在這裡寧願將之特定為這個人群——年齡不算大，被稱為社會中堅力量的這些人的「義務」，所以，說小說表達了「自我批判」也是成立的。
《瞭望》：你的小說喜歡用「憔悴」「踟躕」「徘徊」「蹉跎」這些詞彙，當然還不僅僅是詞彙，你在描寫人物生活狀態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狀態，複雜而且遲疑，你是如何從個人經歷和思考中提煉寫作資源的？
弋舟：寫小說即是寫語言，這話也是教科書中的金科玉律。千百年來，中國人那些複雜難言的個體經驗，那些一詠三嘆的生命感悟，就是被這些美好的詞彙準確而具有審美意味地附麗，它們概括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成為了民族精神世界內在的況味與密碼，這些詞彙大多不是斬釘截鐵的，它們有猶豫感，有不確定性，卻飽含著中國式的分寸與體面，這些都非常符合我對小說這門藝術的理解，它們惆悵，但哀而不傷，有智性之美。當我從個人經歷和思考中提煉寫作資源時，正是在我們偉大的詞庫中「找詞兒」的過程，我得找到那些準確的詞彙，這樣的時刻，我就是身在那種藉由語言賡續的偉大而神秘的傳統裡，也是在落實一個小說家規定的工作方法。
我對音韻有著特殊的敏感，常常憑藉一個詞的讀音便生出寫作的衝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我在武威街頭看到一座雕塑，塑造成錢幣的形狀，被稱為「涼造新泉」，那其實是當地出土的古錢幣的名稱，但「涼造新泉」這四個字卻在一瞬間打動了我，一個新的短篇小說構思也由此產生。
《瞭望》：你的小說寫年輕人的情感有著不一般的創痛，「我在求生，你在遊戲」，寫出了時代和社會的多元化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有人稱之為「時代氣質之下的個體憂傷」。在小說中如何將個體與時代形成映照？
弋舟：沒有任何個體的悲歡可以逃脫時代給出的基本限定，「普世的況味」是文學作品產生共鳴的條件，也是衡量文學作品品格的前提，但遺憾的是，對於這樣的常識，我們竟常常罔顧。寫作者的確存在這樣的風險，過度沉浸在某種不能被人理解的自我之中，擰巴，封閉，沾沾自喜或者自怨自艾，在自說自話中完成自我的神化。但我們又不能以此忽略時代之下個體的精神籲求，所謂見微知著，正是文學的要求。
如何將個體與時代形成映照，這挺考驗一個作家的能力。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命名上就做著努力，譬如《我們的底牌》《我們的踟躕》《所有路的盡頭》，這些篇名以「我們」和「所有」的名義書寫一個個具體的人，至少是在給自己一個暗示：你寫下的張三和李四就身在你所在的這個時代裡，他們是與你休戚與共的，是與你共同構成那個「我們」中的一個。
我覺得尤其是男女的情感方式，是能夠折射出每個時代的不同氣質的。今天我們已經不會像漢朝人一樣談戀愛了，與革命時期的愛情肯定也不相同，那種對於愛情的基本相信與持守，可能也在動搖，但人類對於愛情的盼望、對於那種愛情理想本身的嚮往仍未消減，於是在恆久的盼望與追求理想的落差與張力之間，湧出了苦惱的源泉。這種創痛性感受，基於人性，又與時代息息相關，如果我們沒有更大的感知力，可能終究都不會弄明白自己的那點兒難過和傷心是因何而來，你愛著的人為什麼不愛你了，你不愛的人為什麼還是要在一起，這裡面有家長裡短、油鹽醬醋，其實也有時代的內在律動。
《瞭望》：你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事」和「文學本身的事」？
弋舟：不是被問到，這兩件事可能真的不會被我專門去放在一起想。就我的理解，「生命本身的事」更加具有規律性吧，它幾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文學本身的事」，也許多多少少被賦予了些微的自由意志。之所以不會將這兩件事專門放在一起想，顯然，是因為我可能常常將這兩件事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混淆起來。我得提醒自己：「文學本身的事」，是不能夠替代「生命本身的事」的，生而為人，你是不能夠僅僅依賴寫小說去獲得更為寬闊的生命感的，生命的練達與洞明，還有賴更為複雜的生活本身。
《瞭望》：看見評論文章裡說「弋舟的小說把銳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你如何看待小說的思想性？你在小說中最想表達的是什麼？
弋舟：當思想性介入小說，這門藝術才有了其不可替代的榮譽。我其實很難講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在小說裡「最想」表達什麼，如果非要有一個答案，那麼我想，我想表達的終究還是人永恆的困惑，生命永恆的困惑。這種困惑首先是基於我自己的感受吧，當一個又一個小說的世界被塑造出來，我才會從中看到自己的局限以及偏見，當我努力想要最大化地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時，我才發現自我的專斷是多麼不可避免。
《瞭望》：你在隨筆中反覆提到「小說之美」，你理解和追求的「小說之美」是什麼？
弋舟：小說家很難「說一不二」，因為「說一不二」差不多就是小說之美的反面，他們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多少都有些猶豫，當他們對鐵律一般的世界做出猶豫的描述時，就是在兌現「小說之美」。豐富人類的生命經驗，為那些能感到卻說不出的靈魂代言，這大約就是我所能理解並且意欲追求的小說之美。
《瞭望》：通過寫作你發現和找到了什麼？你自認為你的小說比別人多出來的是什麼？
弋舟：可能通過寫作我發現了生命之中那些混沌與商兌未寧的情感，讓我知道了理解他人的重要，以及理解他人會有多難，知道了理解自己原來並不比理解他人更簡單方便，這無疑擴張了自我有限的生命。但相較於生命本身的浩瀚，我豈敢盤點自己「比別人多出來」了點兒什麼，倒不如說，寫作這件事在源源不斷地令我感到匱乏，感到「比別人少出來」了點兒什麼。這不是矯情，寫作時常令我羞愧。
《瞭望》：你專業學的是美術，是什麼促使你放下畫筆專注於小說創作？最初的寫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弋舟：如今我越來越難以十拿九穩地回答這樣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個人生命的軌跡，實在是難以給出某種「自我決斷」的路線圖，就是說，那不是「選」出來的，更像是「被選出來」的結果。究竟是什麼促使了我們成為了今天的我們呢？好吧，這是命運的選擇。
如果將寫作這件事以「個人書寫史」的自大追根究底，那幾乎可以追溯到童年了。我在小學獲得過市裡作文比賽的獎項，這可能給了我某種能力的暗示；大約在十三歲的時候，向《收穫》投過稿，這個經歷在《收穫》六十年的慶典上我還坦白過，坦白之時，竟也略感唏噓。若以「嚴格意義上的寫作」計，這些都是不能作數的。
在將近而立之年我才投入嚴格意義上的寫作，彼時一個重大的事實是千禧年即將來到。這完全是一個「時間」的事實，於是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就出現了：是時間，是天性裡對於時間的敏感，敦促我寫起了小說。而將一件事情的緣起交由時間之因，這本身就像是在訴說命運吧。
弋舟作品
《瞭望》：你出生和成長於西安，但卻並不能把你歸為「西部作家」，你寫的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西部文學」，地域這個對於許多作家都難以忽略或者說難以逾越的框架對你似乎影響不大，你是如何突破地域特徵的？
弋舟：如實說，這裡壓根不存在「突破」，我只是囿於自己的局限。我的祖籍在江蘇，父親一輩才來到西北，舉目無親，這導致我完全沒有鄉土與故園的經驗，自然也無從依循「鄉土邏輯」。我尊重那些具有自己特殊經驗並且有能力充分表達出來的同行，我也尊重自己的「局限」，恰是這樣的「局限」，才豐富著我們文學的邊界。一個生長於西部的作家，不再能夠被「西部文學」簡單地框定，這已經是在彰顯著文學版圖難以被物理化丈量的無限性。
《瞭望》：中國作家以寫農村居多，或者說絕大部分都是在書寫農村經驗，而你的作品寫的幾乎都是城市經驗。作為一個城市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你是如何看待城市文學的？
弋舟：這首先也是基於我自身的經驗所限，我沒有在鄉村生活過的經歷。如今城市的興起，之於我們國家已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城市文學的興起，也當是題中應有之義。世界範圍內這樣的文學經驗已經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簡單地移植與套用，風險巨大。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的感受中來，回到我們的「特殊性」之中。
作為一個中國人面對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真的是經驗匱乏，一切剛剛展開，所謂數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一定不僅僅是指城鄉物理性的逆轉，如何給出我們的敘述方案，如何準確地書寫出中國人的城市心情，這裡面有著太多太大的思想命題、文明命題、情感命題考驗著我們。
《瞭望》：有評論說你的寫作和所處的時代保持著有溫度的關係，那麼，你怎麼看待文學和網際網路時代的關係？
弋舟：網際網路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現實之一，它所能帶來的巨大衝擊也許仍未完全顯現。相較於它對文學創作、文學傳播所造成的技術性改變，我更關心它終究是否會對人性的某些基本面構成挑戰。隨著技術的躍遷，至少，我們已經感知到了人性的某種變化，比如時間感與從前的異同，網際網路讓一切都在加速，變得飛快了，那麼，在相當程度上依附於時間感的人類情感將會怎樣呢？以愛情為例，古典愛情那種「緩慢即永恆」的準則，可能已經遭到考驗。當艱難因為速度而變得輕易，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也許都要重新定義。但文學應對技術巨變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所能理解並且忠於的那個「文學」，從先民的勞動號子刻在了龜背獸骨上，刻在了竹簡上，印在了紙張上，敲在了屏幕上，它也一路這麼過來了。
《瞭望》：在你文學生涯中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響比較大？
弋舟：那是一條漫長的譜系，我實在難以只認《紅樓夢》而不追溯《詩經》，只認曹雪芹而無視卡夫卡。但一個人的閱讀脈絡還是有跡可循的。我的父母都是學中文的，從小家裡就不缺書，並且以古代漢語方面的書籍居多，小學階段我囫圇吞棗地讀了《史記》，在母親的威逼利誘下背誦《唐詩三百首》，這些可能都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影響，司馬遷和李白，當然可能已經對我起到了教化。
由於住在大學校園，圖書館的存在給我帶來很大的閱讀便利，少年時期開始自發地閱讀，我的興趣就轉移到了西方現代小說上，馬爾克斯和大仲馬帶給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值得慶幸的是，我在那時就學會了區別他們的不同。
還要說到的是我對當代文學期刊的閱讀，這也要拜圖書館所賜，我對小說這門藝術萌生出操練之心，完全要歸功於對文學期刊的閱讀。很奇怪，少年時期的我捧著一本書時的心情總是近乎「瞻仰」，而捧著一本刊物，竟能生出躍躍欲試的蠢動。
《瞭望》：你所尋找和追求的文學的「來路」與「歸途」是什麼？
弋舟：那也許就是人的來路與歸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兒來，我們到哪兒去，困境是如何克服的，幸福是怎麼達成的。
《瞭望》：你的短篇小說《出警》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得這樣的大獎給你帶來什麼？
弋舟：獲獎消息傳來的當天，我正在給母親掃墓，這無論如何對我個人都是一個有意義的時刻。我的母親一生懷有寫作的夢想，儘管沒有明確表示出要將我培養成一個作家，但自己的兒子寫出了被人認可的文學作品，一定符合她的美好憧憬。獲獎在這個意義上就幾近「私事」了，算是我對於母親養育的一個報償，更多的，我也願意在這個意義上鼓勵自己，寫作的路那麼長，懷有一些切己的「私意」，自己可能就會更有韌性一些吧。
《瞭望》：作為一個風華正茂的寫作者，你的文學理想是什麼？
弋舟：風華正茂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詞，我願意將這個詞想像為一種美好的人格，它不僅僅攸關年歲與體魄，它更是良善的精神面貌。如果我真的有幸還具備如此的面貌，我想，落腳在文學上，我願意讓其向著真善美哪怕是靠近微弱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