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何以偉大？
17世紀以前，歐洲最負盛名的城市以其悠久的歷史著稱。遊客懷著敬仰之心來到羅馬，瞻仰古蹟和老教堂。他們沒有追求新奇和刺激，而是尋找藝術的靈感，沉迷藝術的世界。到了17世紀，一種新的都市空間和生活模式誕生，並為後世的所有城市效仿。正如現代城市的定義所言，設計一座現代的城市，是以它別樣的風採吸引遊客的目光。在那時，居住建築和史無前例的城市設施取代了過去宏偉的宮殿和教堂。無論對巴黎的居民還是前來的遊客，城市體驗都得到了重塑。現代的城市面向未來，而非過去：速度和變化成為城市的代名詞。
很快，許多歐洲人便發現，只有一座城市配得上現代之名。這座城市就是巴黎。
到了17世紀末期，一種新的出版物誕生。這是一類專為徒步探索城市的遊客設計的袖珍遊客指南和地圖，也是當代旅行指南的鼻祖。這類出版物起初向歐洲人介紹巴黎。在這類書的作者看來，巴黎這個地方如此具有革新精神，需要用這樣的方式去觀察和理解。到了1684年，熱爾曼·布裡斯（Germain Brice）的作品《巴黎的奇趣景點新指南》成為18世紀50年代之前所有城市旅行指南中最暢銷的一本，很快就被翻譯成英文版的《巴黎新指南》。
最近的研究顯示，一旦城市獲得名聲，無論這種名聲是喧鬧或者寧靜，往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動搖。而這些最初的巴黎旅遊指南也能很好地解釋，巴黎的城市意象何以矗立於世界偉大城市之林。
城市用什麼吸引遊客？
偉大的城市不只是各種建築的集合，也不僅僅是一座遍地古蹟的都城。一座城市之所以值得一遊，是因為時下的輝煌和當代的建築，是因為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豐富的娛樂活動帶來的勃勃生機。遊客若想瞻仰古蹟，仍會選擇羅馬，但是追求新鮮感和最前沿事物的，如藝術、建築、商業、時尚或飲食，則會前去巴黎尋找新的體驗。他們用全新的遊覽方式，手裡拿著布裡斯的指南走在街道上。比如，英國醫生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曾於1698年在巴黎這樣做，路易·利熱（Louis Liger）在他1714年出版的指南裡也曾建議讀者作此嘗試。遊客停留在教堂的時間少了，在咖啡店和公共花園的時間多了；他們在公墓的時間少了，逛商店的時間多了。他們不僅要遊覽教堂，也想要吃得舒心，穿得稱心。
巴黎並非向來具有如此的吸引力。16世紀下半葉的數十載，法國飽受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戰爭的摧殘。對首都在該世紀末的慘狀，研究巴黎變遷的歷史學家米歇爾·費利比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1597年的巴黎失去光彩，破舊不堪，百廢待興。」事實上，17世紀初期的巴黎街道，還能見到野狼出沒。
在1597年和1700年之間，這座歷經災難的城市得以重建，面目一新。統治者首次請來了從建築師到工程師的各行業專家，研究城市的布局。他們採納了專家們關於城市發展規劃的建議。這種協同努力產生了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加上容納這些公共工程融入的環境，帶給巴黎科技領先的美名，令其城市規劃和現代建築在歐洲引領潮流。
也只有在這些突破性的工程推向更廣的受眾後，這些項目才得以激勵他人以及後世。城市規劃剛開始重塑巴黎，甚至連這些公共工程的砂漿尚未晾乾，第二次改造便開始了。一座城市頃刻成為傳奇，為歷史上首次。
整個17世紀，每經歷重大的規劃，巴黎都能從中獲益。這種規劃用今天的話來形容，即「品牌再造」。在無數出版物和繪畫中，作家和畫家們記錄了這座城市從廢墟到都市的奇蹟轉變，並且將其刻畫成一處旅遊勝地，一個大千世界的縮影。戲劇家、小說家、巴黎史學家、指南書作者、畫家、製圖師和版畫家筆下的巴黎，無論是城市自身還是居民，都籠罩在特別的光環下，比任何地方或任何人都更加優雅，更具魅力。一個將持續數個世紀的神話自此誕生。
隨後產生的種種巴黎願景也同時反映了城市現狀，以及構想者對都市生活的幻想。許多願景實則是某種意義上的宣傳，其所言並非完全屬實，卻也提供了非常寶貴的信息，那就是城市的自我感知。當時產生的關於巴黎的文獻豐富而繁多，從中即可得知，這座城市如何代言自己。這些書籍和圖像也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它們讓巴黎人引以為傲，並且產生了社區凝聚力。它們還教會了人們如何使用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和設施，比如如何漫遊公共花園，如何使用街燈，如何搭乘公共運輸到達城市的遠處。這一系列的作品呈現了巴黎作為現代化重鎮的最初構想。
許多巴黎的推崇者開始使用誇張的修辭來表現這座城市激發的熱情，如「無與倫比的城市」「世界的縮影」「自成一個世界」「全體人類的故鄉」等。環球旅行家弗朗索瓦·貝爾涅裡（François Bernier）曾宣稱，「所有的原創性思想均起源於巴黎」。劇作家皮埃爾·卡萊·德馬裡沃（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通過筆下的一位人物說過：「巴黎就是世界，其他城市與之相比，頂多算郊區。」而卡拉喬利侯爵（Louis Antoine Caraccioli）這位真正意義上的歐洲人，則形容巴黎是「世界之都」，「世界之城」。
昔日廢墟，成為今日神話。
公元987年，巴黎成為法國的首都和君王的官邸所在。然而，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城市的地位歷經波折。這片土地上，先後發生了百年戰爭（1337—1453）和法國宗教戰爭（1562—1598）。1415年，法國在阿金庫爾戰役中戰敗，國王放棄了巴黎。1436年，查理七世再次從英國人手裡奪回法國。然而，整個17世紀裡，瓦盧瓦王朝仍然從他們位於羅亞爾河谷的城堡而非羅浮宮實施統治。1589年，亨利三世遭宗教狂熱分子暗殺，瓦盧瓦王朝覆滅。他的繼承人亨利四世，也是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國王，曾兩次武力奪取巴黎，均以失敗告終。亨利四世最後通過外交手段奪回了這座飽受數十年戰爭摧殘的都城。1594年他進入巴黎，當時的巴黎面積龐大，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大的城市，卻也是千瘡百孔，城市功能完全喪失了。
然而，亨利四世有著卓越的效率。他頒布《南特赦令》，使得宗教寬容成為基本國策。此外，他還和西班牙人籤訂了一項條約，到了1598年，他通過上述措施，完成了統治時期的第一個目標：實現和平。隨後，他重組了國家的行政機構。在宗教戰爭中，各省的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亨利四世開啟的新政策使巴黎完全成為法國政府的中心，他之後的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也繼續實行這些政策。行政功能逐漸集中，法國君主制逐漸變成專制。不過，讓巴黎脫胎換骨的，卻是亨利四世建設城市的才幹。
對這座飽經戰爭劫難的城市，亨利四世啟動了他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項目，進行徹底的改頭換面。在他1610年遭暗殺前的十多年時間內，他已使巴黎踏上成為「宇宙之都」的康莊大道。
事實上，國王的巴黎規劃已然十分宏偉。在1691年3月，巴黎市政府收到通知，說「陛下已經宣布，將盡畢生之力，打造一座綺麗輝煌的都城，使巴黎自成一個世界，成為一個奇蹟」。國王很快把自己的想法付諸行動。法國當時的期刊《法國信使》曾寫道：「亨利四世成為巴黎的當家後，你可以看到這座城市到處都是建築工人。」僅僅過了六年，這位國王寫信給法國駐梵蒂岡的使者茹瓦厄斯樞機，談到「關於巴黎建築的新聞」。他列舉了幾項最令他驕傲的公共工程，並說：「這個城市的變化將讓你吃驚。」
一百年後，尼古拉·德拉馬爾（Nicolas Delamare）這位研究巴黎市政管理的歷史學家肯定了這位國王的豪言壯語。他認為，亨利四世以前，「似乎從未有人想到過美化巴黎」。每當亨利四世或當時的崇拜者自豪地列舉那時的建築成就時，總會首先提及被稱為「法國兩大奇蹟」的都市工程：其一為新橋，它改變了日後歐洲城市和河流的關係；其二為皇家廣場，也就是今天的「孚日廣場」，它引領都市公共空間的變革。評論家們往往會強調，「亨利四世在位初期，巴黎是片巨大的荒地，到處是空地、平原以及沼澤，人跡罕至，遑論房屋建築」。國王將空空如也的土地改造成新的都市景觀，創造了新的進程，讓城市徹底告別1590年的慘狀。甚至，一些外國人和巴黎人時隔幾年後回到巴黎時，都會看到「城市的面貌截然不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黎的面貌日新月異。亨利四世的兒子路易十三，雖沒有父親那般宏大的規劃，卻也完成了父親最受矚目的幾大工程，包括聖路易島。路易十三將大片的「貧瘠之地」改造成巴黎最典雅的社區，也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聖路易島。自17世紀40年代建成至今，那裡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最初的面貌。路易十三的兒子對城市也有宏偉的計劃，是其祖父不折不扣的繼承者。
路易十四的宰相[1]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Jean-Baptist Colbert）在1669年親手寫下的兩段話很好地說明了這點。第一段話列舉了一系列重大的建築工程，結尾寫道：「到處是宏偉壯麗的景象。」第二段則可視為路易十四的絕對命令：「這個王朝絕不止於微小的成就。」
亨利四世時期規劃的城市區域和範圍，遠不如17世紀最後幾十年。無論是左岸或是右岸，無論是城市的邊緣還是城市的中心，各地建築（包括標誌性的羅浮宮）都在重建，社區也在重新設計或者重新規劃。1677年創作的版畫展現了羅浮宮外觀的翻新，也很好地說明了這座城市到處大興土木的現象。巴黎是一座永遠在變動的城市，它急於擺脫自己的過去。當時的人無論朝哪個方向走15分鐘，總能遇到造成這種印象的情景。
路易十四對這些工程的關注可謂事無巨細。1672年5月，科爾貝爾寫信問他，這些細節是否太讓他費心，他的回答則十分明確：「我想了解到細枝末節。」
1666年，倫敦遭受嚴重火災。火災過後，查理二世收到一些對災區進行現代改造的計劃。其中，克里斯多福·雷恩曾提議，大力效仿巴黎的規劃模式。然而，由於倫敦的業主擔心權益和稅收問題，就急忙啟動重建了，所有重大變革的想法因此擱淺。在巴黎，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君主和同樣堅決的市政當局同心協力，造就了現代史上第一座不通過村莊自然發展擴張成城市的首都。巴黎的外觀由直線、直角和斜向輻散的大道組成，這種外觀也影響了很多後來的城市，從最先的歐洲，到之後的其他地區。1698年，一位英國遊客稱：「巴黎的街道如此的規則和整齊，你甚至覺得仿佛置身一座義大利歌劇院……而非一座城市。」
研究巴黎城市管理史的德拉馬爾認為，隨後竣工的公共工程項目中，有一項最能代表這種規劃思路。1705年，他首次指出：「迄今為止，每一位對巴黎享有支配權的君主，都在增強巴黎的防禦，以抵抗外來入侵。」他解釋說，由於路易十四軍事上節節勝利，「這座都城對外不再充滿戒備，防禦工事因此成為擺設」。路易十四下令拆毀了這些防禦，並且在原地建成了一條巨型的、沿路種樹的步行道。這條道環繞這座城市，成為最早的林蔭大道。
自17世紀起，每個歐洲國家的防線都從一座座城市轉向國家的邊境。這位太陽王也是最早針對這種戰爭和國防的性質變化採取措施的君主。建築上，路易十四以開放取代了懼外，使得巴黎成為現代歐洲史上第一座開放的城市，這也是圍牆城市邁向現代景觀城市的關鍵一步。
城市的壁壘改造為綠色步行道，這是巴黎當時最大的公共工程項目。這項工程一直持續到18世紀60年代，在路易十四的繼任者期間竣工。一些人批評路易十四大筆揮霍，只是為了興建凡爾賽宮，但這項公共工程的耗費卻不在他們的批評範圍中。這道路易十四所說的「壁壘」，就像許多將巴黎變為現代城市的規劃思路，均由皇室和市政廳共同出資實現。
人們往往主要把市政工程歸功於國王和實施規劃的大臣。沒有國王的這些許可，這些項目將無法進一步落實。這些大臣包括亨利四世時期的馬克西米利安·德貝蒂納、蘇利公爵、路易十三時期的阿爾芒·讓·迪普萊西、黎塞留樞機，以及路易十四時期的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弗朗索瓦·米歇爾·勒泰利耶、盧瓦侯爵。這些深刻改變城市歷史的工程需要市政官員的合作，也需要主要來自巴黎市政廳的資金。
在巴黎現代化的兩個最為活躍的時刻，巴黎市長體現了果斷而高效的領導手段，並且和國王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這個職位是巴黎商人的總代表或者會長，也是巴黎的一把手。擔任商人會長期間，弗朗索瓦·米龍（1604—1609）和克勞德·勒佩勒捷（1668—1676）分別是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從1667年起，第三位對巴黎的變化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出現了，那就是尼古拉·德拉雷尼（1625—1709）。此人被路易十四任命為巴黎的警察局局長。德拉雷尼的職責範圍較廣，實質上相當於當今許多大城市的市長。他既要負責街道的照明，又要負責街道的衛生，既要打擊犯罪，又要緩解交通問題。這也使得這座城市在迅速現代化的同時，產生了更加現代的政府。
然而，在很多情形下，巴黎城中這些龐大建築的資金並非來自公共領域。亨利四世接手巴黎時，這座城市的金融體系也像市容一樣，千瘡百孔，脆弱不堪。沒有私人投資者的幫助，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取得巨大進展，而他的兩位繼任者也沿襲了他的做法。許多巴黎不同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從孚日廣場、聖路易島，到旺多姆廣場，它們的構想來自皇室，亦得益於皇室的支持，但得到實施，卻是金融家和地產開發商追逐利益的結果。
在17世紀的許多時期，巴黎一派繁華景象。土地投機既是繁華的象徵，也是這繁華背後的驅動。開發商買下一片片荒地，在上面建造了基礎設施，並和那些同樣有投機心理的建築師一同建造了房屋。他們總是希望房產能夠帶來巨額回報。一些人發家了，一些人傾家蕩產。發家者不乏一些平民出身的人。比如，有些人原本是店裡的營業員，卻用新獲的巨額財富買下了原本專屬於貴族的財產：比如豪華的馬車，還有媲美甚至超越名門望族的莊園。
這些故事也展示了巴黎的另一面。巴黎是一大金融中心，創造了引人注目的新財富。這些人的經歷也帶給巴黎人新的觀念，那就是，金錢可以改變根本的社會結構。來自平民的房地產大亨住在孚日廣場、聖路易島、旺多姆廣場等地的核心地段，這也仿佛告訴眾人，在巴黎這座因變革而發展的城市裡，一個人不再受限於出身。他們完全可以白手起家，重塑自己。在一座現代之城，只要財力足夠，便可以成為任何一種角色。
這些極具遠見的城市工程也一天天地改變城市的社會結構。在1600年，巴黎很少有場所讓經濟地位懸殊的人發生接觸。但隨著17世紀向前推進，巴黎的重塑也給了人們可看和可去之處。隨著新景點的不斷出現，以及交通變得更加便捷，巴黎人開始走出家門和街區，去體驗這座城市的空間和人潮。城市的體驗變得更加多元，人們的活動也更加頻繁。人們感嘆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的同時，也會和一些原本可能絕無交集的人擦肩而過。
人們描繪17世紀的巴黎，常常會提及這座「人山人海」的城市特有的擁擠人潮。巴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世紀末，在此之前，只能估算人口。到了1600年，巴黎大約有22萬人口。到了1650年，人口約為45萬。現在大多數人都同意一個觀點，那就是1700年這座城市大約有55萬人口，略多於歐洲的唯一一個對手倫敦，儘管仍不及世界上幾座人口最多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江戶（東京）以及北京。
但是17世紀末巴黎的人口這個問題，還有更多趣事可挖。當時的許多權威機構都提出了估算值，且全部基於科學的證據，為歷史上首次。這些證據包括巴黎最具名望的製圖師皮埃爾·巴勒（Pierre Bullet）的研究結果，這個領域的天才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的統計數據，以及巴黎最早的「市長」德拉雷尼收集的數據。當時最嚴肅的統計數值，無一例外地遠高出今天人們認可的結果，71萬（德拉雷尼），72萬（沃邦），80萬到90萬（城市歷史學家根據巴勒的數據推算的結果）。
對那些悉心觀察的人來說，17、18世紀之交的巴黎人口看上去遠比現實要更多。造成這種印象的原因，來自一種巴黎常見的多層建築。布裡斯則形容其在「別的城市罕見，因為那裡人人都想要自己的房子」。自1650年起，建築師、工程師以及城市歷史學家便開始注意到巴黎那些四層、五層、六層甚至七層的房子。他們也像布裡斯一樣強調，「即使這種七層建築裡最狹小的空間也住滿了人，而且需求如此大，導致租金居高不下」。因此，布裡斯認為，「認真研究這個建築問題的人，都會得出結論，倫敦雖然面積遼闊，但人口肯定少於巴黎」。
這種推論也常常用來說明，巴黎人口甚至遠超歐洲以外的城市。1686年，第一批暹羅大使來到巴黎後表示，「既然巴黎的房子比他們國家的高六倍，那人口肯定也是多六倍」。一位權威的旅行作家弗朗索瓦·貝爾涅裡認為，「由於五重巴黎的疊加」，它的人口肯定多於德裡。（事實上，兩個城市的大小差不多。）
許多認真研究過巴黎人口問題的專家指出，雖然巴黎不斷擴張，但人口增長不再來自內部。科爾貝爾和拉耶尼先後於17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通過洗禮、婚姻以及死亡人數進行統計。他們發現，隨著時間增長，洗禮的數目幾乎等同於死亡的人數。這些收集數據的人認為，巴黎人口之所以繼續增長，是因為城市吸引了外省的法國人以及外國人。他們解釋說，外省人來巴黎是為尋找機會。對於外國人，則是「出於好奇」或者「尋找樂趣」。
談論巴黎的發展，人們往往能在一點上看法一致：能引發外國遊客好奇的事物不勝枚舉。首先，巴黎擁有隻有大城市中心才有的宏偉建築。進入17世紀，巴黎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了開創性的建築。部分新建築的前身，是該世紀中葉巴黎出現的義大利式穹頂建築，比如40年代的聖路易—聖保羅教堂，或者60年代的四國學院（也就是今日的法蘭西學院），這類美麗的建築改變了巴黎的天際線。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巴黎都是這種創新且法式風格鮮明的建築的中心。
早在1652年，走訪了所有歐洲主要首都的建築家約翰·埃弗蘭（John Evelyn）說，「巴黎的建築無可比擬」。義大利有最好的教堂，但「至於街道……以及普通建築，巴黎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出色」。埃弗蘭的評價也證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承認，一座城市的偉大有其建築的功勞。此外，埃弗蘭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巴黎的建築從追求豪華氣派，轉向注重居住和公共服務功能，這種轉向越來越成為這座法國首都的主旋律。他還說，過去四十年是這種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建議遊客留意這座城市迅速變化的建築景觀。
埃弗蘭所言極是。在路易十四時期，巴黎出現了一片片新街區。在巴黎右岸，一片巨大的街區沿著黎塞留路拔地而起，最後產生了旺多姆廣場；在左岸，一片更大的街區從聖日耳曼德普雷不斷延伸，到路易十四末期，已經擴張到了巴黎榮軍院附近。每個時期，房產開發商和建築師都有始有終地協作，保證居住區外觀統一，並且保證每一片新的地區（而非僅僅單獨的房屋）都能作為一道建築景觀。1671年，路易十四創立了法國皇家建築學院，在17世紀後幾十年有效地幫助了開發商和建築師。比如，在1674年，這個學院的成員討論如何規定城市廣場的比例，以及規定廣場附近房子的高度。到了1711年，巴黎城市歷史學家費利比安形容1597年巴黎的「頹敗」，又指出，在他的時代，「所有外國人」都認為巴黎「是歐洲最偉大的城市」。
同時，巴黎這座城市的現代技術也深深吸引著外國人。在17世紀下半葉，法國超過了曾在城市設施和技術上處於歐洲領先地位的荷蘭。在1653年和1667年間，巴黎連續實現了三個第一：第一個公共郵政系統，第一個公共運輸系統，以及第一個街道照明系統，為城市帶來了飛速的進步。
到了1667年，巴黎人和遊客可以在孚日廣場乘上公共馬車，把錢交給穿著制服的乘務員，然後坐車到達當地許多景點。如果他們選擇在天黑後出行，整個路途中將會有通宵的燈光照亮。這些發明創新足以吸引各地人前來參觀。其中巴黎的常住者，喬瓦尼·保羅·馬拉納（Giovanni Paolo Marana）曾在17世紀90年代建議外國人：「無論你來自多遠的地方，哪怕只是為了看看巴黎的街燈，都足以促成一次拜訪。每個人都必須過來見識一下連希臘人和羅馬人都從未想像的一些東西。」
巴黎越來越成為高品質生活的代名詞，外國人衝著巴黎的生活品質，前來此地居住。劇院和歌劇並非巴黎獨有，但舞蹈卻是別處沒有的。17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路易十四在多個學院推行舞蹈，他也成立了第一家國家芭蕾公司。1700年，拉烏爾·弗耶出版的《編舞藝術》是最早創作舞譜系統的嘗試。巴黎因此成為新型現代舞蹈的發源地。隨著藝術家和文化機構聚集巴黎，巴黎成了文化的帝國，其文化輸出到許多國家。
然而，巴黎受眾最廣的活動是街頭散步，後來的人們把這活動和巴黎這個名字聯繫到一起。
擁有了世界最早的現代街道、最早的現代橋梁，以及最早的城市廣場，巴黎具備了步行城市的雛形，人們不再是隨意走過，而是有目的地前去尋找樂趣。
到了17世紀末，巴黎到處能見到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行人，包括之前從未親自步行探索城市的貴族。一位名叫約阿希姆·克里斯多福·內梅茲（Joachim Christoph Nemeitz）的外國觀察家指出，除了下雨天，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在路上遇見貴族。上流社會的女性經常走在街頭，不穿戴任何防護，而是穿著最精緻時髦的穆勒鞋[2]，令外國人驚嘆不已。人們之所以能享受步行，是因為在巴黎，越來越多的道路鋪設了大卵石。油亮亮的大卵石令前來巴黎的外國遊客讚嘆不絕。這些卵石賦予巴黎現代的外貌，並且本質上改變了巴黎街道的情調，帶給行人一種既新奇又現代的足下體驗。
1777年，敏銳的歐洲生活觀察家卡拉喬利侯爵，稱讚17世紀的巴黎人重寫了城市步行的歷史。「在1600年，」他解釋道，「歐洲的上層社會並不了解步行的趣味，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想和普通人走在同一條街上，從而降低自己的格調。」但是，到了17世紀末，「巴黎人的方式……讓他們大開眼界，他們開始走下馬車，用雙腳走路」。許多描述都可證明，巴黎在17世紀的公共工程還教會了市民和城市進行互動的其他方式。
巴黎的新都市文化最顯眼之處，莫過於現代巴黎的首座標誌性建築：新橋。隨著新橋在1606年進入公眾視野，它吸引的遊客數不斷地打破紀錄。人們從橋上望著塞納河風光，而這種體驗自此成為巴黎旅遊的精髓。
1600年，塞納河是巴黎的商業運輸航道，輸送著進入巴黎城的沉重貨物。很少人發現這條河的美妙。原因很簡單，當時幾乎無法一眼望到綿延的河流，河堤還未開發，房子就已依河而建。大多數橋梁兩側都是房屋，過橋的時候，遠處的視線受阻。然而，新橋不同於佛羅倫斯的維琪奧橋和倫敦的倫敦橋，其周圍沒有房屋。事實上，橋上面有小型的露臺，造型類似劇院的包廂，能吸引過橋的人們停下來，倚在橋邊，欣賞河面的景色。
留心每一張新橋的繪畫便可發現，露臺上到處是被巴黎的新景觀體驗吸引過來的觀眾（參見彩色插圖）。從1606年起，這種景觀不斷地豐富。許多最新、最美的建築都沿塞納河而建，使得巴黎成為第一座用河流展示現代建築面貌的歐洲首都。河岸對美麗而統一的城市天際線的塑造作用，也在這座首都最早得到體現。
另一種全新的、令外國人無法抵抗的體驗，也是源於巴黎的步行文化。由於巴黎上層社會人士開始出現在巴黎的每個角落，用步行替代了馬車，大眾也首次有機會觀察他們的衣著打扮。由此產生的人的景觀也在質量上無可匹敵。旅行指南作家內梅茲告訴讀者，巴黎的公共花園能帶給他們一種獨特的體驗：「那裡聚集著不同年齡和階層的男男女女」；「王公貴族從你身邊經過，你可以仔細打量他們」並且研究「最佳著裝以及最新流行趨勢」。在此三十五年前，一位研究巴黎的歷史學家已經注意到，巴黎的花園裡到處是外國人，因為巴黎人「比歐洲其他地方的人更講究穿著」，遊客在花園裡「可以了解最新的樣式」。這些17世紀的評論家因此指出，巴黎成為歐洲的理想旅遊勝地，最核心的因素是巴黎高級時尚的首都地位。
專為外國遊客寫的旅遊指南也強調了巴黎值得一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巴黎，不僅能見到歐洲穿著最為考究的人，也可以把自己變成那樣的人。有位作家曾說，這個過程輕而易舉，因為「這裡你能看到數以千計的奢侈品」。所以，「等你回到家門後，你已經實現了華麗的轉身」。
法國向來生產諸如優質紡織品之類的奢侈品。然而，在路易十四以前，法國的工藝人一直活在他們在歐洲的頭號對手義大利人的陰影之下。到了17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科爾貝爾決定，實行優惠的行業規定和進口稅制度，幫助法國在這個高收入、高利潤產業達到絕對的歐洲第一。於是，到了17世紀末，歐洲的精英只鍾情於法國裁縫、法國鞋匠、法國珠寶匠以及法國調香師製作的產品。
法式精品店也成了一種獨特的體驗，這些當今高級精品店的鼻祖，比當時任何一地的都要講究，以至於有位遊客稱其為「商店之精華」。商品擺設在典雅的櫥架上，令顧客賞心悅目。在這些最早的櫥窗裡，一些精品專門用玻璃盒子裝著，吸引過路行人。1698年，英國醫生馬丁·利斯特和新上任的英國大使前來巴黎時，曾讚嘆這些商品帶給這些「精心裝飾」的商店一種「不同一般的感覺」。
到了晚上，櫥窗裡擺滿的燈飾，正如內梅茲所言，「點亮了外面的街道」。晚上的街道被這座城市「一家家美妙的咖啡館」照亮：另一本旅遊指南則形容「店裡的燈光如此明亮」，經過一面面巨大鏡子的反射，「使得街頭更加明亮」。店裡的燈光和新式的街燈一起創造了內梅茲所認為的都市現代化的巔峰：晚間購物。內梅茲向他的讀者寫道，巴黎的許多商店直到10點，甚至11點才關門，「以至於這裡到了夜晚，你也會看到像白天一樣的人來人往」。
在一些人看來，巴黎城市中顯眼的奢侈品文化似乎有些過度。有本旅遊指南曾告誡讀者「巴黎什麼都貴」，「琳琅滿目的商店讓你喪失判斷能力」，讓你「最後帶著你本不需要的東西回家」。利斯特曾說，「奢侈品就像一個漩渦，把人們捲入它的中心」。路易十四本人表示「不理解為什麼許多丈夫會瘋狂到此種地步，以致他們妻子的『華麗服裝』能毀掉他們的生活」。另一個人，聖西門公爵，則是對國王原話進一步補充，「國王應該還要加一句，因為他們自己也是全身上下穿著講究」。然而，諸如此類的警告卻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巴黎繼續成為見證時尚，以及消費所有時尚商品的唯一去處。
這種漫步在街道的體驗很快就隨著城市現代化的步伐進入文學作品。在新橋和皇家廣場成為城市景觀之後，法國喜劇首次將場景放在具體的地點，而不是平常的巴黎街頭。劇中的主人公開始提到這些嶄新的景觀。他們的言行舉止也被城市新型的設施和工程重塑。
最早關於巴黎的文學作品讓讀者注意到新的穿越巴黎的方式。速度已經是城市體驗的一個標記。人物匆匆穿過街道，步伐如此之快，不是有事要做就是有地方要去。比如，1643年上映的皮埃爾·科爾內耶（Pierre Corneille）喜劇裡曾出現這樣一幕：一個人為了走遍巴黎，行走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於同行的父母不停抱怨「上氣不接下氣，渾身難受」。
這座已變身建築之都、科技之都、文化之都和奢侈品之都的城市，同時也成了一座步履匆匆的城市。這一點，居住在巴黎的外國人也有觀察。一位德國人在為他的同胞創作的旅行書中曾說，巴黎人比其他歐洲人「更有活力和精力」，就如他們的城市般「來去匆匆」，而西西里人馬拉納則形容巴黎人「無論晝夜，都在不停地忙碌」。
早先的巴黎城市指南認識到，就像巴黎人一樣，現代的遊客也是行程滿滿，總希望能充分利用他們逗留巴黎的時間。布裡斯認為每一次遊覽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漫步，而且是一次「疾行」，就像當時的字典裡解釋的：「快步行走的動作。」
在巴黎人穿過街道的速度和這座城市創造的新事物之間，一種關聯也得以形成。這也說明，這些快步行走的巴黎人和遊客，其步調也和城市的步調一致，他們傾聽著街道和城市的脈搏。居住在這座被公認是歐洲文化中心的城市，他們對城市也有更高的期望。
僅僅在一個世紀裡，巴黎被重塑成一個「宏偉」的地方，同時也因為街燈、林蔭大道、櫥窗、塞納河的浪漫，以及快節奏的步行生活而成為新的「世界奇蹟」。與此同時，一種更為隱蔽的概念也誕生了：「巴黎」成為為數不多的代表真正的神秘的詞語，擁有獨特的氛圍，籠罩在魅力的光輝之下。
1734年，普魯士貴族卡爾·路德維奇·馮·波爾尼茲成為第一位指出「巴黎」這個詞彙最新含義的人。他說，「描述巴黎可謂多此一舉」，「多數人即使從未去過，也知道那是怎樣一個地方」。
一百多年後，古斯塔夫·福樓拜筆下的艾瑪·包法利，更好地驗證了這一點。這位文學主人公如此相信夢想：「巴黎是怎樣的？無法衡量的名聲！她低聲重複著『巴黎』，只是因為重複讓她自得其樂；這個聲音就像教堂的鐘聲迴蕩在她耳邊；就像眼前的一束光芒。」
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到，早在踏足巴黎之前，他就被巴黎的魅力深深吸引。他說：「巴黎許多年來都是我的嚮往，踏在這座城市的路面上，帶給我的幸福感讓我覺得，我的其他欲望也會得到滿足。」對這個讓現代世界看到夢的力量的人來說，「巴黎」是最終的幻想。
巴黎之後便成為一座夢想的工廠，一座能夠激勵幻想的城市，一座總是能夠兌現它所帶來的期望的城市。
巴黎因此成為現代最具代表性、最商業化的城市。「我們離不開巴黎」，因為巴黎就在我們左右，柔光下的橋梁、咖啡廳、林蔭大道和石板路、巨大的建築，還有經典的石灰巖建築表面。我們常在雜誌、電視或者電腦屏幕上看到巴黎的浪漫，這種浪漫被用來推銷美食和高級時裝，甚至浪漫的愛情本身（從訂婚戒指到婚後的蜜月旅行）。
[1] 1661年馬薩林去世，科爾貝爾接任宰相職位。——腳註皆為譯註，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