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2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上，中國表現了一個締約國的最大雄心，在雄心峰會上以自主貢獻的姿態宣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硬指標」，宏大的目標：力爭在2030個中前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剛性指標或硬性：2030年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包括風能和太陽能等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量消耗的比重提升到大約25%；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能和太陽能的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目標與國內正在進行的生產力新舊動能的轉換模式保持了同步性、一致性和協同性。「犧牲」了舊的生產動能，創造了新的生產動能，以綠色經濟和科技經濟引領環境友好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中國方案」、「中國榜樣」、「中國力量」必將提振世界各國人民應對氣候危機的信心和決心。
中國是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締約國，從節能減排的力度上講，中國也是《巴黎協定》的積極落實者和踐行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是對科學發展觀生動而形象的概括。「題中應有之意」符合科學哲學主體性作用和伴隨性作用聯繫論的等效原理，實現生產方式由粗放型、數量型向集約型、質量型的轉換，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實現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標，這是「主題」，淘汰高汙染、高耗能的傳統產業，大力倡導節能減排和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這是「應有之意」，「主題」的主體性作用和「應有之意」的伴隨性作用表現為一致性和互動性的促進關係，也就是說，中國的新發展格局契合了聯合國在《巴黎協定》確立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方針和目標。
氣候變化和新冠病毒的傳播既存在微觀性的直接關聯，也存在宏觀性的間接關聯，可以將全球氣候變化看成是主體性的作用，將新冠病毒和其它病毒、細菌的傳播看成是伴隨性的作用，從科學哲學主體性作用和伴隨性作用的等效原理可以解釋氣候變化和病毒、細菌繁殖與傳播的關聯性。科學家在氣候變化與疾病傳播相互聯繫的研究中發現，溫度、溼度等氣象條件對新冠病毒的傳播產生了直接影響，新冠病毒對環境條件有一定的耐受性，在氣溫為5℃至11℃，溼度為60%至80%時，新冠病毒的傳播能力最強，高溫乾燥的夏季和春季降低了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而低溫溼潤的冬季和秋季提升了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人體的內臟器官有適合新冠病毒「寄宿」的溫度和溼度，儘管夏季的氣象條件不利於新冠病毒的傳播，而冬季的氣象條件有利於新冠病毒的復發和擴散，然而，人們不能以氣象條件的季節性變化作為阻止病毒傳播的主要依靠，阻止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主要依賴於常態化的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的緊急響應機制。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恰恰是在全球氣候大變化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外科學家由此認為，人類工業化以來過度排放的經濟活動既改變了全球氣候條件，也改變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態條件，這說明非環境友好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氣候和生態環境的改變符合環境哲學變化論的等效原理。氣候和生態環境快速變化的疊加效應或協同效應是新發和復發傳染病的重要原因。為什麼說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促成了病毒和細菌的生長和傳播？這是因為氣候和生態條件的變化對生物和微生物的生存方式和地理分布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比如：全球氣溫上升加快了陸地凍土層、高原和海洋冰川的融化，一些被冰天雪地「封存」的病菌有可能隨溫度的上升和冰雪的融化而得以釋放，頻發的地質災難和洪澇災害助長了細菌的產生和蔓延。像蝙蝠和穿山甲一類的野生動物很有可能是新冠病毒最初的藏身地或「宿主」，如果蝙蝠和穿山甲棲居的山洞和深山老林遭到了毀壞或變得不適合野生動物的生存習性，那麼被蝙蝠和穿山甲「封存」的病毒和細菌就有可能「跳出」洞穴和森林，在更大的地理範圍擴散，從而影響到人類居住地的生物安全，使人類自身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脅。
世界氣象組織在今年的9月9日發布了一份《2020年團結在科學中》的報告，聯合國的氣象科學家在報告中說到，全球氣候變化沒有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減緩，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短暫的下降之後又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世界氣象組織設定了氣溫控制的目標，通過籤約國的共同努力，力爭在本世紀未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的範圍。過去的5年（2016至2020年）已成為有氣溫記錄以來最熱的年份，二氧化碳的大氣濃度相應地上升到過去300萬年以來的最高值。氣象組織的2020年報告對世紀末溫控目標的實現持謹慎樂觀的態度，這需要世界各國團結一致的努力，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對策，比如：倡導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出行方式，研發和推廣節能減排的能源利用技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