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一年之內歐美的超級交響樂團和演奏家紛至沓來，「忽如一夜春風來」，在共和國的中外音樂交流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章節。1979年10月，指揮「皇帝」卡拉揚率柏林愛樂樂團訪華演出「空降」北京，舉行了三場音樂會。這支成立於1882年的樂團，有著深處德奧音樂重鎮的人文背景，歷史上的藝術掌門人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專業指揮家彪洛、確定了指揮藝術規範的尼基什、德國指揮界的「王者」富特文格勒；直至「指揮皇帝」卡拉揚，與樂團錄製了大量的「發燒級」交響樂唱片，是當代交響樂演奏藝術的代名詞，成為交響樂愛好者心中的「天團」。能夠在家門口欣賞到「指揮皇帝」與交響樂「天團」的音樂會，是音樂愛好者們始料未及的。
作者：卜大煒
柏林愛樂樂團與中央樂團一起排練「貝七，圖為李德倫向卡拉揚贈送禮品
柏林愛樂樂團演出了三套曲目：第一套是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響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第二套是德沃夏克的第八交響曲和穆索爾斯基-拉威爾的《圖畫展覽會》；第三套是貝多芬第四交響曲和第七交響曲。通過音樂會，觀眾首先領略到勃拉姆斯的交響曲是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的拿手、也是體現樂團風格的曲目。大家對德沃夏克那充滿印第安音樂元素和黑人音樂元素的《第九交響曲「新大陸」》早已耳熟能詳，而第八交響曲在當時有些冷門，但是聽柏林愛樂樂團一演奏，發現作曲家的交響樂中還有著另一番清新的情趣。在現場聽穆索爾斯基-拉威爾的《圖畫展覽會》「基輔大門」一段，樂團弦樂低音聲部充滿了厚重質感，銅管低音聲部威力巨大，匯合為排山倒海的音響巨浪，非常震撼，從而領略到傳說中的「德奧樂團厚重的低音」，而這種音響效果從唱片中是聽不到的。卡拉揚的脊柱曾經做過手術，只見他上場時拖著一條不靈便的腿緩緩移動，真像他在自述中所說的，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路。大家都知道影像中的卡拉揚有「瞎子指揮」之稱，以為是為增加鏡頭的效果，這次看到在現場演出中，他也一直雙目緊閉。儘管卡拉揚面無表情，形如雕塑，不似小澤徵爾那樣生龍活虎，但音樂的動人程度不減，指揮動作簡約，音樂內容卻豐富無比。
訪華音樂會上，樂團中原來的第二雙簧管代替意外負傷回國的首席雙簧管吹第一聲部，演奏得非常完美，他就是後來阿巴多時代一直擔任雙簧管首席的阿爾布雷希特·邁耶。而那位第一巴松卻在貝多芬第四交響曲第四樂章的一處快速音階經過句上「拌了蒜」，險些「翻車」，「天團」的大師級演奏家也會有「滑鐵盧」，這是演藝事業的殘酷性。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是柏林愛樂與中央樂團同臺演出，這是中央樂團繼3月份與波士頓交響樂團同臺演奏後，一年之內又一次與世界超級樂團並肩演奏，中國的交響樂團演奏家開始建立起新的演奏理念和方式。樂曲結束後，兩國樂手們很興奮，互相握手，觀眾們更是興奮，但任憑掌聲如何熱烈都沒有加演，聽說這是卡拉揚的規矩。音樂會沒有在小澤徵爾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的首都體育館，而是在南城的北京體育館，這裡是樂團打前站人員相中的，並製作了反音板放在樂團背面，音響效果比首都體育館好得多。從那以後，這種反音板就在中國眾多的音樂會上廣泛應用了。音樂會上，柏林愛樂的隨行家屬們都安排坐在場地內面朝指揮的一角，對於中國觀眾來說這也是一道「風景線」。
始料未及的還有樂團專機到達時的「空降」出了狀況。當年首都機場還沒有足夠高的舷梯與之接駁，匆忙中將一架拼接加高的舷梯靠上，結果首席雙簧管走出艙門便從兩層樓高處跌到地面摔傷，身後的一位成員見狀嚇得心臟病發作，卡拉揚下機伊始便被這個事故點燃了怒氣。在音樂會上，卡拉揚與小澤徵爾不同，對遲到的中國觀眾並不包容，面露慍色。其實，樂團內部對卡拉揚這種做派有著不同的看法。柏林愛樂的兩首席之一和樂團的常務理事赫爾穆特·斯特恩認為這一是一種「文化歧視」。他還認為卡拉揚對「音響」的追求是「作曲家的意圖被他用音響之美覆蓋了，有時甚至被錯誤地顛倒過來，變成了自己的對立面。」
樂團這趟訪華成為了赫爾穆特的懷舊之旅。赫爾穆特·恩斯特恩是德國猶太人，8歲時全家為躲避納粹的迫害從柏林流亡到哈爾濱，在哈爾濱開始學習小提琴，師從哈爾濱的小提琴「教父」——流亡的俄羅斯猶太小提琴家特拉赫金伯格。抗戰勝利後他前往巴勒斯坦，後考入了柏林愛樂樂團。在首都機場，會說中文的他步入候機樓時，在前來歡迎的中央樂團同行中發現了小提琴家楊牧雲、範聖寬等人，他們都是當年在哈爾濱的同門師兄弟。在北京的演出結束後，赫爾穆特離隊回訪他青少年時的「故鄉」哈爾濱，來到了他家當年的舊居，「我在一個窗戶上忽然看到了一塊我母親三十五年前從柏林帶來的窗簾的一角殘餘。我實在忍不住了，眼淚刷地就流了出來。」如同小澤徵爾對於童年故鄉北京情懷依舊一樣，赫爾穆特也對哈爾濱很「念舊」，並對這裡音樂界做出了貢獻。「音樂無國界」這句話真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卡拉揚和柏林愛樂在北京的音樂會，規格高，水平高，滿足了民眾的藝術期待值，在改革開放初始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場古典音樂會演出到達了一個高峰，因此他們的訪華堪稱巔峰之旅。卡拉揚率柏林愛樂的訪華，不如此前費城交響樂團和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的政治色彩濃厚，但由於他們在西方古典音樂界的地位所在，對於中國古典音樂界的「入世」起到了無形的推進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外來的古典音樂演出團體和個人也越來越多，進入了常態化。
（原標題：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北京的巔峰之旅）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