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後一場官方活動「是枝裕和導演大師班」，在8月2日舉辦，現場與身在日本的是枝裕和進行視頻連線。
在現場，是枝裕和被問道，年齡的增長和家庭的變化，會對他創作有什麼轉變？是枝裕和表示，「16年前，我是從孩子的視角進行拍攝。當我父母去世，也有了孩子，就完成了從孩子的視角到父母的視角的轉變。我並不是故意發生的變化。電影人隨著年齡和生活的轉變，拍攝視角的改變，也是很有意思的變化。」
即將年滿60歲，是枝裕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在創作上會出現怎樣的轉變。「我不知道自己到了60歲，會拍出怎樣的作品，我也沒考慮要用10年作為區分，讓自己的作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契機，也不只是年齡，從主題上刻意發生變化的是，可能是一定時期越來越傾向拍社會話題，之前更多拍家裡的話題。《第三次嫌疑人》開始，可能會更關注社會話題。」
《第三次嫌疑人》劇照如今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從今年開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枝裕和認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會對世界產生什麼新的影響。我自己方面，就是拍電影受到影響，可能未來得考慮如何跟新冠疫情共存吧。我對發生什麼事的消化比較慢一點，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我到現在都沒有完全消化掉。我現在希望用作品表現眼睛感知不到的變化，也希望用作品表達大眾比較不容易看到的東西。」
面對疫情，日本電影行業當中，也有不少導演開始嘗試拍攝遠程電影的想法。不過是枝裕和並不太會進行這樣的嘗試，「從電影到音樂、電視，大家都有新的嘗試，這是很有意思的。至於我會不會做不一樣的事？我不會。」至於如何應當前疫情的影響，是枝裕和表示，「我自己在思考事情時，不去習慣思考應該怎麼做。我自己從電影和電影院成長，不論作為電影製作方，還是單純的人，我就想用報恩的心態來參與到這個活動當中。我們有製作電影的人、電影院、有觀眾，有了觀眾，才有了製作電影的人。作為這個循環的一員，如何讓這個循環保持下去事非常重要的。」
在創作劇本時，是枝裕和表示，自己心裡有時候確實會有清晰的角色形象嗎，「確實我創作時先有演員的想法，根據他的感覺寫劇本。但有時候也會試鏡，選定角色後，聽他的聲音，通過他的聲音來勾勒形象。我是一個隨著拍攝，跟演員一起去發現作品中的特點，一起去發掘和創作的人。」
《小偷家族》劇照在是枝裕和的多部作品中，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依然認為，每次拍攝孩子都有新的挑戰，「每個孩子個性都不一樣，所以每次挑戰都不同。比如拍《小偷家族》時，裡面最小的小女孩，故事裡有次要送她回家，她不想回家，就要拿手去擋，但沒想到這麼做的時候，小女孩生氣了，說自己不拍了。我覺得等待最重要，拍小朋友得等，那天我們上午在拍攝，後來讓她跟她媽媽出去散步，等她回來願意拍，是下午了。所以拍孩子不是天賦，是等不等得了。」
樹木希林是是枝裕和從《步履不停》開始、近10年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在是枝裕和心中，他們這段時間在多部電影中的合作，「她是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如何去講她在我心中是怎樣的人，很難去用語言表述。她在工作中是很嚴格的人，如果你有鬆懈的地方，她會一下子看穿。我不想被她說不想跟這個導演合作了，所以我每天都非常拼。」
《步履不停》劇照有許多人，會把是枝裕和拍攝過紀錄片的經歷，與他的劇情片創作聯繫起來，不過是枝裕和認為這樣不太合適，「我覺得不應該把我拍過紀錄片和拍電影這兩件事產生直接的聯繫。很多導演，有人拍過紀錄片，也拍過劇情片、科幻片。要說拍紀錄片對我的影響，好處是通過拍紀錄片，我發現自己在腦海中刻畫的事情，遠不如真實的世界和人物，他們要複雜的多。這是拍紀錄片給我帶來的好處吧，以後也不是沒有拍攝新的紀錄片的可能。」
是枝裕和導演大師班現場不過在創作風格上，是枝裕和現在的劇情片，依然有一些紀錄片時代的風格。他認為，「從分類來講，更多從方向性上有紀錄片的感覺。紀錄片是通過用鏡頭去捕捉、發現一些新的東西。攝影機是一個很重要的用來發現的工具。對我自己來講，這是很舒服、很喜歡的事情。通過和演員一起溝通去創作人物，這是我的風格。與其讓他們扮演我腦海中的人物，我更喜歡和演員一起去創作。可能這是紀錄片拍攝的大敵，但我很喜歡這種方式。」
在進行《小偷家族》等影片的創作時，是枝裕和也會同步進行小說的創作。是枝裕和表示，其實都是先有電影，再有小說。「就像我第二部劇情片《下一站，天國》，因為在電影拍攝到電影上映，中間有很長的時間，期間就寫成了小說。一般是先有電影，只要有人問我要不要寫成小說，我就會寫，因為我喜歡書籍這樣的形式。但未來如果可能，不會這樣了，因為很辛苦（笑）。」
《下一站，天國》劇照作為曾經以作家為目標的導演，是枝裕和表示，「如果讓我談電影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有兩句說清楚的事。大多數都是我自己寫劇本，再自己拍攝，最近我越來越追求這樣的方式。我覺得不論是作家、音樂家、畫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塑造一種世界觀。我拍電影有25年的時間，能寫的話儘量都自己寫。作為這樣的一個人，刻畫自己世界觀的時候，做了25年會形成一個框架。每個人都想衝破自己的邊界，如果能有機會通過與新形式接觸，可能會形成和自己感覺完全不同的新嘗試。如果有一些文學作品的新的嘗試，跟自己形成衝突，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有這樣的好的文學作品，也會進行嘗試。」
不過由於電影創作過於繁忙，是枝裕和已經沒什麼時間進行閱讀了。他表示，「最近10年，讀書這件事基本都擱置了，可能讀的都是跟電影相關的參考文獻，我都沒怎麼讀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覺得很遺憾。有時候我會在亞馬遜上買一些書，買回來都沒有時間讀。這裡有幾本沒讀的。（都是非虛構類作品，有一本《恐龍的發現》，還有跟喪服有關的書籍）我特別喜歡恐龍，我喜歡去挖化石。最近新冠疫情我有了時間，我真拿鏟子去挖出化石來了。」
2018年獲得金棕櫚獎之後，是枝裕和的新片《真相》也在全球逐步上映。但他表示，並不是因為獲得金棕櫚，才有了這次國際合作的機會。「《真相》的拍攝，是從2015、2016年開始，是得金棕櫚獎的三年前。所以是先有《真相》，再得了金棕櫚，並不是因為金棕櫚我才有機會拍攝《真相》。如果得獎能給我帶來什麼影響，可能是在拍攝計劃和新的作品上能有突破。這是我所期待的。」
《真相》劇照《真相》是是枝裕和第一次完全在海外進行拍攝，拍攝本身並不是最困難的，他認為，「過去和裴鬥娜、李屏賓一起合作，給我積累了很好的經驗。這次拍攝《真相》，都是用三國的語言進行的。跟語言相比，同樣的世界觀更加重要。拍攝前，我確實跟李安和奉俊昊導演對談時都聊過非母語拍攝的困難，他們都說不是什麼問題，非常樂觀。是歐容導演推動我去法國拍電影，他一直告訴我，用非母語拍電影不是最大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剪輯。我在剪輯時，真的遇到了很大的瓶頸。」
聊到在法國拍攝的感受，是枝裕和表示，「法國電影更重要的是日常的感覺，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延長線的感覺。街邊隨處都有電影院，去電影院看電影，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本電影在拍攝時，真的像有大的活動的感覺，要一起吃一起住甚至剝奪一定的睡眠，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樂趣。《真相》因為有德納芙女士在，她堅持每天只拍8小時，所以我們在晚上之前肯定能拍完，晚上就自己回家吃飯。我們有位工作人員是單親母親，拍完後還可以去幼兒園接孩子，也可以過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讓這樣的拍攝在日本變得有可能存在，也希望今後日本可以朝法國的拍攝方式越來越近。」
《真相》劇照是枝裕和認為，法國對電影非常重視，或許是吸引不少外國導演去法國拍攝的可能。「法國有這樣的制度，外國導演也可以接受政府撥款的補助預算，法國對電影的意識非常成熟，相信會有很多電影人能感受到法國的魅力。」
在中國，是枝裕和也希望跟黃海進行合作，「《小偷家族》在中國上映時，有張海報時黃海製作的，他的海報做的非常的好，如果有機會希望跟他合作。」
黃海設計的《小偷家族》中國版海報近期，是枝裕和的工作室也籤約了不少新人導演，在不少人看來，這是是枝裕和在對他們進行幫助和培養。是枝裕和表示，「這麼做的電影導演在日本並不多，日本也沒有完整的教育體系。我自己做電視出身，導演都有助理，幫忙的時候助理也在成長，像接力棒一樣，我只是接過來繼續，沒什麼特別的。電影有產業圈進行循環，我會思考，我不在的時候，怎麼讓這個循環進一步強化？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把一些傳統傳下去。特別在近10年，我不能說是培養下一代吧，而是因為培養我的老一輩都不在了，誰來做這件事？我現在內心中有一半的想法，是把自己的東西傳下去，另一半的想法，是現在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他們能帶來新的刺激，與其說我給予他們什麼，不如說是從他們那裡得到一些東西。」
為什麼籤約的都是女生？是枝裕和表示，「像廣瀨奈奈子女士她們，之前都是我的助理。她們都是女孩，跟我對男權社會有什麼抗拒沒有關係，只是因為她們寫的東西都很優秀，優秀的都是女孩子，沒辦法，男生加油吧（笑）。今年有一個男導演佐藤導演，拍了一個片子，今年也入圍了聖巴斯蒂安的主競賽單元。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男孩子，我也非常珍惜。（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