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談及「抑鬱症」，上及耄耋之年，下至舞勺之年均有所聞。雖有所聞，卻不知其在我國被正名的「坎坷」。
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Kleinman在湖南研究發現，被醫生診斷為「神經衰弱」的患者，若按照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的診斷標準，有70%以上的患者符合「抑鬱症」的診斷。對於這種診斷結果的差異，Kleinman認為：由於中國文化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認知，使得精神疾病患者容易受到周圍親人、朋友和來自社會的歧視，因此，無論是醫護工作者還是患者本人和親屬都極力避免使用「抑鬱症」這一名詞。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對抑鬱症出現避而不談的現象，而神經衰弱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塑造的軀體化現象，是抑鬱症在中國文化中的變相存在形式。
XX大革命期間，無數文人歷經浩劫、慘遭迫害和摧殘，最終抑鬱自殺。這時，「政治迫害」是當下最具有合理性和反思批判性的解釋，也體現出當時人們對抑鬱症病因的認知更是浮於表象。
02
進入新世紀以後，媒體對抑鬱症的傳播作用是不容忽視的。2003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開始把抑鬱症引入中國大眾的視野，提出「抑鬱影響每一個人」這一主題。隨後大眾媒體對抑鬱症的宣傳、報導越來越多。從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突跳樓自殺，到馬加爵在宿舍連殺四人事件，讓人們開始重視抑鬱症，因為它會「死人的」，不僅僅會自殺，還會殺害他人，是危險的。於是乎，人們開始談抑鬱色變。
2005年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媒體上正式承認自己患了重度抑鬱症，並宣稱「得抑鬱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以致於人們一度認為抑鬱症離我們很遠，以為名人、明星才是抑鬱症的高發群體。
隨著媒體報導視角的改變——抑鬱症可能是社會性疾病，外界環境因素佔主導地位，抑鬱症成了「遮羞布」、「替罪羊」。縱觀近幾年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在官方調查結論中，這些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基本上都與精神抑鬱有關，甚至有網友戲稱「凡自殺的官員都有抑鬱症」。不管真相如何，這些官員非正常死後就成了抑鬱症的犧牲品。
03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抑鬱症對中國老百姓來講還是陌生的話，如今，在大眾傳媒的宣傳下人們越來越習慣抑鬱症的發生，甚至自詡得「抑鬱症」，把抑鬱症當做無冕之王。
下面看幾例發生在我們心理衛生科中醫患間的對話：
對話1：
「醫生，這藥你要多開些。」
「這是處方藥，每次都不能多開的。」
「我有抑鬱症，不吃不行的，會自殺的。」
……
對話2：
「醫生，我就開個藥。」
「嗯，先排好隊，按順序來。」
「我有抑鬱症的……」
……
對話3：
「醫生，這孩子老鬧著不想上學，想開個證明。」
「什麼證明？」
「抑鬱症，辦休學用。」
……
以上種種對話，對於從事精神/心理衛生的工作者來說習以為常了，但不免痛心，何時起抑鬱症竟有如此作用。
04
不管是「避而不談」，還是「談及色變」，甚至是「信手拈來」，抑鬱症在中中國沒有真正得到正名。
此時，可能會有一個強烈的反對聲音：「隨著醫學的發展，人們對抑鬱症的認知提高了，就診率也提高了」。是啊，該病的患病率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不可否認，目前尚有一些系統的、規範性的診療指南，但仍有一些醫生是缺少一雙「慧眼」，致使這些發病率中有些是被誤診的。正如包祖曉在「禪療四部曲」之《與自己和解：用禪的智慧治療神經症》一書的前言中所寫：「如果一個病人在醫生面前哭泣，許多醫生都會給他開抗抑鬱藥。」
另外，醫藥市場在其中間也不乏起到推動作用。如生產百憂解的美國禮來公司，從1996年開始就在中國啟動了「旭日工程」項目，組織了600多場大型的學術會議以及不計其數的小型學術講座，累計培訓了4萬多名醫生，並編輯整理了30多萬冊有關抑鬱症的臨床資料供醫生參考。同時，與政府機構合作，在衛生好新聞獎中特設了「精神衛生好新聞」獎，以鼓勵新聞媒體對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宣傳報導。所以說，抑鬱症的患病率裡有些可能是市場營銷手段的犧牲品。
另外，惡劣心境、混合性抑鬱焦慮障礙曾經在教材或診斷系統中歸入「神經症」範疇，現在也列入了抑鬱症的名下。
如此，人們耳熟能詳的抑鬱症仍需被正名，其道路依舊坎坷。——《走出絕望：心理醫生教你擺脫抑鬱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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