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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雁、秦暉
一、從《紅輪》的歷史觀說起：評索忍尼辛論斯託雷平和維特
俄國轉軌的一面鏡子
列寧曾說列夫•託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其實我們可以說，索忍尼辛更是俄國近代以來轉軌進程(包括革命與改革)的一面鏡子。近期的烏克蘭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羅斯，不少人都驚呼普京就是斯託雷平再世。而普京之前的俄羅斯則經歷過一場不成功的「維特式改革」。但如果「維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話，「再世的斯託雷平」又會將俄國引向何方?
這使人們不由得想起了索忍尼辛，他不僅在風燭殘年和普京有一段互相「歌功頌德」之舉，被稱為這位「永遠的反對派」畢生唯一一次「保皇」之舉，而且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在那部畢生最為用力、規模也最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篇幅最大的個人作品)《紅輪》中，就對斯託雷平和維特這兩位俄國歷史上人稱的「雙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貶極為鮮明的詳細評價。這在兩個方面都讓人嘖嘖稱奇：
首先,《紅輪》形式上是一部紀年體的「歷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的內外變局為主幹，三卷的書名分別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而斯託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維特雖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結束則更在斯託雷平之前6年。但本書仍以倒述方式對兩人，尤其對斯託雷平作了濃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顯然，在索翁看來，不了解這兩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後的俄國。
其次，斯託雷平與維特都是沙皇股肱、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為了延續沙俄統治而又能適應世界潮流，兩人的改革有連續性，在社會經濟變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雖然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見解不同使兩人分道揚鑣，但後世的論者都是看到了這些共性的。一般地說，「革命者」對這兩個「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對「劊子手」斯託雷平的抨擊尤其嚴厲。相反，持沙俄遺民立場的人對這兩人都是肯定的，儘管有人偏愛前者有人偏愛後者，在惋惜兩人失敗時也有對他們的反思，但極少有人把他們對立起來。至於上述兩種人之間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則其主流是肯定開啟憲政的維特、否定大肆鎮壓的斯託雷平的。比較左的自由主義者對兩人都有批評，但批評斯託雷平更多(即某種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觀點)，比較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對斯託雷平持理解態度，但也不會否定維特(某種程度上接近沙皇遺民)。總而言之，上述各色論者都不會全盤肯定斯託雷平，同時全盤否定維特。
然而，這恰恰就是索忍尼辛的態度。
今天看來，索忍尼辛對這二人的評價不僅非常「超前」，而且耐人尋味，它再次表明索忍尼辛絕不僅僅是個文學家，同時也不僅僅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把他垂暮之年的前述表現看作他的「轉向」甚至「悔改」更是淺薄的市井之言。對這兩人的評價證明索忍尼辛不愧是當代俄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的看法一定客觀，他的評價一定可取。相反，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是不能苟同於索翁的。
斯託雷平——「俄國改革第一人」?
索忍尼辛在《紅輪》的第一卷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一切、罵倒一切的風格，對一個人物大加稱頌和褒獎，這個人就是沙俄時期的國務活動家彼•阿•斯託雷平(1862～1911年)。斯託雷平被索忍尼辛稱為可以「載入俄國歷史史冊」的、「改變了一億七千萬人民國家歷史進程」的「改革第一人」。為了還原這位勵精圖治的改革家的生活細節，索忍尼辛與斯託雷平的兒子多次溝通。在他的筆下斯託雷平幾乎堪稱完人，似乎作者把能想到的一切溢美之詞都堆砌在斯託雷平身上。索忍尼辛是這樣評論他的人品：他是「那樣從容不迫，那麼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他「從不計較微末小節，不是那種圖虛榮愛面子的人，他不圖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們敬愛與欽佩，他朝氣蓬勃意氣風發，誨人不倦，他勇敢無畏、巋然不動，他年富力強」，「把他全部堅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上」，他「是國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國的生活重心，沒有一個俄國沙皇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他是提高人民生產力的熱心家，又是鍥而不捨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為他改造俄國又不傷及俄國傳統文化」。索忍尼辛對斯託雷平蓋棺定論是：為了俄國「他毫不猶豫地押上了自己的生命」。以一人之軀挽救了俄國，「把俄國從崩潰的邊緣引向復興之路」，「他開拓和創造了俄國歷史的全新時代」。這樣不吝篇幅地對一個歷史人物大肆頌揚，是人們在索翁作品裡很少見到的。
對於閱讀《紅輪》的讀者來說，最大的困惑在於，索忍尼辛為什麼會大捧斯託雷平呢?作為俄國知識分子「天然反對派」代表、作為反抗專制持不同政見的領軍人物的索忍尼辛，為什麼會對沙俄時代的「鐵血宰相」寄予這樣深厚的個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對蘇聯時代「矯枉過正」的「價值反轉」來解釋這其中的緣由，認為索忍尼辛把「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是「暴政」，而為被這個「暴政」摧毀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當然是順理成章的。的確，因為第一卷的構思與寫作是在赫魯雪夫時代，與劇變以後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時代不同，那時在國內「一元化」的政治高壓下所有人物的評價一律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準繩，沙俄時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單一臉譜化「兇殘敵人」的形象來處理，民間的各種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湧動。作為被蘇聯時代徹底否定的沙俄「國粹改革家」——斯託雷平，受到思想敏銳的索忍尼辛的關注與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如果僅用否定蘇聯時期的價值評判而堅持反向的立場，並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因為在蘇聯時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就是與斯託雷平齊名的「雙子座」中另一子——謝爾蓋•維特，同樣在蘇聯時期被否定，但索忍尼辛對他不僅不去「矯枉過正」地大讚，反而沿襲了蘇聯時期對他的大加鞭撻(當然理由恰恰相反，蘇聯人罵他維護舊制度，索翁則罵他破壞舊制度)，甚至對全家遭到布爾什維克槍殺而現在俄羅斯人充滿同情、已經被東正教封為聖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時有批評。顯然，索忍尼辛的褒貶與取捨自有他的價值理念和邏輯體現，他想表達的並不是簡單地否定「紅輪」，肯定「白輪」，而是藉此表達對沙俄改革進程的歷史評判以及他所嚮往的俄國發展模式。
忽神忽鬼：斯託雷平評價的大起大落
斯託雷平出生於古老的貴族世家，他的父輩和親屬裡有蘇沃洛夫和萊蒙託夫等俄國歷史名人，他的父親是沙皇的侍從武官，母親是哥爾察科夫公爵的女兒。1884年斯託雷平從彼得堡大學自然科學系畢業以後進入農業部工作過一段，1899年先後任科文省的縣、省首席貴族，此後便在政界平步青雲晉升很快。1902年剛剛40歲的斯託雷平就出任格羅德諾省省長，成為當時俄羅斯最年輕的省長，一年之後他又出任歐俄大省薩拉託夫的省長，在薩拉託夫任期斯託雷平以其強硬的治理手段而聞名，曾3次遭遇暗殺，1906年4月被沙皇一紙急電召回彼得堡委任以內務大臣，當年7月8日又成為內閣總理併兼任內務大臣。在4年時間裡斯託雷平完成了四級跳，從一個不屬於首都上流社會的「外省貴族」，成為沙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帝國的第二號人物。
從索忍尼辛的敘述中看，斯託雷平不但是俄國變革時代的中流砥柱、是為俄國利益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而且是被人誤解、背負罵名忍辱負重的改革家，是個人品德高尚的楷模。這在《紅輪》第一卷寫作與出版的1960年代～1970年代與蘇聯歷史教科書中宣揚的斯託雷平形象有著本質的差別。那個時期斯託雷平是作為「1905年革命」的鎮壓者而聞名於世的，連小學生都知道斯託雷平是雙手沾滿革命鮮血的劊子手、是鐵血宰相、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所主導的第三屆杜馬是最右的「反動的黑幫杜馬」，當時非常流行的兩個術語——「斯託雷平反動時期」和為絞殺革命者到處樹立絞架使用絞索的「斯託雷平領帶」[1]，都曾經是蘇聯中小學歷史考試中最常見的名詞解釋。那麼這兩種形象哪一種是斯託雷平的真實面貌呢?
在俄國歷史上恐怕很少有像斯託雷平那樣被忽神忽鬼地反覆大褒大貶的人物了。在劇變以後的歷史翻案風中，很多沙俄時期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評價，而斯託雷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根本改變，他從鎮壓革命的「劊子手」一下子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改革明星，僅在1990年代經濟轉軌時期，以斯託雷平為題目的專著就達上百種之多，大都是從正面肯定斯託雷平的功績的。斯託雷平不僅被平反說成是俄國傑出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且被稱為「農民的保護人」，很多人認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拖進戰爭的泥潭，從本質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斯託雷平的道路本來是能夠走通的，若是那樣，俄國的歷史將會完全改寫。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蘇聯70多年發展道路的否定後，從革命前歷史上尋找資源便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因此那些曾經被否定的沙俄時期市場經濟改革家自然備受矚目，而且葉爾欽的轉軌戰略與20世紀初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諸如蘇維埃向議會政治轉變的立憲問題、農業土地私有化問題、吸引外資和稅收貨幣改革等，無一不是當年實踐過的問題，以至於有人把葉爾欽搞的經濟轉軌乾脆稱為「新的斯託雷平改革」。有好事者曾經把現在俄羅斯杜馬與斯託雷平時期的第三屆杜馬討論土地問題的議案拿出來比較，驚呼二者不但驚人地相似，而且就問題的針對性而言，當代的水平還不如20世紀初。於是人們感嘆道，俄國歷史為什麼就走不出「魔咒的怪圈」，一百年來從原點出發現在又回到了原點。在這種狀態下蘇聯時期被全盤否定的斯託雷平，重新得到肯定並不出人意料，應該說「鎮壓者劊子手」斯託雷平和「改革家」斯託雷平就像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同時存在於真實的斯託雷平身上。只不過不同時期都片面地強調了其中的一面罷了。
葉爾欽時代大捧斯託雷平是可以理解的，作為葉爾欽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把斯託雷平作為俄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來看待的，他們認為二者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一個是要打破計劃經濟的大鍋飯，走向現代市場經濟，一個是要擺脫古老共同體的「村社大鍋飯」，走向近代資本主義。但僅僅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肯定斯託雷平並不會導致否定維特，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衝突，至於政治方面，那時的俄國人多以為俄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化，肯定斯託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經濟改革(這一改革在蘇聯時期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而非肯定他的政治專制。不過即便在政治方面，那時的人們也多同意：斯託雷平的鐵腕無法與史達林的暴政相比，他們也不會想到民主化十多年後還會出現普京式的「新的斯託雷平專權」。相對於史達林體制而言，那時剛剛走出蘇聯鐵幕的人們覺得斯託雷平時代算是溫和的，不會怎麼反感。但維特比他更溫和更主張憲政也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那時褒揚斯託雷平的人通常並不會貶斥維特的原因。不過在經濟改革方面斯託雷平比維特更突出，而且斯託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更類似於葉爾欽時代的國企私有化，所以他的風頭蓋過了維特。
索翁心目中的「斯拉夫英雄」和「西化罪人」
到了普京時代，對斯託雷平的褒揚更加升溫。而這時斯託雷平的受捧主要就不是因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為他的「鐵血政策」了。普京與斯託雷平都是主張強人政治、鐵腕治國的，因此不奇怪，在當今俄羅斯普京有「新的斯託雷平」的名聲。而普京總統對斯託雷平也多有推崇。
那麼索忍尼辛呢?從斯拉夫-東正教傳統角度反抗蘇聯體制的索忍尼辛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並不熱衷，他過去罵史達林也主要是罵他政治上的暴虐。蘇聯時期渲染斯託雷平如何殘酷鎮壓人民，但布爾什維克的殺人如麻卻是斯託雷平時代根本不能比的。索忍尼辛為此替斯託雷平說公道話，尤其在1960年代那種背景下確實難得。但是，他在把斯託雷平抬得那麼高的同時卻把維特如此貶低就值得研究了。
其實，這裡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索翁不僅譴責蘇聯時期的暴虐，而且對這種暴虐的解釋帶有濃厚的斯拉夫主義色彩，他實際上認為這種暴虐是「西化」的結果。在他晚年寫的《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認為，俄國歷史上有「三個亂世」：一個是17世紀的「混亂年代」，一個是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時期，另一個就是蘇聯劇變後的葉爾欽時期。這幾個「亂世」之間的聯繫就是因為它們都是「西化」的結果。眾所周知，索忍尼辛是一個新斯拉夫主義者，是一個堅定的反西化派人士，是一個把「1917年」與「1991年」都作為「學習西方」的靶子來批判的人，是一個不僅反對「十月革命」，而且連「1905年憲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於是斯託雷平就不僅是因其鐵腕被嚴重誇張蒙受冤枉而需要辯護，甚至不僅因其經濟改革而需要讚揚，而是在文化精神上成為抵制「西化」的英雄了。
反之，維特儘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託雷平更清白，在經濟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裡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災難」似乎他也有責任了。
索忍尼辛竭力稱讚斯託雷平的第一個理由，就是因為他糾正了「維特新政」中諸多錯誤，索忍尼辛這樣評價道：斯託雷平上任以後力挽狂瀾，他從維特手中接過了「一個漏洞百出的和混亂不堪的國家」。在索翁看來，由於斯託雷平的前任維特「低三下四地模仿西歐」的結果，不顧及自身的獨特的歷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制定了一部「西化」色彩濃厚的憲法。而「維特憲法」的出臺過分倉促，考慮欠周全，它的頒布不但沒有平息動亂，「反而引來了十倍的錯綜紊亂，猛烈衝擊和扭轉了千年航船的整個歷史航線」，可見在索忍尼辛看來，斯託雷平的第一大功績，是把曾經駕駛俄國這艘航船的維特船長偏離的航向矯正過來。
「流血的星期日」引發政治體制改革
但維特怎麼就成了個「西化」人物呢?這要從「1905年革命」談起。
2013年汪介之先生對筆者在《倒轉紅輪》一書中批判高爾基，寫了長文對筆者嚴加駁斥。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指責，就是把筆者關於別爾嘉耶夫等前立憲民主黨人「是1905年革命的參加者」的說法斥為「杜撰」。汪先生是俄羅斯文學評論和俄國文學史家，但對作為文學背景的社會-政治史似乎並不了解。他對「1905年革命」的認識大概是沿襲了史達林時代的說法。這種說法把「1905～1907年革命」當作無產階級領導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裝起義」、街壘戰、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運動、波將金號戰艦起義等為主要內容，而「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等自由主義者則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幫兇。如果「1905年革命」就是這麼回事，說別爾嘉耶夫們參加了當然是「杜撰」。
但是我們姑且不論後蘇聯時代的新認識和蘇聯以外的看法，僅就「革命」當時及事後論，那時對立各方，包括列寧在內都不是這樣說的。
例如列寧當時就說立憲民主黨人控制的杜馬是「最革命的議會」，俄國出現的衝突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議會和幾乎是最反動的專制政府」的對決，而且那時「立憲民主黨人既能說服莊稼漢，又能說服小市民」，這是其他各黨還做不到的。而政府方面的維特也說：「1905年俄國革命最嚴重之處，當然不在於工廠、鐵路這些企業的罷工」，維特回憶錄中幾乎沒有談與民粹派及社會民主黨人的交鋒，處處講的都是杜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馬中執牛耳的立憲民主黨」;他指責的不肯妥協的「極左分子和一大批革命家」主要也是這些人。而1907年斯託雷平第二次解散杜馬實行實質獨裁的「六三政變」則被公認為革命的結束。
這裡的問題在於：當時人們說的「革命」是指實質性而不是細節性的變革，它與今天有些人理解的「暴力革命」不是一回事。而當時人們期待的實質性變革就是變君主專制為憲政民主(包括真正「虛君制」下的即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別爾嘉耶夫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自認為參加過「革命」的——儘管他當然沒有參加暴力活動。相反，除了政府的暴力外，當時民間也有些極右暴力團夥，即下文要說的「黑幫」，但當時的語境就把他們視為「反革命」的，而非「革命」的。所以至少在當時，「革命」與否並不是按暴力與否來分的。儘管1905年俄國也出現過極左的「革命」暴力，但顯然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場自由主義反對派主導的、以民選杜馬對政府的抵制和街頭抗議為主要形式並伴隨農村中「土地騷亂」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就是以憲政民主取代專制政治，並以杜馬的立法為基礎(即通過民主程序)解決土地問題——在當時杜馬由反對派佔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實際也就是按民意來解決土地問題。
這些訴求當然有很深的緣起，不過它的爆發確實有些出人意料的偶然：這就是俄歷1905年1月9日發生的「流血星期日」慘案。這一天，俄國一位熱心於組織工人進行和平維權的東正教僧侶加邦神父帶領大批工人高舉沙皇像、唱著聖歌到冬宮前廣場進行請願，要求改善待遇並實行選舉。請願並非左派發動，訴求也並不激進，但卻慘遭哥薩克士兵開槍鎮壓(誰下令至今仍是歷史之謎)，導致大批民眾死傷。確切數字至今存疑，當時官方稱96人死亡，333人受傷，後來重傷者又有34人不治，使死亡數最終達130人。但國內外輿論均認為實際傷亡要更大。請願組織者加邦神父後來說死者達600～900人，而列寧更在他辦的《前進報》上據「外國報紙消息」說是死了4600人之多，蘇俄官方把這個驚人數字寫入了教科書和《蘇聯大百科全書》。而蘇聯時代B.涅夫斯基和B.邦奇-布魯也維奇等人考證的死亡數字則從200到兩千多人不等。今天比較中立的歷史學著述一般認為死傷合計應該在一千人左右。
慘案引發舉國震驚和抗議浪潮。人們在抗議專制統治無視人權濫施暴力的同時，俄國原有的土地、勞工等社會問題也都浮上水面。面對政局動蕩沙皇后悔不已，為避免重蹈覆轍，他於當年10月召見了剛從美國籤訂日俄和約回來的政府總理、自由派貴族維特伯爵，希望他能夠提供可以挽救俄國的建議。維特指出，無非只有兩種解決的思路：鎮壓和退讓。而他本人傾向於實行第二種方案，維特向沙皇陳言說，「鎮壓在理論上是可以採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個敢作敢為的將軍願意去鎮壓叛亂，那也會血流成河，帶來的不過是短暫的喘息」，而鎮壓舉措將使沙皇徹底喪失「慈父」的形象，反不如主動限制部分專制權力，引入現代政治的因素，賜予俄國一部憲法，與自由派結成聯盟促使俄國從專制君主制向「杜馬君主制」過渡，並在與憲政即代議制改革相配套的情況下，主動實行平穩的經濟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使俄國擺脫險境。
而從根本上，作為外交家了解天下大勢的維特也相信憲政是大勢所趨，沙皇統治最終將會像英國那樣要取得國民的同意，並以還權於民換取皇位的穩定。他提出一個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國家」。當然他也認為這一過程應該循序漸進不能一蹴而就，各方應該為此達成諒解。
不知妥協的民族搞改革的難度是無法想像的
沙皇對此猶豫不決，統治集團內部部分開明派認為維特的方案不妨一試，並認為在兵力不足情況下實行軍事獨裁，一旦鎮壓失敗，反而會激起更大的反彈。因為1月9日的流血讓手上沾血的人心有餘悸，害怕被記入「歷史黑冊」。軍方很多人都不想再把槍口對準民眾了，因此傾向於讓維特來收拾殘局。迫於形勢的壓力沙皇同意發展普選法原則，批准了以「杜馬命名的俄國議會」。1905年10月維特臨危受命出任大臣會議主席，起草關於國家杜馬的新法律。這個杜馬雖然不像西方議會那樣擁有全面的立法權，沙皇也沒有成為「虛君」，但是杜馬至少有了立法否決權，此後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但不再能為所欲為。俄國沒有採用歐洲式的君主立憲制，但可以視為「半憲政」體制，即所謂「立憲的二元君主制」國家。從此俄國開始了司法獨立和多黨制的發展進程，維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又名《10月17日法令》)頒布以後俄國出現了100多個政黨，在當時的輿情下，通過大選組成了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人佔多數的第一屆杜馬。代議制開始在帝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面對選舉結果，維特主張由自由派和社會各界代表組成聯合政府，他向報界求援、向社會各界呼籲，請給他幾周緩衝的時間以解決危機。他撤換了半數的大臣和34名省長，取消了戒嚴和軍事狀態、從首都撤走了軍隊和哥薩克、撤銷了內務部長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職務、廢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參與運動的一切罪責，等等。
但是無論他怎樣努力，自由派都「不願見好就收」，不接受維特提出的入閣請求，拒絕妥協，不同意在當局已經啟動憲政進程的條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而左派(革命民粹派與社會主義者)更是不依不饒，對他們來說，革命遠比舊制度下的革新更過癮，《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託洛茨基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又發動了新一輪的罷工和街壘戰。這樣就使俄國的變革錯過了一個上下互動的良好時機。而原本就不情願讓出權力的貴族保守派認為，維特的憲政主張不但沒有幫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助長了那些「顛覆者」和「激憤反對派」的得寸進尺，他們的「激進性和不馴服性」，「進一步敞開了革命的大門」。
於是體制內贊成維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開始從原來的立場上向後退，國內的強硬保守派逐漸得勢，維特被權貴階層認為過於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為時局的替罪羊。其實維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後表白說，就他本人而言「在靈魂深處是君主專制主義者」，當時向俄國引入憲政的因素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並不取決於個人的好惡。當時俄國各種力量的人都承認一點，俄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已是大勢所趨，國家的變革已迫在眉睫，這是一個「自然的進步運動」，「若想使它不致引起無政府主義，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開地站在這個運動的前列」，爭取主動權。也就是說，與其讓別人推翻了來實行革命立憲，不如自己立憲來佔領制高點以求延續統治權。
維特事後痛心地說，當時杜馬中的反對派和當局中的強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靜思考問題，不懂得妥協和換位思考，他們幾乎都根本不講分寸，目光短淺，激進得如同兇神附體，根本不考慮現實。自由主義反對派雖然沒想搞共和革命，但他們要求立即實行英國式的完全憲政，徹底取消君權，維特邀請他們入閣，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只參加將承擔召開立憲會議責任的政府。」他們堅持認為「10月17日法令」遠遠不夠，一切以沙皇名義頒布的法令在他們看來都是極端保守的。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還以最後通牒的口氣道：「在你們接受我們的全部綱領以前，我們不會給你們一點支持，也不會給你們一點時間」。就這樣喪失了可以達成體制內外妥協的絕好機遇。而在權貴階層看來，那些在《宣言》公布後浮出地面的反對派陣營像「野獸一樣發出狂嗥」的「瘋狂行為」將會給俄國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必須堅決鎮壓。維特說，這些權貴階層開始形成保守反動的右翼，他們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樣的瘋狂、一樣的無恥，我盡力了，但是也無能為力了。在勢不兩立的左右翼的夾擊下、在兩側都是「無底深淵的刀刃上」，讓俄國平穩過渡的想法付之東流。「維特政治體制改革」才短短幾個月就走到了盡頭，曾經一度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的道路被堵塞。維特事後感慨道，在一個不知妥協的民族裡搞改革的難度是無法想像的，是劍拔弩張的左右派共同「斷送了本來大有希望的改革」。
二、索忍尼辛為何對沙俄「雙子座」改革家厚此薄彼
不入索翁法眼的維特改革成就
維特的政治改革失敗了，但主張強硬鎮壓的斯託雷平成功了嗎?這且按下不表。需要指出的是維特不僅僅是個政治改革家。他在經濟改革與外交領域的成就也有目共睹。而這些都沒有進入索忍尼辛的視野。
維特主政中樞三年，時間短於斯託雷平，但他主管全俄經濟14年，遠長於以經濟改革著稱的斯託雷平。如果以中國近代來類比，「維特新政」可以說兼有晚清洋務派、維新派和立憲派的使命，而成就則比他的中國同道大得多。政治上維特的憲政改革本身就比清末的維新與立憲走得遠，結果雖然同樣遇挫，但留下的遺產也更為可觀：無論斯託雷平如何比維特「倒退」，普京如何比葉爾欽「倒退」，應該承認斯託雷平時代比清末、普京時代比我們如今的憲政因素還是要多。
經濟上就更不用說，與主要只是搞官辦軍火工業的晚清洋務和惹出「保路運動」的清末經濟新政相比，維特經濟新政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語——主要是「大修鐵路」開發亞俄、大力引進外資和實行保護關稅以鼓勵國內工商業投資、發展民營經濟——這被後人並稱為「維特的三大創舉」。
維特要通過大修鐵路打通歐俄和亞歐、減少地區差距、建立統一市場、快速工業化。著名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作為第一座「大陸橋」橫跨歐亞，大大促進了俄羅斯亞洲部分的開發，使俄國擁有的鐵路達三萬多英裡，在全球僅次於美國。維特剛進入財政部，就主持制定了更具有產業保護傾向的1891年關稅法，以關稅保護大力扶植、鼓勵本國工商業的發展。他還竭力鼓吹與發展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教育改革，尤其倡導創辦過去俄國大學所忽視的商學院和技術院校，並提倡根據學歷而不是政治關係選拔人才。1895年維特實行酒類專賣，由此大增的財政收入使他得以在1898年改革工商稅制以減輕企業負擔。1897年維特又成功主持了近代俄國最重要的一次貨幣改革，通過實行金本位制使盧布成為一種穩定的現代通貨。維特密集推出的這些改革使俄國的工業生產率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達到8%的年增長率。
維特重視俄國經濟的對外開放，經過艱難談判，1894年成功地在對俄國有利的條件下與德國締結了10年商務條約。當時德國正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首強(而美國成為新的首強則還要到20世紀初)，是最活躍的全球經濟引擎，條約使俄國得以搭上了這一順風車。維特對外引資被公認為卓有成效，直到他臨下臺前還為俄國爭取到了22.5億法郎的借款。
「維特新政」也包括社會改革方面的內容。1897年經他力主，頒布了限制企業工作時間的法律，這是俄國勞工保護立法的開始。1898年10月，維特奏請沙皇放鬆村社對農民的束縛，這項改革導致「連環保」於1903年被取消，促進了農民向帝國邊區的遷移開發。後來斯託雷平的農業改革很多方面是對維特改革的發展——當然斯託雷平對農民使用了維特不贊成的強制手段。1902年維特還組織了「關於農業工業需求的特別會議」，會議一直運作到1905年初，經反覆磋商起草了一系列基本文件，後來的斯託雷平土地法基本上就是在這些文件的基調上形成的。
維特的這些經濟成就應當說不亞於斯託雷平，而且有不少還是斯託雷平後來成績的前提。沒有維特造就這些前提，斯託雷平後來的很多作為是不可能的。
例如作為斯託雷平改革特徵的加快西伯利亞移民，沒有維特修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如何可能?維特時代的工業增長率也不亞於斯託雷平的「奇蹟」。維特沒有像斯託雷平那樣為了轉移國內矛盾頻頻對外發表「鷹派」言論，更反對輕率發動戰爭。但維特作為傑出的外交家為沙俄擴張做出的成績也明顯強於斯託雷平，而且這些成就與他的經濟發展努力緊密相連。正是在大修鐵路的浪潮中，1896年維特與李鴻章籤訂《中俄密約》，獲取俄國在中國修築中東鐵路的特權，兩年以後他又主持了租借大連、旅順的活動。維特沒有軍事決策權也不是主戰派，不能為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負責。然而他以嫻熟的外交手腕利用列強矛盾，苦心孤詣，合縱連橫，還是為俄國爭取到了公認為損失最小條件最寬厚的樸茨茅斯和約。不過可悲的是，也正因為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維特一邊忙於日俄和約在國外奔走，一邊應付國內的革命運動和開始立憲的陣痛，以致顧此失彼，無法控制局勢，權力很快被架空，終於被沙皇「換馬」。1906年5月，強硬派戈列梅金(後來是斯託雷平)作為「救場」的「替補隊員」上場大開殺戒了。
「毫不利己的品格」與「最陰險的毒蛇」：索翁最率性而不靠譜的評價?
雖然蒙索翁一褒一貶，但維特與斯託雷平其實有不少共同點：謝爾蓋•維特伯爵與斯託雷平一樣是「外省貴族」出身。維特先世有荷蘭和德國血統，而斯託雷平就出生於德國，兩人都曾在當時早沐「歐風」的帝俄西部發跡：斯託雷平早年在今白俄羅斯的格羅德諾當過省長，而維特在今烏克蘭的敖德薩管理過多年的鐵路。大學工科畢業的維特早年的追求是成為物理學教授，後來從政也是個典型的技術官員，對「斯拉夫化」還是「西化」其實並不是很感興趣，但實事求是、忠於職守是他的重要特點。
還僅是一個主管地方鐵路的蕞爾小官時，維特就曾經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當面發生爭論。這位沙皇喜歡時髦想坐快車，他的鐵路顧問便放了個「衛星」：用雙機車牽引使沙皇專列達到了風馳電掣的最高速度，沙皇坐著龍心大悅。但專列開進維特管區時卻遭擋駕，維特指出這技術不可靠，堅持要給皇上的御駕限速。惹得沙皇怒斥：「只有你這猶太人管的鐵路才敢限我的速。」結果不久就發生震驚全國的1888年10月17日「博爾基車禍」，沙皇專列因過速而傾覆，車上23人死亡。沙皇大難不死，專門建了博爾基教堂感謝上帝護佑，後來的1905年立憲宣言選在這一天，稱為《10月17日宣言》，也是因為這件事，取「上帝保佑立憲成功，羅曼諾夫王朝轉危為安」的吉利。
而這件事也使沙皇對這位敢對他講逆耳真話的專家型官員刮目相看，車禍的次年即提拔他為全俄鐵路的總管並參與財經管理。1892年，維特又升任財政大臣兼交通大臣，成為沙俄的經濟主管。從此開始了「維特新政」。1903年維特就任帝國大臣委員會主席(即內閣總理)，1905年臨危受命應對革命危機，作為立憲俄國的首任總理又堅持了半年，直到1906年5月5日因憲政遇阻、被指為自由化而下臺。
而在《紅輪》中，索忍尼辛毫不掩飾地反感「維特新政」、反感《10月17日法令》、反感維特試圖把俄國改造成一個歐洲式的憲政國家，他認為「維特憲法」不過是從「別人家的菜園子」偷來的「沒有根基」的「移植物」，「錯把一根樹枝當作一棵樹」。在索忍尼辛看來，維特背棄了斯拉夫傳統，引進一種錯誤的「西方意識形態」，《10月17日法令》的出臺，不過是那些「心懷不軌」的「資產階級以革命威脅來嚇唬尼古拉二世的一個陰謀」，「因為體制的敵人一直想擺脫俄國歷史的過去」，而把俄國引進西歐的車轍。
索忍尼辛甚至把維特稱為沾滿了西方「庸俗習氣」的「最陰險的毒蛇」，「維特有一顆冷酷、無聊、枉然的嫉妒心，當斯託雷平得以平定俄國暴亂、恢復國內秩序，支撐國家政局的時候，維特的妒忌心大發，陷於不能自拔的地步」。如此揣度維特與斯託雷平矛盾的「邪惡動機」，真是匪夷所思。他忘了一個基本事實：維特主政在先，斯託雷平在後。斯託雷平可以壞維特的事，而維特不可能壞了斯託雷平的事。我們固然不好揣度說斯託雷平出於「冷酷的嫉妒」而攪黃了維特的憲政並轉而實行鎮壓，但反說維特出於嫉妒斯託雷平鎮壓成功而鼓吹憲政，不更加莫名其妙嗎?維特推行憲政改革時斯託雷平根本還未上臺，說什麼鎮壓成功?又何談嫉妒?而在斯託雷平鎮壓後，維特已經離開政壇，他能阻礙斯託雷平的鐵腕?他在失勢後仍不改初衷，你不讚揚這凜凜風骨也罷了，反說他嫉妒?難道維特應該跟風轉舵、趨炎附勢，改變立場來巴結斯託雷平?你索翁自己難道會這樣做嗎?你「牛犢頂橡樹」時難道也是出於「嫉妒」史達林的成就?
索翁這裡已經不僅是批評維特的政見，而是攻擊他的人品了。這種攻擊應該說是毫無根據的。正如過去很多人譴責斯託雷平的鎮壓是「劊子手」行為，但是連恨他入骨的左派也沒說他個人腐敗一樣，維特一生有很多政敵，但除了他髮妻去世兩年多後續娶的繼任夫人是個離了婚的猶太女子，因而在守舊貴族中引起議論(今天人們只能說那些人迂腐)外，沒有人指責過他的人品。的確，就個人品行而言，維特與斯託雷平都是沙俄末期腐敗的朝政和吏治中難得的潔身自好者，廉潔、勤政，有操守和責任心。然而索翁在大捧斯託雷平「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們敬愛」的同時，對維特的同樣優點卻視若無睹，反而用「最陰險的毒蛇」這樣不堪的話罵他，我們只能說金無足赤，偉大作家在這裡也未免太率性了。
「雙子座」之間真正的區別何在
在經濟改革方面，維特被認為「不如」斯託雷平之處，主要的就是在農業方面，維特沒有像斯託雷平那樣強推「警察式改革」、把農民趕出傳統村社以推進土地私有化。但是維特在土地私有化這一宏觀方向上與斯託雷平並無根本區別。而且對傳統村社進行的早期改革，例如廢除人頭稅、取消村社連環保等都正是在維特時期實行的。這些改革同樣是斯託雷平土地改革的前提。維特主持的1902～1905年「特別會議」更是給出了後來斯託雷平土地改革中行之有效的幾乎全部政策建議，當時這個會議被視為1857～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召集的「編纂委員會」(該委員會制定的文件被認為給1861年農奴制改革定了調)的再版，意指「特別會議」也給斯託雷平土地改革定了調。
當然，維特後來對斯託雷平實現了他的主張並不高興，因為維特並不希望以「鐵血」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張。再過10年，反對土地私有化的人們在1917年2月取得了勝利，但類似的不高興再次出現：當時列寧宣布他的土地國有化是「照抄」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但社會革命黨據說卻「背叛了自己的綱領」——同樣是因為該黨並不希望以鐵血的方式去推行這個綱領。
此前的維特也強烈反對斯託雷平在杜馬拒絕通過的情況下強推土地私有化立法，更反對在嚴厲鎮壓農民的情況下強行瓦解村社。維特無疑也希望農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成為沙皇政權的新支柱，但他堅決反對像斯託雷平那樣用專制權力扶植一部分人，-以損害更多的人為代價先富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維特與斯託雷平的區別類似於後來1917年相反方向上的臨時政府與布爾什維克的區別：維特與斯託雷平都想要土地私有化，但是維特希望通過談判取得杜馬同意，按憲政立法程序，在農民認可的前提下實現這一點，而斯託雷平則以壓制杜馬反抗(連續解散兩屆杜馬並修改選舉法，剝奪大批反對派的當選資格，時稱「六三政變」)和在農村的「戒嚴狀態」下實現這一點。類似地的，1917年的臨時政府和布爾什維克都想「開倒車」廢除土地私有化，但臨時政府希望通過民主的立憲會議立法，在和平狀態下實現這一點，而布爾什維克則以解散立憲會議、鼓動暴力奪地的方式實現這一點。
換言之，如果略去變革方向的異同而只論手段的鐵腕與和平、暴力與憲政，那麼斯託雷平可謂「右派布爾什維克」，而臨時政府可謂「左派的維特」。
索忍尼辛在談到1917年時強烈譴責布爾什維克(當然，同時他對臨時政府也沒有多少好評，就像他對1905年的維特一樣)，但他卻大捧1907年時的斯託雷平。這裡明顯的邏輯矛盾能僅僅以斯託雷平的暴力程度不如布爾什維克來彌縫嗎?如果斯託雷平的暴力烈度低於布爾什維克值得稱道，維特比斯託雷平更和平不是就更值得稱道了嗎?如果索翁只在乎方向，那麼斯託雷平與維特在方向上有何不同?而如果他更在乎手段，布爾什維克的鐵腕比斯託雷平「青勝於藍」為什麼卻更遭到他的痛斥?比斯託雷平更溫和的維特和比斯託雷平更暴力的布爾什維克都不是好東西，唯有斯託雷平正確，這是否體現了索翁的「中庸之道」?然而「最陰險的毒蛇」之類說法難道是中庸的話語嗎?
罪過在於「西化」?——「把維特偏離的軌道矯正過來」
細讀索翁，似乎他還是更看重「方向」，不過這不是土地私有化之類的經濟變革方向(斯託雷平與維特這方面沒甚不同，甚至斯託雷平還更激進)，而是「文化」方向。如前所述，索忍尼辛是「反西化」的「前現代」論者，他是站在斯拉夫主義傳統的立場上反對俄國革命的，他的理想不是建立一個現代的、歐洲式的憲政俄國，因此他反感「西方文化」，反感俄國步西方的後塵，學習那些被他認為是「不符合俄國國情」的舶來品(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他看來都是這樣的舶來品)。他自然對維特的那一套不感興趣。
在索忍尼辛看來，維特「三宗罪」在於：第一，他努力使俄國向西歐看齊，結果加劇了社會結構瓦解，動搖了政權的權威。「維特說過，任何一部憲法都應先行解放農民，但維特本人像抽筋似的主持憲法，抽象的自由權不會給農民真正的自由，只不過是往死屍臉上塗脂抹粉」。「維特憲法在俄國早產的後果，即憲法的不成熟和憲法執行人的不成熟」。第二，維特把大城市那些沒有根基的「玩弄辭令、咬文嚼字、尖酸刻薄、放浪形骸」的「特殊貴族」的要求誤認為是全體國民的要求，這些忘記了自己民族根基的人，想的是「在廢墟上建立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祖國」。第三，「維特憲法」既不是普選法，也不是等級選舉法和資格選舉法，在缺乏縣級選舉和鄉級自治的情況下，貌似簡化的選舉程序，使真正的農民代表被巧言善辯的知識分子「偷梁換柱」掉了。被「維特的選舉法召集到塔夫利達宮來的不是俄國，而是一幅俄國的諷刺畫」。要不是立場堅定、「保持俄國遺訓」的斯託雷平把俄國「從這個缺乏理智、智力低下的『維特宣言』的影響下引上了堅實的道路，拯救那部相互掣肘、極端草率的憲法」，俄國早已不成其為俄國了。
由於這種立場設定，索忍尼辛的「向後看」，似乎就顯得像沙皇陣營裡的極端政治保守派一樣，把1905年以後的「革命形勢」，歸罪於「維特憲法」惹的禍。但是與當時的貴族守舊派所不同的是，索忍尼辛認為，固守老一套也是沒有出路的，世界在發展，俄國必須向前走，關鍵是要把握住發展方向。索翁的主張似乎是「俄學為體，西學為用」，俄羅斯文化傳統和歷史進程表明了，跟在西方後面拾別人的牙慧到頭來落得個「二等國」的四六不靠，這是俄羅斯的民族感情所接受不了的。
但問題在於：如果憲政是舶來的，土地私有化為什麼就不是?俄國傳統的土地制度不是農村公社嗎?正如維特後來在回憶錄中指出，19世紀的極端保守派是「俄國人民歷史古董的鑑賞家」，他們堅持「公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羅斯精神」，而市場經濟和土地私有化則是「西方個人主義瘟疫」作祟。顯然在這些「古董鑑賞家」看來，如果說政治上的憲政是「西化」，那麼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化更是「西化」，而經濟上的傳統公社和政治上的沙皇專制才是「俄羅斯精神」的體現。假如維特在政治上「西化」是罪過，斯託雷平在經濟上「西化」為什麼就不是?
必須指出，如下文所言，1911年斯託雷平遇刺身亡很可能並非極左革命者，而是極右保守派的陰謀。他們謀害斯託雷平恰恰是基於捍衛「特殊的俄羅斯精神」、仇視斯託雷平的「經濟西化」改革，也就是基於「俄國人民歷史古董鑑賞家」的立場。同一個斯託雷平，被索忍尼辛譽為抵制「西化」的英雄、捍衛「俄羅斯精神」的烈士，卻被當時的極右派看成推行「西化」的罪魁、毀滅「俄羅斯精神」的惡人，必欲除之而後快，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俄羅斯文化」的悖論和斯託雷平個人的悲哀。當時極右派與後人索忍尼辛的判斷，哪一個更準確呢?
假如索翁對「雙子座」的褒貶既不能基於兩人的人品，也不能基於兩人改革的方向乃至手段來證明，甚至從文化偏好來論證也很困難，那麼索翁難道是以成敗論英雄?維特的憲政改革搞砸了，斯託雷平的政治鎮壓加經濟改革如果成功，俄國能夠避免大劫，哪怕「文化」上並不那麼國粹，不也值得肯定嗎?
然而問題恰恰在於：斯託雷平的「俄學為體西學為用」成功了嗎?
三、斯託雷平的喜劇與悲劇
「你們嚇唬不住我們!」
在維特「讓步政策」為左右雙方均無法接受的情況下，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在為《10月17日法令》退讓出了太多的權力而後悔，於是主張「戡亂」的斯託雷平「鎮壓方案」被沙皇採納。斯託雷平斬釘截鐵地說：「他們需要大動蕩，我們需要大俄羅斯!」政府「最有利的地位不是仰面朝天被打翻在地時做出讓步」，而是應當手握武器恢復秩序。斯託雷平在對待反對派的策略上和維特截然不同。他認為大鎮壓與進行改革並無矛盾，不是只有政治體制改革與軍事獨裁非此即彼的兩種選擇，延續傳統與進行改革可以並行不悖。斯託雷平認為，1905年革命是「一場知識階層的革命」，是沒有根基的浮在表面的知識分子鼓譟的結果，1905年的「政治創傷」，主要來源於那些迷戀街頭政治的社會主義極端派。而在「維特法令」姑息下，造就了一個「人民憤怒的杜馬」，那些自由泛濫的「緋紅色」導致俄國偏離正常軌道，使整個社會沉溺於無法無天的「造反」中不能自拔。
索忍尼辛認同斯託雷平的看法，對「維特新政」後的「自由局面」極為不滿，他借《紅輪》中人物的話說，「現存的有關結社自由的法律似乎太寬了，出版更是自由的，不必經過政府核准、放任自流，於是敵視政府的人便利用出版自由來腐蝕人民，合法刊物不加評論地轉載革命號召書一類東西，任其胡言亂語，全俄工人代表蘇維埃、知識分子躲在私人住宅利用其名義發表破壞性號召書，整個社會情緒混亂不堪，所有的謠言和污衊之詞，只要是針對政府的，一概相信無疑。在各個大學隱藏著革命出版物倉庫、武器、實驗室、印刷所、革命組織的執行局。警察當局哪一次染指大學，整個社會和輿論界都大罵政府濫用權力，……革命者更加肆無忌憚，無孔不入，從國外運回了足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武器，他們極力推進暴亂和罷工，以達到瓦解國家的目的」。
那些蘇聯時代傳統教科書極力頌揚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中「好得很」的「革命行動」，統統被索忍尼辛視為脫離正常軌道的「叛逆者」肆意妄為。在《紅輪》裡，索忍尼辛表現出鮮明的「政治保守主義」「反革命」立場。他表達了三個遞進的不滿：第一他埋怨沙皇尼古拉二世雖然「有教養、有人情味、善良仁慈、有自由思想」，但是他性格「脆弱膽怯」，「比起羅曼諾夫王朝所有的先輩都孱弱無能」，沒有放手鎮壓。第二他更反對維特「拾西方人牙慧」的「拙劣模仿」使俄國偏離了傳統。第三他尤其反感左派煽動的「暴力革命」，認為革命是「大災難」。他非常認同斯託雷平對「革命形勢」的判斷，認為那不過是一小撮「職業革命者」從事毀滅俄國的政治犯罪加刑事犯罪，「誠實和正義不在革命的一邊」，「極左派的破壞性是公開的強盜行為」。因此，斯託雷平鎮壓革命是正義行為，就是應該「血腥對血腥」地處置那些革命者和騷亂者。索忍尼辛還特意指明蘇聯就是這些人的繼承者：「這種反對派的厚顏無恥，經過70年以後，大概全世界對此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索忍尼辛很欣賞斯託雷平鎮壓革命的鐵腕與果斷，欣賞他面對革命者的那句豪言壯語：「你們嚇唬不住我們!」他認為面對軟弱的沙皇來說，斯託雷平是意志和力量的體現。斯託雷平說：「只有處死少數人才能避免血流成河」，而且「態度越堅決，造成的犧牲就越小，開始就放任默許，只能姑息養奸」。索忍尼辛由此認為，是斯託雷平把俄國「從革命、縱火和暴亂下拯救出來」。
斯託雷平時代的鎮壓到底有多大規模?後來的評估不盡一致。有統計稱，1906～1910年5年間因「顛覆國家製造動亂」的罪名被判死刑者5735人，佔當時政治犯案件的1/6，其中實際處決3741人，每年平均處決748人。而斯託雷平以前，1825～1905年81年間判處死刑的政治犯只有625名，實際處決的僅191人，即每年兩人稍多。另一材料說，斯託雷平時代的1906～1910年因政治理由審判了總計37735人，其中8640人被判刑，處死的735人，還有4244人送到強制營，1292人送到管教營，1858人送到墾荒地被強制勞動，所有的人都被剝奪人身自由。據官方統計，在託波爾斯克、奧廖爾、莫斯科監獄犯人多達14萬，截至1909年7月俄國各種刑事處分多達150萬人。
1905年「十月」和1917年「十月」的異同
這些細節的差異不妨礙人們形成這樣的共識：斯託雷平的鎮壓達到了近代沙俄前所未有的殘酷，但比起後來列寧的「肅反」——更不用說史達林殺人如麻的大清洗——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索翁在以後者的更殘酷來為斯託雷平辯護時，有沒有想過這殘酷與更殘酷之間的聯繫?鎮壓後如果長治久安了是否就能證明鎮壓有理，也還值得討論，但殘酷如果只是為僅僅十年之後的更殘酷埋下伏筆，還能說是成功嗎?
要知道，「1905年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1月9日那個「流血星期日」，蘇聯時期說加邦神父是「警察局奸細」，他組織工人請願就是與開槍者串通好，存心要屠殺忠君的工人，這種天方夜譚如今已無人信。但是請願者既不反沙皇也無暴力行為，士兵為何要開槍?人在國外且無兵權的維特固然感到震驚，「懦弱的沙皇」與此又有何關係?今天史家仍無定論。不過，不管這事有多麼蹊蹺，錯在當局一方是無疑的。後來的亂局由此引發，維特主張讓步也與此有關。儘管自由主義反對派拒不接受維特的橄欖枝，今天看來非常失策也應該反思，但這與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武力推翻無任何鎮壓能力的臨時政府不能混為一談。索翁把他對「十月革命」的反感推及二月，乃至推及1905年「十月憲政」時的反對派，實在沒有道理。
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杜馬反對派本身並不是「暴徒」，誠然，他們在亂局中無力約束街頭尤其是農村的過激行為，從有利於憲政改革的考慮出發，他們應該儘快與同樣有改革意願的維特政府達成協議，運用他們當時擁有的「既能說服莊稼漢，又能說服小市民」的影響以恢復秩序，不給那些反對憲政的專制者留下鎮壓的口實。而當時那些激進自由派沒有這樣做，而是一味想藉助街頭壓力逼政府更多地讓步，令後人遺憾。
但也應該公平地指出，那時想乘亂以逞的也不光是極左派，體制內的極右勢力也在不擇手段地破壞憲政改革，因此即便不談政府的鎮壓，社會上的暴力也不是單方面的。維特回憶錄和當時的很多資料都表明，那時「黑幫」(極右翼恐怖組織)和「紅幫」(極左恐怖組織)[2]都唯恐天下不亂。立憲民主黨人強硬地拒絕了維特要其聲明譴責左派暴力以示劃清界限的要求，後人對此多有批評。但是這種反思也不應只對一方，斯託雷平與「黑幫」的暴力難道就劃清界限了?
如果說當時黑幫與紅幫的武鬥是極右極左兩派的暴力對抗，那麼黑幫對「激進但非暴力的自由派」如立憲民主黨杜馬議員的暗殺就純屬恐怖行為。當時黑幫所屬保皇憤青到處行兇，打砸焚燒立憲民主黨的俱樂部和報社，並公然槍殺了該黨的兩名杜馬議員赫爾岑斯坦(經濟學家，杜馬土地委員會主席，反對斯託雷平土地法並提出立憲民主黨的土地法案)和約洛斯(著名記者)，其他一些反對派議員被迫流亡。黑幫報紙《俄羅斯旗幟》甚至囂張地公開宣稱：「真正的俄羅斯人暗殺了赫爾岑斯坦和約洛斯，並知會了當局」，他們只嫌殺人太少，不會為此不安：「只會為這場反對革命的十字軍行動中只殺掉了這兩個猶太人而感到遺憾。」
「紅幫」與「黑幫」：「迷路者」與「下流胚」的互變
對於紅幫與黑幫的異同，維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紅幫」是一些為「理想」而走火入魔的「迷路者」，而「黑幫」則是一批「追求自私目的」的「卑鄙無恥的流氓」，他們同樣不擇手段，但「紅幫」往往是親自殺人的「英雄」，而「黑幫」往往是僱兇殺人的「下流胚」。不過兩者的鴻溝很容易越過：「紅幫」一旦得勢，有了既得利益，也就由「英雄」變成「流氓」了。俄國的事就壞在這些忽紅忽黑的人手裡。
俄國反對派自由主義者與「紅幫」劃清界限是在1905年風波之後的「路標」思潮中，當然，路標派在劃清界限後轉持遁世「尋神」的姿態，成為整理國故的東正教哲學家，基本放棄了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旗幟。這對俄國後來發展的利弊究竟如何估計，我在《倒轉紅輪》一書中有過討論。
這裡我想指出的是：作為體制內自由派的維特當時實際上比這些後來成為路標派的前立憲民主黨人更偏右，他那時勸他們與紅幫劃清界限的苦口婆心，後來他們轉變「路標」時是應有感念的。但即便是維特本人，從前引那些評論看，他對黑幫「下流胚」的反感也有甚於對紅幫「迷路者」。而作為後人的索忍尼辛以「倒轉紅輪」為己任，集中抨擊「紅幫」(乃至當時沒有和紅幫劃清界限的自由主義者)，因而對維特的上述態度不滿，這是不難理解的。人們也知道後來紅幫當權時的殘酷百倍於過去的黑幫，對索翁在紅幫最紅之時敢於「牛犢頂橡樹」、挺身反潮流很是敬佩。可是維特當年在黑幫走紅時挺身反潮流，不也同樣值得敬佩嗎?
一百多年後回頭看，我們是否有必要在黑幫、紅幫之間擇一而從?維特當年對「黑幫紅幫同樣不擇手段」的反感和對「紅黑互變」的認識，難道不比索翁一味只是「反紅」更有洞見?紅幫後來更加殘酷是因為他們得了勢，但1907年得勢的正是黑幫，那時的維特更反感黑幫有何可怪?其實比單純反對黑幫或者紅幫遠為重要的，是制止「紅黑互變」、以暴易暴、冤冤相報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和歷史怪圈。對此維特關於「英雄」變「流氓」、「迷路者」演化為「下流胚」的分析難道不比僅僅一味「唱黑打紅」或「唱紅打黑」更深刻?
其實，索翁也做過同樣性質的分析，否則他也不會有別於僅僅一味「唱黑打紅」的反共作家而贏得深刻思想者的聲譽了。不過分析之後，他開出的藥方卻似乎大異於維特：維特認為擺脫以暴易暴要靠憲政，要用憲政制衡把無論左右紅黑的權力都關進籠子。而索翁卻認為那就是糟糕的「西化」。維特希望左右都在憲政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索翁則希望東正教的神能夠戰勝「西化的佛」。而俄羅斯傳統的「賢人專制」如斯託雷平之所為就是他心目中的救世神跡。
然而事實是斯託雷平以鐵腕鎮壓了革命也阻止了憲政，但卻沒能阻止黑幫作惡。索翁自己也懷疑幾年後斯託雷平本人遇刺系出自體制內極右勢力的陰謀，可見體制內極右暴力同樣可怕，斯託雷平單向使用鐵腕連自己都不能救，還能救俄國?
官方的改革與民間的改革
在施展「鐵腕」的同時，斯託雷平認為鎮壓「革命」只不過是從無序回到有序的手段之一，並不是目的。要使俄國避免出現類似1789年法國革命的局面，就需要及時的改革。但是與維特「先有公民，後有國家」的憲政改革思路不同，斯託雷平的格言是「國家為強者而存在」。1905年革命中反映出的最嚴重、最關鍵問題，既不是頭腦發熱的知識分子搗亂，也不是工廠、鐵路的工人罷工，這二者加起來不過區區幾百萬人口，即使再鬧騰也動不了俄國的根基。而佔總人口82%的農民才是最關鍵的因素。
通過土地私有化使農業擺脫傳統村社的束縛，從而適應近代市場經濟發展，並使富裕起來的農民成為支持沙皇政府的新社會基礎，這其實是「雙子座」的共同想法。還在1904年，斯託雷平就給尼古拉二世寫報告說，村社制度使「優秀」農民必須屈從於「最壞的和最懶惰的」大多數人的保守習慣，即便在1904年大豐收的情況下，農民也不是把收入用在投資改進耕作技術、提供糧食產量上，而是在滿足了低水平的溫飽以後就只會酗酒滋事。村社強制性的平均主義、土地零碎化、互相掣肘，造成農民對不能繼承的土地不熱心投入。因為土地要不斷進行再分配，農民無權選擇作物品種和耕種時期，俄國農民擁有的土地是英國的4倍、德國的3倍、法國的2.5倍，但是土地利用率低下，平均每俄畝(1.092公頃)糧食產量不到700公斤。更重要的是「農民一旦沒有自家的土地，他們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財產」，這是農村騷亂的原因所在，說明村社束縛了農民的手腳，村社已不再是具有制衡和穩定作用的平衡器而成為了火藥庫。
類似的話維特說得更多。而且在1905年以前，土地改革的籌備主要也是維特主導的。這就是為什麼維特主持的1902～1905年「特別會議」被認為是1906年斯託雷平改革的設計者，猶如1857～1861年「編纂委員會」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的設計者一樣。
但是到了1906年，維特卻與「一手以鐵腕鎮壓政治改革，一手以鐵腕加快經濟改革」的斯託雷平發生爭論。維特認為土地改革一定要爭取民選杜馬的支持，取得農民的同意，為此「等了幾十年尚未解決的農民問題，可以再等幾個月來處理」。而斯託雷平在以鐵腕解散杜馬的同時，主張根據帝俄「根本法」第87條(關於緊急狀態的規定)甩開杜馬來強制推行新土地法。對此，維特以當初「根本法」起草主持人的身份指出：第87條只適用於處理緊急狀態，而且根據它作出的有關規定必須是緊急狀態過去後可以取消的。而土地改革既不能作為緊急狀態來實施，改了以後更不能隨便取消，因此斯託雷平的做法「根本不符合這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條」。
為什麼會有這種爭論?根本原因在於俄國當時的土地問題除了變革的方向外，還有變革的方式是否公正的問題。而官方與民間(包括農民、杜馬中的農民代表和知識界)對此有很大分歧。
「公社主」變成「地主」：民間不滿的根源
與兩千年來一直流行土地私有制的中國完全不同，傳統俄國盛行的一直是村社土地公有制。農民屬於村社，從村社中分得份地來進行家庭耕作。而村社又屬於專制國家(也等於屬於沙皇)，國家把村社作為領地分給貴族，村社社員因而又是貴族的農奴。在農奴制時代，貴族主要就是通過控制村社社員來獲益的，那時貴族的私有土地不多，農民主要是作為人身被束縛於村社的社員，被沙皇指派來供養「老爺」的，並非是租了私有地而向地主交租。貴族也因從沙皇那裡得到這種恩典而必須為皇上效力(從軍打仗等)。
這種農村公社-農奴制-專制國家三位一體的傳統制度在1861年經歷了第一次重要的近代化變革，即史稱「大改革」的農奴制改革。就農村公社而言，這次改革是對公社土地的第一波「權貴私有化」。當時沙皇解除了農民與貴族間的主奴關係，但為維護專制、保持國家對農民的控制，仍然把農民束縛於村社中。同時卻把村社中部分(通常是最好的)土地「割」出給貴族作為其私有地產，於是貴族便從改革前舊體制下的「公社主」變成了改革後的「地主」階層。從改革前靠沙皇賜給的公社社員(農奴)來供養，變成靠經營自己的私有土地來牟利了。
這樣的農業改革與其說像我國1980年代的取消公社平均分田到戶，毋寧說更像1990年代國企改革的廠長變老闆而讓工人下崗。「公社主」變成「地主」，從方向上講符合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但就民間形象而言，這種靠專制權力割佔公地而形成的化公為私的權貴「地主」，與我國傳統時代的民間地主很不一樣。中國上千年都是土地私有，民間地主的土地大都來自私有地的購買和繼承，並非憑藉權勢「化公為私」，農民視為合法，「土地革命的覺悟」需要革命黨的艱苦動員才能形成。而俄國農民對「化公為私」的地產卻有著本能的怨恨，根本無需革命黨「發動」。加之當時政治體制未改，沙皇仍然專制，農村公社-農奴制-專制國家三位一體只去掉了農奴制，變成農村公社-專制國家兩位一體，農民不再是貴族的農奴，卻仍然隸屬公社，被視為「公社的農奴」，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而是公社份地，但是由於貴族「割地」，餘下公社可分的份地還變得量更少、質更差，農民實際上受到了剝奪。於是農民一方面有擺脫村社的願望，另一方面則對權貴私有化極其不滿，強烈要求收回「割地」，村社在這方面卻成為農民索回割地的憑據。而俄國當時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反對派儘管經濟觀點傾向市場與私有制，但也反對以強權化公為私。維特行憲後，這兩股力量在杜馬中會合。杜馬中的農民代表提出「勞動團104人」土地法案，矛頭直指地主;立憲民主黨也主張把割地收回後再公平地解除村社的束縛。他們都對政府的改革方案構成了挑戰。
「一切為了強者」
顯然，這種挑戰不是改革與否的問題，而是怎麼改革的問題。收回割地事關公平，擺脫村社事關效率。基於統治者利益的考慮，維特與斯託雷平都反對觸及割地，只希望擺脫村社。但維特反感村社基本上只出於經濟效率的考慮，他希望經濟改革能與憲政改革配合，把「農村公社-專制國家」兩位一體變成「家庭農場-憲政國家」的新兩位一體，為此，自然就不能無視杜馬和農民的反對而一味蠻幹。
而斯託雷平反感村社更多地是從政治上考慮，他要消除農民索要割地的憑藉，所以更加迫不及待。過去俄國「農村公社-專制國家」的傳統中沙皇是以「抑強扶弱」的「公社之父」面目出現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名言是「俄國的統治是為了(保護)弱者」。可是，1861年以「割地」製造地主之舉已經明顯傷害了「弱者」，這時再保留公社，想依靠農民對公社之父的信賴來支持沙皇，已經不切實際。在斯託雷平看來，1905年風波的教訓就在於保留公社不僅不能使農民支持「公社之父」，反倒使農民有理由反對「化公為私」、要求收回割地。因此必須當機立斷，以強權扶植那部分希望擺脫村社的農民(農民中的少數「強者」)，而打擊希望通過公社來收回割地的農民(所謂弱者，實即農民中的多數)，儘快以有利於前者的方式把所有土地都私有化了，也就沒有農民公社要收回割地的問題了。這實際上是在1861年「公社之父」搞的「父奪子地」之後，再用「父權」搞一次「兄奪弟地」，實現「父兄聯手壓制眾弟」的新秩序。斯託雷平不再維護「農村公社-君主專制」的傳統，但也拒絕「家庭農場-憲政國家」的前景，而要建立「鄉村『強者』—寡頭專制」的體制。
於是斯託雷平直截了當地把過去沙皇標榜的「為弱者而統治」改成了「為強者而統治」，他說，「我們為全國制定法律時，應當想到強人、聰明人，而不是醉鬼和意志薄弱的人」。我們的農民法「不是為弱者，而是為強者」制定的。斯託雷平經常把「強者」掛在嘴邊，並且堅決主張藉助目前鎮壓風波後形成的政治高壓強行推進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只要我的政策堅持貫徹，再過10～15年，革命者在俄國什麼也撈不到。」為此必須推遲憲政進程，而實行「專制市場化」，先用警察方式以鐵腕解決農民問題。
不過，反對斯託雷平政策的不僅有多數農民(所謂的弱者)，有左派和自由主義反對派，有維特那樣的體制內憲政派，還有比斯託雷平更右的體制內極右翼，換言之，即比索忍尼辛更加痴迷於「俄羅斯傳統」的「古董鑑賞家」們。他們要維護的是過去的君主專制，而不是斯託雷平想搞的寡頭專制，當然更不是維特想搞的君主立憲。他們認為維特的憲政主張和斯託雷平的寡頭專制主張都破壞了美好的君主專制。現在維特既已垮臺，斯託雷平就成了主要目標。維特奈何不了斯託雷平，他們——可就未必了。
四、「正義懲罰」還是「作法自斃」?——斯託雷平遇難之謎與索忍尼辛的困惑
撲朔迷離的斯託雷平之死
斯託雷平主政次年，即發動1907年「六三政變」，使出鐵腕鎮壓反對派，馴服杜馬，在阻止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以「警察方式」強推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一時間俄國出現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1909年在為沙皇隆重舉辦波爾塔瓦戰役勝利二百周年慶典的報告中，斯託雷平自得地稟稱：
革命的危險業已排除，陛下，您可以隨心所欲了。
然而僅僅兩年不到，在1911年9月1日(公曆14日)於烏克蘭基輔舉行的另一個隆重節慶——農奴制改革五十周年慶典上，斯託雷平的生命卻驟然畫上了句號。這天晚上，斯託雷平陪沙皇及其家人在基輔歌劇院觀劇，殺手季米特裡•格雷戈裡耶維奇•博格洛夫闖入包廂向他連發兩槍，斯託雷平受了重傷，四天後死在醫院。
俄國近代史上的政治暗殺毫不稀奇，斯託雷平一生也多次從未遂暗殺中倖免於難，但最後置他於死地的這次謀殺卻堪稱俄國暗殺史上的第一奇案。當時就轟動國內外，眾說紛紜，至今也是撲朔迷離、真相難明。人們知道的是：兇手博格洛夫是個猶太青年，出身巨富之家，思想激進，參加過無政府主義恐怖組織，但因人緣不好，又據說是私吞了一筆「革命經費」(此事與後述其為錢而受僱於警方之說均受史家質疑，因為這位富公子似乎是不差錢的)而在組織中受排擠。1906年起，他成為為奧赫拉那(Oхрана，沙俄秘密警察機關「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的簡稱)服務的眼線，化名阿倫斯基/卡普斯奇安斯基，不時向警方提供地下革命組織的情報並領取報酬，後來被史家稱為與阿捷夫(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後被發現為警方奸細)齊名的潛伏革命組織內部的官方大間諜之一。1910年，博格洛夫一度與奧赫拉那失去聯繫，直到此次沙皇與總理大臣到基輔參加慶典前不久，他才又找到基輔奧赫拉那頭目庫利亞布科，聲稱有革命組織要刺殺沙皇，他可幫助警方抓捕云云。庫利亞布科對這個一年多未聯繫的編外密探居然深信不疑，為他提供一切方便。當時慶典安保嚴密，就是奧赫拉那的正式人員也並非都能有機會接近沙皇和總理大臣，9月1日當晚歌劇院沙皇與斯託雷平觀劇專場的門票本來並不發售，內部分發也控制極嚴，但是庫利亞布科卻給了博格洛夫一張門票，且任其自去，並不派人跟從。而在戒備森嚴的歌劇院內，斯託雷平所在包廂附近卻毫無警戒。結果博格洛夫堂而皇之持票進入，毫無阻攔地徑直來到包廂，在眾目睽睽之下槍殺了斯託雷平。
博格洛夫當場被捕，在秘密狀態下草草審訊，而且居然「沒有做審訊紀錄，就好像這場審判發生在戰場上」。斯託雷平死後僅5天，博格洛夫就被判死刑，而且當即就要執行，只是發現這天是周末，按當時法律禮拜日不得處決罪犯，才又延至11日被絞死。此前斯託雷平的遺孀曾以「殺了他也換不回我丈夫」為由請求給他免死，未獲允許;又要求暫緩處決以待深入調查案情，也未獲允許。當時國會已經從首都派出了特魯謝維奇專家組前來進行調查，可是特魯謝維奇11日才到基輔，警方就在次日匆匆處決了博格洛夫，致使調查無法進行。正如索忍尼辛所說：「俄羅斯的任何一個大恐怖分子都沒有這樣匆匆審判，匆匆處決。要儘快解決掉，以便不再覆審、不再調查、不再拖延下去。法庭採取的最後方案令人皆大歡喜。」
當時俄國的民粹派、無政府主義者等「紅幫」革命恐怖主義組織從事暗殺後都要進行宣傳，以擴大威懾影響，但此次斯託雷平遇刺，卻沒有任何組織聲稱負責。後來警方說，博格洛夫供認他是作為革命者個人獨自行刺「人民公敵」斯託雷平的，沒有組織參與，而他先前為秘密警察服務也是處心積慮的偽裝，為的是騙取信任以便行刺。但是他「騙取」的信任能達到如此程度，還是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就算他思想激進，此前卻從未乾過這種事，也不是「戰鬥隊員」，在無人相助的情況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手就幹得如此利落，讓人嘖嘖稱奇。俄國一些自由派報刊當時就指出暗殺很可能就是奧赫拉那策劃的，因為體制內極右翼一直對斯託雷平不滿，而他們在奧赫拉那有極大影響。
陛下不待見的斯託雷平
這當然是猜測，不過，包括奧赫拉那在內的沙俄強力部門中對斯託雷平不滿(經濟上反對他的市場化改革，政治上也不滿他沒有徹底廢除杜馬)的體制內極右權貴影響很大卻是事實。統管全國安保的內政部實際負責人庫爾洛夫、宮廷警衛長並負責與內政部聯絡的斯皮裡多維奇、庫爾洛夫的前秘書、內政部警察總局副局長、部裡派到基輔協調此次慶典安保工作的韋裡金和基輔地方的秘密警察頭子庫利亞布科都屬於這條線，而他們的背後，則是沙皇、皇后和「妖僧」拉斯普京等宮廷威權。
索忍尼辛和很多史家都注意到，自從1905～1907年危機過去後，斯託雷平就逐漸失寵於陛下。沙皇本人不僅不喜歡他「功高震主」，據說也不喜歡他的價值傾向：「只有在庫爾洛夫的保衛下，陛下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只有在庫爾洛夫身上才能找到抗衡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斯託雷平的力量。」而索翁則更強調皇后討厭斯託雷平，因為這一時期皇后開始寵信妖僧拉斯普京，而斯託雷平對此非常反感，曾經試圖放逐「妖僧」，結果開罪於皇后。這個「佞幸害忠良」的傳統故事不像「頑固派反對改良派」的政見分析那樣吸引當代史家，但是有著強烈「保守」價值觀的索翁似乎更喜歡這個解釋。
不過，無論是出於政見的利弊分析還是出於「忠奸」的道德判斷，斯託雷平不再待見於沙皇是無疑的事實。也正是因此，在沙皇支持下形成了上述那幾人的勢力。斯託雷平本是由主持鎮壓的內政部長升任總理大臣的，作為鐵腕總理也還兼任內政部長，但是鎮壓成功後，沙皇就特意讓皇后推薦的庫爾洛夫出任內政部第一副部長實際主管該部，架空了兼任部長的總理。而這個庫爾洛夫過去曾向斯託雷平索求首都彼得堡或舊都莫斯科市長大位，被斯託雷平拒絕而結下舊怨，他上任後便提拔了秘書韋裡金和連襟庫利亞布科等人，還「習慣到處籠絡人，與斯託雷平的敵人勾結在一起」。
而此次「基輔大典活動的整個保衛工作，陛下早預先由他精心安排，後來又在宮中多次詳細討論過，不再採用常規方式，即不由地方政權領導保衛工作，當然嘍，由那個圍繞陛下屁股轉、緊貼其左右、惟陛下馬首是瞻、並討得陛下歡心的庫爾洛夫全權領導。從1911年春天起，庫爾洛夫走遍了陛下專列要去的地方，這些省份的主管機關的官員都得服從他的指揮。這種作法激怒了基輔總督費多爾•特列波夫將軍，他向斯託雷平提出抗議，並請求辭職。把這件事通報陛下，有可能改變保衛工作的命令(一切要從新安排)，無疑會挫傷皇帝陛下那顆預先體驗了快樂的幼稚的心。也正由於憐恤帝王那顆童心，斯託雷平勸導特列波夫以後再遞辭呈。這樣，陛下的保衛工作從熟習本地情況的各地主管手中交給一個外來人的手中」。
暗殺發生後，這幾人的反應十分奇怪：斯託雷平重傷的幾天內3次要求見庫爾洛夫反映案情，庫爾洛夫居然全都藉故推脫，直到斯託雷平不治身亡，庫爾洛夫這位安保負責人也未見他。索翁指出：「如果去了他就免不了要當著證人的面回答另一些問題，那樣的話，他後來就難以自圓其說了。」而庫利亞布科在事發後最初接受詢問時，聲稱庫爾洛夫、斯皮裡多維奇、韋裡金和他四人都認識兇手博格洛夫，發給後者門票讓其獨自進入劇院也是四人都知道並且同意的。但是後來其他3人都否認，說是從未聽說過博格洛夫其人，更不知其事。索翁對此的評論是：「這麼短短幾個小時，(庫利亞布科)還沒有清醒過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處境，甚至沒有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在這種沒有思想準備，裡表不明的狀態下來參加訊問，並在訊問中和盤託出斯皮裡多維奇、韋裡金和庫爾洛夫都知道博格洛夫進入戲院一事，而且所有步驟，他，庫利亞布科都得到他們的同意。」但是這個失聯一年多的編外密探仍能得到直接僱主庫利亞布科的信任已經夠奇怪的了，怎麼連帝國內政部(實際的)部長和皇宮警衛長這樣來自首都的高官也和他相識並如此信任他?這個說法顯然引來許多麻煩，於是幾天後庫利亞布科改了口，說是那3人不知道這些事，但讓兇手進入劇院，被殺者斯託雷平倒是知道並同意的——而此時斯託雷平已死，他反正不能否認了!
兔死狗烹的現代版?
更令人費解的是沙皇對此事的態度：當劇院槍響、斯託雷平倒下時，距他不遠的沙皇沒有走出包廂看他一眼。斯託雷平在院搶救的4天裡，4次求見沙皇交代後事，而沙皇都沒有來。直到一天夜裡在傷者昏睡中沙皇才來看了一眼，那時傷者根本沒法說話了。整個斯託雷平搶救和治喪期間，原安排的慶典日程照舊進行，陛下按日程忙於「公事」，顧不上看望生命垂危的總理。斯託雷平死後，當地籌劃為他建立紀念碑，沙皇恩準社會籌資興建，但國庫不出一分錢。斯託雷平遇刺這件奇案引起輿論譁然，官方不得不對庫爾洛夫、斯皮裡多維奇、韋裡金和庫利亞布科等人立案調查，調查觸及的「不僅是(警方)辦事不力，而且甚至牽涉到了間接參與(暗殺)的問題，這太可怕了」。但是到1913年1月，在很多疑問並未獲解的情況下沙皇卻下令終止了調查，並且宣布此事對上述四人不得造成不良影響。就是說，除直接開槍的兇手被滅口以外，沒有一個人因為總理被殺這件驚天血案而受到處分。沙皇的理由是皇太子正在患病，他想辦件善事為孩子積德。繼斯託雷平之後任總理的科科夫佐夫說：「不能中止調查。因為全社會都在關注著這件事。」據說沙皇這樣答道：「哦，那樣一來就更不能將利劍高高舉起了。」
沙皇甚至對接任總理說：「我感到高興的是，您的言行不像故去的斯託雷平。」科科夫佐夫反駁道：「陛下，斯託雷平是為您而死的啊。」哦，這時皇后寬厚地接過話頭：可遠非如此。「我覺得，您對斯託雷平的作為和人格的評價有些過了。請相信我的話，對故去者不應當如此惋惜。我相信，每個人都在完成自己分內的事。如果某個人不在了，那就是因為他已經扮演完了他的角色，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了。我想，斯託雷平的去世就是為了給您讓出位置。而這一切又都是為了俄羅斯的福祉。」皇后這番高論讓人嘆為觀止，筆者想她如果懂中文，只用四個字就可以表達這段話的意思了：兔死狗烹。
沙皇是如此，其他人又是怎麼看的呢?反對斯託雷平的左派和自由主義者就不說了，斯託雷平死時杜馬正值休會，復會後「沒有為他，而是為另一位閉會期間去世的杜馬議員進行了默哀」。反對派幸災樂禍可以理解，極右守舊派居然也這麼說：「斯託雷平不代表俄羅斯，……但願他的追求變成對其每個助手的警告：切勿屈從於現代自由思潮的誘惑。」大主教安東尼•赫拉波維茨基在追悼會上指責斯託雷平的改革是左派的改革，並且號召東正教徒「為他的罪過進行贖罪祈禱」。極右翼報刊還透露：「據說，沙皇不認為這(斯託雷平之死)是特別的損失。」
一個多世紀過去，如今對於斯託雷平之死要完全恢復真相是很難了。但是看看當時以至現在各種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對這件悲劇的解釋及其演變，倒是耐人尋味。
革命黨殺人，還是秘密警察殺人?
在「斯託雷平反動時代」吃了苦頭的左派與自由主義反對派(多數立憲民主黨人)，對斯託雷平之死自然是嘲諷多於同情，但他們偏好的解釋明顯不同：左派和革命黨人(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等)認為斯託雷平改革是掠奪人民，他的死應該體現了人民的反抗，所以比較傾向於指出兇手博格洛夫的革命黨人身份和他行刺的革命動機。即便後來的布爾什維克史學對民粹派的恐怖暗殺手段不以為然，也還是願意凸顯「反動派與人民的矛盾」的，所以他們接受博格洛夫死前的自述(即他一直是革命者，當警方耳目也只是為了騙取信任以便行刺)，並認為斯託雷平之死與民粹派時代的很多類似事件一樣，就是一次「革命恐怖主義」行動，反映了人民對政治上的「斯託雷平反動」和經濟上「斯託雷平改革」旗號下的掠奪不滿。蘇聯時代的學界大體上也是這麼說的。可以把這種解釋稱為「正義懲罰」說。
而當時的自由主義反對派既反感斯託雷平的政治鎮壓，也反感所謂革命恐怖主義，不願意渲染革命黨反對斯託雷平的鬥爭，所以他們更相信「政府內保守派利用斯託雷平自己建立的鎮壓機器殺了他自己」。博格洛夫作為奧赫拉那情報員的經歷和暗殺事件前後警方的種種乖戾可疑之舉，以及沙皇那些沒心沒肺的冷漠乃至冷酷言行也給人這種印象。「於是整個報刊界大聲發揮對他們最有利的主題，即斯託雷平死在他親手建立的專事反對革命的警察體制的手中。」「庫爾洛夫們只不過是斯託雷平路線的產物罷了。這樣一來，斯託雷平不就成了全俄間諜-奸細的始作俑者嗎?斯託雷平不就成了他親手製造奸細陰謀的犧牲品了嗎?」「斯託雷平是在他幸福而快樂，滿可以慶賀自己凱旋式勝利的時刻中彈身亡的。命運何以這樣不寬恕人?難道沒有聽到手槍射擊轟響後面的警告聲嗎?現在俄國社會可能有不流血的抗議方法，但命運可能想提醒我們，這種方法還要保留嗎?」這就是「作法自斃」的解釋。
而索忍尼辛反感自由主義，更反感左派，他拒絕並抨擊了以上兩種解釋。把斯託雷平捧為俄羅斯近代歷史第一偉人的索翁對他的不幸結局戚戚於心無法釋懷，在《紅輪》寫作過程中花了大量時間考證這件奇案。1976年，流亡美國的索翁在加利福尼亞古維羅夫研究所收集到斯託雷平被刺案的大量資料，同年夏秋兩季在佛蒙特寫成有關這一事件的各章，同時把考證結果於1978年發表在美國一家學報上(見《紅輪》第一卷索忍尼辛自序)。因此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紅輪》中關於斯託雷平之死的說法看成史學成果，而非僅僅是文學描寫。[3]
按索翁的上述考證，博格洛夫行刺的確是出自他自己的激進思想，並非是直接受命於秘密警察或其他體制內勢力，他此前為奧赫拉那做事也的確是「騙取信任」。換言之，博格洛夫的確是一名熱血的革命憤青、孤膽英雄和無私的獨行俠，為刺殺「革命的敵人」他不僅犧牲了生命，而且甚至不惜賠上了自己的名譽(去做警方的奸細，即便是出自「革命」動機，但只要不是「黨的派遣」而是自作主張的行為，他的「同志們」仍然是不齒的)。這樣的犧牲，即使在今天看來也著實令人唏噓。
不過同樣根據索翁提供的事實，奧赫拉那如此盡力地給他提供一切方便，難道僅僅是「受騙」?其實就像被沙皇強行終止的官方調查所顯示：在此案中庫爾洛夫、庫利亞布科等警方負責人「不僅是辦事不力，而且甚至牽涉到了間接參與的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哪裡是受騙，其實是借刀殺人，有意幫助博格洛夫完成暗殺，然後再迅速處決博格洛夫以滅口!上述所有一切怪誕現象，只有在這個邏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釋。否則，以博格洛夫一介書生，高度近視，身體瘦弱，又從未做過這種殺人勾當，怎麼就能一鳴驚人，一個人做到了多少革命黨「組織上」做不到的事!
索翁證明了維特的觀點?
索翁對左派的「正義懲罰」說和自由主義者的「作法自斃」說都予以了駁斥，但我們看到，其實他自己花費許多心血的考證毋寧說只是這兩種說法的結合：博格洛夫想搞「正義懲罰」，但斯託雷平體制下的庫利亞布科們借刀殺人，歸根結底，斯託雷平還不是「作法自斃」嗎?無怪乎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就直接把索翁的考證也列入「作法自斃」說或警方陰謀論的新進展中。
這不禁又使我們想到維特關於黑幫、紅幫互變的說法：「紅幫」是為「理想」走火入魔的「迷路者」，「黑幫」是「追求自私目的」的「流氓」，同樣不擇手段，但「紅幫」是親自殺人的「英雄」，而「黑幫」是僱兇殺人的「下流胚」。而兩者的鴻溝容易跨越：「紅幫」一旦得勢，有了既得利益，也就由「英雄」變成「流氓」了。其實索翁考證出來的這個故事更絕：連這一跨越也不需要，博格洛夫這位紅幫根本還沒得勢，就被黑幫當了槍使，「迷路者」想當「英雄」而親自殺人，庫爾洛夫這幫「下流胚」就借刀行兇而實現「自私目的」了!
然而對於索忍尼辛來說更大的尷尬還在於：如果他大貶維特、大褒斯託雷平的觀點既不能從兩人的人品道德來證明，也不能從兩人改革的方向和手段來論證，甚至不能從文化偏好來斷言，那麼似乎就只能以成敗論英雄了。維特的朝野妥協和憲政改革主張本來是有利於自由主義的，但自由主義反對派卻不領情，不妥協的結果是維特的失敗，索忍尼辛因此有了否定他的理由。但是同樣，斯託雷平的鐵腕鎮壓和警察式改革主張本來是有利於沙皇政權的，但極右保皇派(以及沙皇本人)卻不領情，借刀殺人的結果是斯託雷平的慘死，那麼他的成功又在哪裡?以成敗論英雄的話，斯託雷平又為什麼應該被肯定呢?如果維特指望的自由派不知好歹不值得指望，斯託雷平指望的沙皇「新權威」難道就更知好歹，更值得指望?
如果斯託雷平不死……
當然有人會說，斯託雷平本人之死不見得就是他治國主張的失敗，就像商鞅雖死而「商君之法」終於成就了秦始皇的統一一樣。不過我們也知道，實際上就在斯託雷平死前，他的改革已經顯現出疲態和停滯，而斯託雷平死後僅僅6年，羅曼諾夫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談什麼商鞅成就秦業?
然而也許正是人亡才導致政息?索翁顯然就是這樣認為的，他相信：博格洛夫那兩顆子彈打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俄國的國運、一億七千萬俄羅斯人的好事就這樣被兩槍斷送了。一部《紅輪》，一聲長嘆：如果斯託雷平不死……
這就涉及史學理論界的一個老爭論：「如果不……」這類的討論，即所謂的「反事實推論」，在歷史學中有意義嗎?
這其實就是問歷史進程是否是「必然」之道。如果歷史的走向是「必然」的，一些偶然事件的有無自然無關大局，追問「如果不……」也就確實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如果歷史進程是偶然的，偶然事件的有無當然非常重要，不管「如果不……」的解釋顯然就不是一種好的解釋。
不過筆者的看法可能是第三種：在許多情況下，歷史的進程肯定不是「必然」的，但其因果關係卻有相當大的實現概率，並不是擲骰子那樣完全不確定。具體而言，斯託雷平在1911年的遇刺也許是個「小概率事件」，但斯託雷平政策的失敗雖然不能說是必然，卻的確是個大概率事件。即便斯託雷平不死，俄國的預後也很難比「如果維特不垮臺」好，這就是我們不同意索翁「成敗論英雄」的根本理由，下一章筆者將論述「如果斯託雷平不死」，俄國又可能如何。
五、專制扭曲改革，戰爭引發革命：帝俄解體的教訓
人未亡而政已息
在斯託雷平遇刺時，他的改革在很多最重要的方面已經陷於停滯。索忍尼辛也看到了這一點，他用很大篇幅描繪了斯託雷平地方自治改革的受阻和斯託雷平因此提出辭職一事。僅從《紅輪》的描述已經可以看出，即使他不死，政治前景也很黯淡，斯託雷平步維特後塵而下臺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但實際上索忍尼辛還迴避了斯託雷平改革停滯的更重要方面，即作為斯託雷平經濟主張核心的土地改革和移民政策。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中，筆者曾經引用俄蘇學者的研究，指出土地改革的大部分進展都是在政府施以高壓的1908～1909年兩年間取得的。這兩年的退社農戶要佔整個改革時期(1907～1914年的七年間)總量的54%。而政府高壓緩解後改革進程即趨於停滯，致使農村公社到革命前仍然保留了3/4的成員和6/7的土地，並未受到根本的衝擊。
對此，有人從改革是好事，人民應該贊成的觀念出發，說反對改革的是保守貴族，斯託雷平對之施以高壓還不夠，故造成了改革停滯，這其實恰恰是說反了。前面說過極右貴族的確反對斯託雷平，但那主要是在上層政治層面。而在經濟社會方面，當時抵制改革的主要是農村草根民眾，政府高壓的對象是他們，而不是貴族。正因為如此，在1917年「政府高壓」徹底消失後並不是貴族坐大了，而是貴族消失了，農村自發地(即並未經由革命黨的動員)出現了「反向的劇變」：斯託雷平改革的成果徹底被廢，傳統農村公社迅速掃除了「土地私有」。這一事實也使索忍尼辛的一個說法顯得站不住腳：力挺斯託雷平的索翁斷言斯託雷平改革所扶植的「強者」並非少數，而是多數農民，反對改革的「弱者」才不但是少數，而且還多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單個人的能力也沒法與「強者」相比。假如真是如此，何以農村一旦出現「自發」狀態時，那些佔大多數的強者都不見了蹤影，反而任那些人數很少又無能者得以為所欲為?
要知道1917年初已經廣泛蔓延的俄國「土改」不像1918年以後餘糧收集制時期的「貧農委員會」運動和中國的「土地革命」。後兩件事都是在共產黨的軍政體制下發動的，傳統邊緣人在體制發動下有很大能量。但是俄國「土改」主要通過傳統村社進行，在革命黨影響很小的時候自發發生，這種狀態下少數「痞子」如何能夠壓倒大多數「能人」?早在斯託雷平死前，俄國農村在他的政權壓力下就對改革表現出抵制，使其停滯，1917年高層政治剛開始動蕩，上面壓力一退卻，在革命黨還未下鄉之時農村就強烈反彈，把斯託雷平改革成果一掃而光，只憑少數「痞子」能有這種自發能量嗎?
為了支持斯託雷平，珍視傳統的索忍尼辛在土地問題上的觀點卻顯得極為「西化」。他引用統計說，俄國有官地1.4億俄畝，農民有土地1.6億俄畝，貴族有土地0.53億俄畝，即使把貴族的土地全部分給農民，農民也富裕不起來，所以不能用平分土地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同意斯託雷平的觀點：讓「俄國農夫在不損害他人財產的條件下在土地不足的地方通過合法和誠實的方式擴大自己的產業」，「俄國決不會因毀掉13萬個高水平農莊而變得繁榮富強，農民的份額雖因再分配有所增加，但是在居民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再分割條件下很快就會化為烏有。如果一旦開了這個口，進而就要瓜分富裕農民的土地，所有優秀的東西都會崩潰，分地的成果為零」。我們是要讓農民變成土地私有者、變成富農、變成地主，而不是讓地主變成貧農。其次，應該用行政命令取消村社。最高政權要比社會和人民高明得多，必須要用強制手段引導他們走向幸福之路，因此，必須「把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經濟上的自由進步奇異地結合在一起」。索忍尼辛甚至還引用了後人研究俄國村社的成果，指出「土地公有」的公社並非俄國自古就有，而是羅曼諾夫王朝為了專制主義利益，為了便於控制農民才搞起來的，不摧毀公社，農民就不能得到自由。
這些話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其實類似的話不但索忍尼辛和斯託雷平說過，維特說過，甚至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即馬克思主義者)也講過。只不過，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講這類話主要是用來抨擊民粹派的「村社社會主義」觀點和極右派的「古董鑑賞家」主張，講這類話的目的是要破除「村社神話」和論證公平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性。而索翁和斯託雷平的主要指責對象，卻恰恰就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講這些話的目的只是為斯託雷平的「警察式改革」辯護。按索翁的說法，「全體城市居民和所有立憲民主黨人從各個方面維護農村公社」，「杜馬寸步不讓，絕不在強行奪取私人土地的原則上妥協!」
這是怎麼回事?資產階級(「城市居民」)和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要「維護農村公社」?既然如此他們為何還要批判民粹派?難道農村公社會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而農村公社既然是專制主義的羅曼諾夫王朝為了控制農民搞的，怎麼現在恰恰是朝廷和最忠於朝廷的宰相急不可耐地要廢除農村公社，顯得比自由主義者更關心農民的「自由」?
「尺蠖效應」下的改革扭曲
但在俄國，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專制者要「化私為公」時，老百姓是追求他們自己的「私有化」的。等到專制者要「化公為私」了，老百姓卻反對這種「私有化」了。俄國農民退社單幹的兩種形式，獨立農莊和獨家農田，本來都是19世紀農民自發進行而政府禁止的「新生事物」，到了斯託雷平時代，卻變成政府強制推行而農民深惡痛絕的事了!實際上，這就是專制政治對於經濟改革的一種「扭曲」，也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
其實即使在斯託雷平時代，俄國農民對所謂的「私有土地」也是區別對待的。有研究指出：當時在人們心目中「買賣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於繼承的土地」。人們試圖在「繼承的土地和購買的土地之間做出區別，他們認為繼承的土地的神聖性要低一些，因為土地最初的獲得十之八九是一種強力行為，相比之下，個人購買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農民自發產生的『村社大會決議』都同意那些購買獲得的土地(併入村社時)要得到賠償」。顯然，這裡所謂「繼承的土地」就是我們前面敘述過的1861年改革中貴族從村社公地中憑「強力」割佔的「割地」。當時先收回割地再解決村社問題是絕大多數農民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共識。儘管在1905年他們也許是操之過急，從保守主義立場可以責怪他們過於激進、不知妥協。但是在斯託雷平時代的「高壓」下他們其實是懂得了需要妥協的。立憲民主黨表示收回割地可以通過國家以債券形式贖買(實際就是類似於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推行的那種土改)，甚至社會革命黨在堅持無償收回割地的同時，也同意國家可以給貴族發放年金，以作為他們放棄割地的補償。只有基本上都流亡國外的列寧一派那時把通過暴力實行「土地國有」的調子越唱越高，但他們對農民幾乎沒有影響。
而維特與斯託雷平同樣力圖保留割地，但也願意對其他方案與反對派繼續談判。所以平心而論，要說不妥協，這時就應該怪斯託雷平當局了。如果1905年還可以說由於反對派不懂妥協，結果招致了斯託雷平的鐵腕鎮壓，那麼到了這時，就是斯託雷平的不懂妥協最後招致1917年革命了。索翁說「俄國決不會因毀掉13萬個高水平農莊而變得繁榮富強」，的確如此。但是把這樣的邏輯推到極端，同樣可以說俄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會因為沒收了強盜和貪汙犯的財產而變得繁榮富強，是否因此就可以對強盜和貪汙所得放任不管?顯然，僅僅解決割地問題確實不會使俄國變得繁榮富強，但是解決割地問題可以為俄國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建立道義合法性，而有合法性的改革才可能得到民眾的認可而獲得成功，成功的改革則可以使俄國變得繁榮富強，難道不是這樣嗎?
「大移民」和「斯託雷平棚車」
專制對改革的扭曲在斯託雷平經濟改革的又一大舉措，即強制向西伯利亞移民上表現得更加明顯。本來移民開發邊疆也是俄羅斯的傳統國策，農奴制廢除後農民有了自由，移民更為活躍，維特新政也把促進移民作為內容，還為此修建了西伯利亞大鐵路。可是，他們都沒有像斯託雷平那樣把移民搞成大規模「運動」。
與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樣，斯託雷平搞移民運動首先也是出於政治考慮。斯託雷平認為，歐俄每平方公裡平均31人，而西伯利亞每平方公裡還不足一人，由於歐俄農民人口過剩，他們就要向貴族的土地伸手。現在如果能把這些剩餘人口轉移出去，在政治上這些人就不會再伸手要土地，有利於穩定，在經濟上更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措施：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區過剩的人口，又可以發展西伯利亞等地的經濟。於是斯託雷平又是以鐵腕來雷厲風行地搞起「大移民」。1906年他一上臺，當年就移民13萬，此後每年移民50萬，到1914年一戰爆發時，向西伯利亞移民已達400萬，超過此前300年移民的總和。當時剛建成不久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上經常奔馳著塞滿移民的簡陋貨車，後來到蘇聯史達林時代沿用這種方式來流放「富農」和古拉格囚徒，這種當囚車用的封閉式無窗貨運棚車於是有了「斯託雷平車」的專稱。索忍尼辛作為囚徒時也坐過它，並在名著《古拉格群島》中對這種「斯託雷平車」有過生動的描述，不知他在稱讚偉人斯託雷平時，是否聯想到它。
但是怪事又出現了：過去專制者用村社和農奴制束縛農民，不準其流動時，農民極力擺脫束縛去當「盲流」。俄國歷史上的「哥薩克」這一群體就是長期「盲流」運動的產物，他們在西伯利亞的早期開發中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8世紀為了反抗專制國家對他們的管束和「收容遣返」，甚至爆發了多次大規模哥薩克起義。可是現在斯託雷平政府以鐵腕手段強迫他們遷移西伯利亞，卻把移民從老百姓爭取的好事變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懲罰，就像當年中國人躲避「上山下鄉」一樣。尤其是斯託雷平鎮壓了鄉村土地騷亂後實行大移民，更被視為把失敗者農民強行流放邊荒。在實施過程中無論在流入地與流出地都受到強烈抵制。在流出地通過強制移民瓦解村社，遭到農民村社和被放逐者的反對，而通過強制遷出的移民在西伯利亞等流入地又得不到良好的安置。不但當地土著和早期移民不歡迎這些政府徵派的大批後來者，而且早期的自發移民常常表現為村社集體遷移，移民還有個照應，現在斯託雷平強制移民本來就是為了拆散村社，當然要防止這種形式，結果政府的官僚組織安置不好，移民又缺少自我保護機制，導致他們的處境艱難，不幾年就又出現了大量「回流」移民——在1917年革命前多達61.8%的人都倒流回到原籍，在當時條件下如此往返一趟西伯利亞，代價可想而知，他們幾乎都傾家蕩產。結果，一貧如洗和極度不滿的回流農民，很快便成為革命中的中堅力量。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西部地方自治」
雖然一般而言斯託雷平推行經濟改革就是要相對迴避政治改革，但正如索忍尼辛指出的，斯託雷平時代在政治體制方面也並非沒有作為。索翁極力描述的就是他的「西部地方自治法」。斯託雷平以此在西部省份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然而索翁也指出，正是這一改革成了斯託雷平的最大滑鐵盧，不僅議會(不是原來的反對派杜馬而是經過斯託雷平鐵腕改造過的馴服議會——第三屆杜馬)作梗，皇帝消極，極右派抵制，社會上和在野方面也沒有正面評價，以至於裡外不是人的斯託雷平為此決心辭職(如果不是遭到暗殺，這可能就是他下臺的方式)。但是索翁在一味痛惜俄國人不知好歹的同時卻不檢討一下，這究竟是為什麼?
原來，當年斯託雷平要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的西部地區，就是今天多事的烏克蘭西部(以及白俄羅斯西部)。而斯託雷平之所以對這裡的「地方自治」尤其感興趣，主要不在於地方自治本身，而在於他基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目的希望加強朝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這些地區的階級-民族結構十分特別：上層的貴族多是波蘭人，而下層的農民(過去的農奴)多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等東斯拉夫族群。斯託雷平在這裡搞「地方自治」，主要就是想發動這些下層「親俄」族群在沙皇領導下「當家作主」，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波蘭貴族勢力!今天這裡的亂局可以使人聯想當年斯託雷平的這一手會引起怎樣的反應：當地波蘭或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自然不滿這種借「地方自治」之名搞俄羅斯化之實的做法，而俄羅斯貴族和沙皇也害怕這種「抬舉」下層農民以對付上層貴族的做法會帶來不可知的副作用——他們如果能夠排擠波蘭貴族，難道就不會排擠俄羅斯貴族?而自由派、左派和「進步的知識界」也不會把斯託雷平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看成是真正有助於形成公民社會的自治進步，因而也不會給予支持。
而這一切扭曲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斯託雷平的改革本身就服從於不但排斥革命而且也排斥「維特式」溫和憲政改革道路的企圖。
「俄國偉大復興的起始點」?
應該承認，斯託雷平改革對市場經濟在俄國的發展是有顯著作用的，它造成俄國經濟史上輝煌的「黃金時代(1907～1914年)」，甚至農業生產的繁榮成為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現象。第一次大戰前俄國的經濟發展以1913年成為一個制高點，在農業方面以至於到整個史達林時代都未能超過，1913年俄國生產的小麥佔世界產量的1/4(2700萬噸：11000萬噸)，生產的黑麥佔世界產量的1/2(2500萬噸：5000萬噸)，生產的大麥佔世界產量的1/3(1300萬噸：3500萬噸)。斯託雷平創下的這一農業紀錄保持了半個世紀之久，當時俄羅斯的糧食產量超過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國的總和。
在政治上俄羅斯似乎也實現了「穩定」：第三屆杜馬成為沙皇時期唯一幹滿任期的議會，這期間一共審議了2432個法案，有2197項被沙皇批准成為法律，該屆內教育撥款翻了一番，9歲以上的居民識字率從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壽命增長了2歲(從30.4到32.4)，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學校人數增加了1倍，大學生則增加了6倍，圖書館的數量增加了4倍，圖書報紙發行量增加了2倍，居民的人均儲蓄增加了3.5倍。
到1914年居民的人均國民收入增加了0.5倍，俄國的工業生產規模居世界第五位，經濟增長速度居世界首位，與1891～1895年相比，1910～1914年俄國的穀物產量增加了33%，居民人均消費商品數量增加了1倍。
在《紅輪》中，索忍尼辛還特別強調了蘇聯史學所迴避而在當代俄羅斯被談論得很多的第三屆杜馬的所作所為，比如，廢除了信仰自由的限制，官方宗教和民間舊教(所謂分裂派)獲得了平等的地位，並頒布了猶太人平等法，在民法和刑法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還準備給放棄恐怖行為的社會民主黨合法地位，等等。以至於身為革命黨領袖的列寧在40多歲時就準備終老海外，說「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了。當代也有些推崇斯託雷平的俄羅斯學者承認：「在保存和鞏固杜馬方面，任何人都不如斯託雷平做得更多。」
但是實際上最準確的預言卻來自索翁很不以為然的維特。失勢退隱後的維特其實也承認斯託雷平的發展方向是符合市場經濟與現代化方向的。但他對其前景卻非常悲觀。他說斯託雷平的做法「產生了一批無權的或半無權的私有者——農民」，「從政治-警察的角度出發倉促輕率的實行農業改革，但又不去解決農民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結果是騷亂四起，農民中無疑產生千千萬萬的無產者」。他認為，這樣的做法「將來很可能招致嚴重的革命動亂」。維特於1915年去世，此後不到兩年他的預言便成為現實。
正是由於這一最終結局，人們並未把斯託雷平看成「以成敗論英雄」意義上的成功者。改革家斯託雷平主導的「大改革」雖然經濟成就斐然，但並沒有為他贏得一世的英名，反而落得個多方怨恨，守舊貴族對他銜恨不已，傳統的公社精神與教會集體主義精神被執政者放棄，導致特權進入市場，國家機器嚴重腐敗，日益處於渙散狀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都大大削弱;自由派又不原諒斯託雷平破壞了憲政，視他為「踐踏法治的元兇」;知識分子在市場化以後因經濟地位的惡化和政治上的邊緣化，雖然不再是「激進主義」，但多數都表現消極，並沒有真心認同斯託雷平體制。而民間及草根則暗中滋長了日益強烈的不滿。
當然，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說帝俄的覆亡就是「必然」的。維特的「準確預言」不會是偶然猜中的嗎?有沒有可能斯託雷平的願望能夠成功，而維特的抱怨只不過是失敗者的「風涼話」?
「凡事皆有可能」，概率大小而已。今天人們大都承認，俄國參加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它的垮臺概率大大升高了。當然，如果它能支撐到1918年戰爭勝利又當別論，就像後來的臨時政府如果能夠撐到勝利也未必就不能另開新局一樣。不過讀了《紅輪》之後，你很難設想1917年2月的帝俄還能再穩定一年零九個月贏來勝利(而臨時政府再維持剛好一年的可能性則大得多，同樣，大戰如果不是在列寧政府籤訂屈服於德國的布列斯特和約不久就結束，而是再拖延一年，列寧政府也未必站得住)。因此，俄國的參加發動大戰的確非同小可。
那麼斯託雷平的做法對俄國走入戰爭以及戰爭的結果又有何影響呢?
專制扭曲了改革，戰爭引發了革命
斯託雷平時代俄國的內政也導致了其外部國際環境的很大變化。
傳統上俄國一直是個領土擴張型國家，靠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對外擴張來取得統治合法性、轉移內部矛盾，一直是歷代沙皇的重要國策。斯託雷平改革並未改變這一點，而且如上所述，由於斯託雷平「為強者而統治」的改革思想對傳統農村公社-君主專制時代「抑強扶弱」意識形態的瓦解作用，農民對「公社之父」沙皇的崇拜即所謂皇權主義的基礎出現動搖，對外的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作為一種替代的合法性和精神支柱就更加突顯。最著名的斯託雷平標誌性口號——「你們需要大動亂，我們需要大俄羅斯」尤其顯示了這一點。為消弭內部的「動亂」，「大俄羅斯」對外用兵的動力就更強，加上斯託雷平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也確實使俄國的實力有所增強，克裡米亞戰爭、日俄戰爭兩次戰敗的教訓逐漸被淡忘，而為過去的戰敗「復仇」的情緒則強烈起來。
在對外方面，斯託雷平的「大俄羅斯」主張具有明顯的鷹派特徵。他曾親自到芬蘭坐鎮，廢除了這塊俄國自1809年就徵服的土地上保持了一個世紀的自治，取消當地的自治議會，對芬蘭實行「俄羅斯化」的控制。同時他又用地方自治的旗號在西烏克蘭排除波蘭人的影響。無論在北邊取消自治還是在南邊推行「自治」，都是為了「大俄羅斯」的擴張。儘管由於俄國剛在日俄戰爭中大敗，斯託雷平當時不主張耀兵海外，但擴張俄國霸權的想法他是無時或忘的。
更重要的是：斯託雷平改革在保持乃至發展對外爭霸傳統的同時，對於爭霸的意識形態意義卻有了新的變化，並極大影響了俄國的國際政治狀態。
改革前在19世紀，俄國的爭霸與擴張一直具有「王朝正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形，以1815年維也納體系為典型，沙俄實際奉行的基本國際戰略是「全世界君主聯合起來」對抗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共和政治新潮流。馬克思所謂俄國是最反動的「歐洲憲兵」就是指此而言。這一時期俄國最大的敵人是法國和歐洲各地的共和派，而主要的朋友則是以德意志霍亨索倫王朝和奧地利(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為代表的各國王朝，從「神聖同盟」到「三皇同盟」延續的就是這一傳統。
可是到19世紀末「正統主義」就日漸式微。1905年俄國啟動憲政改革，斯託雷平時代又對傳統經濟進行大膽改革後，原有意識形態明顯已經失勢，包括維特、斯託雷平和沙皇在內的人們已經認識到「新潮流」不能硬擋。這時沙皇已經放棄在國際上充當阻撓憲政的「憲兵」責任，無論在國內阻撓憲政還是在國外擴張勢力，其實際理由已經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既得利益——儘管這樣的「非意識形態化」未必會弱化、甚至可能還會強化以上兩種努力。於是，沙俄對外爭霸的旗號也就從「正統主義」越來越變成了「泛斯拉夫主義」，從呼籲「全世界君主聯合起來」鎮壓共和派，變成了召喚「全世界斯拉夫人聯合起來」對抗斯拉夫各民族的敵人(主要就是在巴爾幹和中東歐對斯拉夫民族進行統治的德、奧和土耳其)。
正是這樣的變化使導致世界大戰的格局最終形成：本來歷史上經常對立的俄法、俄英關係因這種變化而日益走近，而奧匈尤其是以往長期與俄國關係不錯的德國則與俄國日益交惡。這一進程雖然在斯託雷平之前已經開始，但在斯託雷平時期明顯加快。正是在斯託雷平執政後，1907年俄法英正式結成「協約國」，完成了歐洲兩大集團的建構;1908～1909年的波士尼亞危機更使俄國走到了與奧(及其背後的德)的「戰爭邊沿」。斯託雷平死前及死後其他改革已經停滯下來，但改革越是走入死胡同，靠民族主義掩蓋矛盾的需要反倒越強烈，泛斯拉夫主義爭霸政策繼續發展的結果是1912～1913年間俄國幕後支持的兩次巴爾幹戰爭，這實際上已經是世界大戰前夕的「熱身賽」了。
索翁對「戰爭引起革命」導致俄國徹底陷入禮崩樂壞、帝國解體是深為痛恨的，因此，整個卷帙浩繁的《紅輪》描寫戰爭-革命中俄國全景時，雖然是站在俄國本位的立場評論戰事，對「反戰」的左派更是深惡痛絕，但那是以戰爭已成事實為前提的。他對1914年俄國捲入戰爭的決定還是極為遺憾，而且認為斯託雷平也應該這樣想。在他看來，斯託雷平雖然極力弘揚鷹派的「大俄羅斯」口號，但卻不主張發動大戰，尤其不主張對德開戰。不過，斯託雷平1911年就去世了，他死前俄國已經明顯向這個方向走而且斯託雷平也是推動者之一，說他如果活到1914年會持相反立場，恐怕沒有什麼說服力。
相反，索翁極力貶斥的維特儘管也被極右派所仇視，也遭到暗殺的威脅(1907年針對他的一次暗殺後來由俄國著名偵探帕維爾•亞歷山德羅夫公之於眾)，但因為他已經徹底無權而沒有被列入「必殺令」。活到了1915年的維特才是俄國上層中最旗幟鮮明地反對捲入戰爭，尤其反對對德開戰的人。儘管晚年健康惡化，維特仍然以在野之身「拼命地阻止俄羅斯捲入衝突，並且警告說：如果俄羅斯參與戰爭，整個歐洲將面臨災難」，但是他的先見之明無人理睬。而具有類似後見之明的索翁不知為何對此也不置一詞。
六、從斯託雷平到普京：保守主義的「右派列寧」與索翁的誤區
「戰敗引起革命」和「革命導致戰敗」
如前所述，斯託雷平的政治「反動」和經濟改革都引起了社會不滿和反彈，乃至斯託雷平時代的內政也增加了俄國進入對外戰爭的機率(或者說加快了走向戰爭的步伐)，但僅僅如此，仍然不等於說沙俄的崩潰是「必然」的。其實，所謂「戰爭引起革命」，確切地說應該是戰敗引起革命。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一戰後德、奧、土、保和俄國都是仗打敗了而發生革命的——1905年俄國也是在日俄戰爭失敗後出現的革命，而戰勝國英、法、美、日乃至中國在那個時期都沒有出現革命。
但俄國本來也有可能躋身於戰勝國的。即便本身由於種種積弊俄國確實打得很糟，但它參加的既然是世界大戰，其結局未必只取決於俄國的戰局，正如後來二戰中中國直到最後打得都很艱難，但最終也作為反法西斯盟國之一成為戰勝國。一戰時儘管俄國戰事不利，協約國一方最後還是戰勝了。如果帝俄能支撐到1918年終戰，作為協約國成員的俄國仍是戰勝國，革命很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的臨時政府當然也有同樣的機會。但事實上，它們都因「戰敗引起革命」垮在了終戰之前。
而同樣借「戰敗引起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的列寧，最初依然要面臨戰爭壓力，他雖然打出「現在就要和平」的旗號奪權，但兩國交戰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說了算的。長期以來只做「反戰」(還不是和平主義的一般「反戰」，而是「變外戰為內戰」、「使本國政府戰敗」這種單方面損害本國戰爭努力的極端「反戰」，甚至極端到鼓吹與外國敵軍「聯歡」、槍殺己方軍官並倒戈進攻本國政府!)功夫的列寧一旦上檯面對德國人，比沙皇和臨時政府自然更加不堪一擊，垮得更慘，以至於他很快下決心力排眾議，籤訂徹底屈服於德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實際就是戰敗條約。此約一籤，俄國不僅丟掉幾乎半壁江山，而且剩餘版圖內也頓時叛亂蜂起，用蘇聯時期的話說，從「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時期」變成「全面內戰的艱苦時期」，新政權一度幾成孤島，岌岌可危，其實這仍然是「戰敗引起革命」的邏輯，只不過如今這邏輯是衝著列寧自己來了。當時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大多數也反對籤訂這一戰敗條約，並不是由於他們「愛國」(他們與列寧一樣當時都是信奉「國際主義」和「工人沒有祖國」的)，而就是害怕承認對德戰敗會引發推翻新政權的又一輪「革命」(用他們的話說是「反革命」)。
但是，幸運再一次垂青了列寧：布列斯特和約籤訂不久德國就在世界大戰中宣告戰敗，列寧遂得以立即宣布毀約。「戰敗引起革命」的擊鼓傳花遊戲恰巧在列寧掌權的一棒中止了。顯然，協約國方面如果提前一年獲勝，或者，無論沙皇還是臨時政府如果能夠熬到1918年終戰，列寧得以奪權的機率就極小;但大戰如果比實際結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寧政權能夠延續的可能也不大。
不過列寧最終勝出固然是高度幸運，帝俄垮臺卻不能多怪時乖命蹇運氣不佳。僅從戰爭條件看，俄國戰場潰敗的概率很大，但俄國成為戰敗國的概率本來並不大，即使俄國退出，協約國還是贏了，如果俄國堅持下去，協約國應該贏得更快。為什麼俄國就堅持不了這麼幾個月?這就不是戰爭形勢本身的問題了。
反過來看，《紅輪》所描述的俄國崩潰過程也可以說是「革命引起戰敗」。導致俄國戰線潰敗的原因不少，但初步失利導致後方動蕩，後方亂局又導致前線更大的失敗，繼而在後方反饋出更嚴重的混亂，這一惡性循環應該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說當時「革命」與「戰敗」已經互為因果，本來單獨看，革命與戰敗的概率都不大，或者說只是小騷亂和小戰敗的發生概率高，但經過如此反饋放大，雪球很快滾成雪崩，出現「大革命」與「大戰敗」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所謂後方亂局主要又包括兩個因素，一是前線失利引起後方城市、民意機構和輿論對當局的問責，斯託雷平馴服杜馬的成就完全失效，1905年時的「自由化」不但重現，而且更加激進。二是後方農村對斯託雷平土地政策的激烈反彈乘勢而起，鄉村日益失序。前一個因素影響軍政決策，但並不直接影響軍心，後一個因素則對前線軍心構成了致命打擊。這就是《紅輪》所說的「1916年秋，農業從心理上被打垮了：開始了大規模的整治『大地主』，算政治帳」。近年來很活躍的斯託雷平-列寧雙重崇拜者卡拉-穆爾扎也指出1916年秋到1917年春農民攻擊地主的行動已基本完成，而布爾什維克對此並無影響，「跟官方的蘇聯神話不同的是：到1917年夏季，農民所破壞的基本上已不是地主的莊園，而是『中農』」，即斯託雷平改革中退社單幹的較富裕農民，「農民互相搶劫，遠甚於對地主」。換言之，早在沙皇垮臺半年多前，列寧的「革命」一年多前，在他還待在瑞士流亡地一籌莫展地哀嘆此生可能再見不到革命的時候，對斯託雷平滿懷憤恨的俄國莊稼漢已經在後方農村開始弄出「自發革命」，即農村公社自發奪取和分配土地的風潮。「擅自重新分配土地」即便在農民中也導致無數「地界之爭」，筆者曾指出這對前線軍心的瓦解是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按村社土地重分的傳統，「不在場」者要吃大虧的，後方這樣一搞，絕大部分家在農村的俄軍士兵怎麼還會有心思打仗?激烈的反戰情緒導致前線崩潰，崩潰引發整個社會的不滿，而反戰士兵成為革命的急先鋒。龐然大物的俄羅斯帝國就這樣在「革命引起戰敗」、「戰敗引發革命」的反饋震蕩中瓦解了。
而這兩個環節既然都與斯託雷平的施政密切相關，他怎麼能辭其咎?
斯託雷平的身後褒貶
無怪乎沙皇政權還沒垮臺，去世已5年多的斯託雷平就成了眾矢之的。
早在六三政變後，斯託雷平的鐵腕在國際上就飽受非議，歐美各憲政國家曾一度為此對俄進行外交抵制。在國內，「斯託雷平領帶」(絞索)、「斯託雷平棚車」(囚車)的惡名遺於後世。在《紅輪》中，索翁特意指出發明「領帶」之說的立憲民主黨杜馬議員羅季切夫後來在斯託雷平發怒要與之決鬥時向其道了歉，意在為他辯誣。但其實，羅季切夫個人在斯託雷平威脅下的服軟並沒有阻止這一惡名流傳。而左派對斯託雷平更是恨之入骨，不僅痛批其主張和政策，還進行了激烈的人身攻擊，與後來索翁從施政、思想、人格直到外貌對斯託雷平充滿感情的「高大全」描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蘇聯時期的教科書中斯託雷平的外貌也被如此醜化：「他那粗壯的身軀、急促而堅決的動作、冷酷而洪亮的嗓音、深沉而兇惡的目光、蒼白的面孔襯託著兩片又紅又大的嘴唇的怪像——這一切都顯示出一種嚴厲、貪權、麻木和殘忍的性格。」
但其實根本無需左派，在俄國軍事失利後怨聲載道的沙皇末期杜馬中，斯託雷平已經成了一切惡政的替罪羊，杜馬辯論中常見的攻擊方式就是把對手罵為「斯託雷平的門徒」。沙皇倒臺後，所謂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一上臺就全面廢除了斯託雷平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本是一個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大膽立法)，在斯託雷平遇刺的基輔和辛比爾斯克等地，他的塑像在沙皇退位僅兩周後就全被拆毀。「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除了對斯託雷平繼續口誅筆伐以外，已經用不著再做什麼，消除斯託雷平影響的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都已經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否定斯託雷平上達成了有趣的一致。就連西方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對斯託雷平的評價也是：「保守政治家」，「解散杜馬，發布反動的新選舉法」，「建立軍事法庭網，專門審判被誣控為叛亂者的群眾，幾個月內就以『斯託雷平領帶』處死數千人。」相比之下，維特則是「俄國現代化的倡導者，立憲政府的第一任首相」，「說服沙皇允許成立代議制政府」，經濟上也提出了發展俄國的「遠大計劃」，「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褒貶之義溢於言表。
即使在「反革命的」白俄流亡者中斯託雷平也沒有什麼口碑，一些保皇派俄僑痛恨革命，對斯託雷平鎮壓革命抱有好感，但米留科夫這類自由派俄僑則仍認為斯託雷平是貽誤憲政造成國難的罪人。
另一位自由派俄僑司徒盧威曾在反思1905年革命中成為「路標派」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斯託雷平有較多同情，流亡後發表了《維特與斯託雷平》一文，開兩人比較研究之先河。此文對索翁也有影響。書中說斯託雷平是「總體上的守舊派，政治上的自由派(指其執政的資本主義方向，不是說他推行政治自由改革)，行動上的革命者(指其鐵腕手段)」，可以說是有褒有貶。但是他對維特的評價也要更高。
列寧是斯託雷平的知音?
不少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肯定斯託雷平的經濟改革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方向，而這一方向符合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但他們也抨擊斯託雷平在推進這一方向時的不擇手段和不顧公義。有趣的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對後一點的強調反而超過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今人往往忽略的是：在俄國某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呼喚資本主義的熱切程度甚至比自由主義者還高!這並不難理解：因為自由主義者(從最「右」的角度來理解)只是要維護個體自由，承認市場交換與自由競爭。儘管這種競爭難免會產生階級分化與資本主義，從這一點講自由主義者認可資本主義也沒錯。但真正的、哪怕是最「右」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贊成不擇手段地加速資本主義化(正如反對不擇手段地消滅資本主義一樣)。因為「不擇手段」會破壞自由，而他們真正追求的畢竟是自由，而不是資本主義。所以自由主義的左翼可能會贊成以民主福利國家來減少資本主義之弊，右翼則傾向於自由放任，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順其自然。但沒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會贊成用暴力和以權謀私來人為加速原始積累。
而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觀不是基於道德，而是基於「科學」的，他們相信科學主義「客觀規律」所論證的「進步」。在已有資本主義的歐美，他們當然要為更「進步」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因此成為資本主義的敵人。但是在農民的、「封建」的或「亞細亞式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卻是「進步」的，而且根據「客觀規律」，只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形成強大的無產階級後，才有可能追求社會主義。所以那時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不僅不以資本主義為「敵人」，而且還以發展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儘管只是「最低綱領」。
不僅如此，俄國民粹派具有為「進步」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的傳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一部分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典型的就是列寧，也傾向於為「進步」不擇手段。區別僅在於民粹派現在就要不擇手段地搞社會主義，而列寧當時認為這不符合「客觀規律」(並非不符合某種道義原則)。為「社會主義」不擇手段，那是未來的事，而在目前只要有助於「資本主義的進步」，自然也就不在乎手段。所以列寧會講出以下這些驚人之語：「妨礙資本主義的進步而援助小生產是異想天開」，「用小經濟代替大經濟是反動的」，我們「能夠希望用小經濟來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奪的農民土地上經營的資本主義大經濟嗎?」可見，列寧這時甚至認為用「掠奪農民土地」來建立資本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應該說，那時的自由主義者都說不出這種話。這就無怪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會說出同情村社的話(索翁說立憲民主黨人保護農村公社也是同樣意思)，而列寧反倒在鼓吹「分家」方面更直截了當。事實上，打破村社桎梏，支持農民「分家」以促進資本主義發展，是前斯託雷平時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貫立場。在很長一個時期，他們對村社的反感還超過對地主的反感。
無怪乎列寧在切齒痛恨斯託雷平的政治「反動」同時卻情不自禁地對斯託雷平經濟上「進步的鐵腕」充滿欣賞。他反駁另一些馬克思主義書生在經濟上對斯託雷平的指責時明確說：斯託雷平式的分家「也是很徹底的，因為它是在徹底摧毀俄國的舊村社和舊土地制度」，「斯託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無情地摧毀了舊制度」;它對村社毫不留情，「貫穿著純粹資產階級精神」，它「用暴力來摧毀陳腐不堪的中世紀土地佔有形式」，「為俄國的發展掃清道路」。因此「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斯託雷平土地法)無疑是進步的」。列寧用「勇敢」、「徹底」、「純粹」、「絲毫」不動搖的「革命」、「進步」等詞形容斯託雷平改革，這顯然為90年後的「右派列寧」埋下了伏筆。
當然，列寧欣賞斯託雷平經濟改革不擇手段，是以肯定資本主義「進步」為前提，他並不從抵制「西化」、維護傳統道德方面來肯定斯託雷平，更不會肯定他不擇手段鎮壓「革命」，同時列寧也沒有以維特作對比來進行「褒斯貶維」。這與一方面斥責「資本主義」和「西化」，一方面肯定斯託雷平政治上的鐵腕維穩，把他塑造成「俄羅斯精神」的道德典範，同時又把維特弄來給斯託雷平墊背的索翁完全不同。
從千夫所指到萬眾所欽：索忍尼辛與劇變後的斯託雷平熱
於是在以上幾個方面，1970年代前就開始寫作《紅輪》的索忍尼辛就成為為斯託雷平「翻案」的代表性人物。但是，索翁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基本上不能算政治保守主義者。他對俄羅斯古老傳統的認同主要歸結在彼得大帝以前的「舊教」俄羅斯(斯託雷平執政時通過宗教寬容法，承認舊教合法，應該也是他產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對彼得大帝及其以下的沙皇多有批評。在這方面他與那些保皇派俄僑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對斯託雷平的高度敬仰卻比保皇派俄僑更強烈，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先知。當時索忍尼辛的這些觀點與蘇聯史學乃至整個蘇聯時期主流價值體系尖銳對立，人們一般把他視為激進反對派或者「不妥協的反對派」，而不是「保守派」。
但幾十年後俄國劇變，索翁的「斯託雷平觀」逐漸成為俄國思想界的主流。
1990年代首先是史學界開始肯定斯託雷平。主編俄國最高史學權威刊物《歷史問題》的A.A.伊斯肯德羅夫院士，在前蘇聯時代以研究亞非各國史成名，「劇變」後卻對斯託雷平大感興趣。1993年該刊的第3、5、7期和1994年第1、6期，前所未有地分五次連載了他的長文《俄國的君主專制，改革與革命》(後來擴展成書出版)。如果考慮到葉爾欽此時政治上與議會鬧到「炮打白宮」，經濟上又在全力推進私有化，這篇長文的背景就不言而喻了。伊斯肯德羅夫也把斯託雷平和維特進行比較，並且明顯「褒斯貶維」。他不僅大力稱道斯託雷平的改革業績，而且對「領帶」之說憤憤不平，指出「鄉間審判並無任何規模性，根本不像(蘇聯時期)我們的作品中描寫的那樣。而且不能不考慮這一事實，即斯託雷平本人多次遭到未遂暗殺，他的一些家人也成為(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同時，他認為維特的憲政只博取了清流的虛名，對俄國進步的貢獻遠不及斯託雷平。可以說，這是主流學術界大人物呼應索忍尼辛「褒斯貶維」的第一個重磅之作。
但是索翁也罷，伊斯肯德羅夫也好，他們心目中的斯託雷平是作為列寧-史達林體制的堅定對立面而存在的。而伊斯肯德羅夫時代的「斯託雷平」葉爾欽則是當時民主派和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對象，他經濟上搞私有化，政治上的「鐵腕」也是針對最高蘇維埃中的「蘇聯餘孽」而非針對民主派。當時甚至有民主派羨慕說：沙皇能用堅定的私有化改革者斯託雷平做首相(總理大臣)，而我們的葉爾欽卻沒法授予蓋達爾總理之權，甚至副總理都當不了。顯然那時受稱讚的「斯託雷平」只是個堅定的私有化論者，並不是民主化的反對者。而葉爾欽解散舊式最高蘇維埃、建立西方議會式的國家杜馬，與其說像當年斯託雷平解散一、二屆杜馬而弄出個「馴服議會」，不如說更像當年解散貴族諮詢機構而建立立法杜馬的維特。所以伊斯肯德羅夫的這篇文章並沒有受到民主派的反對，而索忍尼辛也沒有表示欣賞(此文開始連載時索翁還未回國，他是否注意到這篇學院體的長文也不得而知)，但是後來情況又有了發展。
到了普京時代，他一手仍然要對付俄共，另一手而且是主要的一手卻越來越用於對付民主派和自由主義，對付所謂的「西化」，俄國出現了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相應地，這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紅黑互動」模式，有些人既崇尚史達林的鐵腕，也崇尚沙皇時代的極右鐵腕，兩種鐵腕的敵對似乎已經不是問題，只要反對民主自由、反對「西化」就好。
這時許多「紅幫」已從熱心世界大同的普世社會主義理想家變成捍衛神聖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強國論者，「黑幫」也從蘇聯時期被認作反共反左派的暴力而遭譴責，變成了反民主派的保皇暴力而受認同。甚至出現一種類似「通三統」的思想，把從極左到極右、傳統到現代的反民主反自由思想一鍋煮地加以弘揚。有些人狂熱鼓吹「恢復蘇聯」，卻一點看不起如今的俄共，其所希望的「蘇聯」已經不論左右，極權就行;只要不搞民主，哪怕是屠殺共產黨的專制也是好的，只要搞了民主，哪怕競選上臺的是共產黨也是壞的。摩爾多瓦的沃羅寧不但是該國「共產黨人黨(又譯共產主義者黨)」的領袖，而且還是俄羅斯族，他的競選獲勝曾被俄共的報紙以《摩爾多瓦的新領袖不是「前共產黨人」，他是「現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摩爾多瓦掌權了》為題，歡呼為開創俄羅斯以外前蘇聯共和國俄羅斯族共產黨人重掌政權的先例。但就因為他認同所謂「西方式的」競選制度，而且在德涅斯特河地區問題上也堅持摩爾多瓦主權，與俄羅斯相抗爭，這位共產黨人的勝選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是「自我顏色革命」。甚至白俄羅斯共產黨主導的反對該國盧卡申科強人政權的民主運動也被扣上「西方策劃的顏色革命」的帽子。
「黑色左派」與「極右布爾什維主義」：卡拉-穆爾扎現象
於是俄羅斯出現了「黑色左派」、「極右布爾什維主義」和「極左保守主義」，近年來被介紹到我國的S.卡拉-穆爾扎[4]就是一個典型。此人主張恢復蘇聯，狂熱地為史達林的一切，包括殺人如麻的大清洗辯護，他認為人民本是一群不辨是非的傻瓜，只要信息一開放，就會被西方進行「意識控制」,因此絕不能搞什麼「公開性」和思想言論自由。而要「減少聯繫」、「清除雜音」，以鎮壓手段來管制思想。他公開宣稱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民主都是萬惡之源，而無論沙皇還是列寧的專制都是偉大人物強迫群氓接受恩賜「幸福」的必要條件。為此他在為史達林暴政辯護的同時，也放言猛批過去蘇聯時代的教條主義歷史觀。他認為俄國歷史上一切獨裁者、包括屠殺左派的獨裁者都留下了抵制西方「意識控制」的偉大遺產：帝俄的「黑幫」是堅定的「愛國者」，不要相信「蘇聯時期的辭典對黑幫定義為『君主主義的劫掠組織成員』」的「神話」，黑幫殺死約洛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是在保護俄羅斯，抵制西方的「意識操縱」(但他們殺死布爾什維克又是在做什麼?他們難道不想殺列寧?);而列寧也很好，他是「開闢了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偉大活動家」(但是且慢，詆毀黑幫的「神話」列寧講得難道少嗎?他為什麼就不是西方「意識控制」的幫兇呢?)。
卡拉-穆爾扎尤其對蘇聯時期得到高度肯定、據說布爾什維克還起了領導作用的1917年「二月革命」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這場推翻了沙皇、使列寧得以擺脫流亡海外狀態而回到國內的「偉大的民主革命」根本就跟1991年的「劇變」一樣是西方「意識控制」造成的陰謀!「俄國的整個正常生活遭到徹底破壞乃至國家崩潰，是發生在1917年的2月。二月革命是親西方派的革命。它的真實意義在於為商業金融資本的發展掃清道路。布爾什維克根本就沒有參加二月革命。」是的，根據現在的研究，「布爾什維克領導二月革命」之說的確是列寧們為了摘桃子編造的「神話」。但是列寧難道不是二月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嗎?二月之前列寧被迫流亡海外已十多年，「俄國的整個正常生活」有列寧的立足之地嗎?沒有二月民主，列寧回得了國嗎?他又如何能「開闢美好道路」呢?
而在卡拉-穆爾扎看來，「紅幫」與「黑幫」其實是一夥的，沙皇專制與「無產階級專政」一脈相承，他們的共同敵人則是「西方」和「民主派」。俄共說葉爾欽瓦解蘇聯就是要「復闢」革命前的舊俄國，卡拉-穆爾扎反駁說，民主就是反俄羅斯(無論新舊)，就是要「西化」;而專制制度無論紅的還是黑的，新的還是舊的，都是偉大俄羅斯的靈魂。因此，「葉爾欽主義無論如何也不是一種把蘇聯復闢到革命前俄國的設計方案」。相反，布爾什維克與黑幫才同樣是專制俄國的英勇捍衛者，「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和國內戰爭中完成的正是黑幫的遺願——恢復了俄羅斯」。蘇聯時期宣傳說：內戰中的白軍是「反革命」，當時還有一首宣傳歌稱：「白軍又來啦，來搞沙皇復闢啦。」而卡拉-穆爾扎很不屑地罵這種宣傳「一團糟」。他指出白軍絕大多數是民主派，就是發動二月革命搞垮了帝國的那些人，「白軍中的君主派與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的(民主派)軍官相比為數極少，他們幾乎處於地下狀態，而且一貫受到(白方)反間諜機關的監視」。倒是「布爾什維克擔當的角色，是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俄羅斯帝國的復闢者的角色，是讓帝國復活——只是在另一件外衣的掩蓋下罷了」。因此，當時的內戰，既不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戰爭，也不是復闢者白軍對革命的紅軍的戰爭，而就是「二月對十月之戰」。二月是「民主革命」，是白軍所捍衛的，而十月則是帝國復闢，是列寧追求的——儘管他殘忍地殺了沙皇全家包括老幼婦孺，那也不過是羅曼諾夫王朝變成布爾什維克王朝罷了。我們不要以為說出這些話的是一個反共分子，不!卡拉-穆爾扎正是以上述言說論證列寧的偉大，他狂熱敵視的只有「民主派」!
「反對列寧的斯託雷平」與「反對民主派的斯託雷平」：從葉爾欽到普京時代「斯託雷平熱」的演變
但是在普京時代，類似卡拉-穆爾扎這類說不清是左還是右、激進還是保守的反民主反憲政主張確實「其道不孤」。最近在烏克蘭東部搞「武裝鬥爭」的兩個俄羅斯背景的政治派別「新俄羅斯黨」和「國家布爾什維克黨」就持這種主張。他們既崇拜史達林，也崇拜斯託雷平，但似乎既不要社會主義也不要自由主義。崇拜史達林是因為他敢於殺「自由主義者」，崇拜斯託雷平是因為他敢於殺「社會主義者」。到了這一步，就連普京都得防他們三分，不敢像支持克裡米亞屬俄派那樣全力扶植他們了!
而普京雖然也被卡拉-穆爾扎們看好，但倒是不會像卡拉-穆爾扎們那樣歌頌列寧，包括在我們這裡受到熱捧的那篇關於克裡米亞「回歸」的3•18杜馬演講，凡是提到共產黨的地方都是否定的：從1918年列寧「把俄羅斯的大片土地劃給烏克蘭」，到史達林「三十年代在烏克蘭大鎮壓欠了債」，再到赫魯雪夫為了「還債」不經民意「把俄羅斯的克裡米亞私相授受給烏克蘭」。在多黨制下還要對付反對黨俄共的普京很清楚，他只能標榜繼承斯託雷平，而不能標榜繼承列寧。
而索翁當然也是推崇斯託雷平，而絕不會推崇列寧的。相反，他不滿維特，也是因為維特搞的憲政下列寧們似乎有很多空子可鑽。所以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索翁不能接受葉爾欽，卻可以在風燭之年與普京相唱和。因為葉爾欽更像是維特，更像「二月之子」，其背後是民主派，而為當年的斯託雷平，如今的索翁所不喜。但是普京面對的民主派卻已經是反對派，就像斯託雷平當時那樣了。事實上，普京在把垂暮的索翁捧得很高的同時，把斯託雷平捧得就更高。新千年以來，俄羅斯各地斯託雷平塑像不斷出現：在薩拉託夫，在莫斯科，在辛比爾斯克，在斯塔夫羅波爾……薩拉託夫國民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阿格拉極地大學等一批學校以斯託雷平命名。俄羅斯政府設立了斯託雷平獎學金和斯託雷平獎章，更有甚者，2008年的一次廣為宣傳的民意調查「誰是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中，斯託雷平僅次於古代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而位居第二，聲名蓋過了彼得大帝、列寧等人。
但是今天的俄羅斯果真符合索翁當年的理想嗎?索忍尼辛當年在體制把斯託雷平妖魔化之時「反潮流」地推崇他，難道就是為的「克格勃最著名的受害者與克格勃最著名的繼承人今日的唱和」?
平心而論，以我們的標準看俄羅斯今天所謂的「民主倒退」並沒有那麼厲害，這僅憑當前俄羅斯輿論中關於烏克蘭這一敏感話題的言論比我們這裡還是要明顯多元，甚至萬人規模的聲援烏克蘭的集會遊行都可以在莫斯科舉行就可以看出。但就趨勢而論，向「黑幫」的方向退和向「紅幫」的方向退，其危險性會有什麼本質不同嗎?至少在卡拉-穆爾扎這樣的人看來似乎是沒什麼區別的。而維特當年關於紅幫黑幫互變的說法又能給我們什麼提醒呢?
索忍尼辛當年寫《紅輪》的時候不可能預見到今天，當時「激進的意識形態崇拜」風頭正健，索翁倡導斯拉夫文化保守主義是有相當意義的。而不管他講的什麼「主義」，能夠在高壓下講真話講心裡話就更不容易。正如當年王國維先生那「介於湘鄉南皮之間」的觀念我們未必認同，但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永垂不朽一樣。今天「激進意識形態崇拜」早已退潮，但為既得利益與特權而專制，或維特說的那種「為私利的專制」還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存在，改成「保守意識形態崇拜」就能化解這一問題嗎?
文化保守主義不同於政治保守主義。索忍尼辛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和與薩哈羅夫、麥德韋傑夫等自由派、社會民主派異見人士的爭論中已經明顯表現出文化上的傳統斯拉夫主義和宗教上的舊禮儀派(分裂派)東正教偏好，但在抨擊史達林體制方面他無疑是最激烈的，因而獲得「不妥協的反對派」聲譽。這也是薩哈羅夫、麥德韋傑夫等人還能留在國內而索翁只能流亡國外的原因。流亡期間索忍尼辛也不斷直言不諱、措辭激烈地批評西方出於「資本家的短視」對蘇聯搞綏靖政策、不能堅決制止蘇聯的擴張，顯得比西方人還「反蘇」。至少在反對蘇聯體制方面，那時沒有人說他是政治保守主義者，批評他過於激進的倒是不乏其人。
另一方面，索翁在歷史上指責的維特難道是個激進派嗎?當然不是!維特不僅堅決反對「紅幫」的暴力革命。反對左派的激進主義，而且比杜馬反對派、立憲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反對派都更為保守，堅持要求他們與激進派劃清界限。維特的改革也是為了沙皇統治的延續，他不僅不是共和派，也不主張馬上搞英國式完全立憲的虛君制。他推行的改革是「半憲政」的「二元君主制」，是漸進地向憲政過渡。而在經濟改革方面，他反對斯託雷平以警察手段強推，就更不是什麼激進派了。如果不「激進」就是「保守」，那麼維特不僅是「政治保守主義」者，甚至與斯託雷平相比他也可以說是經濟改革方面的「保守主義」者，當然確切地說，他應該屬於漸進主義、改良主義者。
而斯託雷平不僅經濟政策比維特「激進」，政治方面，左派與自由主義反對派都譴責他「反動」，今天這個貶義詞很少用了，也可以改用保守吧，但這個意味著鐵腕鎮壓的保守與維特的「保守」、英國「保守黨」的保守當然不是一回事。有趣的是，索翁如此推崇斯託雷平，但卻完全把他塑造成一個獨行俠，對與斯託雷平共事的其他人，從沙皇、庫爾洛夫直到奧赫拉那那批秘密警察，索翁都有強烈的惡評。人們不禁會想，如果索翁生當其時，他能像斯託雷平那樣與這些人共處嗎?面對這些人他會不會變成「不妥協的反對派」，像他指責的那些反對派杜馬議員，也像他實際上在蘇聯時代所做的那樣?
而從卡拉-穆爾扎的角度看，「保守」的斯託雷平與「激進」的列寧，就像維特眼裡的黑幫與紅幫，倒沒隔著什麼鴻溝，很容易互相轉換。非常反感紅幫與列寧的索翁對此會作何評價呢?在索翁描述的那個時代，他把自由主義者與左派看成一丘之貉，兩者都給斯託雷平的「偉大宏圖」搗亂。但是在索翁本人生活的時代早已不是這麼回事，在「紅幫」的高壓下索翁與薩哈羅夫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當年立憲民主黨人的後繼者)其實倒處於類似地位——他們都是勃列日涅夫「偉大宏圖」的「搗亂」者。到了索翁暮年及身後，卡拉-穆爾扎和「國家布爾什維克黨」這類紅黑一體的極權思潮倒是把斯託雷平和列寧給弄成了一回事。而此時的索翁卻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地與民主派過不去，就像當年立憲民主黨人老與維特過不去一樣，當年俄國因此走向了斯託雷平專制，今天俄國是不是在走向「斯託雷平-列寧」類型的專制呢?如果索翁喜歡斯託雷平卻非常反感列寧，那麼他會歡迎這樣的前景嗎?
總結：「紅黑結合」，還是「索翁與維特相濟」?
可見不僅文化保守主義不同於政治保守主義，就是政治保守主義也有個「保守」什麼的問題，「保守皇權」與「保守人權」並非同一「主義」，我們是否能夠超越所謂激進與保守，去尋求真實的價值?
回想當年，在「流血星期日」之後俄國先後試驗了兩種選擇：先是維特的憲政實驗，因為立憲民主黨人「太激進」而不予配合終告失敗;接著就是斯託雷平的鎮壓實驗，結果「黑幫」暴力引來了「紅幫」暴力，被扭曲的經濟改革也沒能挽救帝俄覆亡及隨後的大流血。如今有人還要在「紅與黑」中分高下，有人更主張「紅黑結合」，把斯託雷平的專制和史達林的專制結合到一塊，這難道符合索翁的願望和俄羅斯人的福祉?
其實索翁當年作為「不妥協反對派」，與其說是斯託雷平這樣的鎮壓者，毋寧說是1905年同為「不妥協反對派」的立憲民主黨人的衣缽傳人。索翁自視甚高而看不上那些所謂「西化」的知識分子，與當時杜馬中那些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看不上維特那樣「不徹底的貴族改革家」又有什麼不同?
然而正是這種互相看不起，導致了1905年憲政機會的喪失和此後俄國的無窮災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反思當年事，索翁與其苛責維特，毋寧反求諸己。而今人與其像卡拉-穆爾扎那樣追求「紅黑結合」，毋寧追求維特與立憲民主黨人（索翁本屬其同儔）的結合，在吸取當年教訓的基礎上，把握未來的機會，爭取憲政下雙贏的現代化轉型?有道是：
血濺廣場國本撼，
維相維新難維己。
庸君易馬亂投醫，
斯相摧民護社稷。
鐵腕改革謀崛起，
扶強抑弱滋物議。
大廈傾兮木難支，
人未亡而政已息。
豈知大林託雷平，
前斯後斯青藍繼!
幽靈徘徊「紅」「黑」際，
斯相而今復登基。
登基可奈國運何，
返照回光射太虛。
反思索翁與維特，
何時相濟不相敵。
雪壓北國三萬裡，
終有風光復月霽。
（相關簡介：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秦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限於篇幅，文章僅保留部分注釋，有需要全部注釋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
注釋
[1] 此名詞是立憲民主黨人羅季切夫在杜馬辯論的時候所創造的，據索忍尼辛說，事後羅季切夫後悔不已，懇請斯託雷平原諒他，後來又在杜馬講壇上當眾表示收回此話，但是潑水難收，這個名詞從此名留青史。見《紅輪》第一卷，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694頁。
[2] 黑幫（又譯黑色百人團）與紅幫（又譯紅色百人團）都不是正式的組織名稱，而是時人對一些極右與極左團體的貶義概稱。廣義可以指這兩類極端的政治組織，如既反自由主義也反社會主義的原教旨東正教保皇黨「俄羅斯人民聯盟」被稱為黑幫政黨，而社會革命黨最高綱領派（恐怖派）和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則被稱為紅幫政黨，但狹義的黑幫與紅幫則只指這兩類極端的暴力組織即紅黑雙方的所謂「戰鬥隊」。正如後來的德國納粹也有作為政黨的國社黨（納粹黨）和作為暴力組織的衝鋒隊（及後來的黨衛軍）之分一樣。當時以至今日都有人以其廣義否認狹義，為上述黨派被斥以暴力汙名而不平。但這廣義和狹義顯然是既有區別也有聯繫的。本文後文用此二詞主要指其狹義而言。
[3] 蘇聯解體後基輔國家檔案館公布了又一批斯託雷平遇刺案的相關資料，研究者分析這些材料後也得出了與索忍尼辛相似的事實判斷，雖然他們未必認同索翁那種強烈的價值傾向，見The Assassination of Pyotr Stolypin, 191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By Vladimir Danilenko, Director of the State Archive of the Kiev Oblast. http://www.eastview.com/docs/StolypinEngReview.pdf
[4] 俄羅斯另有一反普京的民主派活動家V. V. 卡拉-穆爾扎，兩人立場相反，不可混淆。
來源：共識網